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黔东南造村的年轻人 | 郭婧雅专栏

前言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获悉了在黔东南黎平县参与茅贡镇建造的建筑设计师的线索，对方名叫陈国栋，外号“白毛”，他和他的团队“無名营造社”正在以贵州黔东南为基地，一个村一个村地盖房子。

那段时间，我正在协助编辑《碧山12》《碧山13》这两本杂志书，两本书谈论的是同一个主题：建筑师在乡村。我的电脑里躺着近二十个建筑师营造乡村的案例，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建筑师的工作事实上超出了设计单体建筑物的范畴，甚至参与了对整个村镇的规划改造。他们所考虑的，不单是与建筑营造相关的职业范围内的事情，还要应对诸如政府关系、村民诉求、公共文化和生活等涉及社区营造的议题，可以说，这些深入乡村的建筑师所做的，正是对“乡村建设”字面意义的实践。

我想我更没有什么理由不去一趟黔东南了。

黔东南，全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沛的水气，使得这里即便在盛夏也不过分炎热。潮湿的雾气，崎岖的山路，少数民族与世隔绝的原生态，构成了这片丘陵地带的全部。很多人通过青年导演毕赣的两部剧情长片《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认识了黔东南，电影里关于时间、记忆与梦境的故事为这处秘境增添了闪烁的诗意。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地域偏远，交通不便，贵州一直是全国农村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2018年，仅黔东南地区仍有9个国家级贫困县，占该州所辖县市数量的一半以上，黎平县也在其列，而雷山县则一直到了这一年末，才终于拿到号，排进等待脱贫摘帽的队伍。

我们一进入黔东南境内，当地的困境就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面貌出现——这里的道路危机四伏。8月正逢当地雨季，国道上常有山体塌方，道路的一侧被落石掩埋，有的石块巨大，像拦路悍匪，车辆必须小心绕开；遇到塌方出现在弯道，我就忙不迭地按喇叭，提醒（假想中的）对向来车。一路上我都在担心万一前路被封，这趟走访计划恐遭泡汤。进入黎平县后，路况更糟糕了，从茅贡镇前往黄岗村的路上，为了看到更多村寨风貌，我们特地避开高速，但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乡道几乎没有一段好路，尽是碎石坑洼。我心里暗暗叫苦，即使放慢车速，还是在颠簸中度过了三个多小时。濒临绝望之际，一条簇新的柏油路从天而降，我们犹如在沙漠中跋涉良久陡然见到绿洲一般欣喜。这条平整的柏油路蜿蜒曲折，将我们一路送上山，直抵黄岗村村口。我看了一眼时间，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花了超出一倍的时间完成。

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从村口延伸到村里，两侧的木制房屋中夹杂着几间木头颜色较新的民房，都是挂了招牌的民宿，数量并不多。虽是旅游旺季，但这一路上也见不到几个游客。到分岔口处，村落一下子开朗起来，屋舍鳞次栉比地展开，近处铺着一块荷花池，荷花开得正好，寥寥几个游人围在池边漫步拍照。村子里安静得很，几个村民坐在亭子里闲聊，一些老妪则独自坐在屋前的条凳上，她们穿着朴素的侗族服饰，灰白的头发盘成发髻，脸上表情木然，身体久久不动，任时间在她们周围流逝。

荷花池旁坐着一栋鼓楼。鼓楼是寨子里的公共建筑，外形像个宝塔，镶着白边的青瓦从伞型塔顶一层层翻下来，底层厅堂的中央通常有一个圆形火塘，四周设有一圈长凳。村民们在这里休息会友，也在这里举办重大的庆典活动，遇到族里有事情要商议，或是纷争待裁定，也都会到鼓楼来解决。这样的鼓楼在黄岗村一共有五栋，代表着寨子里的五个房族。

侗寨鼓楼

我们在村里走走，总是见到鼓楼里闲坐着一些男子，各个年龄段都有，他们围着火塘，百无聊赖地坐在长凳上，有的人在磕烟袋，更有人躺在一侧打起了盹。这里头通风好，夏天凉快，冬天火塘里生起火，这里又比家里暖和——总之大概是比自己的家更好的去处。耐人寻味的是，这群无所事事的人里极少有女人，我们在村里遇到的女人——除了坐在房前打发时间的老妪们——手里都有活儿，她们或是挑着扁担走在村里，扁担上挂着收割的草料或装着货物的麻袋，或是在溪水旁浆洗衣物，在屋子前生火做饭……

鼓楼前闲坐的男子

在溪水里嬉戏的当地人

孩子们则永远活力奔腾，他们在鼓楼内外窜来窜去，在溪水里嬉戏。大中午的，我路过一个小男孩，他从屋里旋风一样跑出来，手里举着一根钓竿，他跑到溪水旁，把钓线甩到水中的石头缝里，一脸严肃地钓起鱼来。我们在一旁陪了一会儿，想看看他能钓上来什么，但他先后着急地提了三次竿，什么也没有获得。

钓鱼的小孩

黄岗村是一座有八百多年历史的侗族大寨，2012年入选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但相比三十多公里外的肇兴侗寨，旅游开发的脚步迟迟未能走进黄岗——当然，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使得外来的人到这里后看见的，不仅仅是建筑，依旧还有原生态的生活和文化。但对于村民们而言，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希望的是能搭上旅游快车，早日摆脱贫困。

过度开发势必给村貌带来不可逆的摧毁，不开发又实在是太穷了，天平两端应该各自加上多少砝码，没有人知道答案。

在黄岗村闲晃了一天，我们终于等来了陈国栋。工作站离村口不远，是一间不起眼的木头房子，门口挂着“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旅游集团”的牌子。陈国栋坐在里面吃饭，弓着背，眼睛紧紧地盯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见我们来了，他从椅子上弹起来迎接，然后解释他正在开视频会议，请我们稍等片刻。我一再表示不要客套，他仍坚持喊我“郭老师”：“郭老师不好意思哈”“郭老师辛苦了辛苦了”。他个头不高，下巴蓄着胡子，墨镜架在头上，笑起来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声也洪亮。

视频会议是关于在黄岗村建造一个厕所。陈国栋称它是“不太被主流建筑圈子关注的东西”，但这件事非常有意义，虽然时间匆忙，他鼓励大家还是要试一下，并把它作为课题继续研究下去。

黄岗村现有的厕所很难不引起注意。要绕到有水塘的地方，见站在水塘上的小木屋，极小，一平方米左右，有人蹲在里面，露出一个头来，那就是黄岗村的厕所了。头的上方是人字形的瓦片屋顶，壁板的高度稍微挡一点风雨，又不妨碍人在里面能够欣赏景色；脚下就是水塘，不臭，有些水塘铺满了浮萍，绿汪汪的，下面有鱼。有时候看到四五间厕所站在一起，还起到社交的作用。也有更加简陋的厕所，一个木头箱子，没有盖，藏在禾仓下方，蹲在那上面，一点隐私也没有，现代人大概要觉得十分没有安全感。

黄岗村原生态厕所

这样的厕所侗族人使用了千来年，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荒废，随便在村里走走，就会看到有老妪蹲在里面，或正走出来，一边漫不经心地系裤头。陈国栋后来提供了这样的说法：水塘里长期沤制的肥料，会通过母鱼进行分解，同时滋养水生植物和微生物，这些水生植物捞来喂给家畜，家畜的粪便经堆肥处理，再用来肥沃黄岗人赖以为生的糯禾稻田；待到第二年开春，水塘里的母鱼下了籽，鱼籽育成的鱼苗被转移到耙耕后的水稻田里，鱼在稻田中自由自在地觅食，以杂草和水里的浮游小虫为食饵，稻鱼鸭共生系统便进入又一年轮回。

以前，村子里一家一间厕所，现在三百多间厕所只剩三十几间。这次的起因是一个乡村设计大赛，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其中有一个设计厕所的参赛团队，陈国栋等人担任他们的导师。按陈国栋的说法，是要建造“黄岗村第四代厕所”。比赛的其中一个环节是“营造”，也就是由当地的工匠和参赛者一起动手，把设计作品造出来。两天后就要造了，眼下却无法从该团队提交的设计中挑出一个好方案。没办法，主办方说，那你们就自己设计吧。

陈国栋为此感叹，“乡村的工作也很无奈，因为他们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无法提前决定、设定好。”但他接着又说，“不过我倒是挺理解的。”

黄岗村远眺

乡村的问题很复杂

陈国栋的故事要从茅贡镇说起。

2017年6月底，茅贡镇政府找到陈国栋，用了三天时间游说他。三天后，陈国栋当着镇政府的面毅然拍板，决定从日本回国，来茅贡镇重启茅贡计划。这个突然的决定立刻被传了出去，远在东京的朋友打电话给陈国栋的太太，说，听人家说你们全家要搬到贵州的村子里去了？陈太太又意外又恼火，向丈夫提出离婚。

三十三岁的陈国栋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一年前从京都府立大学博士毕业之后，他跟家里拿了钱，在日本开了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取名“無名营造社”。在日本办公司很难，注册就花去了他二三十万人民币。“这还是小事哦，”他说，“最主要是我已经把家安在了那里。”当时他的女朋友已经工作了五六年时间，他把对方“骗”到日本，两人就在日本结了婚，又花了一百来万的存款，买了最好的家具，把家安置好了。没多久，两人有了小孩，夫妻俩计划让小孩在日本长大、接受教育，未来的生活正在展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国栋突然决定回国。

起初他也没有回国的想法，虽然他不太愿意这辈子就待在国外，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路，但回国能做什么？家里给他在国内找了一个在大学的工作，但他不喜欢。他喜欢乡土，喜欢学术研究，但这些养不活一家人。那时候他在京都主持事务所的工作，承接了一些中国的房地产项目，每个月都得往国内跑。他记得当时接了个在合肥的案子，一个售楼部，每星期必须从京都飞回国跟甲方汇报工作进展。“我去！真的是把我折磨死了！”他说话的样子像一个劫后余生的人，“而且商业那种东西，整个人都快被它磨没了。”

茅贡镇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

当时的茅贡计划已经荒废了八个月，左靖离开后，镇政府急切地想要找到下一个运营团队。茅贡计划陈国栋是知道的，而且很熟悉。2016年8月粮库艺术中心开幕时，陈国栋还组织了一个“了解黔东南”的游学活动，征集了几十个人过来。

那之后，左靖就想邀请他回国，但他不敢。他对黔东南很感兴趣，还在念大学时，他就常到这一带跑动。这边的乡村有一种建筑物叫禾仓，是村民用来屯放粮食用的，为了防火，常独立于民居、建在与村落有一定距离的水塘上。禾仓总是以成片的建筑群落出现，这在其他国家、甚至是中国的其他地方，都很少见。他觉得这种建筑构成“非常刺激”，查了一下，国内竟然没有人研究这个。之后，他将黔东南的禾仓研究写成了一篇博士论文。但说到回国参与乡建，说白了，左靖他们描述的那些，他不敢相信，而且他觉得左靖过得太辛苦了，那条路不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想走的，加上無名营造社在京都刚开始运作，他便拒绝了。

黄岗村的禾仓，棺材就放在下面

但一年后，他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次，镇政府请他回来管理运营整个乡创小镇，以及再建造一批新的房子。他从中找到了一种方式，既可以扎根在当地做研究——这对喜欢做研究的人来说特别爽；又可以做实践——而且这种实践给的空间很大，相当于这个地方的建设就由他主导。更关键的是，镇政府对他说，七八月份就有一拨建设款项会到位。

钱来了，要开始造房子了。他来不及判断命运到底是成全他还是考验他，他被一种豪情壮志包裹，觉得很刺激，义不容辞。

我问他后来怎么跟太太解释。他说：“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她也会支持，不是一路人也不会走到一起。”于是全家人又从日本搬回国内，定居上海，太太在家照顾幼儿，陈国栋则摩拳擦掌，开始了他在茅贡的造村行动。

茅贡镇位于黎平县的西南部。这个镇子本身毫无特点，和中国许多乡镇一样，新旧建筑杂陈，商业落后。我们从雷山县出发，在到黄岗之前，按计划先在茅贡休息一晚。抵达时是傍晚六点，镇子上一片安静，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像为了静候夜晚降临，人们把一切活动都停歇了似的。

雨也停了，天空仍很阴沉。我们在粮库艺术中心门前见到了陈国栋的助手陈洁，一个短发女孩，戴一副很大的眼镜，穿着宽松的白衬衫，远远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看上去很有朝气。

陈洁安排我们住进茅贡乡创公寓，就在粮库艺术中心旁的一个斜坡上。我们的房间在三楼，没有电梯，我们得自己把行李提上去。房间的设计简洁清爽，有一种日式的朴素美感，家具和地板都由杉木制成，这是黔东南传统建筑的主要材料。卧室和起居室用一扇杉木做的禾仓门隔开，卧室很小，高起来的榻榻米上摆着两副床褥，卫生间和淋浴室也各自独立，照顾到了多人使用的需求。

晚上八九点后，整个茅贡镇就睡着了，粮库艺术中心这一片没有路灯，四周安静得像黑暗吞噬了声音似的。陈洁还在楼下办公室的某一个房间里工作。吃完晚饭，在走回公寓的路上，我问她在这样的夜里一个人工作不害怕吗，尤其工作完，夜很深了，还要摸黑走回空无一人的公寓。“习惯了就不怕了。”她笑着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才得以大致一窥这里的样貌。茅贡乡创公寓是無名营造社在当地改造的其中一个内容，主要为内部人员使用，偶尔也向访客（比如前来采访的记者）开放，象征性地收一点费用。公寓的两侧有接待中心和茅贡乡创学院，后面的山上是木屋酒店，酒店还没盖完，木头骨架空荡荡地立着。陈洁带领我们从公寓沿着回廊往下走去粮库艺术中心，回廊弯弯绕绕，在第二个转弯处我已经迷失了方向。艺术中心里，开幕时左靖策划的两个展览还未撤走，得知有人参观，几条纪录片视频也开始循环播放起来，一切原封不同，就和两年前一样，差别只在于，参观者只有我们两人。

在回廊四处绕绕，会发现有些小展厅上了锁，我想大概是为了节约资源，毕竟这里不是旅游景区，不会时常都有大量游客光顾。在粮库艺术中心两侧，是共享办公空间和艺术家工作站，还有一个食堂，为访客准备一些当地的家常小菜。刚到茅贡的那个晚上，我们就坐在食堂外的回廊下就餐，吃的是猪肉炖白菜豆腐火锅，还有食堂阿姨自己腌制的一些小菜。

茅贡艺术中心

茅贡艺术中心内的展览

“前几天茅贡才刚开门，不知道您听说了吗？”陈国栋突然问我。

“你说的‘刚开门’是什么意思？”我想，难道一个镇子还能关起门来？

“就是整个茅贡镇我们造的那些房子，门被农民锁起来，关了一个多月。”他说道。

我想起左靖在茅贡遇到的死胡同，便问他是否资金周转这次又不灵了，拖欠了工匠的尾款。

“不是拖欠尾款哦，是只能给尾款。”他把“只能”二字的语气加重，笑了两声。

“怎么说呢，在茅贡，我们真的好像在做公益，因为我一分设计费都没收。”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道，“然后还贴了很多钱。哈哈哈。”他随即又大声地笑起来，好像这件事的滑稽远远胜过给他带来的困扰。

2017年7月，建设资金如期到位，陈国栋开始动工建造那三张平面图里标注的项目。三个月后，资金供应跟不上了，所有工程戛然而止。起初，陈国栋和两个合伙人也拿工资，八千元一个月，9月过后，他们主动停了这部分支出，只发员工工资。十几人的团队，加上扫地做饭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支出多达两万多。

“头发都快掉了！”他笑着嚷嚷。我问他钱从哪里来。“我自己掏钱啊。”他说。他从他名下的其他公司调钱过来，苦苦撑住。

“最恐怖的是，左老师2016年做的东西，工人2017年还来要账。”陈国栋告诉我，就在他们刚进入茅贡时，镇里开始传说三个从广州来的人收购了茅贡，不久，传言里收购茅贡的人成了搞旅游开发的，人们看他们成天乒乒乓乓，房子盖得热火朝天，认为他们带了不少钱来，于是纷纷前来索要工程款。

谁都无力挣脱资金短缺的掣肘，无论是2016年的左靖，还是2017年的陈国栋，甚至镇政府自己。政府想把茅贡建设好，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但复杂的现实就像剥洋葱一样把各方力量一层层削弱，最后，所有的营造定格在2017年9月底。我在镇上看到的那些已经搭起来的木头，未完成，在原地一动不动，好像工人只是下了班，明天还来敲打，又好像没有人会再回来。所有人的心也沉下来，在无望中等待戈多。

月升日落，风推云走，唯一变化的是季节。进入11月，黔东南的气温一路下跌。这里的冬天并不美，时常下雨，天气阴沉而又非常冷。陈国栋感到很辛苦。不只是他，整个团队都失去了活泼，缩着脖子，没有心思策划任何活动。

“我们都拿着棉被包着。冻得我啊！”他心有余悸地说。茅贡公寓里没有取暖炉，也没有经费去采购，大家就自己凑钱买。“我那会儿太辛苦了，实在扛不住了。”

但他还是扛到了春天。2018年3月底，他离开了茅贡。

“我觉得做公益倒也还好，我无所谓，对年轻人是个锻炼。但最让我痛心的，就是你在茅贡看到的这所有的东西，那几个建筑物就……那些都是你的作品啊。”他无比遗憾地说道，“包括我们策的展览，我们花了几个月弄好了资料，就差几万块钱把它实现出来。没有。都被扼杀了。”

但是他选择和这一切和解。“没办法，我认为这些就是乡村建设实际发生的问题。它不美好，也不至于很差。”

“至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我说道。

“对。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哈哈。”

活着的文化才重要

2017年的夏天，茅贡镇周边的村落风貌开始剧烈地变化，一年的时间，他数了一下，仅地扪村就盖了近四十栋砖房。在他看来，这种力度是很“恐怖”的。美丽乡村政策在这个现象背后推了一把。国家给了每个村一笔基础建设资金，用于修路、通水电和治理垃圾污水等。但路修好了，水泥盖浇车就能进到村子里来，新的建筑材料得以大举侵入原始的木构村庄。

侗寨民居的起居室

村民要住新房子，毕竟是合理需求，政府无法加以干预，但保护地方风貌又是硬指标，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黔东南地区于是出现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建筑形态，在砖房上加盖木构屋顶，或是把围挡吊脚楼的混凝土外墙涂上仿木纹的涂料（也有的地方由政府出资统一贴上木头贴面），再把烟囱做成树的造型。“在我看来特别畸形。”陈国栋说道。

木构建筑在黔东南是一种区域式的存在，按陈国栋的话来说，规模之大，是连中国人自己也很难想象的。在车子不断沿着山路蜿蜒攀爬时，不经意间，木构房屋突然一整大片地出现在前方的山谷，极具视觉震撼力。停车远眺，可见到河水从远处来，穿过村子，穿过风雨桥，马不停蹄奔向远方。少数民族的农耕生活场景和传统木构建筑一起，构成一幅原始的田园风貌，满足了城里人对乡村的一切浪漫想象。而砖房却冒失地出现，一栋两栋……像一滴墨水迅速在国道两侧晕染开来。

侗寨风雨桥

乡村对城市的拙劣模仿，使陈国栋一度感到悲愤，当然，他现在想开了，观点彻底改变了。他认为“原生态”的说法是一种对贫穷的粉饰，具体到黔东南一带，这里的农民仍在使用牛耕进行劳作，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落后。“黄岗就是这样，（一户人家）一年才一两千块的收入。”他认为农民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

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更好的生活的样本在城市。他们毫不客气地给房子贴上瓷砖、建起罗马柱，模仿城里的有钱人，用荣耀装点门面。但近几年，有些人的观念开始改变，他们就是那群生活在茅贡周边的掌墨师。在配合無名营造社建造茅贡镇时，年轻人告诉他们，要改变房屋结构，这里增加一点，那里减少一点，他们感到奇怪：工艺虽然和以前一样，可是为什么要盖成这个样子呢？等到房子都盖好了，他们又去看，从那些新的结构里看到了惊喜，便觉得原来木头盖的房子也可以很美。

外来者不应该干涉当地人的做法，似乎是無名营造社成员的共同观点。陈国栋的同事韩旗裕用温和平静的口气说道：“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去盖砖房或者罗马柱，这是他们的选择嘛，他们有权力选择以什么方式延续自己的文化，如果他们选择了砖房，没有问题啊。”他想的是，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引导。“所以我们把木构重新再设计、再生，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文化延续还有另一种可能。”

城里人、而且是年轻人来到乡村，也用我们原来的东西啊，这说明我们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是可以挖掘的——如果这样的想法在村民的脑中产生，就像一株植物，顶部长出来的新叶都相继凋零，枝干上的一个节点突然在某一天发出新芽，一个在未来具体而微的新局面就有了基础。“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其中的一个意义。”韩旗裕说道。

事实上，有些地方的村民们或许还意识不到这些木头房子在学术和文化上的真正价值，却早就知道城里人喜欢这个。他们把房子重新修缮，隔出一些房间，装上抽水马桶，换上新被单，向城里来的游客开放。利用大众旅游和民宿产业来提振乡村经济，在中国东部的许多实践中被证实有效，于是黔东南的政府也乐于扮演积极的角色，在旧屋改造上给予相对宽松的政策。雷山县是黔东南一带最先发展大众旅游的地区，黔东南的第一个景区——西江千户苗寨就在雷山，距它二三十公里的西边，郎德上寨正在努力跟上来。

郎德上寨

郎德上寨绿油油的稻田

民宿，农家乐，还有民族风情表演，是黔东南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三件套。在郎德上寨，上午十点，以及下午四点，寨子里钟声就会响一响，村民这时就放下手头的工作，穿戴上苗族服饰，从四面八方赶到寨门口迎客。这是一项任务，每一户都要出人出力，女子唱歌跳舞，为客人送酒，男人举着芦笙列队吹奏。

黄岗村的情况也一样。我们下午在村子里散步，一个年轻的妇女从家门口走出来，穿着侗族传统服装，一只手还在摆弄头上的银饰。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迎客，我又问去哪里迎客，她说去村口。走几步，又见到一个穿戴齐整的年轻男子从前方的台阶上快步走下来。我问他去迎客吗，他大声说是啊，去唱大歌。

我没有亲眼见到他们迎客的阵仗，但我们在黄岗村的那两天正赶上农历七月七，村子里有另外一种烟火气的热闹。

我们经过了一群在小桥上烧茅草的男人，黄色的茅草堆叠得高高的，然后他们放一把火，火苗呼地窜起好高，蓬松的草堆顷刻坍缩成黑色废墟，火一点点灭了，浓烟滚滚。我凑过去看热闹，以为就只是烧茅草而已，结果他们从灰烬里扒拉出两头羊和一只狗，把我吓了一跳。羊和狗都已烧成炭一般黑，肢体僵直，狗的嘴巴还微张着，看起来就像三尊铁铸的装置艺术作品。村民们动手宰杀起来，也没有分工，忙成一团，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一个男人从远处高兴地赶来，手里提着两副刀具。他赶到现场后，把那只死狗单独拎到一边，按在地上，接过水管潦草地冲一下，刀高高举起。我连忙走开，躲到路的另一侧。

村里的女人却不这样打发时间。女人总是在干活。8月是花生收成的时节，午饭后，妇女们就搬出凳子坐在门口择花生。我们路过一户人家，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我又凑上去问，这花生择好后是煮呀还是烤呀。她们回答我，煮着吃。我又问，那这花生叶呢？得到拿去喂马的答案。我翻翻堆在一旁地上的花生叶，叶片上都是虫蛀的洞，还有黄色叶斑。我说我可以尝一颗花生吗？女人们笑了起来，大方地说，你吃吧。我便丢了一颗花生到嘴里，花生的味道清脆甘甜。

择花生的侗族妇女

村子里热闹的还有众多家禽，它们有的愚笨，有的耀武扬威，有的无所事事。一只鹅为了保护身旁孵蛋的伴侣，寸步不离，见人就凶。两只公鸡在小路上打架，翅膀扑来扑去。一群鸭子打算偷吃一个农妇担子里的粮食，遭到驱赶后却不逃开，躲在屋后偷偷观察，见有机可乘，又摇着尾巴一拥而上，跟在农妇身后亦步亦趋地走远了。还有一只水牛，卧在溪水里，一个老汉在岸上洗它，用像拖把一样的东西轻轻刷扫它的身躯。

晚饭后，我们在晒谷场上又遇到这头水牛，它被系在场中央，月光洒在它身上，一身皮毛油光锃亮。我这时才发现它的个头巨大，牛角有力地向后弯曲，上半部涂着一层银粉。六七个老汉围坐在附近，白天洗牛的老头也在其中，彼此间言语不多。牛的神态骄傲威严，不像一头劳动的牛，而更像是得到爱护的宠物，被主人特地带来会友。后来我得知，这头水牛其实是黄岗村的水牛王。水牛王半个月后去参加斗牛，再次凯旋。我从民宿老板娘发到微信朋友圈的视频中看到，这头牛的身上披着红色披风，腰上系着花翎，威风八面，由一众敲锣吹笙的族人护着巡村，向没有参加斗牛的鼓楼炫耀。

黄岗村水牛王在洗澡

在陈国栋看来，所有这些民间生活的方式，才是真正需要被保护起来的内容。所谓文化，就是生活，而不是建筑、服饰或食物这些被提炼、被凝固的文化符号。但生活是流动的、自由生长的，这也意味着它会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变迁而调整方式。

“比如说侗族的衣服，”陈国栋举了个例子，试图解释他的观点，“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了，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穿，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侗族的衣服，也是经过几千年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如果没有人继续去做这样的研究，让它顺应现在的生活方式，它以后一定也会消失。”

在黔东南驻村以来，他时常质疑和反思自己的角色，甚至害怕别人问他，在乡村造这些房子能真正为当地带来什么。“我就说句实在话，”他说，“做不了什么东西。我都不敢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重建一座老屋，让城里人来旅游的时候住在里面、拍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这不是乡村建设的全部意义。地方旅游发展起来了，村里人从县城回来经营民宿和农家乐，也不是乡村振兴的唯一路径。如果没有人继续务农，没有人从事和乡村有关的生产生活，乡村便不是乡村，乡村的文化便得不到有效延续。陈国栋提到东京周边的村子，还有京都大阪奈良附近的村子，那里的人还在务农，务农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工具和手段优化了，但他们还在过着农民的生活。他说起去日本乡下调研，跟当地农民聊天，发现他们对于种田有许多心得，乐于分享很多知识层面的经验，他很欣赏这种状态。“当然他们收入很高，而且社会对他们很认可。”他激动地说道，“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运转就比较良性。”

他所了解的黄岗村拥有相当棒的资源，是目前黎平县境内建筑和生活风貌保存最好的传统村落，并且是中国罕见的、还未被杂交水稻冲击的地区。这个村子拥有48种糯稻品种，最野生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这里的人至今一天三餐吃的都还是糯米饭。

“激活。”他说，“比如我们去把黄岗糯米酒真正激活，从酿酒开始研发，提升这个技术达到一个高度，再设计好看的包装。”他提到在东京银座有一个卖大米的店，“你看日本人敢于在那样一个地方卖大米，全国各种品种的大米，而且生意超火爆，卖的米超贵，还可以在里面体验米的文化，就像星巴克旗舰店。”

日本人在银座开了一间大米的旗舰店，这件事振奋着他——如果有一天中国也能达到这样，大家就不用考虑农民的生存了，因为这就真正解决了乡村的核心问题。

“我不想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设计师。”陈国栋话锋一转。

我问他，那么你要如何定位自己。“也不知道。”他笑了几声。他仍然惦记着挂在茅贡乡创学院墙上的那几块牌子，就好像那些牌子其实是挂在他心里一样。有朝一日这些牌子会搭成一座桥，村里的能工巧匠可以从这座桥上走出去，去城里传授经验，城里的年轻人可以从桥的另一边走过来，带来知识和活力。

“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他强调了两遍，“做不了大的，从小的做起。”

新上山下乡运动

陈国栋始终有一份来就来了的乐观。“不就是工作嘛”，他语气轻松地说道。真正的难题，是忙起来的时候好几个月不能回家。挂念家人，错过孩子的成长，这些让他痛苦。还有一个问题时常困扰着他，他也说不清是不是他能力之外的，但毕竟他们一群人到这里来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乡村留不住年轻人。

这是所有乡村问题的起点，也是所有乡村问题的终点。在这个现象面前，建筑师的力量太薄弱。但他们自己就是年轻人，如果他们能在乡村活得好，也就使这一切努力更有说服力，能带领或影响更多年轻人回来。这是陈国栋的理想。

他的想法得到了韩旗裕的共鸣。韩旗裕当时还待在城里，在各个商业项目中浮沉，觉得日子过得没意思。陈国栋来邀请他加入茅贡计划，造房子，一并探索农村新青年的生活方式。他听了陈国栋这么说，心里涌出一种情怀，想到农村扎根、驻地，干点事情，去做一个新乡民。

韩旗裕是这么理解“新乡民”的：城市青年回到乡村，真正跟村民们一起生活，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住和他们一样的房子——当然这个条件是差了一点，但要去了解这些，尽量融入，才能为这个地方带来一点——可能不是很多的——改变和影响。到茅贡之后，他和陈国栋一起提出了“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

我问他，在乡村活得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就是你不想走，你愿意留下来。”他说。他希望提供一个大环境，让每一个到乡村来的人，不管从事建筑还是文创，都能有所获得，而不是过得很落魄，很勉强。“当然也不是要去向谁证明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喜欢这样的状态，在农村切切实实乐观地活下去，走一条不同于城里的道路。”

我们是在白岩村和韩旗裕见的面，在当地一户人家的厅堂里，和無名营造社一起吃晚饭。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接近九点，他们还没开饭。据说晚饭吃得晚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村里人白天上山干活，太阳下山了才回家，回家后开始做饭，总要等到九点才吃得上第一口。無名营造社的年轻人来得拖拖拉拉，找碗的、取筷子的、盛饭的、找位置坐的，一阵混乱后才终于都入席，菜也上齐了，用小碟子小碗装着，都是些家常菜，其中还有一份他们下午跑去雷山县城打包回来的干锅鸡翅。

白岩村

年轻人们还特地买来了啤酒，没有杯子，便倒进碗里。大伙儿举起自己的那碗酒来，欢迎我们的到访。我因为要开车，便举起了盛饭的碗。

“我以饭代酒吧。”我说。

“那大家就一起‘碰个饭’。”韩旗裕带头说道。

我问起他们在白岩村的项目。“我们要建一个组团，”他们说，“就在小学那里——亮灯的那个地方。”他们往窗外一指，我看到黑夜的旷野里亮着一盏小小的明亮的灯。“会有民宿、餐厅、工坊。”他们补充道。

韩旗裕坐在我的对角处，一身黑衣，方脸，眼睛不大，戴着眼镜，蓄着小胡子。他自我介绍是白岩村项目负责人，随后向我们说明村子里其实有两个团队，一是無名营造社的这群年轻人，另外一个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驻村代表，今天在场的有国哥。

“我们国哥是侗族娱乐圈的，你可以让他给你表演一两首侗族大歌之类的。”韩旗裕说道。

国哥在一旁笑着，眼睛眯了起来。“没有啦，我这行已经好久不做了。”他羞涩地说道。

我问他们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会不会无聊，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不会啊，星星特别好看。说话的这个年轻人大学刚毕业，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去了深圳。在他的描述里，城里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八点从宿舍出门，到隔壁的公司上班，在办公室里坐一天，在办公室里吃饭，晚上十一点下班，然后回到宿舍，路上连星星也看不到。他觉得这样的生活还不如他的。“我在这，虽然没有下班时间，但是我上个厕所，路上就能看到星星。”

能看到星星，就是一种意义。

韩旗裕这时在一旁悠悠地说：“没有下班时间，但也没有上班时间。”立即得到所有人的附和，他们说，对对对。

韩旗裕又说：“城里工作节奏很快，容易猝死。”其他年轻人立刻捧场道，“很吵，也很挤。”

韩旗裕又说：“这边越活越年轻。”说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希望如此。

一个男孩立刻嘲笑他昨晚吃栗子时把门牙磕没了。

“返老还童。”韩旗裕不甘示弱地反击道。

白岩村的梯田

走在梯田里的無名营造社小伙伴们

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中吃完了饭，我们一群人走到路上，那个喜欢星星的年轻人立刻提醒我们抬头。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空中群星拥挤且璀璨。我们站在路中央，齐齐仰着头。这期间有人看到了流星，发出一阵惊呼。“在哪里在哪里？”其他人着急地往流星划过的方向看过去。这样的事在那个夜里一共发生了两起，有人见到流星一个，我则是那个喊“在哪里在哪里”两次的人。

在那个夜里一起看星星的年轻人们，并不都会在村子里一直待下去。有的人下个月就要去日本留学，有的人只是暑期来实践，有的人违逆了父母的期许，心头压力重重。在这之后，还会有人加入，会有人离开，在这来来往往中，村子里会有新房子被一点一点地造出来，农民的收入会一点一点地增加，城里人对乡村的了解也会一点一点地丰富起来。因为这样的希望和憧憬，这一条不同于城里的道路，虽然走得艰难，却让这些驻村的年轻人的心更踏实。

陈国栋对他团队里的九零后赏识有加。他眼里的九零后，生活状态很接近他所理解的国外年轻人，“就是低欲望，”他说道，“并没有说我到了一个公司一定要赚很多钱，而是看这个工作是不是有趣。”经过他的观察，他发现当代的年轻人不着急买车，也不着急买房，和上一代人，甚至和八零后相比，关于人生的许多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未来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很多元，这里头就会有些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他不无乐观地说道。

晒辣椒的妇女

原标题：《在黔东南造村的年轻人 | 郭婧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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