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次失业，49岁的他做回了农民

几十年的挣扎抉择，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稳定而体面的生活。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717个故事—

一

老人们都说本命年是个坎儿。父亲的48岁，就像是奥运会上的跨栏比赛。一向身体康健的奶奶毫无征兆地垮在年初，紧接着是“双减”落地，再然后是疫情反复……钝刀子一刀一刀割走父亲的学生，到了49岁的春天，父亲的学生从原来的百余人，只剩下不到十人；而他的职业，也从一名课外书法老师，“转型”为一个农民，兼偶尔刮大白的小工。

很遗憾，父亲在经历这些“阵痛”的时候，我正在外地上大学。角色转换带来的落差肯定不小，只是父亲从不肯与我言说。到了暑假我回到家，从衬衫加牛仔裤转型成褪色棒球帽加旧工作服打扮的父亲还是那个快乐老爸。迎接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给我展示他今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光杆儿玉米”。

尽管生长在农民家庭，但父亲成为“全职农民”还是头一遭。从前有爷爷奶奶的帮衬，选种、育苗和播种几乎不用父亲挂心。而今年，奶奶突然病倒，每个流程都要他亲力亲为。

我和父母一家三口住在市区，距离奶奶家所在的郊区有将近15公里的路程。为了方便往返，父亲花7000块钱买了一辆农用三轮。有了“私家车”，总算将原本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程缩短到四十分钟。

农忙的时候，父亲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每天开着三轮车早出晚归；农闲的时候，父亲跟着姑奶一起，在城里找活计做刮大白的小工；每到周日还要给他那不到十人的小班上书法课。整天忙得像陀螺，还要立志当“技术型新农民”。

父亲嫌种子商店的种子太贵，执意在APP上网购种子，哪家便宜买哪家。结果，有的店家把白菜错发成了花菜；有的店家因为疫情原因迟迟不发货，让父亲的菠菜生生错过了播种时间；玉米种子是最便宜的，却全是残次品，不但出芽慢，结出来的棒还坑坑洼洼，每棒上能有个二十粒都要谢天谢地。

干农活的父亲丨作者供图

就这样折腾了一整个春天。育苗播种时，父亲过得兵荒马乱；夏收作物成熟时，父亲又过得啼笑皆非。亲戚邻居每一位上门来，父亲都要主动展示一下仓库里收成的“光杆儿玉米”，给人家枯燥的农忙生活增添一味笑料。

“哎，明年可不在网上买种子了。”夏季过去，父亲给这场闹剧做总结。

父亲的学习能力一向强悍，到了明年，他大概就会从一个新手农民，变成一位“老农民”。

父亲的农用三轮车丨作者供图

只是，他对这新角色适应得如此之快，快得人几乎忘了，过去的三十年间，挖空心思想要摆脱农民生活的父亲，经历过怎样痛苦的挣扎。

二

1995年，父亲从中专毕业。1997年，父亲下岗了。

“诸事不顺”四个字能完美概括父亲的这段职业生涯。父亲毕业那年，就业政策从入学时的包分配毫无征兆地变成了“双向选择就业”。在九十年代末的辽宁抚顺，工厂效益越来越差，就业政策一时一变，父亲只能回到农村老家，一边种地，一边跟着叔爷爷干管工。

拿着寒窗苦读13年换来的城市户口，父亲必须摆脱那种极不稳定的、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农民生活。远房亲戚在人事局工作，家里连托关系带花钱，前前后后打点了小一万，本来想跟大姑一样，把父亲安排进效益最好的石油部门，可是父亲学历不够，石油部门的效益也大不如前，实在是安排不进去，最后只能安排父亲去一间小型耐火材料厂当车间技术员，工资每月150元。

过了不到一年，厂里的效益急转直下，第一次裁员就裁掉了父亲所在的黏土车间，所幸技术岗到哪都吃香，父亲有惊无险地被调到不定型车间继续盯技术。可是这份运气并没有维持多久。又一年过去，国有企业大规模关停并转，厂里“放假回家等通知”的公告随之而来，工人每个月到厂里领120元的补助。没过多久补助便停了，只领回来一张下岗证。

那是东北国有企业“众神陨落”的大时代，在我家，大姨、姨夫、姑父、舅妈相继从不同的工厂下岗。

父亲说，当时分批下岗的人太多，轮到自己时 “根本没什么感觉”，只一门心思想着下一份工作的着落。待业没多久，他就被工厂里的一位同事拉去一家小私企帮忙——三倍于工厂的工资让父亲难以拒绝。

结果到了办公室才发现，那是一家对接钢材原料的“皮包公司”。改革春风刚刚吹开东北的大门，市场乱象如雨后春笋。刚开始老板还让父亲时时出差买点材料，一年多过去，公司彻底成了一个空壳。

虚度了近一年的青春，父亲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宁可辞职回农村，跟着姑奶去刮大白。姑奶是村里最早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朋友多，找活儿的渠道也多。只是，正值下岗工人和农民大规模涌入劳动力市场，体力活廉价又寒碜。当时父亲和母亲正在谈恋爱，母亲领父亲回家见家长，大姨和姥爷都是一辈子稳定体面的工厂职工，得知父亲的家庭和工作情况，说什么也不同意两人结婚。

“所以还是得学技术。”故事每次讲到这里，父亲总是会跟我总结，“体力活儿今儿有明儿没的，没法养家糊口。”

1999年夏天，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与母亲喜结连理。对父亲来说，这场婚礼是双喜临门：中专同学从大连赶来参加婚礼，听说父亲下岗，一力劝父亲去他的培训班学电脑。

系统组装、硬件维修、office应用、五笔打字，这些现在只需搜索引擎就能搞定教程的常规操作，在当时都需要找电脑培训班的老师手把手教学。抚顺的城市发展毕竟要晚于大连，父亲跑遍全市，发现“整个抚顺还没有成气候的培训班”，他决定追逐这个“行业风口”。

这是父亲这一生中第一次追逐风口。在一辈子千篇一律的工人、农民家庭，父亲的决定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先例。家人虽然没有反对，但其实都不太看好。母亲和姑姑都说，这个东西“太新了，谁都不了解”。只有父亲坚信，电脑培训将来会成为大趋势。

像每个武侠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背上水壶、泡面和盘缠，父亲向大连出发，在同学家门市房二层的小阁楼里蜗居学艺，一住就是大半年。

“很巧，回抚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边有一家游戏厅外兑，”这个巧合总能让父亲眉飞色舞，“我就跟同学借了点钱，买了五六台586的二手电脑。”

这个微不足道的巧合在父亲看来，大约是命运对这次“冒险”的肯定。那时我刚刚出生，家里的房子仅有四十余平，姑姑主动将自己家的客厅借给父亲做教室。买上几套桌椅，挂上一张大条幅，新的生活像刚开机的显示器一般慢慢点亮，又极其迅速地归于黯淡。

在父亲“拜师学艺”的半年时间里，市里的几家老牌电脑学校已经陆续有了规模，而父亲的电脑学校才刚刚起步，只能在夹缝中生存。父亲只顾着追逐风口，却忘记了对大部分人来说，电脑技术没有终身学习的可能。学校经营了一年多，五六十个学员来了又走，总是攒不起来。一年之后没办法回本，父亲又不愿再占用大姑家的客厅，只能关门大吉。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2000年，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2005年前，所有的初级中学以及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小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当时的小学没钱买设备，很多老师更是连计算机设备都没见过，只能跟电脑培训学校搞合作，由培训机构提供设备和教学，小学提供教室，培训机构直接向小学生收费。

父亲决定借鉴这个模式。市区的好学校基本都被大的电脑机构占领，父亲只能去乡镇小学试点，第一个就是他的母校，当年的班主任已经当上校长，二话没说便与父亲签了合同。后来又陆续签了两个乡镇学校，每个学生每年200块钱，课程自愿参加。

头两年办得挺不错，虽然乡镇小学离家远了一点，每次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但父亲乐在其中。可是，渐渐地，乡镇小学的学苗一年比一年少。那几年学籍政策宽松，稍有点门路的家长都舍得花钱给孩子转学进城，去教育资源更优质的学校。合同陆续到期，父亲也就没再续签。又过了不到两年，这几所乡镇小学全都跟附近的中心小学合并成了一所。

时间转到2005年，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已经远超父亲当初的设想。单位和学校里的计算机设备已经基本普及，市面上教电脑技术的教材也俯拾即是。父亲只能再换个思路，加盟北京的一家电脑培训机构。那时候全国连锁的培训机构还很少，父亲又没有根基，折腾了几个月没有人上门，父亲不但没赚到钱，反倒赔进去一年的房租。

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电脑培训学校式微已经是大势所趋。折腾了将近六年，没有本钱转型成电脑配件零售商的父亲再一次失业了。几个耐火厂的同事得知此事，找到父亲，劝他捡起老本行，去一家私人耐火厂当车间主任。

老耐火厂关停之后，最后一任厂长和几个技术员一起出钱买了块地，在西山头建了个私人耐火厂。在老耐火厂时，父亲有当代理团委书记的经验，这次便应下老同事的邀，去新耐火厂当车间主任。

父亲对于工作一向不敢懈怠，勤恳负责，从生产、技术到日常考勤，大事小情一律亲力亲为。父亲回忆，那时候他跟工人感情好，日常从不克扣工资，干得好的工人一个月还给五块十块奖钱。工人感激父亲，要请他吃饭，父亲拒绝；工人给他烟，他也不抽。工人们对父亲是发自心底的尊重。

可是没干几个月，父亲便迎来了第三次失业。这一次，时代的洪流没有抛下他，让他失望的是人。父亲干得好好的，一个老板突然让他的同学来接父亲的班儿，让父亲去当副主任；另一个老板又把他媳妇麻友的丈夫安插进来管生产，让父亲单管技术。两个关系户时常克扣工人工资去喝酒，父亲看不惯，又觉得老板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愿受这气，索性便辞职走人。

三

而我对父亲职业的第一个印象，是上小学时，他在清原县的一家电器公司当采购部长。

这份工作是父亲从私人耐火厂辞职后，一位远房姨奶给父亲介绍的。按姨奶的话说，虽然工资少点，但“起码有个事儿干”。电器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脑CPU散热片的维修与生产，而立之年的父亲再一次从头学起，学着用CAD绘制产品图，练习跟铜铁铝锌打交道。

父亲做事认真，原料厂家看得起父亲，动不动就拉他出去应酬。那时候我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只记得父亲总是很晚才带着一身酒气回家，晚饭的饭桌上永远只有我和母亲。父亲的啤酒肚就是那段时间喝出来的。后来公司搬迁，从抚顺城区迁到98公里外的清原县，父亲更是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小孩子没有定性，父亲又不善于表达感情，小学时我与父亲的关系总是亲密而又疏远。父亲每隔两三天会给母亲打一次电话，心情好的时候我总会在一旁撒着娇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往往会因为不知道跟父亲说什么而难为情，就算母亲将听筒递到我耳边，我也扭捏着不肯开口。每当我拒绝与父亲通话，母亲总会叹息着说，我的性格像极了父亲，倔强、执拗、心事重、遇事爱“钻牛角尖”。

四年级的一个周末，早上起床时我惊奇地发现，本该在清原工作的父亲竟不声不响地回来了！从那天开始，父亲便一直赋闲在家，一面在母亲上班时分担照顾我的任务，一面给奶奶家的旧屋翻新房子。

父亲常年离家，这一次的赋闲让我很不习惯。好几次想开口询问，可是话到嘴边，又退缩了。频繁的工作动荡终于蔓延到了家庭。自父亲从清原县回家的那一刻起，父亲与母亲开始了一场结婚以来时间最长的冷战。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两人彼此之间没有一句交流。我害怕得到一个无法面对的答案，于是强忍着不去问任何缘由。

直到父亲决定启程去广东，父亲与母亲才和好如初，从此对这次长达数月的冷战绝口不提。后来我屡屡尝试去理解那时的父母——他们瞒着我，是因为不想让生活和家庭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压力打扰到我学习。父亲和母亲都是那种不愿将工作中的烦心事带回家中的人，他们一直在努力为我营造一个真空的环境，让我对学习之外的事都不必操心。

十二年后，一个契机出现，我终于问出了当年恐惧至深的问题。父亲对我说，那时他跟电器公司的老板辞职了，原因是老板把外甥女婿安排在父亲手下，外甥女婿给父亲穿小鞋，把父亲排挤到销售部门。从采购部长变成销售职员，工资一下子降了800块，父亲无法接受，跟老板辞职，连夜从县城往家里赶。母亲得知此事，觉得父亲不能总是逃避公司人际关系，父亲却觉得母亲不理解自己，两人大吵一架，就此冷战。

我想，母亲的话最终还是对父亲产生了影响，第四次失业，父亲也在反思自己。赋闲的几个月，父亲依旧勤勤恳恳地忙碌，奶奶家的旧屋焕然一新，窗框门框从木质的换成铝合金的，大棚后面的土坯仓房用红砖重新砌好，抹上水泥地面。而与此同时，清原那边的电器公司改旗易帜，张老板变成了赵老板，听说父亲做事认真，始终在找父亲回去。

赵老板特地开车过来请父亲吃饭。老板有点野心，想在广东开办一个分厂，请父亲过去广东跑跑市场。老板出钱给父亲买了一张机票。那是父亲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从沈阳桃仙坐到广州白云，四个小时，1300块钱，贵得令人咂舌。此后父亲从广东往返辽宁，只坐五天四夜才能到站的绿皮火车。

父亲到了广州，赵老板派的任务是跟着这边的老板跑市场、找客户。2010年以前，深圳华强北是全国最成熟的电子元件市场，近水楼台先得月，赵老板的电器公司便是看中这么一块肥肉，也想来广州和深圳淘一淘金。

父亲兢兢业业地跑市场，很快成了各大电子城的常客，机缘巧合之下，父亲在华强北结识了一位姓成的老板。父亲牵线搭桥，清原的老板，广州的老板，和成老板，三个人共出资200万元，在东莞清溪合办了一间工厂。

不巧，时代的浪潮又与父亲开了个玩笑。这年正是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正是在这一年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0-2011年）》显示，2010年，中国网购人数达到1.60亿人，较2009年底增长48.6%，网络零售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网购成为中国人重要的消费形式。电商的崛起瓜分了本属于线下零售商的大部分市场，华强北难以避免地受到了强烈冲击，父亲工厂生产的电子元件找错了销路，销量大幅下跌。合作不到一年，三个合伙人便纷纷撤资，合作非常不愉快。

三人撤资后设备还在，父亲憋着一口气，不想就这样铩羽而归。他想在广东开办一家自己的工厂。父亲跟清原的老板打了欠条，自己出钱买出一部分设备拉到当地朋友的厂房里，老板还支持了父亲一万元的创业费，一间小厂就这样开始运转起来。

那是父亲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一年到头才能回家一次。我对父亲的印象开始渐渐模糊，最终抽象为三个最明显的标签：电脑、毛笔、染发膏。父亲的笔记本电脑可以联网打小游戏；父亲的爱好是练书法，尤其是颜真卿的楷书；父亲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头发就从根上全白了，为了出去应酬体面，每半个月就要在家里染一次头。

十五年过去，经济改革的红利像是胡萝卜吊着父亲向前跑，却不肯分给他一点甘甜。转眼到了2012年，小厂整体运转得不错，父亲踌躇满志，打算一点点将厂子做大。就在这当口，老板却忽然退缩了。

东南亚经济危机正在蔓延，老板害怕自己二百多万的资金血本无归，打算撕掉父亲手中的欠条，把设备收回来卖掉。当时父亲还有十多万的资金没有收回来，经济危机下，资金链断裂在小微企业是常有的事。父亲想坚持，想争取，可是靠自己的积蓄不但根本补不上漏洞，还容易亏损，几经权衡，最终只得将设备还给了老板。这位老板是个实在人，有始有终，最后帮父亲买了张机票，将父亲送回了家。

四

从广东回来，我觉得父亲变了。

即将步入初中，我不再像儿时那样没心没肺，也隐隐感受到一点危机。这已经是父亲第五次经历失业，肉眼可见的迷茫与颓丧包围着他。三年前那次赋闲，父亲在我面前极力收敛着情绪，可是这次回来，父亲低沉的情绪无论如何也收敛不住。

这年父亲39岁。在外闯荡近十年，年近不惑，中专学历，没有光鲜的工作经验，没有拿得出手的技术。女儿马上就要升入初中，妻子的单位效益越来越差。生活的压力像烟雾一般缠绕在父亲身上。

父亲整日蹲在阳台上抽烟。刚开始是10块钱一包的人民大会堂，后来换成6块钱的黄山，再后来换成5块钱的七匹狼。父亲的烟越抽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抽掉将近一盒。我担心父亲的身体，晚饭后一家三口出门散步，我跟父亲提起戒烟，父亲也知道对身体不好，却总是对我的建议一笑了之。

母亲是最看不惯父亲不良生活习惯的人，可是在抽烟的问题上，母亲却一反常态，不仅不反对，还总是主动给父亲买。

很多年后我才理解母亲。父亲性格沉闷，又好面子，总是将心事都闷在心里，连亲人也不愿倾诉，抽烟至少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方式，如果连这个方式也被剥夺，那对父亲未免太过残忍。

命运似乎向来对父亲缺少眷顾。如今谁又能看出，在很久很久以前，父亲也曾是全家人的骄傲，也曾是天之骄子。

1973年，父亲出生在抚顺市郊的一个小村庄，生在二月初二，北方传统中“龙抬头”的好日子，又是长房长孙，可以说背负了当时全家人的希望。父亲打小特别聪明，记忆力好，书看过一遍就能记住，听过一遍的评书马上就能模仿出来；小男孩长得帅，浓眉大眼，入学开始就一直是班长，老师同学都喜欢他，那时东北的学校冬天在教室里生火炉取暖，父亲永远是挨着炉子最近的学生。小学五年级，父亲被评为区级三好学生，那一枚小小的三好学生奖章，父亲一直留到现在。

父亲说，小时候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考学出去上班，有个城市户口。如果不出意外，父亲也许会像姑姑一样考入一所大专，或许比姑姑还要优秀，成为整个镇子里屈指可数的本科生。

直到1989年，成绩一向优异的父亲中考落榜。

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放弃成为“城里人”的机会。那年爷爷在探亲途中遭遇车祸，双腿粉碎性骨折。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失去劳动力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奶奶要在医院照顾爷爷，太爷爷太奶奶已经七十多岁，姑姑还在外地念大专。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父亲一心只想着回家帮衬，中考落榜便不想再读，干脆就在家种地。

姑姑得知父亲的情况，那年暑假回家时，给父亲带回一套《平凡的世界》，不知从哪儿借来的，没有第一部，就从第二部开始，看孙少平在工棚里读书的故事。父亲至今记得，那是他阅读的第一部名著。

后来父亲在村口遇见初中同学，也劝他回去复读。父亲决定回去试试。为了早日毕业回家帮衬，父亲没有考高中，而是报名了中专。家里的旧屋十分逼仄，冬天，太奶奶一群人在南炕玩牌九，隔着一个大木箱子，父亲在北炕上复习。周六周日骑车去长途车站接姑姑回家补习英语。

那年农村往届生中专最低录取分是538，父亲最终考了579——而如果不是往届生无法报考师专，这个成绩足以支撑父亲当一辈子稳定体面的教师。

走过一条长长的弯路，父亲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考出农村成为一名“城里人”，可是，他并没有过上想象中那种稳定而体面的生活，此后的二十年，父亲在城市的岸边辗转腾挪，偶尔幸运地上岸走走，更多的时候还是浮在水中。

很多时候我也会想，服务员、外卖员、快递员、出租车司机，这些工作一样可以赚钱，可是父亲为什么不去做呢？

父亲从广东回来后，母亲旁敲侧击地到处询问出租车司机的行情，可父亲总是一口回绝母亲的提议，父亲说，出租车的前期投入至少要十五万，太贵。可是我总觉得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父亲无法接受自己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过着同一种生活。

这并非是一种优越感，而是父亲一直奉为圭臬的价值观。父亲始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如果他甘愿以卖苦力为生，那就是对自己价值观的背弃，这样的代价，那时的父亲承受不起。

父亲对人对事都有一套自己的原则，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执拗到有些不可理喻的人。从广东回来，姑姑建议父亲跟着姑父去做药品代理，父亲勉强干了几个月，一直不得要领。在职场上父亲向来奉行的是以诚动人，看不惯那些推销的话术和你来我往的虚与委蛇。

姑父不能理解父亲的孤直，他是个直性子，每次家庭聚餐时总要揪着父亲“教育”几句，父亲只是默默地听，默默地喝酒，每次都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我和母亲怎么劝也劝不来。后来为了避免让大家都难受，父亲干脆祭出“躲”字诀——若非十分必要，对姑姑家绝不踏足。

父亲不愿意依靠亲人朋友，他还是希望可以自己创业。回乡之前，父亲在广东的路边看到一张小广告，推销一种设备，叫“垃圾处理器”，可以粉碎厨余垃圾，把鱼刺、鸡蛋皮、鸡骨头这类厨余打成粉末送进下水道。

父亲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当即买下七八台带回了家。这大概算是父亲第二次追逐风口。那段时间里父亲一人“身兼数职”：他在网上发布了“上门修电脑”的帖子，偶尔接到电话去人家里修修电脑；姑奶刮大白的活儿缺人手，父亲有空时也去帮帮忙。但主营业务还是推销垃圾处理器。

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带着宣传单出门散步，碰见面善的路人就发几张。夫妻俩带着孩子推销产品，我至今还记得那种荒诞的窘迫。每次父亲和母亲跟路人聊得起劲，我的目光都暼得远远的，生怕人家寒暄到我身上。

可那毕竟还是2012年，上海打响中国垃圾分类第一枪要在七年后，没人知道家用垃圾处理设备有什么用处。父亲的这一创业计划没过多久就理所当然地宣告破产，机器一台也没卖出去，全送给了家里的亲戚。

几次创业都碰得头破血流，父亲终于觉得不能再这样蛮干，还是要在熟悉的领域施展。走投无路之下，父亲又联系上了在耐火厂结识的老同事，他们提议父亲干脆自己开个耐火厂。

几个老哥们合计了一下，合伙出钱注册了一个公司，父亲当法人代表。设备和选址都搞定了，却又折在了销售上。抚顺市的耐火材料供应几乎被几家老厂垄断，父亲根本打不开销路，厂子一直接不到订单，没干几个月就黄了铺。算起来，这是父亲第六次失业了。

五

也是在这一年，我们搬了家。

一年前，姑姑一家置办了新房，120平的三室一厅，厂里分配的老房子就闲置了。当时她就想让我们去住，父亲没答应。一家三口在45平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挤了十二年，这次姑姑说，老房子再小也是60平的两室一厅，在一楼，离公交车站又近，孩子上学方便。父亲终于没有拒绝，只是沉默。

父亲和母亲执意要给姑姑房租，母亲跟我说，虽然姑姑不要，但我们不能不给。母亲把45平的老房子租出去，租金在她手里倒一遍手，再原封不动地交给姑姑。

十二年前，父亲下岗后第一次“上岸”的尝试，就是在这间房子的客厅起步；大概命运中真的有轮回，谁也不会想到，父亲最后一次体面地站在干岸上，也会从这间客厅开始。

我小升初的那个暑假，家中的常客除了父亲那几位合伙开耐火厂的老同事，还有一位王大伯。王大伯也是父亲在老耐火厂时的旧识，他比父亲大十三岁。

下岗前，王大伯是厂里的文艺骨干，能写会画，父亲是团委宣传干事，钟爱书法，两人因此成了十多年的莫逆之交。下岗后，王大伯也曾四处打零工，去柳州卖过药，也被城管没收过烧烤摊。

几年前，王大伯借着家门口有所小学的优势，自己在家中办了一家书法班。这几年下来，积攒的收入不仅给儿子置办了婚房，还给自己添了辆车。

父亲在广东的时候，王大伯就撺掇父亲回来开书法班，可父亲始终觉得自己比人家差一截。王大伯的书法是童子功，地主父亲从小逼着他练魏碑，父亲开始练书法是在考入中专那年，为了工作以后签字体面，拿庞中华的字帖随便描着开始练的，半路出家，旁门左道，他害怕误人子弟。

父亲的耐火厂注销以后，王大伯常来家里找父亲喝酒，两人一聊就是一整天。王大伯让父亲放弃颜真卿去练欧阳询，又拉着父亲去他那听了几节课。父亲表面上不置可否，其实背地里在家查了不少资料。

那段时间出门散步，父亲总是提起田蕴章和田英章两个当代书法大家的名字。父亲说，他们哥儿俩是当代欧楷写得最好的人，哥哥田蕴章在南开大学教书法，弟弟田英章在国务院，专门给表彰大会写奖状。父亲将田英章的字帖拿给我看，我说：“真像打印，比打印好看多了。”父亲有点兴奋：“你看，写字好也是可以有大用处的。”

父亲终于决定也开一家书法班，我们一家三口都为此忙碌起来。父亲打印出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帖，和田英章书法教学的讲义，从此在家改练欧体，每日笔耕不辍。母亲空闲时满城跑，帮父亲打听市内各大书法学校的行情。母亲担心父亲口才不好，撺掇我去做父亲的第一个学生，每天晚上我都要坐在书桌前，听父亲讲上一个小时的书法课。

大概过了半个月，父亲在网上看到有个补习班外兑，花了不到50元把人家废弃的桌椅淘回家。在客厅铺上地板革，放上桌椅，打印好书法班的条幅挂在窗外，成本加在一起不到200元，书法班就算开好了。屋子里要装饰装饰，添点文化氛围。父亲没有丝毫迟疑，提笔写下一副对联，装裱起来挂在黑板两侧：“学习改变命运，读书变化气质。”

父亲给书法班写的对联丨作者供图

当时父亲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份书法老师的工作，父亲一做就是十年。十年来，家里从门可罗雀渐渐变得门庭若市。最多的时候，父亲的学生达到将近100人，每周要上四天书法课。

父亲发挥自己认真诚恳的性格优势，一个半小时的课，父亲经常加时到两个小时，收费也便宜，每人每节才40块钱。父亲记忆力好，这些年的不断积累让他对《论语》和《易经》倒背如流，《东周列国志》的故事更是信手拈来，在讲课过程中经常插入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学生们对这位严厉而博学的老师又怕又敬。

父亲名声渐响，很多孩子慕名从城东乘坐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来上课。住得最远的一个孩子跟着父母在澳大利亚生活，每次放假回中国探望老人，都要找父亲补习书法。

几十年的挣扎抉择，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稳定而体面的生活。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我念高一那年，家里买了新房，一家三口终于从大姑家中搬了出来。上大学那年，父亲又在家附近买下一套房子作为教室。

每年春节，家里的对联全都是父亲的“墨宝”丨作者供图

做老师久了，父亲的性格也渐渐变得开朗健谈起来，不知何时开始，那个沉闷的父亲渐渐退场，我们家多了一位“快乐老爸”。在家附近，父亲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但凡有孩子的家长都愿意叫他一声“孟老师”。每次我们晚上出门散步，总会遇到相识的学生家长，攀谈时，父亲总是难得地挺起常年微驼的腰背，一向严肃的脸上挂着隐隐的笑意，跟躲在家长身后的孩子打趣。

六

“跟我去卖菜不？”晚饭时间门禁响起，听筒里准时传来父亲的声音。

我穿好衣服下楼，开门登上父亲的三轮车。父亲高兴地跟我夸夸其谈，讲他前天卖菜找错零钱被小孩嘲笑，讲他上周刮大白遇见的奇葩人家。我看着父亲带着微笑的嘴一张一合，不由自主地联想，如果他的学生们看见他，大概很难将眼前这个穿着破旧工作服、戴着褪色棒球帽的卖菜老农，跟那个满口经史子集的孟老师联系到一起。

距离上一次失业已有十年时间，两年前，浪潮再度朝父亲席卷而来。疫情反反复复，父亲的书法班时停时开。屋漏偏逢连夜雨，奶奶突然患上神经性耳聋，双耳失聪。爷爷和奶奶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如今连自己都没办法照顾，更别说下田种地干活。也是在那年春天，姥爷与后老伴的儿女闹得很不愉快，母亲一气之下将姥爷接到家中。

一下子承担起三位老人的晚年，父亲没有时间在原地停留。姑奶也将近七十岁了，还是闲不下来，在干刮大白的工作。这两年民工市场老龄化严重，像刮大白这类“技术工种”更是越发难寻，工钱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十年前一天30块钱的工钱，到现在已经涨到每人每天180块。之前开书法班的那几年，父亲得了空就会去帮姑奶干活儿，也相当于是一个副业，现在，父亲干脆将主业与副业颠倒过来。

父亲说，现在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让爷爷奶奶和姥爷安享晚年。去年夏天，父亲又萌生出改造奶奶家旧屋的想法。两位老人辛苦了一辈子，父亲想让爷爷奶奶也享受享受干净舒服的环境。

奶奶家的房子正在翻修丨作者供图

这一次，父亲花费半年时间，终于在过年之前让屋子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屋外的旱厕变成屋内的抽水马桶，在原先的水泥地面上铺上地砖和地热，两个屋的火炕重新打，水井加上水泵，让井水直流到水龙头中。大姑出钱，父亲出力，如此繁琐的工程，几乎全靠父亲一人支撑完成。

过年期间，一大家子人遵照惯例来奶奶家聚餐，连一向不舍得夸人的姑父都竖起大拇指，姑父说，如果他也像父亲一样，需要照顾三位老人，一定不会有父亲做得好。父亲依旧沉默，只是垂着眼微笑。

父亲在外面追逐了半辈子的体面与成就感，最终在家庭中得以安放。而那份对求学的遗憾，也在我身上得到了弥补。2018年，我考入上海的一所985大学。父亲表面上云淡风轻，可每次回奶奶家他总是憋不住似的跟亲戚和邻居炫耀：“你去问问，堡子里每年这么多大学生，哪个有我闺女考得高？”出门去干活儿，父亲总要戴上我从学校拿回来的、印有学校logo的帽子，一戴三年，深红色的棒球帽被刷墙的腻子和浮灰浸得发白，父亲却怎么也舍不得换。

今年我就要大学毕业，在找工作与考研之间徘徊。父亲还是希望我继续求学。大概是怕我重蹈他当年的覆辙，最近这阵子，父亲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年纪只需要负责好好学习，家里这些事你都不用操心，你放心，想要读到博士，老爸也供得起。

暑假，我们一家和大舅一家一起去火锅店聚餐。在这座没落的工业城市，四个50岁上下的中年人聚到一起的话题无外乎就是工龄、退休金和公积金，只有父亲没有这种烦恼，乐呵呵地听着别人念叨。借着酒劲，父亲隔着腾腾热气笑着看向我，说：“你看老爸，老爸就是个农民工。”

那一刻我知道，三十年过去，父亲终于允许自己“上岸”了。

作者 | 孟菽

编辑｜雾

原标题：《第6次失业，49岁的他做回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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