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在美国 | 贯穿一生的“蝴蝶梦”（连载三）

20世纪中叶，纳博科夫在美国生活了整整20年。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下，曾经的俄国贵族逃亡到大洋彼岸，在艰难窘迫中开始了一段传奇经历。

在美国，纳博科夫开着二手汽车，遍访美国的崇山峻岭，在荒野中自由地追逐蝴蝶，发表研究论文；他遇到了文学生涯中永生难忘的贵人，以及势同水火的仇人。他在美国发表了大量文学讲稿，为尼古拉·果戈里写作传记，将俄国经典《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并发表，招致争议不断。在美国，他还写出了将他推上神坛的《洛丽塔》，并构思了杰作《微暗的火》和《阿达》。

纳博科夫在美国度过了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这20年塑造了纳博科夫的后半生，造就了如今被世界所熟知的纳博科夫。

以下为《纳博科夫在美国》（[美]罗伯特·罗珀 著）部分内容选读。

作者寻访纳博科夫旅行、捕蝶、教学、写作、交往的历史痕迹，从纳博科夫住过的汽车旅馆，写作的工作间，讲课的教室中，发现他当年的真实生活，揭示美国对于纳博科夫的真正意义。

第三章

在曼哈顿，他们一开始同堂弟尼古拉斯的前妻娜塔莉亚·纳博科夫住在一起，娜塔莉亚带着儿子居住在东六十一大街32号。她签署了给他们提供住所的同意书，对他们的到来“非常高兴，尽一切所能帮助我们”，薇拉回忆说。她将他们安置在自己寓所楼台对面的一个公寓里居住。不久以后，初来乍到的这一家子搬到了靠近九十四大街的麦迪逊旁的一个转租房里。是年秋，又搬到西八十七大街35号的一个小房子里，他们就在此安身，一直住到次年春天前往斯坦福大学。

1940年5月，纽约。战争，一场避无可避的战争疑云笼罩了美国，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与干涉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交锋还未结束。1941年1月23日，林德伯格在国会提出议案，建议美国与希特勒建立中立关系，还没有受到彻底的质疑。（林德伯格曾发表了一次电台演讲，罗斯福总统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总统夫人对演说回应的是，她个人认为，“演说的第一部分很精彩……最后三个段落却令人遗憾”——这几段暗指，正是犹太人捣鬼试图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泥潭，犹太人一向都这个德行）。纳博科夫一家到达美国之日正值比利时向德国投降之时，英法联军也被逼入比、法交界的“佛兰德斯狭小地区”，岌岌可危。丘吉尔连发“严峻危急”警告，前方成千上万的盟军将士阵亡的消息不久后肯定会传到国人耳朵里。没有人到码头去迎接纳博科夫一家——时局已是一片混乱——他们自己打车赶到了纽约东区。

那个清晨，云彩密布。在十二个月的周期里，大约三万难民将从法国抵达美国——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经由纽约港、从自由女神像前驶过而到达美国，映衬在曼哈顿低垂天际线的背景之上，自由女神像越来越清晰可见，最后高高耸立在眼前。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法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在纳博科夫一家抵达后几个月也到了美国，他也注意到了曼哈顿那“异常不规则”的天际让人无比震撼。法国画家费尔南·莱热（Joseph Fernand Henri Léger）早来美国好几年，也称这里的天际线“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景色”。

对纳博科夫来说，这里的城市风景比他预想的要多姿多彩。清晨有丁香般晕染的颜色。纳博科夫对色彩总是情有独钟：他是典型的心理联觉者，也就是善于将各种感觉转移融通之人，比如说吧，字母表中的那些字母，在他的脑海中永远会与明显不同的色彩紧密相连。“英文字母a，……具有……枯木的色彩，而法文字母a却令人想起油光闪亮的黑檀木……在蓝色族群中，钢铁般的x,积雨云的z，越橘果的k……皆列其中。绿色族群中，有赤杨叶的f,未成熟苹果的p，开心果的t”，他对曼哈顿的第一反应中提到的如此丰富的色彩释放出快乐的信号。

纽约中央公园

几乎还没打开行李，纳博科夫就急不可耐地寻找蝴蝶了：当然不是到纽约的中央公园或者郊区绿地，而是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那里收藏的蝴蝶标本早已蜚声世界。还在柏林时期，纳博科夫就机缘凑巧与美国博物馆的馆长们有过接触。他曾这样写道：其中一位达勒姆昆虫研究所所长，“我简直太喜欢这个大腹便便、面色红润、老态龙钟的科学家了……用牙齿咬住早已熄灭的雪茄，一边漫不经心又动作敏捷地在……玻璃箱中……挑来拣去。……过几天我就会再去那里，体验更多的狂喜”。纳博科夫的父亲本人就是个蛾类与蝴蝶的狂热爱好者。

在纳博科夫小说《天赋》中，主人公费奥多尔就打算给自己逝去的父亲——一个常年在野地做考察研究的著名科学家写传记。费奥多尔用如椽之笔情真意切地描述父亲在中国西部冒险的经历——对不知所终的父亲，一位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博物学家表达深切怀念，让他从习惯性的讽喻中解脱出来，一扇通向心灵情感深处的大门随之敞开。就在纳博科夫刚到美国之时，美国历史博物馆由罗伊·查普曼·安德鲁（Roy Chapman Andrews）博士任馆长，这位博物学家与探险家恰好跟费奥多尔笔下酷爱冒险的父亲如出一辙。安德鲁年轻时，极度渴望在美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在被拒绝担任科学研究职位后，自愿到博物馆的动物标本制作部做清洁工。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认识了副研究员、蓝蝴蝶研究专家威廉·P·康斯托克，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康斯托克的关照下，他得以接触到馆中的蝴蝶标本。当时，康斯托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安地列斯小灰蝶的论文，这种小灰蝶属于蓝蝴蝶种属，他的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研究激情对纳博科夫今后所有的蝴蝶研究有着决定性影响。康斯托克本是建筑工程师，美国大萧条时期找不到活儿干，索性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业余爱好——鳞翅目昆虫学的研究之上。他的岁数跟纳博科夫的父亲一般大，纳博科夫从他那里学会了辨别不同种属的生殖器官的关键——用此科学方法，就可以找到物种何以形成的准确答案，虽说专业科学家都了解这一点，但在研究实践中，他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抵达美国不久，纳博科夫还给位于匹兹堡的卡耐基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安德烈·阿维诺夫写过信。阿维诺夫是康斯托克的研究同行，当代最伟大的私人收藏家之一。他是讲英语的俄罗斯人，出身于沙皇法院，与上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半贵族家庭，跟纳博科夫父亲有些相似。他与拉赫玛尼诺夫一样，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来到了美国，1924年，他参与到卡耐基博物馆的建设中，负责成立昆虫研究部门。他还是才华横溢的油画家与插图画家。从他的职业生涯可以大致预测到纳博科夫到美国后的职业发展走向。他与康斯托克以及纽约其他科学家的交好，在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进行着没什么报酬却其乐无穷的研究，整个20世纪40年代他都在这里，致力于将哈佛杂乱无章的蝴蝶标本分门别类。阿维诺夫也是一个喜欢在高山地区搜集蝴蝶的狂热者，因为这些地区的蝴蝶种群往往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分隔，而异域性物种形成——单纯通过基因变异和进化而产生新物种的过程，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

这位专业作家极有可能在世界文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说法，他差点就掉进了美国昆虫学研究的兔子洞典出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著名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讲述小姑娘爱丽丝跟随一只穿礼服的红眼兔子漫游仙境的故事，先是从一个兔子洞里掉下去，遇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人和事。现在用兔子洞比喻进入一个奇特世界的入口。，毕竟，在这块新大陆上捕蝶简直是其乐无穷，而且，他想要对进化生物学给出自己的崭新见解的意愿是那么的迫切！

纳博科夫曾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捕蝶：“我的兴趣爱好都属于人类之至乐之列：文学创作、捕获蝴蝶”，他接受采访时如是说，他还直言：

“我曾换上形形色色的行装，踏遍山山水水追寻蝴蝶：还是小男孩时，身着灯笼裤，头戴水手帽；而拖着瘦长羸弱的身躯四海漂泊之时，身裹法兰绒袋，头戴贝雷帽；变成大腹便便的老人之时，身穿短裤，头上光着……说实话，这些无与伦比的愉悦记忆都与我在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紧密相连，这种愉悦也只有我俄罗斯童年时期的快乐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当然，二十年间，几乎每个夏天，在我生活的这个国家里来回穿梭，绝大多数州都留下了我捕获蝴蝶的足迹，个中乐趣，也是毫不逊色。”

捕蝶与在博物馆的研究工作让他觉得整个20世纪40年代“乃我成人生活中最为快乐、最为兴奋的（岁月）”。在美国度过的这第一个十年，他的小说创作陷入低谷，几乎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说心里话，我从来都没想过依靠文学创作来谋生，”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对我来说，写作永远都是颓废沮丧与神采飞扬的混合物……另一方面，我常常梦想着，在一个大博物馆里，做一个籍籍无名的鳞翅目昆虫学馆长，一辈子都干这行，想想都激动。”

不过，他终究还是回归到小说创作。他这不是言不由衷嘛，我们这样想也没错。但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纳博科夫正在将他“天然的熟语”，他“运用自如、丰富多彩、无比驯良的俄语”忍痛割爱，完成用英语创作以及将他20世纪30年代的俄语作品译成英语的华丽转身。当然，这转身的过程却异常痛苦与煎熬。德·简内里向他发布不可用俄文写任何东西的禁令，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有时候他偏不听她的话，但最终却不得不向“个人的悲剧”低头，将他蕴藏心底的、在内心律动的语言强行压制。但是，与俄语一样，鳞翅目昆虫学早已扎根心底，牢不可破——没有人可以将“她”带走，他依然可以研究蝴蝶，为此他备感欣慰。

他酷爱捕蝶，理由很多。第一，蝴蝶自身原因：艳丽炫目，迷幻而柔弱。其次，“捕蝶健身，不可不提……可使人身手敏捷、强健筋骨……满怀热切、艰苦追寻，终于将一只蝴蝶困入握在手心中的三角形丝网之中……”。从小开始，他都沉迷于捕蝶的游戏与冒险之旅，这个爱好与他家的维拉乡村庄园息息相关。每年春暖花开后的几个月，正是捕蝶的大好时光，纳博科夫一家子都回到维拉庄园。“那个‘英式’花园将我们的住处与干草地分隔开来”，在《说吧，记忆》中，他描绘说： 

“花园规模巨大，设计精巧，迷宫般的交叉小径，屠格涅夫式长凳，进口橡树间杂与本地冷杉和桦树如梅花间竹。从我爷爷时代开始，不让花园恢复到荒野状态的不懈努力就从未停息，可惜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鼹鼠的粉红爪子会在主路整洁的沙子上堆积起圈状黑土小丘，没有一个园丁对此不是徒呼奈何。在阳光斑驳的小径上，杂草、菌类滋生蔓延，山脊般的树根纵横交错。从19世纪80年代起，早已再也看不到熊的任何踪迹，但依然偶尔可见麋鹿出没其间。”

的确有真正荒野的悲凉之意——尤其是从一个才七八岁的孩童眼中见到的一切。父母一直引导他去捕捉捕蝶，此事与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颇有维多利亚和英式行事风格。他的母亲艾琳娜·伊万诺维娜，结婚之时不但带来丰厚嫁妆，还带来一大摞昆虫学书籍，包括17世纪以来的各种版本。从八岁起，纳博科夫就开始阅读这些书籍，尤其喜欢其中新一些的版本，比如英国昆虫学家爱德华·纽曼（Edward Newman）所著《英国蝴蝶与蛾类自然历史插图本》（1871），简明扼要，权威准确；德国昆虫学家厄恩斯特·霍夫曼（Ernst Hofmann）的《欧洲蝴蝶史》（1894），德语本袖珍指南；美国昆虫学家塞缪尔·斯卡德（Samuel Hubbard Scudder）的《美国东部与加拿大的蝴蝶》（1889），知识系统，插图精美。

他有许多消遣爱好，比如，采集植物。消遣之余，他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年轻人能够将他们随心所欲的阅读变成一生爱好。但采集蝴蝶还需身体力行，这一点必须强调。采集蝴蝶将他带到户外，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活动，如果天气有变，就只在维拉庄园周边。在白天长达十九个小时的紧张而短暂的季节，突然冒出无数新生蝴蝶，经历蜕变，然后一批批死去。维拉庄园靠芬兰边境不到两百英里。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在其作品《牧神》（Pan，1894）中，对北方之地的夏天有着非常经典的描绘：

“春天的步子越来越急促，星状花植物与蓍草从田野里冒出，花鸡与燕雀也飞回来了。所有的鸟儿我都熟悉。有时，我会从口袋中掏出两个二毛五硬币，撞击出叮当的声响，借以打发穷极无聊的时光…… 天气开启了漫长的不夜模式，太阳只是把自己在海水中浸泡一下，然后又升起来，红彤彤的，周而复始，仿佛只是到大海中喝口水……整个森林里都沙沙着响，动物们打着响鼻，鸟儿们呼唱应和，空气中弥漫着鸟儿的啁啾。这一年的金龟子尤其多，它们发出的嗡嗡声与蛾类叫声融合在一起，汇合成整个森林中的浅吟低唱。” 

汉姆生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格莱恩中尉是打猎好手，在他有些冲动草率的卢梭式回归自然的过程中，他经历了被北极短暂夏日放大了的狂喜与失落： 

“天蛾……无声无息地飞进我的窗口，是被我炉子的火光与烤鸟的香味吸引进来的吧。它们撞击天花板，发出沉闷的钝响，在我耳边嗡嗡地飞过，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它们又停靠在那里……蚕蛾，木蠹蛾……有些蛾子像飞翔的三色堇向我张望……踱到木屋之外，凝神谛听……无数飞翔的昆虫，翅膀扇动发出的嗡嗡声，星星点点。森林的边缘长满了蕨类植物和附子草，熊果花开得茂盛，我爱煞了它朵朵的小花。衷心感谢您，我的上帝，让我欣赏到那么多的石楠花……硕大的白花……已在森林中开放，它们的花柱也舒展开来，张嘴呼吸。毛茸茸亮闪闪的蝴蝶在它们的花瓣中下落流连，整株植物都因此颤动不已。”

童年的纳博科夫日复一日随心所欲地徜徉于森林之中，他这片林地比格莱恩的那片还要往南六百英里，但其中让人惊异的动植物却同样丰富，他渐渐将孤寂珍藏于心，当然也可能会悲叹这种孤寂。“好多年以后，我才又结识了一个与我一样的难兄难弟”。两个捕猎者都是那么彻底地清醒。充满生机活力的土地在与他们沟通，他们与那片土地太过亲近，差点越过了合乎礼仪的边界——在格莱恩心中，那片森林已经性别化了，里面不乏热情似火的女人，像酒神的女祭司迈那得斯们一样诱惑他，而对于才九、十岁的弗拉基米尔，即便没有性冲动的感觉，至少也能感觉到飘荡着性感十足的袅袅之音。只是说其中包含着性意识觉醒其实远远不够： 

“在河那边，一群密密匝匝闪闪发亮的雄性蓝色小蝴蝶在被踩过的肥沃稀泥和牛粪上狂啜，当我一跃而过的时候，它们全都飞起来，在空中闪闪烁烁，待我过去，它们又立刻落回原处……我来到了沼泽地。我耳朵一捕捉到双翅目昆虫的嗡嗡声、头顶上传来的鹬鸟粗嘎叫声、脚底下沼泽的吞咽声，我就知道我会在此寻觅到十分罕见的极地蝴蝶……顷刻间我已置身它们中间。在已结出幽淡、梦幻般蓝色浆果的低矮沼泽乌饭灌木丛之上……一只黝黑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女神”之名的豹纹蝶低低地、轻盈地掠过……我追逐着玫瑰色缘边的黄粉蝶、灰色大理石花纹的眼蝶……透过沼泽的气息，我嗅到了我手指上蝴蝶翅膀微妙的馨香，那种因品种而异的馨香——香草味、柠檬味、麝香味、难以说清的陈腐与香甜混合味。我毫无餍足之感，继续奋力前行…… ”

十一岁大的时候，这位少年已经在体验森林的原始冲动。联想起福克纳，也是纳博科夫不大瞧得上眼的另外一个作家，在其作品《熊》之中，主人公也在十一岁开始就对打猎钻林子情有独钟，这种爱好持续了好些年。这种美国式的捕猎更多地与杀戮相关，与逝去的父亲形象休戚相关，虽说这样的场景不会太多；少年纳博科夫至少会体验到杀死动物那种快感，“浸透药液、冰凉的脱脂药棉按在昆虫那利莫里亚利莫里亚般的头上；昆虫身体的痉挛挣扎越来越微弱；一条大头针穿透它胸腔硬壳时发出的爆裂声让他感觉无比愉悦”），这一点与《熊》的主人公艾萨克·麦卡斯林颇为相似。博伊德在传记中提到，“失去父亲是纳博科夫心中永远的痛，一个经不起任何人触碰的伤痛”。

在维拉庄园，纳博科夫连“偶尔现身的鼹鼠”都没有捕杀过，但他跟艾萨克一样，对于自己喜欢的捕猎工具，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张网、铺板、野外作业等），他们徜徉于一块块充满宿命感的荒原——福克纳笔下的密西西比河尽头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维拉庄园那亚北极的沼泽地与北方特有的植物种群，堪称令任何男生女生，或者男人女人终生难忘的伊甸园。在《熊》这部作品中，福克纳深情写道：“天气越发地暖和，明天他们就可以撒欢了。心中那无比熟悉的雀跃之感油然而生……跟第一次出门的心情没有区别；无论经历多少次捕猎追赶，雀跃之感会永远伴随：生命之中最美最美的感觉。”

在纳博科夫心中，捕蝶还是高级脑力活动。他的几位传记作家都回顾了他贯穿整个一生的捕蝶激情，写他是如何读懂晦涩难懂的德语蝴蝶著作——时年九岁，不懂就查词典，“我已经将霍夫曼笔下的欧洲蝴蝶完完全全吃透掌握了”，他无比自豪地告诉我们。接下来当然是更多的探索，更精深的研究。他尤其喜欢学习英语，借助它，他就可以一步步进入到蝴蝶分类学这个更为复杂奇妙的世界中去。在读到那些有蝴蝶种属分布的蝴蝶读物时，他了解到了那些蝴蝶标本（正模标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捕获的——具体是在什么山脉，海拔高度是多少，有些什么突出的地理标志，以及是在什么时间捕获的等等准确信息。

这些蝴蝶标本捕获的地点——比如说天山的乱石坡，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山脉的分界线，或者说在海拔一万一千英尺的科罗拉多潮湿的草地——其实都有些捉摸不定。纳博科夫解释说，有历史记录的蝴蝶捕获地点，“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有两种蝴蝶栖居于此，其中一种是本来就生长于斯、在此野生环境快乐生活的蝴蝶，另一种只是偶尔光顾于此的某种蝴蝶或蛾类。每当你亲临这些地方，你以前只是在书中、在某些记不起名的科学评论中，或者在某些著作里那些无比精美的图画版面中曾经看到的这些小生灵……突然之间活生生地在你面前展翅飞翔……它们就在那些有着魔幻般神秘关联的植物与矿物之间翩然飞舞”。

在他未来的日子里，他还将在另一方面做出智力上的尝试：在他那些充满复杂现代主义手法的文学作品中，将蝴蝶糅进他作品的主题之中。他在这两方面的努力都不可等闲视之，想想他年少之时吧，为了捕捉到心爱之物，不惜踩在牛粪之上，手上留下各种淡淡的味道——满满当当的猎物、无比辉煌的战利品、各种活蹦乱跳的小生灵。 

抵达纽约六个星期后，纳博科夫一家动身前往哈佛教授米哈伊尔·卡波维奇的农场。农场位于佛蒙特州南部地区，占地二百五十英亩，其中有一栋古老的农舍。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中的场景在这里俨然再现，卡波维奇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妻子塔蒂阿娜在此住了好几个月，充满俄罗斯情调，摘水果，品茶聊天，晒晒日光浴，在冰凉的湖泊中戏水，孩子们欢跳嬉戏，斯拉夫亲朋好友之间的嘘寒问暖，其乐也融融。正是在这里，纳博科夫第一次实现了他的平生之愿：在他的祖国之外的大陆上采集蝴蝶。

在匹兹堡博物馆，他曾经向阿维诺夫请教过，或许也阅读过美国昆虫杂志，了解过美国蝴蝶种类以及它们的栖居地。他发现，佛蒙特的臭鼬与豪猪到处都是，他还抓到“好多漂亮的蛾类”，他后来在信中把这些都告诉给了威尔逊。威尔逊不爱运动，小时候，他的母亲给他买了棒球装备，希望以此鼓励他热爱体育运动，但他却弃如敝屣。纳博科夫与他相识之时，威尔逊就是个又矮又胖的五短身材，而且还患有痛风之疾。纳博科夫还期待他可以说动他与他一起去捕蝶。“试一下吧，邦尼”他给威尔逊写信，称呼的是他的小名。“抓蝴蝶简直是世界第一高雅的运动”。

纳博科夫的堂弟尼古拉斯与他第二任妻子生活在一起，194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住过一段时间。从他的住处走过一段沙地路就是威尔逊家，他们相互之间聊得很欢——经过长达六年的艰苦工作，他的《到芬兰车站》一书即将出版。这本书专论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主要论述苏联革命，而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有无比巨大的吸引力。尼古拉斯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文化重要性的完美无瑕的本能与威尔逊颇为相似，区别在于他的天才是在另一领域展现出来的而已，因而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威尔逊有些想当然地将尼古拉斯误认为是需要支持的有高尚追求的俄罗斯人。几个月之内，威尔逊为他张罗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事宜——帮他与《大西洋》月刊新任编辑爱德华·A·威克斯建立联系（后来他也是这么帮助纳博科夫的），威克斯对尼古拉斯与弗拉基米尔的文章几乎是来者不拒。正是尼古拉斯将弗拉基米尔的大量稿子传递给了威尔逊，是他给正在卡波维奇的农场度假的堂兄纳博科夫写了信，然后，1940年8月30日，弗拉基米尔给威尔逊写第一封信，从此，堪称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通信之一正式开启： 

“我的堂弟尼古拉斯提议，让我与您建立通信联系。能认识您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现正与佛蒙特的朋友在一块（这里到处都是麒麟草，几乎天天刮风），我打算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就返回纽约。到时我的通信地址是：麦迪逊大街1362号，电报挂号：97186。” 

威尔逊广有人脉，与很多作家都有监护关系。他给这些作家担任事实上的经纪人、责任编辑、就业顾问、终身指导老师，或者说是第一个给他们作品定调的评论家。这些作家的名字可以罗列一大串，比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女作家安娜·尼恩（Ana·s Nin）、道恩·鲍威尔（Dawn Powell）、亚瑟·麦兹纳（Arthur Mizener）、麦克斯韦·盖思玛（Maxwell Geismar）、海伦·马奇尼克（Helen Muchnic）、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露易丝·博根（Louise Bogan）、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文森特·米莲（Edna St·Vincent Millay），当然还要加上纳博科夫兄弟。他与俄裔作家相交甚好，他也可以从中受益，将俄罗斯语言与俄罗斯文学现炒现卖，以这些主题撰写文章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写进书中再出版出来。尼古拉斯充分利用与威尔逊的新友情，可他的要求多得难以招架。1943年，威尔逊成为《纽约客》杂志书评编辑之后，尼古拉斯就给威尔逊写信要求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威尔逊对此无能为力，但他为尼古拉斯牵线搭桥，争取能在其他报章杂志推出，尼古拉斯为此专门致谢： 

“你这人好得没得说！在此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已经收到（音乐编辑）保罗·罗森菲尔德的用稿通知，他告知我的作品将会在下一期发表……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看有没有可能将我论述“指挥家生活”的文章在《纽约客》上发表出来。”

三年之后，尼古拉斯拒绝了与威尔逊一起出行的邀请，说他要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去，在加州，他与斯特拉文斯基一起待了十天：

“我突发奇想，想写一写专论斯特拉文斯基的文章，风格与尼科洛·图奇专论爱因斯坦类似。如果写得不错，你认为适不适合在《纽约客》的《深度报道》栏目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去加州，会同巴兰钦一起过去。” 

威尔逊回信说：“我已经在这里跟他们讨论了你的建议，他们也说乐见其成（论述斯特拉文斯基的专文），但不能承诺一定发表……不过，我认为你还是值得一试，先投稿再说。”

两年以后，尼古拉斯的第一本专著问世，他首先想到的是将样书送到威尔逊手里：

“诚望您能为我的拙作在《纽约客》上撰写书评。……如能照办，我将大喜过望。我心中所想的是，我不但希望您会撰写，而且“必须”撰写这个书评（就像老师“必须”批改学生们的试卷一样），因为您是拙作的教父，不正是您将我引上了“靠写作吃饭这条职业道路”吗？！求求您了，千万拜托，好不好呀？ ”

他与威尔逊之间的这段交情，无论会不会让威尔逊后来与姓纳博科夫的其他作家打交道时多长个心眼暂且不说，1940年10月，威尔逊与弗拉基米尔还是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会面，而且两人都各自生出惺惺相惜之感。两人的外形如同漫画人物默特与杰夫（Mutt and Jeff）一样有天壤之别，但在其他方方面面，二人志趣十分相投：文学知识顺手拈来；都是喜欢较劲的万事通；同样出身名门，二者的父亲都是喜欢参与政治的著名法学家；都是普鲁斯特、乔伊斯与普希金的热爱者；两人都是依靠笔杆吃饭，并初心不改，准备为此而艰苦奋斗下去。威尔逊当时还在《新共和》周刊供职，主动给纳博科夫提供书籍，让他撰写书评。两人之间在以后的日子里存在的巨大分歧在此时就摆在他们面前：为一部描写苏联内幕的专著，也就是G·P·马克西莫夫的《送上绞刑架》一书撰写书评，纳博科夫为此写道： 

“这本充满悲情色彩的小书之所以受欢迎，是由于试图将列宁比他的继任者好很多的说法展示给大家看。” 

在《到芬兰车站》一书中，威尔逊的观点是，相对而言，列宁的确是要好得多，他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可称为历史上被压迫人民的火炬手。威尔逊认识格林贝格与纳博科夫无关。在法国时，纳博科夫曾经当过格林贝格的英语家教。格林贝格是个商人，但酷爱读书，尤其是文学修养极深，移居到美国后，他是集中俄语杂志的出版商。1935年，威尔逊到莫斯科访问，宣传他的新书《在两种民主之间穿行》，格林贝格的妹妹伊莲娜担任他的向导，两人遂成为好友。

举行的家宴上，纳博科夫对列宁的评价并没那么高，促使威尔逊将刚刚出版的这本书送给他，并且“希望你能对列宁的看法有所改观”。两人之间建立真诚的友谊的愿望本来就非常强烈，更不用说纳博科夫不会那么不知进退，开罪这位在美国批评界数一数二的大佬级人物。纳博科夫一反常态，并未像他平时在其他场合那样，与美国人意见不合时当场发飙，也并未显露出轻蔑不屑的不悦之色。在苏联统治者的问题上，他的看法一向没有改变过，他并不认同有些人认为让上千万同胞丧生的革命有魅力或鼓舞人心的说法。他对革命的反感固然有其对于父亲痛苦回忆的原因（其实就是跟美国人那种惯性地反感共产主义一样，如同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麦卡锡主义的狂热，60年代反感那些蓄着长发的青年学生抗议对越战争一样）。但他要忠实于自己在美国的愿景也是事实。他已经意识到，俄罗斯侨民——十月革命后遭放逐或逃亡海外的上百万俄罗斯人——在许多西方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非法阶层。如果他们反对苏维埃，他们肯定就是反革命，这种看法很普遍；如果他们谴责革命后发生的事件，那么他们就是在阻挡历史的前进。

威尔逊并非是列宁、斯大林的忠实宣传员。他写完《到芬兰车站》一书之时，他对苏联的肃反运动与政治滥杀也深怀恐惧，在一封信中，他特别声明，就在苏联想要吞并芬兰（苏芬之战）之时，他的《到芬兰车站》一书已经完稿。一直以来，威尔逊的看法早已在他为《新共和》撰稿报道美国大萧条时期就已经成型。在他从事专业写作初期，他的兴趣在于文化方面，但此后，他对社会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为他陷于四面楚歌的国家产生一种深深的忧思，他要为这个危在旦夕的国家做点什么。 

“时至美国的今时今日（1931年1月）……已经大约九百万人没有了工作；各个城镇到处是民生凋敝、哀鸿遍野，其惨状超乎人类想象……农村破产……工业萧条已经蔓延到南方，其程度之严重……已经可以与一百年前的英格兰的状况相提并论了。”

威尔逊感觉到，“黑暗时代”已经降临，整个地球都大有正准备接受上帝“最后的审判”之势，他尤其关注到在美国已经蔓延开来的自杀之风。一方面他对于那些自杀者抱有无限同情，但也同时觉得这个现象说明了人们的意志之薄弱。他放下给《新共和》撰写文学评论的工作，到全美各地转了几个月，奋笔疾书，论述工厂政治现状，将福特汽车公司当作资本主义未来不确定性的典型事例；将饿殍遍地的惨状注入笔端；也写了田纳西州查特怒加市著名的斯科茨伯勒黑人孩子强奸案。1931年3月25日，在从查特怒加市开往孟菲斯的一列货运火车上，几个十几岁的白人孩子试图将一群流浪的黑人孩子驱赶下去，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后来，这些黑人孩子都被逮捕，并被两个白人妇女控告强奸。虽然证据不足，但除了只有十二岁的赖特之外，其余八个黑人孩子都被判死刑。此案在全美引起轩然大波，成为美国种族歧视与司法不公最为典型的案例。

1932年，他将自己撰写的相关文章辑成一本书，书名是《美国式战栗：萎靡一年》，书中充满悲鸣与忧虑，对美国的前景的深度创伤进行了详尽深入的报道。书中有一章题为《作者自画像》，专门对自己进行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小资情调、抱残守缺、寻欢作乐、自私自利。他将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所挣的收入公之于众，痛陈自己因为家里有钱而逍遥快活，可以“看书、酗酒，养成没有什么责任感的习惯”。

威尔逊对苏联共产主义心向往之，其中部分原因是认为美国人民根本没有享受到应该得到的公共服务。入主白宫的总统是商人的代言人，对于天降大祸一点感觉都没有，真是令人无比惊悚。威尔逊将愤怒诉诸笔端，指出：就是这位总统先生“反复强调说，我们的社会制度非常健康”，而与此同时，他又派遣麦克阿瑟将军“去把那些前来伸张权利的退伍失业老兵的营地一把火烧掉……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于美国的共和国制度投上疑惑的眼光”。威尔逊觉得，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些深层次问题绝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会紧紧地扼住问题的喉咙。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越来越让世人瞩目，他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政府将工业问题与金融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对于类似于我们这里出现的种种危机，他们完全可以成功避免。

在与纳博科夫相识之前，威尔逊对于苏联的情况已经了解了不少，而对斯大林，他了解得尤其透彻。1935 年，他得到古根海姆基金资助前往苏联访问。他活力十足，交际能力异常出众，善于从与他交往的人那里套到很多故事，因此，这次苏联之行让他写成了三部书。在苏联，他慢慢意识到，这是一个警察国家，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些就要被枪决；街上的人群“面色沉郁”“千篇一律”，社会主义似乎也根治不了普遍存在的俄罗斯忧郁症——他感觉反而还加重了病情。虽然如此，威尔逊并未将这些恐惧在他的书中大肆渲染；他反而极力想从苏联的故事中寻找某些元素，那些可以移植到美国而增强竞争力、更好地把控未来的东西。毕竟，两个大国之间的共同点完全是显而易见的：都拥有广袤的国土，都野性难驯，“一望无际的草原，奔流不息的河流，莽莽苍苍的森林”，“我们无从知道，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废墟中得到了什么，也不知从这些废墟中能生长出什么东西出来”。

（第三章选读完） 插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