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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危急时刻改变重文轻武的国策了吗？

2023-07-06 12: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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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南宋，积贫积弱似乎是世人对其的一贯印象，但在这个政权走向衰亡的最终阶段，却爆发出了令人咋舌的战斗力。公元1259年，钓鱼城下蒙古军帐之中，大汗蒙哥带着不甘永远闭上了双眼。

这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背后，宋蒙两国究竟展开了如何惨烈的搏杀？十年之后，宋蒙两国再度围绕襄阳、樊城两座要塞展开全面的争夺。忽必烈为何放弃蒙古帝国执行了数十年的战略大迂回政策，选择强行攻坚？南宋为了坚守前线的两座要塞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这一切似乎都与一个名为吕文德的南宋将领有关。

吕氏将门

吕文德及吕氏军事集团的诞生

吕文德，字景修，出生于南宋淮南西路安丰军霍丘县（今安徽霍邱）。据1959年出土于苏州的吕师孟墓志铭记载，吕文德之父名曰吕深。吕文德虽然自称出身宋代名门东莱吕氏，是宋初宰相吕蒙正的后裔，但从其生平来看，即便此事属实，他这一支恐怕也早已没落。因此，关于吕文德从军前的职业，一说是樵夫，如《宋季三朝政要》记载：“文德，安丰人，魁梧勇悍，尝鬻薪城中。” 也有一说是土豪，如《古今纪要逸编》一书说：“文德起土豪。”总之，此时的吕文德都是一介平民。

《吕师孟墓志铭》拓本。来源/《文物》1959年第11期

关于吕文德从军的年份，一说是宋宁宗嘉定末年，赵葵在淮西安抚参议官任上时；一说是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赵葵在淮东制置使任上时。但至嘉熙元年（1237）时，吕文德已被擢为池州都统制却是不争的事实。此时长达四十多年的宋蒙战争已然全面爆发，吕文德长期活跃于抗蒙前线，逐渐崭露头角。嘉熙元年（1237），吕文德以池州都统制率军援安丰，与杜杲守城力战，蒙军乃退。次年，其和杜庶（杜杲子）、聂斌等率精锐在要害处设伏击蒙军，捷报频传。

连战连捷，令吕文德一路官运亨通。淳祐元年（1241）三月，吕文德被任命为庐州知州。淳祐三年（1243）二月，吕文德被提拔为福州观察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总领两淮出战军马，兼知蕲州，捍御边陲。淳祐四年（1244）五月，蒙古围攻寿春府，吕文德率兵成功解围，宋廷赐他缗钱百万以犒师；六月，宋廷任命吕文德为淮西招抚使，兼知濠州，节制濠、安丰、寿、亳四州军队。淳祐五年（1245）春，大量蒙古兵围攻五河口，吕文德迎战不利，乃焚毁堡寨，撤退到濠州固守。蒙古攻濠州不下，遂退去。吕文德趁机收复五河口，宋廷连升他三级。淳祐八年（1248）春，吕文德解泗州之围有功，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翌年又击退蒙古对淮西地区的进犯，晋官二等。

吕文德崭露头角之际，孟珙、杜杲、余玠等南宋第一代抗蒙重臣已经相继去世，吕文德由此成为独当一面的主将。他在发迹过程中，依靠由自己亲族及家乡樵夫、炭农等编成的“黑炭团”（又号“吕家军”）作战，而他的亲戚故旧，如兄弟辈的吕文信、吕文福、吕文焕，子侄辈的吕师夔、吕师龙、吕师道、吕师孟、吕师望，女婿范文虎，同乡夏贵等均得到提携，先后成为南宋末期的重要将臣。

淳祐十一年（1251），应京湖制置使李曾伯请求，吕文德被调入其麾下，任湖北安抚使兼知峡州。宝祐二年（1254）夏，李曾伯奉命宣抚四川，收拾被庸臣余晦所误的四川局面，并将京湖军事托付给吕文德。同年七月，宋理宗任命吕文德总领江陵、汉阳、归、峡、襄、郢军马事，暂置司公安，上下应援。

当时，蒙古对南宋采取大迂回战略（即所谓“斡腹之谋”），征服吐蕃、大理后包抄南宋西南边疆，西南地区战事逐渐吃紧。对于大理战场，南宋倒是颇为关心。宋理宗赵昀特意召开内阁会议，提出：“听闻大理方面仍在努力抵抗蒙古的入侵，大家认为他们可以坚持下去吗？”

忽必烈灭大理图。来源/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宋元战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御史出身的左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跟皇帝打起了太极拳，含糊答道：广西方面传来的消息全都未经证实，我们应严加戒备。”这一套官场通用语可以说毫无漏洞，毕竟无论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全都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所谓的严加戒备，也就是听任大理自生自灭。

眼见谢方叔靠不住，宋理宗赵昀不得不重用自己的“前小舅子”——贾似道（贾似道的姐姐贾贵妃已于公元1247年病逝）。于是，一直在荆湖、两淮前线屯田的贾似道被提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主持南宋国防事务。而曾经在两淮和贾似道配合默契的吕文德此刻也以湖北安抚使、峡州知州的身份统一指挥长江中下游防务。

贾似道画像。来源/贾明、贾纳编著《贾氏春秋第3编历史人物》，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上帝折鞭

吕文德在钓鱼城战役

四川腹地宋蒙两军已展开空前惨烈的激战，以填词而留名史册的资政殿学士李曾伯很清楚，靠士大夫的清谈是挡不住蒙古铁骑、挽救四川危局的。因此，他着力招揽了一批孟珙麾下的悍将，其中最为骁勇的当然是打着孟珙亲书“赛存孝”军旗的刘整。

刘整是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县）人，严格意义上讲是金国百姓。不过，在金国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孔武有力、擅长骑射的刘整选择加入孟珙指挥的南宋军队，而在孟珙的指挥下，刘整率领一支12人的突击队，竟成功夺取了金国的边防重镇信阳。依照民间传说，后唐李存孝曾率十八骑夺取洛阳，而刘整所率的兵力比李存孝还少，因此当时兴致颇高的孟珙也没有多想就写下了“赛存孝”的名号送给刘整。而历史上的李存孝除了骁勇之外，还有一个特质却被人们忽视了——他对养父李克用的背叛。

孟珙像。来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多图概览》

在刘整等一批来自孟珙及其麾下百战宿将的指挥下，南宋军队在四川战区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四川腹地这样的平原地带，蒙古骑兵有着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即便是刘整这样的悍将也很难抵挡得住蒙古铁骑。随着蒙古大军的兵锋继续东进，一旦突破了钓鱼城扼守的合州、重庆一线，蒙哥的大军便可从侧翼迂回包抄长江中游的南宋京湖军区，与忽必烈会师于鄂州城下。

从公元1259年农历二月开始，宋蒙两军正式围绕钓鱼城展开了全面攻防。南宋此时也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增援四川军区。宋理宗赵昀要求枢密使贾似道以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的身份调集南宋后方军区江西、两广的部队北上驰援，而吕文德则以四川制置副使的身份领军入蜀。

钓鱼城示意图。来源/纪录片《钓鱼城》截图

吕文德的大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首先要面对的是横亘在长江之上的蒙古军队的浮桥防线。吕文德所面对的对手纽璘曾有过泸州渡马湖水战的辉煌胜利，但在长江之上，蒙古军队终究不敌长于舟楫的南宋精锐。在南宋悍将曹世雄和刘整的并肩突击下，纽璘的浮桥防线最终崩溃。

吕文德的大军于公元1259年农历六月进入合州-重庆战区。从重庆继续向西，吕文德的水师遭到了蒙古方面史天泽的夹江拦截。吕文德对钓鱼城的解围努力虽以失败告终，却极大牵制了蒙古方面的进攻节奏，更重要的是，吕文德抵达重庆，封闭了蒙古大军绕过钓鱼城沿长江南下的可能。

就在吕文德援军抵达前的公元1259年农历五月，正在雨季艰难攻坚的蒙古军中便有宿将述速忽里向蒙哥建议在重庆、钓鱼城之间部署五万精兵，以牵制南宋援师，然后避开钓鱼坚城，迂回夔州、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等到冬季长江水位下降，再出三峡入两湖，抵达鄂州与忽必烈及兀良合台会师，一举可定东南。但是，蒙哥却自恃兵强马壮，执意夺取钓鱼城，杀出一条血路。在强攻无果的情况下，汪德臣只好单骑策马抵达钓鱼城下，高呼：“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但是，城墙之上回应他的却是由投石车抛洒而来的致命飞石。

钓鱼城之战示意图

重伤不治的汪德臣对前来看望自己的蒙哥说：“陛下贵为天子，还冒着严寒盛暑征战在外，我本来是行伍之人，战死沙场是分内的事。”他这些话或许是发自真心，却也表达了一个道理：战场上同样人人平等。不仅冒死攻城的普通士兵有尸填沟壕的风险，连将帅、君王也未必能保得自身周全。就在汪德臣因伤去世一个月后，蒙哥也死在钓鱼城下。

中国重庆合川钓鱼城护国名山石牌坊。摄影/健忘的行摄世界，来源/图虫创意

打算之法

贾似道的清洗和吕文德的腐化

作为后世口中的奸臣、权相，贾似道常被描绘成凭借裙带关系上位的无能之辈。事实上，在其与忽必烈正面对抗的鄂州之役中，贾似道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的军事才能，只是此时南宋从各大战区调集了所有的精兵强将——吕文德、高达、曹世雄、向士璧等人，遮掩了贾似道的光芒。

曾在襄樊战场上击败过蒙古亲王塔察儿的襄阳知府高达曾令贾似道一度下不来台。贾似道前往高达所负责的汉阳战区督战，高达当面嘲笑：“你一个戴高帽子（巍巾）的能干什么？！”在口头嘲讽之余，每一次与蒙古军队交锋，高达都派人前去邀请贾似道出场，如果贾似道拒绝，就让部下到他的指挥部门口起哄。

对于这场闹剧，曹世雄、向士璧等其他将领也不仅始终保持着“强势围观”的态度，甚至连日常军务也不向贾似道汇报，最终还是在江淮战区曾和贾似道搭档过的吕文德出面解围，派出部队到贾似道指挥部门口戒严，呵斥高达的部下：“宣抚在此，何敢尔耶！”这一举动令贾似道颇为感动，同时也对鄂州战场上的其他将领怀恨在心。随着蒙古军队的退去，大权在握的贾似道开始整治那些在鄂州战役中对自己颇“不友好”的军中悍将。

不过，比起那些动辄只会扣上“心怀不臣”的言官系统，贾似道采用的手法更为专业，他首先在各大军区推行名为“打算法”的全面财务审计。南宋向来以繁荣的经济著称于世，但自“开禧北伐”以来，连年不断与金、蒙两大强敌交手，军费开支无限制的膨胀令南宋国库几近被掏空。在抵抗蒙哥和忽必烈两路大军的战斗中，各地军事统帅在中央拨款没有及时到位的情况下，越权挪用地方财政收入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中有些开支固然可以说清楚，但诸多招募乡勇、庆功宴请之类的费用却早已成了糊涂账，于是，在全面细致的“打算法”面前，那些屡立战功的悍将自然成了贪渎枉法、中饱私囊的典型。

首当其冲的是一向轻视贾似道的高达和曹世雄。在这场南宋军队内部“大清洗”中，吕文德不仅没有保护自己昔日的战友，还成了贾似道的爪牙和帮凶。借助吕文德所收集的证据，高达被解除职位，而曹世雄更被逼死狱中。这一事件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固然有派系和人品之别，更重要的是要看个人的经济状态。经过一轮“打算”，如果将领可以自己贴钱填补财务缺口，自然可以按照“主动退还非法所得”的名义减轻处罚。而在这一问题上，担任襄阳知府的高达显然比始终在前线领军作战的曹世雄有优势。

不过，在出钱和坐牢之外，还有第三条贾似道没有想到的出路。时任泸州知府兼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便大胆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公元1261年农历六月，刘整突然向蒙古方面的成都经略使、外号“刘黑马”的刘嶷传达了投诚的意愿。

刘黑马墓志拓片。来源/李明、李举纲、袁明等《西安南郊大朝刘黑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

刘整之所以这样选择，除了远在临安的贾似道正在对各军区推行“打算法”外，还在于他此刻要面对素来不和的新领导——四川制置使俞兴。刘整和俞兴是老相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刘整还是俞兴的救命恩人。在此前的宋蒙战争中，守御嘉定地区的俞兴被蒙古大军包围，刘整领军驰援，战场上双方配合还算默契。但等蒙古军队撤走后，俞兴却摆起了架子，既不出城迎接，也不设宴招待，只是让自己部下的小吏送去一些瘦羊劣酒。或许在俞兴看来，增援嘉定本是公事，自己没必要太过客套，何况手中的经费也不富裕，但这种不近人情的作法却引来刘整更为粗暴的回答，刘整毫无理由地将前来劳军的小吏暴打一顿。从此，两个人的战友情谊算是彻底破裂。

从刘整对俞兴此前的态度大致可以推断，这位“赛存孝”是个很看重“官场潜规则”的人。因此，俞兴一出任四川制置使，刘整便主动作出了一系列表示，又是送出雕功精美的黄金花瓶，又是托人到江陵，请俞兴的母亲写信劝慰对方以修补彼此关系，甚至还派人前往临安“走走门路”。

不知俞兴是真的铁面无私还是睚眦必报，且临安方面此刻刘整的老领导李曾伯远在广西，总之，前来执行财务审核的打算官吏出现在了刘整据守的泸州城中。此时，已听闻老战友高达和曹世雄遭遇的刘整，只能盼着成都方面的蒙古军队能比前来逮捕他的南宋官吏更早一步抵达。

刘整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出降，对蒙古而言是空前的收获。因此，忽必烈大笔一挥，刘整被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此时远在临安的贾似道似乎还没有觉察出自己推行的“打算法”有什么不妥之处，命令吕文德支援俞兴，全力收复泸州。宋蒙两军在这一地区反复拉锯近一年，尽管最终收复了泸州城，刘整也将当地的百姓迁徙到成都、潼川，而刘整以及前一批叛降的南宋将帅对宋蒙战局的影响将在未来几年里逐渐展现出来。

文武失衡

尾大不掉的吕氏军事集团

叛降蒙古后，刘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尴尬的“板凳队员”位置。为了出位，他利用自己对吕文德的了解，向忽必烈建议：“南宋所依靠的无非是吕文德的‘黑炭团’而已。此人好利，可以派人向他提议在襄阳前线设立两国通商口岸。”

局势的发展的确如刘整所料，吕文德不仅同意在襄阳、樊城等地设立“榷场”，更任由蒙古方面以防备盗贼为由在“榷场”周围设立土墙。蒙古方面则更进一步，通过“违章搭建”将通商口岸转变成逼近襄、樊的要塞。

就在蒙古军队逐渐转移进攻轴线时，宋理宗赵昀终于走完了他61年的人生。继任者是皇太子赵禥。在南宋的权力分配方面，文官系统顶住了皇太后谢道清“垂帘听政”的设想，但贾似道和皇太后谢道清的暗战不过是刚刚开始。

宋理宗坐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了巩固自身权柄，贾似道一边以退为进，放出要归隐的风声，一边又让自己的政治盟友——吕文德伪造蒙古军队大举南下的警报。无奈之下，宋度宗赵禥和皇太后谢道清只能下诏邀请贾似道复出。不过，贾似道这种“狼来了”的把戏，最终真的引来了蒙古的狼群。

公元1267年农历八月，蒙古征南都元帅阿术再次举兵南下，而此时在蒙古中枢、新任南京宣慰使的刘整正在向忽必烈推销自己的襄阳战略。刘整曾在南宋荆湖军区名将孟珙的麾下工作过，对于襄阳的地形及其战略地位都有一定了解。忽必烈最终采纳了他“先攻襄阳，撤其捍蔽”，然后“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的建议，让刘整协助阿术对襄阳展开全面围攻。

面对族弟吕文焕从襄阳送来的告急蜡书，吕文德显得信心十足，在他看来，襄阳、樊城两大要塞经过南宋多年经营，武器和粮食储备都足以支撑十年。等到汉江水位上涨，南宋占据优势的水军便可轻松纵横往来。但是，认识到南宋水上优势的并非只有吕文德，抵达襄阳前线的刘整首先向阿术建议：“我军的优势是骑兵突击，但在水上作战却往往不敌对手。要想征服南宋就一定要遏止他们的长处——打造舰队、训练水兵。”当然，建立一支能战的水上劲旅并非一朝一夕，因此，阿术和刘整先在白河口及鹿门山一线建立夹江防线，随后又在汉江中打造水上要塞，初步遏止了南宋军队一直仰仗的内河舰队。

面对蒙古军队的围困，南宋军队虽不断在内线发动反击，希望拔除对方步步紧逼的堡垒，但都以失败告终。此时，南宋朝野开始将打破僵局的希望寄托于更换前线指挥官上，而最近在襄阳一线击退蒙古入侵的只有在“打算法”中已经因为挪用公款而被罢免的高达了。

御史李旺向贾似道提出由高达统领各路援襄军队的建议。贾似道的回答倒也坦诚：“我任用高达，那吕家兄弟怎么办？”可见，虽然吕文德作为贾似道在军队中的主要政治盟友，其重要性已远超其他寻常。对此，李旺也只能感慨：“吕氏安，则赵氏危矣。”

而吕文焕在襄阳一线也不断制造胜利的假象，以阻止临安方面易将的企图。曾放出豪言“刘整如果真的敢胡来，我一定亲自前往襄阳”的吕文德，最终没有机会兑现承诺。1269年农历十二月，这位转战半生的悍将因背疽发作去世。据说，吕文德死前曾一直以准许蒙古设立“通商口岸”（榷场）、最终陷入对方堡垒围困为憾事。在“误国家者我也”的感叹中饮恨而去。

事实上，即便没有前期的“榷场之谋”，凭借野战中压倒性的骑兵优势，蒙古在襄阳外围强行构筑野战工事尽管会付出更大代价，南宋方面最终恐怕仍无力阻止襄阳被围。吕文德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贾似道推行“打算法”的过程中没有保护任何人，直接导致南宋大批宿将含冤离去。

宋代帝半身像册中的宋度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表面上看，吕文德作为南宋中后期迅速崛起的将门核心人物，的确突破了大宋立国以来“以文制武”的政治惯例，但吕文德的快速升迁及其受到的重用，很大一部分来自权臣贾似道的信任和放纵，归根结底，并不是南宋的幡然悔悟，而是南宋政权王权旁落后，相权崛起的缩影。

接替吕文德指挥南宋京湖军区的是贾似道一直颇为欣赏的儒将李庭芝。但是，他对李庭芝的信任终究比不上不通文墨却老于官场的吕文德。而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更对李庭芝颇为轻视，他利用自己和贾似道的关系表示：“我率兵数万进入襄阳，一战就可以扫平敌军，没有必要由李庭芝来指挥。”

对于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贾似道竟信以为真。依仗着岳父的权势，身为福州观察使的范文虎拥兵自重，每每携带美姬娇妾，在军中跑马击毽，恣情玩乐，视李庭芝的军令为儿戏。正是在前线将帅失和之下，1273年农历二月，南宋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在回回炮的轰击下打开了襄阳城门。长达六年的襄阳、樊城战役最终以蒙古的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