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组织《科学》专刊的教授：国内只认“第一单位”阻碍交叉合作

张国捷查看黑猩猩标本。受访者供图

13年前，博士毕业不久的张国捷胡子拉碴、风尘仆仆地满世界跑，只为了发起万种鸟类基因组计划，“游说”科研团队跟他合作。

他平时话不多，并不是典型的“社牛”，却总喜欢将国内外科学家聚到一起“搞事业”。

从申请第一笔项目经费失败，直至2014年收到《科学》编辑部邀约，以专刊形式一次性发表8篇关于鸟类生命演化谱系及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论文，张国捷花了4年时间。

而今年6月，已是浙江大学生命演化研究中心教授的张国捷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东东主动出击，再次向《科学》编辑部“要”来了一本研究专刊，一次性发表了8篇论文。同时，另有3篇论文发表于《科学进展》《自然-生态与演化》。

这次，他们共同发起的是一项灵长类基因组计划，同时组建了国际灵长类研究联盟。2018年至今，合作团队共分析了14科38属共50种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组数据，涵盖了灵长类动物主要类群。

“我们的视野所及，决定了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而我们所产生的数据规模和挖掘数据的能力，决定了人类视野的边界。”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说。

两次组织《科学》专刊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要发起灵长类基因组计划，组建国际灵长类研究联盟？

张国捷：这个项目是2018年我和吴东东一起发起的，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该所一直把灵长类基因组研究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我们的基因组既含有人类演化过程中产生的独特变异，也保留了灵长类漫长演化过程中塑造而成的遗传背景。通过比较基因组，不仅能够回答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物种的起源，而且可以详细刻画我们身上每个基因、每个碱基的演化过程和变异模式，从而为理解人类创新性状和疾病发生的机制提供重要借鉴。

虽然国内外有不少团队在做灵长类演化研究，但始终缺乏更大尺度的比较分析。尤其在国内，灵长类物种资源不丰富，大量样本分布在非洲、南美，有些物种非常罕见。因此，我们需要组建国际联盟合作产出和共享这些基础数据资源。

《中国科学报》：《科学》为什么会推出专刊？团队经历了怎样的投稿过程？

张国捷：围绕重大科研主题出版专刊，是《科学》《自然》这些杂志的传统。这些主题往往需要通过多学科交叉展开研究。

专刊有两种组织途径。一种是由期刊编辑部发起，他们经常会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寻找、追踪这类主题。2014年鸟类项目专刊，就是编辑找的我们。还有一种像这次一样，是研究团队在完成项目分析工作之后，主动联系《科学》编辑部。我们这次一共送审了12篇论文，最终接收了8篇。整个过程历时一年多。

《中国科学报》：2010年发起万种鸟类基因组计划之初申请项目经费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次发起国际合作项目得到的支持足够吗？

张国捷：现阶段，这类课题的主要科研经费来源以各个团队独立申请为主，比较松散，缺乏国家层面有组织、有规划的项目运作。

其实，目前在国际上有不少大型基因组计划，都是由各国官方层面推动的。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收集物种基因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像一个矿藏，谁先产生了大量数据，谁就有挖掘这些数据的优先权和主导权。

对不同学科重要性排序没意义

《中国科学报》：在数据驱动的研究大势下，是数据优先还是问题优先？

张国捷：一个好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一定是从演化生物学的问题或者假说出发的。现在基因组学科领域的数据产出能力很强，但挖掘数据的效率和能力有待提高，关键因素在于能否在研究伊始就清晰地知道项目要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这要靠研究人员不断积累多学科知识，知道从哪里寻找问题、采集什么样的新数据，并且能够在问题和数据之间建立关联。

《中国科学报》：现在有观点认为，分子生物学是绝对强势的学科，而传统的古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在基因组时代越来越边缘化，你怎么看待这种学科间的“竞争”？

张国捷：你说的竞争多是在争取资源分配时产生的。如果系统完整地看待任何一个生物学现象，分子生物学所带来的机制发现和演化生物学探讨现象出现的历史过程同等重要。

这次专刊中有一项由西北大学教授齐晓光团队主导的非常亮眼的工作。研究团队通过比较基因组学、化石证据，并结合古气候地理还有细胞生物学实验的验证等，解决了“亚洲叶猴为什么具有家庭、家族、氏族等不同组织层次的重层社会”这个核心问题。完成这样一项出色的交叉学科研究，离不开各个学科的同步协作。可见，对不同学科重要性进行排序没有意义。

国内缺乏演化生物学视角

《中国科学报》：一年前，你在采访中提到国际上非常重视演化生物学研究，但在国内，相关研究并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重视度。现在，你觉得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吗？

张国捷：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发生质的改变。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主要强调应用，尤其在医学领域，人们更关注研究能否解决人类健康问题，能否发现新的疾病治疗方法或药物。

但我们要思考生物学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关心的生命体是仅仅只有人类还是整个生命世界？

事实上，当我们只局限于研究人类时，会发现很多问题无从入手。与其他物种的比较，是我们理解人类独特性的重要路径。

国际上许多出色的分子生物学家，包括许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都很擅长利用演化视角理解研究现象，这既是基础视角，也是综合视角。这是国内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需要看齐的。

《中国科学报》：国内缺乏演化生物学视角的原因是什么？

张国捷：国外大学的生物学和医学课程体系中基本都会设置演化生物学课程，并将其作为本科生基础必修课，而目前多数国内大学还没有这样的教学设计。

从学科分类来讲，演化生物学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生物学的研究方向。但在国内该学科很零散，比较小众。

另外，国内该学科还是以研究对象的类群细分的，这造成了不必要的学科壁垒。事实上，不管是哪种生物，其发育和演化过程都遵循一些相同的基本规律，这可以通过研究不同类群生物来探讨。

《中国科学报》：演化生物学涵盖的学科如此之广，你是如何训练构建完整知识体系的？对于想要从事相关研究的年轻人，你有哪些建议？

张国捷：我小时候感兴趣的不是生物学而是天文学，本科的时候甚至想过要不要换专业。后来读研究生，接触到了演化生物学的知识，发现生物学其实是很有魅力、很有逻辑的学科。

初入生物学领域的同学往往会有个误解，觉得这个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什么规律，因为不同物种之间差异太大了。这其实是因为缺乏演化的视角，不知道怎么把所有生物的各种现象联系起来。而在生物学中，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通用规则，就是自然选择规律。

课程之外，我建议生物学或者医学院的同学多看一些与演化生物学相关的科普书，这有助他们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则，帮助建立生命体系的思维模式，即在面对任何生物学现象时，都要考虑它为什么会发生和如何发生这两个维度的问题。

只认“第一单位”阻碍交叉合作

《中国科学报》：你在博士阶段就开始酝酿万种鸟类基因组计划并在毕业后正式发起国际合作项目。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为何能说服那么多国际合作者加入？

张国捷：首先，科学研究是平等的，我们要有勇于参与国际重要科学话题的讨论和竞争的意识。

其实，从事这个工作，必然要接触各类同行，平等的交流与合作应该是常态，并不需要特别的勇气。真正需要勇气的是，是否愿意使数据和成果尽早实现共享，推动整个领域不同研究方向的人共同挖掘。这也是达成合作最重要的基石。

通过特定实验设计产生的数据，很多情况下会对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有用。数据产生后通常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数据仅留给自己的团队挖掘；还有一种是共享数据，鼓励其他人从不同角度分析。后者不仅可以促进整个学科领域其他研究方向的发展，而且通过交叉合作，最终能促进自己所在领域的发展。从国家层面来看，这能保证国家科研经费支持下产生的数据被最大化地利用，让更多科研人员受益。

科研协作找到对的合作者至关重要，我们一般有两种途径找到对的合作者。一种是预期这些数据能在哪些学科方向，或科学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对特定的问题我们会主动找相关领域有互补能力的团队合作；另一种是参加国际会议介绍相关项目，鼓励其他领域的科研人员参加项目。

《中国科学报》：年轻科研人员该如何提高自己在项目设计、组织运作方面的能力？哪些素质和条件是最重要的？

张国捷：从项目设计来看，全局观很重要，要能清晰地了解整个领域中有哪些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如果一些项目开展需要学科交叉，那么要知道哪些研究团队对项目有帮助。这需要对相关研究领域有深入的理解。

在组织运作上需要有足够的自信，凭借专业能力获得其他合作者的信任。同时，无论是作为负责人还是参与者，都要用平等的心态跟同行对话。

另外，我认为合作的一个要诀是向对方表明交叉互利的态度。在能够满足双方自身研究需求的同时，最好能够共同回答无法单独回答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国内科研界在参与或者发起国际合作项目时，存在哪些不足或者阻碍？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张国捷：首先，国内部分学科建设仍有不足。国际上演化生物学研究的内容覆盖很广，因此很容易找到互补的合作团队。近几年国内这一领域发展很快，但相对来讲互补团队还是比较稀缺。

其次，虽然我国在基因组学技术上有很大优势，但在提出一个新概念、系统运作一个综合项目等方面的能力比较薄弱。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国内评价体系对于第一作者单位的执着，阻碍了不同课题组之间的合作。这种环境很难鼓励交叉合作，同时导致很多人不会共享数据和知识，一切以我为主。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很多科研样品永远存放在某个课题组的冰箱里、数据困在某台电脑里，其他人想用，只能重新收集样品或者数据，这极大地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

（原标题为《两次组织《科学》专刊，浙大教授张国捷认为：只认“第一单位”阻碍交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