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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爱做官的李白,为何仕途很不顺?
注:本文有剧透
作为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开篇之作,《长安三万里》将目光聚焦于盛唐时期的璀璨群星,野心很大,挑战不小。动画片时长168分钟,国产动画鲜少达到这样的体量。好在,技术投入并未因为时长而有所缩水,动画人物表情细腻,意境构造古香古色,声效抓人,配音与人物贴合……概言之,《长安三万里》在动画技术层面上并没有太刺眼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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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海报
只是,对于追光动画而言,技术层面一向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讲故事的能力。《长安三万里》虽是书写大唐盛世,但它挑选了一个别致的切入口,从高适的视点出发去讲李白。动画片开篇时,是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长安正岌岌可危。在一场大战到来之前,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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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高适
高适眼中的李白,除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那个李白——“中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外,动画片呈现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李白,揭示了李白人生中最重要的追求之一——求取功名。用通俗的话说,高适眼中的李白,是个“想做官、爱做官、仕途却一直不顺”的李白。对于那些喜爱李白、并把李白神话了的读者而言,《长安三万里》的李白形象似乎是种“抹黑”,可事实上,动画片中的李白或许更接近真实的李白。
更关键的是,对于古人而言,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文人而言,“想做官,爱做官”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格污点,反而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文人对功名的诉求,也是我们理解盛唐的一把钥匙。不仅是李白,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王维、杜甫、高适等等,在青年时期对于功名都有过强烈的渴求。
电影既是讲述高适眼中的李白,也是在讲述李白所处的那个盛世——片名中的“长安”正是大唐盛世的缩影,它既是大唐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心,也是国际性的大都会。继而,我们才能经由李白在仕途中的屡屡失意,窥见盛世背后的破绽与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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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盛唐的缩影
从玄武门事件到安史之乱之前,大唐大抵都处在盛世时期,国家版图广袤,经济实力强大,商业通畅,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国内人口增加,百姓安居乐业……杜甫曾在诗歌中这样回忆盛世的场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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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青年杜甫
盛世的到来,必然影响着时代精神与集体心理。老百姓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好的预期,每个人充满干劲,积极入仕,敢于消费,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景观。这种心态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凝练为一种“盛唐气象”,即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笔力雄壮,骨气端翔,气象浑厚,积极昂扬,乐观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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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以动画场景还原了李白的《将进酒》的场景,将“盛唐气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很显然,李白的诗歌就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他的诗作洋溢着蓬勃之气、浪漫之气、慷慨之气,飘逸洒脱,超凡脱俗……就比如电影中他跟高适相识时高喊,“你我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这个大鹏的意象就出现在李白早期的诗作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将自己比拟成扶摇直上九万里、能将沧海之水簸干的大鹏,足见其自信满满,豪情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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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李白
诗歌中的盛唐气象,当然不是李白独具,就包括高适自己,诸多作品同样充满慷慨之气。比如电影中一再出现高适的千古名篇《别董大(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在唐以前的大部分离别诗作,基调均是感伤、消沉、悲切,毕竟彼时交通和讯息都不发达,离别自然被视为一件肝肠寸断的事情。但唐代的离别诗作,一扫以往离别诗的感伤基调,而具备意气飞扬、豪放雄健的特色。因为大唐是一个基调向上的时代,哪怕如《别董大(二)》中写的,“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此时的高适政治上失意、经济上窘迫,他也仍然坚信双方很快就能够建功立业、名扬天下。所以离别之时“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的萧瑟悲凉景色下,他写下的是激励对方也激励自己、充满青春活力与朝气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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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高适
《长安三万里》一方面浓墨重彩举世无双的“盛唐气象”,另一方面着力刻画盛世中时代精神的另一面——唐代诗人强烈的入世思想,即,“想做官、爱做官”。
古代文人对功名孜孜以求,这既是封建社会文人阶层的传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希望能够参与国家进程,在政治上有大的作为。而在盛唐时期,诗人们对功名的热衷又达到新的巅峰。
一方面,科举制度在唐代已经稳定成熟,科举制度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阶层固化,让寒门子弟也有出仕的机会,许多有才能的士人对前途充满乐观,相信自己的才华一定会得到施展。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外,唐代还有其他的人才选拔渠道,比如举荐制,达官贵人可以直接向朝廷推荐人才。很多诗人为了获得达官贵人的青睐,就会向他们“推销”自己,干谒诗(相当于给名人写的“自荐信”)在大唐也达到鼎盛。
无论李白、杜甫还是高适,都写过不少干谒诗,李白写得尤其多,也写得尤其直白——不仅夸自己很用力,夸对方(拍对方马屁)也非常用力。电影中一个有争议性的桥段是,李白送干谒诗遭遇闭门羹后,“恼羞成怒”地舞剑并吓到路人,转而又很快平复了情绪,以酒消愁去了。
之后,电影进一步从高适的视角出发,详细刻画李白是多么地“想做官、爱做官”。比如李白“入赘”豪门,以此摆脱商人之子的身份,找到进入仕途的捷径;比如李白终于得到举荐,朝天阙拜见唐玄宗,处于仕途最巅峰的李白饮酒狂欢,不可一世;屡次三番受挫后,李白态度坚决地表明自己要“入道”了,可几年后高适又听闻李白再次入赘的消息;更致命的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李白选错政治阵营,进入永王麾下,写下了拍马屁的《永王东巡歌》,背上杀头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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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得意时的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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锒铛入狱时的李白
总之,电影对李白“爱做官”的呈现并没有夸张——虽然与我们在教科书中所认识的李白存在一定“偏差”。历史上,李白就算因为永王事件被流放了,他对做官仍然痴心不改,干谒诗仍然没少写,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再次强调,在古代,“想做官、爱做官”并不是一个“嘲点”,它是封建文人的普遍的政治理想;积极的入仕,也是盛世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想做官、爱做官”的李白,一生仕途却非常坎坷。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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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屡屡受挫的中年李白,啤酒肚已经很明显了。
这与李白天性里的自由不羁有关,他虽然渴望功名,却又与世俗的规矩格格不入,“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与李白政治上极度的“天真幼稚”有关,屡屡在政治上站错队,参与了永王幕府一事令人错愕;更重要的是,盛世也已到了它的强弩之末,进取的入仕态度不见得有回报。
天宝以来,唐玄宗愈发无心于朝政,纵情于声色犬马,将朝政交给李林甫,李林甫去世后,接任的杨国忠更为腐败无能,科举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种种腐败直接促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盛世轰然崩塌。盛世也许是人治的偶然,倒塌则是人治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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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爆发,盛世轰然坍塌
《长安三万里》明线是写李白仕途的受挫、积极入仕的进取精神的失落,暗线则是写盛唐气象的衰竭、盛世的崩塌。它以李白的极致天真、极致浪漫,来体现盛世的进取心态;又以李白的受挫和凋零,来折射盛世的衰落和一个浪漫的文学时代的落幕。
有人或许会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惟适而已”,唐代大诗人里高适可是身居高位者,这不是盛唐进取心态的回报吗?可高适的仕途,很难说是轻松。四十六岁的高适得到他人的推荐,才当上类似县公安局长的官员,如果不是安史之乱,他可能就一个小官当到底了。安史之乱爆发,他选对了政治阵营并得到重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做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但这并非盛世下积极入仕的结果,而是乱世中因缘际会的运气。
由此,高适晚年的身居高位,并非盛世的体现,而是盛世衰败下的意外。而写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在面对沦为阶下囚的李白的求救,终究是选择无动于衷。电影中说他救了,可实际上呢?没有人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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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高适这对昔日的好兄弟,终究分道扬镳
盛唐气象终究是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杜甫痛苦而伟大的“三吏”“三别”;积极的入仕精神,也如电影中老去的李白日渐臃肿肥胖的肉体一样,他终于在相扑中败下阵来。
以往追光动画总被诟病故事性弱,但这一回的《长安三万里》确实是一部具备故事性和文学性,甚至具备了史诗的品格的作品,它不仅写了一个人,也写了时代的群像,更写了一个时代的落寞。
电影唯一让人担忧的是,它缺乏一个浓烈的情绪出口,这让人担忧它的市场境遇。电影最后的落脚点在于“诗在,长安就在”,这是一个比较正确和安全的落脚点,肯定了高适和李白在不同层面上对盛世精神的传承;可这个慷慨激昂的收尾,又与电影中给人的一贯情绪有些跳脱,因为电影中让人感受最深的,不见得的是盛世的浮华与浪漫,而是唏嘘,是感伤,是挫败,是衰老,是友人的分道扬镳,是浮华的毁灭,是纷飞战火中的民生疾苦……这一切,又是谁的责任呢?
以此观之,《长安三万里》既可以看作一封写给盛唐的情书,是盛世的赞歌,更是一曲大唐的挽歌,是一则“盛世危言”。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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