王梆：体面——英国女作家笔下的阶级密码

✎导读

体面是阶级中最普遍存在的标记之一。出身、财产、肤色、种族、性向……都成了判断一个人是否体面的标准。生活在父权社会，饱受男性凝视(male gaze)的女性，则首当其中，成了阶级凝视的第一对象。女性全身上下，从外部形象到家庭生活，从一颦一笑到内心感受，皆成为“性别+阶级”这套双重凝视的核心。以至于当我们谈论女性写作时，会不自觉地发现，几乎没有多少女性作家能摆脱它对其作品的深厚影响。

体面

——英国女作家笔下的阶级密码

文 | 王梆

一

阶级，对女性来说，很多时候就像内裤和鞋子，是穿在身上的。比如简·奥斯汀笔下的女性，她们穿的是那种上等平纹细棉、精纺丝绸，或薄纤麻纱缝制的灯笼内裤，轻盈、雪白、做工精致，腰带和裤脚上还点缀着手工花边。奥斯汀就格外喜欢平纹细棉，1811年春天，她旅居伦敦，就忍不住一口气买了10英码（相当于10米），尽管它的价格并不便宜，要7先令一英码（见奥斯汀给卡珊德拉的家信，1811年4月18日）。今天英格兰古董市场上那些叫价不菲的赛璐珞洋娃娃，层层叠叠的裙摆底下，必定也缝着这么一条灯笼内裤，就像公主的床垫底下，必定躺着一颗豌豆一样。那是工业革命带给摄政王朝中上层女性的礼物，以赦免此前几百年甚至更久，沉重和坚硬的绫罗锦缎给皮肤带来的不适感。

然而彼时的女仆，或每天14个小时在织机旁作业的女工们，却并不一定也能获得此项赦免。因为工资低下（低等女仆的年薪只有40先令，工厂女工的工资稍微高些，但也不过只有7先令一周），她们长年累月穿着那种面粉袋改造的内裤——摄政王朝也好，维多利亚时代也好，甚至直到二战前，她们之中最贫困的那个群体，依然穿着面粉袋改造的内裤。英语民间诗歌里，至今还流传着一首20世纪30年代的匿名诗，它这样写道：

我们没有考究的内衣裤

没有刺绣的字母拼图，也没有精致的针脚

我们周日穿的也和平时一样

既无蕾丝也没有褶边

只有“骑手牌燕麦”印在裤裆后面

一条足以打死所有的内裤

鞋子的故事也是一样的。奥斯汀小说的女主角们，大多穿着丝缎缝制的平底鞋，为的是方便跳舞，就像《诺桑觉寺》里凯瑟琳在巴斯上流社会出入的公共舞厅里穿的那种样式——芭蕾舞女鞋基本款，多为黑色、粉红、浅蓝或薰衣草色，设计朴实，鞋底柔软，强调护脚功能，比奥斯汀出生前流行的那种巴洛克或洛可可式的绣花高跟女鞋不知舒适多少倍。这得感谢摄政时代伴随着社会风气开放而涌现的商场、茶室和公共舞厅，让芭蕾舞女鞋得以应运而生。然而，除了中产阶级女性，谁也穿不起这种平底鞋，因为它们多是由丝缎、细棉和幼山羊皮缝制的，出了名地易损，几场细雨就足以将鞋底浸透到开裂。尽管如此，奥斯汀却不会提及它们破损之后的样子，因为这不是她笔下的女主角们会留意的问题。

简·奥斯汀画像

只有底层女性，比如女仆、纺织工和挤奶工，才会像凝视着母牛的眼睛那样，凝视着自己那双破旧的鞋子。工业革命对女工们的最大恩惠之一，是令一种用铁圈加固的木屐（英文叫“Patten”），意外地，成了廉价的户外时尚——感谢遍地开花的炼铁业。木板鞋底，加一个被支高的、耐磨的椭圆铁圈，看起来像中世纪某种专事对付女巫的刑具，鞋的主人却总算得以从街上的淤泥和污秽物中解放出来，也算是一项革命性的发明。遗憾的是，走动时，这种木屐会发出巨大的、令人难堪的声音，尤其当踩踏在石板上时，好比穿了铁马掌的马队入室，为此，英格兰的教堂曾一度将它列作违禁品。

奥斯汀不曾描写过破损的芭蕾舞鞋，却花了一个小段落，描写这种木屐发出的声音。可记得《劝导》里，罗素夫人（Lady Russell）冒雨冲进巴斯的画面？罗素夫人从老石桥一路暴走，直抵卡姆登广场，在呼啸而过的马车旁狂奔。19世纪初的巴斯老街，到处充满了轰隆的货车和铁车轮的碾压声，以及报童、糕饼工和送奶工的喧哗——即使如此，却依然盖不住那可怕的木屐声。奥斯汀用“没完没了”来形容这片来自底层社会的声响，并借罗素夫人的心里话“但她一句也未曾埋怨”，仿佛便与这片声响达成了和解。

二

舒适的内衣和鞋子，就像硌皮的内衣和鞋子一样，穿久了，很容易变成人的第二层皮肤——尤其对女性作家而言。女性那种因长期被凝视而被迫习得的，对自身身体和感官近乎苛刻的关注，令她们或许更难以脱离这层皮肤。

而阶级，在这个质化过程中，早已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逐渐变成了某种紧贴在这层皮肤之上，兀自生长的有机物。它和女性的身体如此亲近，黏附在皮肤之上的时间是如此漫长，以至于当我们谈论女性写作时，会不自觉地发现，几乎没有多少女性作家能摆脱它对其作品的深厚影响。

拿奥斯汀的作品为例，奥斯汀出身于乡绅阶层。乡绅阶层女性的情感与婚姻生活，比如《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班纳特式的内心挣扎，便成了她所有作品的凝聚点。

电影《傲慢与偏见》剧照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乡绅们大多聚集在英格兰大大小小的庄园里，他们世代视劳动阶层为奴，视工作为役，因此自觉不能为奴作役，为稻粱谋，他们之中，一旦有人为稻粱谋，就会被其他乡绅排斥，并带来令人蒙羞的阶层降级。不能工作，乡绅们只能靠出租世袭的土地为生。他们的地产，也叫“fortunes”（家产），通常租给佃农耕种，佃农们缴纳的租金，外加一小部分金融债券之所得，即是乡绅们的年收入。

乡绅们的年收入，通常是家产的5%，家产越大，年收入就越高。比如在《傲慢与偏见》中，家产20万英镑的乡绅费茨威廉·达西，其年收入即是1万英镑左右；而班纳特先生的家产是40000英镑，其年收入则是2000英镑。奥斯汀作品中每一个适婚青年，不论男女，都对别人的家产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灵敏有如寻血猎犬的嗅觉，为什么呢？

拿班纳特先生为例，他一年2000英镑的收入，比起一个佃农或工人15英镑的年薪，简直可以说是豪阔了，但他家里有六个人要供养，每位家眷的吃穿用度，都有一套上流社会的标尺。每一件内衣，每一双鞋子，都必须拥有与其身份相配的质地和品相。这套近乎自虐的阶级规范，一旦与支撑它的经济基础发生冲突时，除了婚姻，基本上就很难找到其他守住阶级门槛的捷径了。一个入不敷出，即将被甩出其阶层舒适区的乡绅男，必须得娶一位家产阔绰的乡绅女——但话说回来，班纳特先生若实在不愿意娶，还是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的。开煤矿、开银行、经营个纱厂……万一发达，有朝一日，他说不定还可以赚回他的乡绅地位。而同样境地，乡绅女的选择却小得太多了，几乎整个时代，都找不到一根支撑她们独立生活的柱子。一个落魄的乡绅女，要想在自身阶层的舒适圈里，在精致的内衣和鞋袜里，在熟悉的第二层皮肤里继续生活下去，除了嫁人，只能嫁人，所以奥斯汀作品中那种斤斤计算，那种残酷的门当户对，便由来如此。

电影《爱玛》剧照

吊诡的是，奥斯汀本人也是这种社会阶层（social strata）极化的受害者，一个敢作敢为，不爱就不婚的“老姑娘”，也曾不断借助自己的才华和作品，讽刺上流社会对阶层极化的着魔，然而，她却始终不敢让自己的女主角像简·爱那样去工作，为什么呢？《爱玛》里费尔法克斯夫人的内心顾虑，或许能为这个问题指出一个答案：“她不敢想象家庭教师如何活下去，仅靠一份如此微不足道的年薪。”

然而事实是，当时很多女性都靠工作活下来了，只不过她们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她们是工厂的女工，以及奥斯汀家里的家庭女教师、女厨和女仆。而奥斯汀却不敢，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不能不说是“阶级”在一个大作家身上烙下的终身局限。

三

20世纪初叶，少数中上阶层出身的女作家， 意识到阶级给她们的作品带来的局限，于是开始尝试走出舒适圈，其中也包括放下身段，亲自到夜校给女工上课的伍尔芙。然而阶级的影响力是如此顽固，一如奥威尔所言：“阶级和我们的关系是如此私密，与我们的品位、习惯和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以至于舍弃我们的阶级属性，就等于舍弃我们的一部分自我。”（《通往威根码头》）

弗吉尼亚•伍尔芙

1904年伍尔芙父亲去世，伍尔芙离开自幼成长的肯辛顿大宅，搬到了姐姐凡妮莎和哥哥艾德里安坐落在伦敦戈登广场的布鲁姆斯伯里公寓。在那里，一群20世纪初叶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正不遗余力地向旧时代告别。他们撕掉了那种色泽暗淡的旧式墙纸，在壁炉两旁勾画出男性和女性的裸体，在房间正中设起了佛像，还用极具挑衅性的电光蓝和金橘黄，外加康定斯基式的几何图形，盖掉了老式榉木门的赭石漆……一句话，他们要将整栋公寓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中连根拔起，变成伦敦文化界独一无二的先锋荟萃之地。吊诡的是，有一样旧事物，他们却没有毅然去除，那就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居家必备品——仆人。

英国上流社会宅邸，分上下两个世界：以大理石阶梯为中心，一路向上，通向主人的世界；以窄梯和暗道为中心，一路向下，通向仆人的世界。两个世界近在咫尺，却又泾渭分明，以至于伍尔芙几乎从不写那个向下的世界——除了在《海浪》里，借伯纳德之口，感叹了那么一句：“那个在窗前写作的女人，之所以有余暇写作，是因为她的仆人正在楼下干活吧！”

对此，伍尔芙自己的解释是，她没当过仆人和女工，无法进入那个世界，不了解底层女性，自然无法书写她们的生活。伍尔芙确实不太了解底层女性，在其著名的反战著作《三个基尼》中，她幼稚地向全社会建议：“如果工人阶层女性一致拒绝生产军需品，那么战争就不会这么容易一炮打响了！”

但其实伍尔芙是有机会了解底层女性的。当代英国女历史学者艾莉森·莱特写了一本书《伍尔芙和她的仆人们》，揭示了自幼年时代起，伍尔芙成长、生活的私密空间。那是一个奇特的空间，它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双面镜，一面照向伍尔芙自己，另一面照向十几位在她家里寄人篱下，每天洗刷、做饭、采购，工作长达12小时以上的底层女性。如果不是伍尔芙，而是一位无心无肺的富家小姐，艾莉森·莱特恐怕会在写下那本学术著作时略有迟疑。但伍尔芙不一样，她是如此敏感，如此才华出众，如此通灵；在论及女性主义运动时，她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初的舵手之一。这样一个行走在浪尖上的灵魂，怎会对同一个屋檐下的同类，如此无知无觉呢？

伍尔夫在蒙克屋的写字桌

在《伍尔芙和她的仆人们》一书里，清晰地展示着一些旧照片，其中就有苏菲。照片上的她，笑容甜美，身体健壮，圆敦有力。她刚到伍尔芙家当厨时，还是一个少女，而伍尔芙也只有4岁。1895年，伍尔芙母亲得风寒去世，留下深受刺激、情绪起伏不定的伍尔芙，也是她，这个朴实的下等女人“责无旁贷地，担任起了母亲的角色”（艾莉森·莱特语），悉心地照顾年仅13岁的小主人。苏菲在伍尔芙家里一干28年，又在其亲戚家里干了几年，直到1931年才退休。伍尔芙付给她的退休金是10英镑，彼时英国工薪阶层女性的平均年薪是145英镑——对，你没看错，这和那位在夜校里给女工上课，并主张为全英女性加薪的妇女参展论者，以及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高呼“女性年薪500英镑”的大作家，都是同一个人。

接下来是洛蒂·霍普，她是伦敦白教堂区济慈院的一名弃儿，白教堂是狄更斯笔下一条阴暗破败、罪恶丛生的老街，能从那条街里爬出来的，貌似不是蛆虫，就是冤魂。但洛蒂十分幸运，她被一个女仆培训机构收养，稍微长大一点后，便被遣送到了伍尔芙家里。“和其他仆人不一样，她非常开朗，还会给自己涂口红，一边举着汤锅，一边跳舞。”艾莉森·莱特在她的书中描述道。

晚年，洛蒂和一个叫内莉的老女人住在一起，互相搀扶照顾，她们不是拉拉，只是一对无人问津的老姐妹。洛蒂身无分文，病入膏肓，糊涂到经常把煤块夹进浴缸，多亏了内莉不离不弃，日夜陪伴。

然而伍尔芙却曾视内莉为噩梦。内莉本是伍尔芙的厨娘，为伍尔芙夫妇烹调做菜18年，而伍尔芙却连她的名字也常拼错。她第一次到主人家见工时，伍尔芙已经历过一次极其严重的精神崩溃，和一个情绪比英格兰的天气还要变幻莫测的女主人相处，其难度可想而知。内莉的工资不高，好在不用穿女仆服，也不用在主人吃饭时，站在餐桌旁侍候，伍尔芙也会不时给仆人们买些奢侈品，比如自行车、无线电收音机之类。内莉性格安静、羞怯，却依然难以避免地，陷入了“主仆”关系的可憎深渊。伍尔芙在给其姐姐的信中，也多次抱怨这段关系，终于在1934年，“忍无可忍地”炒掉了内莉。这些孤单、贫苦、无婚无孩、寄人篱下的女人，她们都有可能是伍尔芙笔下的“莎士比亚的妹妹”。遗憾的是，她们都只成了伍尔芙的仆人。

伍尔芙出生在伦敦上流社区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中上层家庭，其父拥有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是《康尔希杂志》（The Cornhill Magazine）的创始人，汤姆·斯哈迪、亨利·詹姆斯等19世纪的文学大咖，都曾是该杂志的撰稿人。这位父亲博学多才，却也相当霸道，是家长制的拥趸和保守的父权主义者，坚信只有男孩才有资格去上学，因此不管伍尔芙多么聪慧，始终未能获得任何学位。伍尔芙将自身悲剧归结为“女性的悲剧”，并反复追问，为什么伊丽莎白一世没有女诗人？为此，伍尔芙将自己的一生活成了反抗父权的一生。但有一点，也许是出于与生俱来的优渥，以及这种优渥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实惠，也许是出于对“体面”的维护，伍尔芙似乎始终不太敢于面对，即“阶级或许也是父权主义的产物”这个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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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文刊载于《花城》2023年第3期，责编杜小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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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梆，出版有电影文集《映城志》，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电影剧作《梦笼》获2011年纽约NYIFF独立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作品曾发表于《天南》《中华文学选刊》《芙蓉》《香港文学》《长江文艺》等杂志，入选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美国“文字无边界”文学网站，2016年秋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故事新编”中国当代艺术展。非虚构系列《英国观察》入选《收获》2018年排行榜专家榜第六位，入围2019年青年文学奖。

原标题：《王梆：体面——英国女作家笔下的阶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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