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投资合同中约定版权共有，对合同履行有何影响？（下）

【原创】文/汐溟

本文承续上文。分析版权共有的约定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应先区分转让方是否持有版权。如果转让方无版权，却在转让合同中作出共有版权的约定，在保持合同效力的情形下，对合同义务自始无履行能力。既不会要求受让方出具版权授权书，也不会给受让方在影片上署名。

如果转让方持有影片版权，对合同履行可能产生如下影响：

第一，就认知层面而言，如上文所说，之所以约定影片版权共有，较大可能是转让方不清楚此种约定的法律含义或者是低估了其含义，履行义务以知道义务存在为前提，如果欠缺该种认知，合同自然无法履行。转让方多为公司法人，有专门的法律顾问或专职的法务，其尚且无法准确理解约定的深刻含义，作为自然人的受让方，更是无法领会。既然双方当事人都“无视”版权共有约定的义务内涵，则该约定最终被“空化”。多数情况下，直到合同终止，受让方也不知道自己竟有如此权利。所以，首要的问题是受让方要能准确理解该项约定的含义，了解自己存在的合同权利。

第二，尽管就商业地位而言，转让方处于优势地位，其拥有影片的控制权，依据合同约定，应该保障受让方包含版权在内的影片无形权利。但合同的履行需要协作，特别是在转让方未必能准确理解合同含义的情形下，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受让方应主动行使权利，积极与转让方沟通，一方面，阐明并提醒版权共有的法律意义，另外，应告知转让方在发行之前应获得受让方授权，同时，对署名方式提出建议，与转让方协商署名问题。

第三，如果转让方不认可受让方对合同的解释，双方对此有争议，那么应该首先解决争议，对合同的解释问题展开有效的讨论。因后期可能涉及到诉讼或仲裁，如果双方对合同的理解存在分歧，则应对此高度重视。双方的沟通过程会成为纠纷发生后的审查对象。

第四，对影片版权的商业利用应该获得受让方的授权，尽管受让方的持股比例很低，而且版权的主体可能很多，但著作权法对此并未有限定。即量化并非对受让方权利行使限制的条件。

第五，无论是院线发行还是网络发行，都应该获得版权方的授权。而版权方在出具授权之前，有权了解影片项目的真实情况，以及与授权有关的信息。授权通常是合同的附件，该合同指的代理发行合同，如版权方与发行方签订的发行代理协议，或者是其他版权方对某一版权方（主要是第一出品方）出具的委托授权书。在签署授权之前，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披露与之相关的信息，在了解全部情况之后再出具授权。否则，受让方有权拒绝签署授权。义务并非孤立存在，义务可以是集合，是个“群”，也可以是链条，单一主体的义务之间可能彼此关联。前述情况便如此。转让方存在保障版权的义务，而履行该义务应首先履行披露义务。而披露的内容也包含了宣传、发行等义务。义务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对其中某项违反，也会影响到其他义务。

第六，对署名应由双方协议，因为合同中对此未作明确约定，因此也只能协议解决。署名涉及到版权方的精神权利。如果说版权共有较为抽象，那么其现实的价值主要就是署名。署名虽然不是受让方的主要合同目的，但因属精神性利益，故而也是重要权利，在特殊情形下，甚至可以视为主要权利（主要取决于合同具体的约定情况），对转让方而言，在特殊情形下自然也具有主要债务的性质。如转让方认可受让方对合同的解释，接受为受让方署名的义务，但最终却未能为其署名，则构成严重违约。

第七，出具授权和署名在一般情形下应为合同次要义务，对其违反，可为严重违约行为，但通常不应视为根本违约。除非合同中对署名有具体化描述，该描述可以将署名解释为合同目的之一，否则合同目的是影片收益权，在不能证明收益权落空的情形下，受让方无权因对版权或无形权利相关约定的违反而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