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共舞：邓小平对外战略实践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奠基者，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战略家，他始终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并及时把握历史机遇，对中国对外关系做出了新的战略布局，并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历史背景下，全面地推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对外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外交的锐利武器。伟人已逝，思想长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回顾和体会邓小平的对外战略思想，对于处理当今错综复杂的中国对外关系，把握中国外交的方向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创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邓小平就在对苏外交以及中苏论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的经验。

1973年3月，邓小平在文革中艰难复出，并介入外事活动，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有力助手。1974年，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逐步担负起中国对外高层会谈的主要责任。此后，邓小平注意分析和研究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变化，参与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

他先后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了重要会谈，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积极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路，为后来制定中国外交新战略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他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国对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1978年，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确立了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导了中国的对美谈判，加速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加固了中美关系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声称：“虽然中国现行政策中有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但苏联从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从未对中国有过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

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虽然仍有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但他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明确和具体，在对华问题上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

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个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声明，提出要“听其言，观其行”。此时僵持已久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了曙光。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抓住中苏关系有所缓和的机遇，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在1982年正式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

1982年至1989年，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外关系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确定了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指导原则，并突出了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关系的稳定发展。

在此期间，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揭示了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一国两制的方针等。这些重要的论断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跌入低谷。进入90年代，原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

为应对“北京风波”和冷战后的国际风云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

在此期间，邓小平为了不使中美双边关系完全破裂，还提出了“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的战略思路，并与美国总统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进行了重要会谈。

与此同时，为排除美国国会以继续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干扰，中国方面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指导下，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

到了1992年，中国外交面临的态势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有好转。邓小平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看到了新的机遇，他决心运用其巨大的威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再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压力，而国内长期以来“左”的积习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此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做了重要谈话，尖锐批评了风行一时的“左”的和保守的思想，并从战略的高度，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特别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 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他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思想新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992年3月9日，江泽民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由此形成了又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潮。

邓小平晚年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寻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中国这个大市场，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随着对共同的现实经济利益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国对外关系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而中国对外关系的好转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又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更多的机遇。正是由于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基础，更加宽阔了。

透过冷战的重重迷雾指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世界局势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向。

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特别是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精辟论断。

1983年3月2日，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公开对中国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作了修正，他说：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

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于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详尽地阐明了他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

他认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的分析和结论，为中国树立和平外交的新形象，并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分三步走，使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在此基础上，他经过慎密的思考，又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是新形势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关系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1987年5月11日，他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

据此，同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些科学的论断成为中国决策层认清世界大局的有力武器。

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点，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具有深远影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并公开宣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仍然是认清当今世界大局的基本依据。

从总体上看，国际局势仍然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力量仍在增长，争取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新世纪以来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局部战争，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

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尽快发展本国的经济，并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各种矛盾和争端，尽可能地寻求合作，避免对抗。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局面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时期好得多。

当然，“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但总体而言，世界将趋向和平与稳定。

由于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战略重点放在振兴本国经济之上，大国之间严重对抗的局面不会重现，世界大战的危险尚不存在。 因此，中国还要抓住机遇，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尽快发展自己。

终结中国结盟的历史，实行不结盟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实行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争霸的主动权，为此不惜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

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从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失去了战略优势，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由于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一方面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邓小平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做出新的战略决断，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苏联缓和关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不打牌的政策。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此后，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进一步表示：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终结了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在改善了对苏关系的同时，与美国也保持了正常的关系，从而成功地在美苏争霸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由此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此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国对外战略最具深远意义、最为成功的一次转变。

全面对外开放，溶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十分关注意世界发展的大趋向，着眼于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观察，尤其是关注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

随着对国外情况调研的深入，邓小平深切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1978年9月8日－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活动。他对金日成指出：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时机，许多工业国家正期待着中国打开巨大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这就为中国吸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号召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中国终于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谈了广东经济的现状，以及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到，省委要求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央在中发「1979」5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改为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

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了突破口。

1984年1至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的特区。回到北京后，他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总结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最后形成了《纪要》，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的意见。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的《纪要》。这样，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重大举措正式启动。

随后，进一步开放开发海南岛的设想也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正式对外透露了中国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消息。

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1988年4月，海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同时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终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了从南到北连接在一起的广阔地带。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1991年，中国在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的较量中逐渐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以开发上海带动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 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切下，开发浦东的战略开始实施。1992年，中国正式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五个沿江城市，同时开放哈尔滨等四个边境、沿海区省会城市及十一个内陆省会城市。由此形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由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同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成为一个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从而使中国全面溶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并将中国对外关系置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美双方在人权、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磨擦和争斗。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应对政策的基调和斗争策略。

他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不信邪，不怕鬼”。在1989年7月召开的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言简意赅的重要指示：对美国采取什么态势很重要。不要怕，要立场坚定，礼貌周到。用软弱态度不能稳定关系。硬一点，反而能促使它转弯子。

中国方面据此重新估量了中美关系，并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经过这次震荡之后，不会很快恢复，也不会一直恶化下去。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西方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还不敢把文章做绝。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估计美方迟早要转弯子。据此，中国方面沉着应对，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在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1989年底，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全年形势分析报告中引用邓小平的“二十四字令”对外政策方针，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站稳脚跟、沉着应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数”。

邓小平的意图是，面对黑云压城的不利局势，中国不要惊惶失措，盲目行事，而要稳定情绪，冷静观察形势的变化，对外要尽量低调，收敛锋芒，避免成为焦点，先稳定国内局势，等待形势改善后，再图发展，要以此为准绳，沉着应付国际上的各种挑战，要尽量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由此避免引火烧身，避免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决不当头”的重要思想。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失掉了。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决不当头”思想贯彻实施，避免了把国际斗争的锋芒集中到中国身上，减轻中国当时面临的压力。

邓小平的上述战略思想，使人们透过纷繁表面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事物将要起变化的内在因素和长远发展趋向，使中国外交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姿态面对世界。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既然要和平发展就需要尽量减少阻力，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迅速崛起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甚至引起一些国家不安的情况下更应如此。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已经处在一个迅猛崛起的过程之中，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比的现实来看，仍然是西强东弱，因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埋头苦干，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避免引火烧身，分散精力，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卷入冲突对抗的漩涡。

坚持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将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要把发挥中国独特作用的重心，放在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上，放在通过合作共羸，增强自身实力上，放在减少和化解前进阻力上。

在直接涉及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等问题上，中国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影响。关键是要区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分清轻重缓急，要善于把握形势和利用机遇，顺势而为，这样才能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

这说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值得指出的是，当今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应低调行事，不应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应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的方面。应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形象，建设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作为后起的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斗争和竞争中站稳脚跟，正确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就要顺应时代潮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代价最小、阻力最小、最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到达胜利的彼岸。

因此，中国要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所有国家开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新世纪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即综合国力站在世界前列，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此，中国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不争霸，也不称霸的战略选择，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争取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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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07年2月《东方早报》“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特刊。“澎湃”于伟人诞辰114周年之际重发此文，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