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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 | 除了智慧，没有幸福可言

2023-07-05 16: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除了智慧，没有幸福可言。

我独自一人生活了有十多年了，是我曾经拥有的最丰盈的生活。”

——杜拉斯

▲ 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过去常想人与人之间教育的差异，气候的差异，地理上的差异，年轻人和成人们。我想象生在印度支那和生在佛兰德斯的区别，出生在一个受过不公正的待遇、远离精神的土著学校女教师的家庭，和出生在一个富有却没心没肺、只想着他的钱财的男人家中的区别。我相信这些差别，除了这些差别我从来没想过别的。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了。

对接踵而来的一代代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好推荐的了，除了纯粹的智力，既没有时代的结构又没有形势的支持。什么也不能填满他们的心灵，精神不能，政治也不能，于是他们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他们选择了经济和社会的浪漫悲观主义，要么是体育，要么是一种毫无天分可言、引起丑闻巷议的文学。但智力，他们回避的倒是更多。这是可怕的、烧毁的大陆，那儿什么也没有，人们并不知道。这里没有什么派得上用场。没有什么是值得去学，值得一看的。所有的前因后果都消隐了。所有的相互关系。我们要么聪明到接近不可思议，要么就不是聪明。

我认为当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位苍老的妇人了。我读《圣经》、马克思，还读一点克尔凯郭尔、帕斯卡、斯宾诺莎，但不读黑格尔，也不读萨特。我就在那儿，很自觉地，我想学习，我相信我们可以学习，我用了诸如经验、生活之类的词语。我相信可以从比我们年长的人，从自然界，从我们认识的事物、我们阅读的书中学习。

就是看《圣经》的时候我不再学习了。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了。我们阅读一本书，我们就成了那本书，没有和写书的作者这个主体有什么联系。你看《劳儿之劫》，你就成了劳儿·V.斯泰因，你成了她，却和我毫不相干。我在其间什么也不是，彻底结束了。是我创作了它。名字将继续存在，这就是一切。我将为这种无名去死，为作者死去。我为写作而死。写作并不能帮助我多活一秒钟。有助于存在的就是此时此刻，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没有任何别的概念。没有很近的、即刻的计划。即使过了一百年，《劳儿之劫》依然是一部古典作品，这与我毫不相干。人们认为“在身后留下什么东西”会有助于个人的永恒，这真是不可思议。真切、可怕的需要就是过日子。是全人类的绝望。绝望有它的“理由”。如果生是死的起源，那么逃避死亡又有何益？人们编造了众神、诗歌和自杀，这真是可憎。但知道这一切都是些陷阱，人们可以活得更好。

要是到了2050年人们还在看《劳儿之劫》，我会死得更安心。唯一反对死亡的药方就是自杀。

▲ 童年时期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问题——我曾经说过，我还要重提——就是如何填满生命的时间。最好是去填满它而不是不去填满它，因为忙碌中，有时会在这些迷人的时刻，人们忘记了死亡，忘记有限，忘记逝水流年。生活使生命无限。怎样才能说服自己？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再做我现在所做的事：写作。最好就是无为。要是我们真能换点别的干干，比如无所事事，也许最好就是无所事事。但不要相信人们的所作所为会对死期大限有什么影响。死亡的观念在整个的一生，牛、马、人、傻瓜、天才身上都时刻存在，对无法永恒，注定要韶华逝尽的绝对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畏惧死亡呢？现在的时尚就是否认死亡。去反对人类原先接受的死亡教育。不——死。

在广岛的残疾人中有那么一个人，他无法入睡，两年来他没睡过觉，他因无法入睡最终死去，但两年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算是一个人了，他看着前来看望他的儿女却一点也认不出他们了。他的心脏一直跳动着，时不时地他睁开眼睛看一看。他一点也不能动了。他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他胖了许多，他成了一堆只有眼皮还会间歇跳动的肉冻。大家知道眼皮这样子跳是睡不着觉的。在广岛所有的惨剧中我最经常想起的就是这一桩。这位两年都睡不着觉的男子。只有广岛才有这样的事存在。它是无法解释的。我从来没能去解释这一折磨。

女人身上有一种真正的野性，男人都是思想家的牺牲品，他们处在一种复制的状态，习得的态度，对性的态度，对知识，对社会，等等。现在女人去森林，她们要比男人自由得多。

男人们就像1910年时的女人一样娘娘腔，而我们，女人们就像1981年的女人一样女性。男人在沿袭，女人则在开拓。所有男人给出的论据都是学来的，而女人给出的却是她们创造出来的。

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不可能争吵。男人们都倦怠了，他们都有一点儿病态，有点儿自戕倾向，他们没有真正的好奇心，他们有一种负罪感。未来是女性的。我这样说的时候有点悲伤，因为我很希望未来是属于两性的，但我认为它是女性的。男人都病了，缺乏阳刚之气，还有，还有。

我爱男人，我只喜欢这个。

▲ 铅笔裙和双色无带浅口皮鞋：20世纪40年代初期，玛格丽特就是时尚的标杆

应该结束对表达方式的成见。要是想展示一个场景，同样也可以展示它是怎么拍成的，摄影机是怎样拍摄这一场景的。摄影机拍出来的场景同样是电影。给公众展示电影是如何拍摄的，这也属于电影。不让摄影机露面，不把准备阶段的东西展示出来，就和不把金钱、不把电影运转的金钱列车展露出来是一样的。在电影市场和石油、小麦、黄金、武器市场之间，有一种完全的等同。我让摄影机露面。我向大家展示一部电影是怎样拍摄的。人们说这里牵扯到了让电影消亡的动机，而我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这样的企图。

常常在电影拍到一半，我对它没有信心了，于是我放弃了，我无法抵挡这种被我称作“谋杀”的诱惑。我想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对我无比憎恶。我只爱自己的电影。我认为那些花几亿去拍片的电影工作者不能在影片上署自己的名字。而我肯定能在我所有的电影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就像我给自己的书署名一样。要是有什么东西是署上我的名字的，那就是我的工作。

导演、电影制作者在我看来都属于无产阶级，是体力劳动者，是穷人。他们都处于被异化的境地。真正的自由就是这一理想，做自己想做的，相信自己可以无视命运。

有些人觉得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回答、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看，他们就在那儿，活着，但是，没有其他的理由，只是把心脏关在胸膛的牢笼里，关在一个根据令人赞叹的共有参照分布的神经系统里。我完全允许他们这样，但他们不应该做美国电影的翻版，没有这个必要。我有一种感觉，有很多精力是用在使人们保持一成不变上的，为了让芸芸众生按着老样子，就是众口一词，在那里，已经不需要人口统计学的数据了。

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可悲的、疯狂的企图：希望自己和所有人都一样，这种认同从爱你，爱到要死，进而到爱每一个人，想要为爱你而死，又想自己和那些永远都不会爱你的人一样。人们想在爱中消亡，爱情是自我的终结，人们想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也就是死于同一种爱情，也就是去找回这种不可能的、不被大家理解并接受的认同，对乱伦的认同。我对这一作为开始的方程式深信不疑，它是针对所有人的。

虚无，就是无限。这完全是平行的，是同一个词语。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虚无，是无限，在必须生活而日子又过不下去的时候，人们给虚无找了权宜之计。并不因为上帝不存在，人们就得自杀。因为“上帝不存在”这一说法没有任何意义。什么都无法替代上帝的不存在。他的缺席是无法替代的、美妙的、本质的、天才的。让我们处于快乐之中，由“上帝”这个词引起的快乐的绝望之中。

▲ “女文人”，玛格丽特 · 杜拉斯的护照上是这样写的。作家1955年在书桌前创作。

这很难让人苟同，但我认为这也是明摆着的。《卡车》中的女人，她就是日复一日地生活在没有上帝的快乐之中，没有计划，没有任何参照，总是乐于去看，去看白天、黑夜，去遇上卡车司机和法共和法国总工会的肮脏的家伙。

快乐的绝望并不是活下去的理由，而是不自戕的理由——自戕是天真的，是精神的懦弱。生命在那里，在每个人身上，它是给予的，尽管简单却奇妙，为什么拒绝这难以解决的挑战。拒绝生命就是信命。我们无法走出去，生活就是劫后余生，不可能有另一种生活方式。自杀是愚蠢的，在否定的时候却给了生命某种意义，什么都没有，除了生命。所有人都有逃离生命、自杀的方式，但所有的民主都有它的天真、贫乏之处，甚至现在的这个民主。生活没有别的答案，除了活下去。

孩子们的笑，他们的快乐，他们的疯笑，似乎这才是生活唯一的、真正的需要。

一切的一切，最天真的应该是萨特。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思想都是泛滥的。就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对我来说还是完全真实的。我们只应该一板一眼地描写现实：晚上九点，六月末，炎热，越过高高的篱笆是夜晚昏黄的光线。我记下了这些荒诞。

对政治的失望，我从没有从中恢复过来。从来没有。就是越过了这份天真我成了一名作家。对萨特和其他人来说，光有战斗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走上讲台。传播思想，那里才是最合适的，因为人们都渴望听到理由。这便是天真的所在。幸福，就是对无法满足的认知，认识到我们都处于无法满足的境地，同时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是个伪命题。进行法国大革命、唤起大众或许是必要的，但说不准这根本就是天真。说不准这一假说，它给机制，给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危害最大。要是马克思主义完了，就是因为这种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到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形成的思想和命运，也就是人民的幸福这一概念。所有人的幸福向来不能带来个人的幸福，而个人的幸福同样无法带来所有人的幸福。幸福的概念是个人的、个体的、个人主义的，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从全社会的角度去实现。社会不能决定幸福。要是我的幸福是去偷、去杀人，社会是不会赋予我这份幸福的。最根本的愚蠢就在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解读中。

▲ 玛格丽特和儿子“乌塔”在圣伯努瓦街的寓所里（1948年）。她非常爱他，把他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不停地亲吻他。

可悲的是幸福是属于个人范畴的，它不是社会所给予的。幸福现在成了一个倒退的概念，是一种社会学的愚蠢，但这也许是本质的。

我呢，给我的存在以新鲜感的——我希望它只在我死后才停止——就是人们创造了上帝，还有音乐，还有写作。绝不是十字军东征、马克思或是大革命，毋宁说它是所有波德莱尔的诗歌，一首兰波的诗，所有贝多芬、莫扎特、巴赫，还有我自己。我想大革命给人类、给人类的思想史都带来了危害。我想这就是我曾经信仰并加入多年的主义，这是深邃的愚蠢——从严肃意义上而言——就像人们所谓的深邃的智力。现在我们千方百计要摆脱的还是，总是这种主义，它让人不再自由地去感受新鲜事物，即兴的东西，去聆听女人的、孩子的、疯子的声音，等等。一切都被僵化了、固定了。这就是病。

除了智慧，没有幸福可言。我认为像卢梭、蒙田、狄德罗这样的人企及了幸福。

我谈母爱谈得很多，那是因为它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无条件的爱。它永远不会停止，是所有艰难岁月的港湾。对此毫无办法，这是一场灾难，世界上唯一的，美妙的。

我独自一人生活了有十多年了，是我曾经拥有的最丰盈的生活。

《杜拉斯传：我的生活并不存在》

[法] 劳拉·阿德莱尔著

袁筱一译

大方 | 楚尘文化

2022年03月

定价：168.00元

推荐理由：

该书作者劳拉·阿德莱尔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交往12年之久，期间采访了许多与杜拉斯生活相关的人物，包括她儿时的邻居和当地政府，因此掌握大量私密信件、照片和手稿。她以详尽的采访、冷峻的叙述和严谨的解读，直面杜拉斯生命中的真实和谎言——书中的真实远比作者本人所经历的一切更加真实。

《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