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就是他的“战书”| 卡夫卡诞辰140周年

弗兰兹·卡夫卡

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

1883年7月3日，弗兰兹·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卡夫卡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与此同时，他又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最伟大的德语小说家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艳兵长期研究卡夫卡的作品，他在解读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时指出，“变形”远不只是简单的异化，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内疚与恐惧、工作中的焦虑与挣扎，以及情感生活和人生志向的困惑与祈祷都包含其中。

《变形记》可以看作卡夫卡的精神自传，然而卡夫卡自己却说：“我对《变形记》非常反感……几乎是极不完美。”卡夫卡从小被父亲打压，也深陷自我贬抑，文中的甲虫格里高尔像极了想要消失的卡夫卡自己。与很多他的读者一样，卡夫卡也苦于工作的痛苦、家人的不理解、爱情的折磨……因此，在”卡夫卡式“的处境总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今天，讨论卡夫卡早已不是一个文学问题。

然而，这个过程中，写作成为他唯一的出口、他祈祷的形式、他对扭曲社会下的“战书”……写作耗尽了卡夫卡的生命，也成就了卡夫卡的荣誉。为了保持纯粹，他拒绝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他的理想生活是地窖最里面孤独地写作。为了追求一种纯粹的写作，他宁愿过一种痛苦的生活。他说：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今天（7月3日）是卡夫卡诞辰140周年。《变形记》精装珍藏版也将于由读客初版，我们在此摘选曾艳兵教授为此版本撰写的导读，以此纪念这位将写作视作生命的作家。

本文经读客文化授权推送。

“一个亲近心灵的主题”

——卡夫卡《变形记》导读

曾艳兵

放眼世界，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更适合用“卡夫卡式”来形容或描述。

“卡夫卡式”之后，讨论卡夫卡就远远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它也是法学问题、哲学问题、神学问题。讨论卡夫卡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卡夫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往往息息相关。

我们许多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天早晨，我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发现……”这当然是对卡夫卡小说《变形记》开头的模仿。卡夫卡，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个字：卡。所以，甚至可以说不是我在说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在说我。

卡夫卡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卡夫卡式”处境摆在我们面前，并且总是突如其来。面对现实的诸多问题、困境、悖谬，我们除了以“卡夫卡式”来描述和表达，几乎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方式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卡夫卡。

卡夫卡的重要作品除了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审判》（又名《诉讼》）《城堡》《失踪者》（又名《美国》）外，还有一系列著名的短篇小说，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变形记》。本文将以《变形记》为中心，结合《判决》和《饥饿艺术家》来探讨卡夫卡小说的基本精神和特征，以及“卡夫卡式”小人物在现实社会里的生存困境和艰难选择。

《变形记》通常被认为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理解的作品，有关这篇小说的评论和注释已经数不胜数，甚至有学者认为，20世纪就是一个“变形的时代”。卡夫卡的《变形记》“弹奏了将在随后几十年轰响的共同心弦：变形的主旋律”。

《变形记》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启示和影响深刻而持久，“几乎所有描写变形、乖谬、反常规、超日常经验的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卡夫卡有关” 。在人们的一般认知里，变形就等同于异化，就是由人变成“非人”。小说“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压迫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

“卡夫卡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一只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种别具一格的描写使《变形记》成为一篇独特的文学作品。”这种分析自然不无道理，并且似乎已经成为理解和认识《变形记》的一种常识，但也正因为是“常识”，所以就失去了新意，缺乏深度，甚至都失去了感觉。

变形就是异化，岂不是太简单了？卡夫卡一篇非常独特的小说由此变成一篇不再独特的小说。况且，有些更为深刻独特的问题并未涉及，譬如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何变形？为什么变成了甲虫而不是其他动物？人变成甲虫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有所寓意？

“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萨从一连串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害虫。”小说开头第一句，主人公便已经变形。变形后的主人公首先问的是：“我怎么了？”然后他想到的是：“啊，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累人的一个职业！”

变形已经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被主人公接受，他并不想追究“我为什么变形了？”，而只想解决“变形后的我该怎么办？”，这以后直到主人公最后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凄凉地死去，作者再也没有交代，甚至也没有暗示过主人公变形的原因。

1915年10月25日，卡夫卡在给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信中写道，他非常担心插图画家会在小说的封面上画一只甲虫。他叮嘱道：“别画那个，千万别画那个！我不是想限制他的权力范围，而仅仅是根据我对这个故事显然更深的理解提出请求的。这只甲虫本身是不可画的。即使作为远景也不行。”最后出版社显然采纳了卡夫卡的意见。

在卡夫卡看来，主人公变成了什么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何”变形。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变形——一个亲近我心灵的主题——乃个体化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可是，卡夫卡为什么要选择变形来表现他的主题呢？

01

成长的内疚与恐惧

《变形记》写于1912年11月17日至12月7日。这时卡夫卡二十九岁，已经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工作了四年。

1912年11月17日，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还有一个在床上苦恼时想到的并使我内心感到压抑的简短故事要写。”这是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正在创作的《变形记》。

12月7日他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小故事已经完成，但今天的结尾一点儿也不让我高兴，可以写得更好一点儿，这是毫无疑问的。”1914年1月1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对《变形记》非常反感。结尾无法看明白。几乎是极不完美。如果当时未受商务旅行打扰的话，它也许会好些。” 这里所说的商务旅行是指卡夫卡不得不在1912年11月25日、26日在克拉兹奥为保险公司代理一起诉讼案。

显然，卡夫卡描写变形与他的女友、家庭、工作，乃至他童年的记忆密切相关。小说表现了卡夫卡在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的内疚与恐惧。

小说对此也有所暗示，譬如格里高尔屋里的那张写字台，“他当商学院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时，都是在那上面写的作业” 。这里，格里高尔的经历与卡夫卡非常相似。因此，“卡夫卡的小说是在解说他亲身的经历”。

“《变形记》的基本思想是父亲的一份‘赠礼’：要求把自己当作小虫看待。”

“《变形记》的主题（以及动物性的挥之不去的想象）是一种模糊回忆，是对《旧约》全书作传统解释的灵魂转生的影射，这可以由我们去想象，即使尚不能肯定Samsa就是忆及Samsara（生灵的轮回再生）。”

与《判决》一样，《变形记》也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是卡夫卡逃避现实生活潜入创作生活，逃避外在生活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卡夫卡在变形的想象中将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他的艺术世界。

卡夫卡的书桌

其实，卡夫卡有关变形的构思由来已久。

早在1907年至1908年，卡夫卡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乡村婚礼》，其中就有关于变形的描写：“难道我不能像我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的那样干吗？我压根儿用不着亲自到乡下去，这没有必要。我只需把我穿着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我此时此刻正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微开着的房门外透进来的小风吹着……当我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金龟子的形态。”

主人公拉班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躺在床上，而让他的躯体去乡下完成那令人厌烦的义务。看来，拉班“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的事情就是变形。

通过变形逃避自己所厌烦的事情，而这也正是卡夫卡童年遇到危险时所经历和想象的事情。主人公拉班（Raban）与卡夫卡（Kafka）的名字有两个相同的元音，其字母的数目也一样多；另外，拉比（Rabe）在德语中是渡鸦的意思，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则是穴鸟的意思，因此，拉班这一形象具有非常浓郁的自传色彩。

卡夫卡童年的记忆对他的创作无疑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童年时期的心理活动，必将烙印于个人的发展史上，并永远影响他的未来。卡夫卡对童年时吃饭的情景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他父亲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它给弄坏了。

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曾模拟父亲的口吻，描述了他和儿子之间的斗争：“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政，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蜇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

卡夫卡的《致父亲》手稿

这正如《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因为变成了甲虫而失去生活能力一样，的确“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弗洛伊德曾经说：“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故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

所以，“当卡夫卡的父亲把他叫作‘小虫’时，他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刻画了一个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萨，其一生就是由人变成小虫的过程”。在卡夫卡眼中，他父亲早就将他从人变成了甲虫。

小说《判决》写的就是父亲对儿子的判决。

小说写于1912年9月22日夜间至23日清晨，从晚上十点到早晨六点，费时八小时，小说一气呵成。该小说创作早于《变形记》两个月，是他自己满意的第一篇作品。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给他在俄国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订婚的消息。

然后，他带着写好的信来到父亲的房间里，父亲怀疑儿子在圣彼得堡真有这么一个朋友。格奥尔格转而关心父亲的身体，他帮父亲脱掉外衣，将他抱到床上，并帮他盖好被子。

父亲大怒，道出事情的真相：那位在俄国的朋友什么都知道，父亲就是他在这里的代表。然后父亲判决儿子投河淹死。儿子飞奔到河边，悬空吊在桥栏杆上，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我可是一直都爱着你们的。”说完他就松手让自己落入水中。

布罗德曾称这篇小说是“这样一个暴戾的故事，尽管儿子善良恭顺，却仍被父亲视为执拗残暴，遭到判决而终于‘自溺而死’…… 这个短篇，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目了然地按照心理分析学观点来写的，然而几经体味，其含义却变得越来越隐晦……”。

有人从宗教角度去理解这篇小说，认为“父亲是……上帝的一个侧面”；有人从父子冲突的角度去理解这篇小说，认为小说中的父亲就是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这个父亲的幽灵就像是一位神圣的全知全能者，因为他有权力从更深处、更根本处剥夺那些儿子欲证明自己的经济、身体和感情独立的根源”。

父子矛盾在卡夫卡那里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1919年卡夫卡给父亲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他在信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童年时不能与父亲进行平心静气的交流，以致后来他讲话的本领都荒疏了。

“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在你那里，有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得到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考又不能讲话……于是我完全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

这也是《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生存处境。他之所以变形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之所以缺乏沟通和理解又是因为他丧失了人类用于沟通和理解的工具——语言。

卡夫卡的父亲

卡夫卡童年有关变形的记忆有时也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譬如“突然消失”“轻松地死去”等。1920年，卡夫卡在一封致密伦娜·耶申斯卡的信中对自己的这种感觉做了极有说服力的描述：

当然我们也有死亡的愿望，希望“轻松”地死，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孩的愿望，就像我自己回到了学校，在数学课上，当我看到老师在他的笔记本上寻找我的名字时，那幅有力的、恐怖的、现实的图像便会来同我的无知无识作对。

在这种恐怖的似梦非梦状态中，我希望我能像幽灵一样飞起来，像我的数学知识那样虚无缥缈，像幽灵一样在学校的条凳上飞来飞去，有时穿越大门…… 这就是“轻松”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相反，我被叫到黑板前去解一道难题，而解这道题所需要的对数表我却忘在家里了。我撒谎说我把它放在桌子里了，心想老师会把他的对数表递给我。

但是，老师要我回我的桌子取对数表，这时，我感觉到了我的恐怖，真正的恐怖，它成了学校里的恐怖，我无需任何的假装，桌子里毕竟没有什么对数表。老师（前几日我遇见过他）于是叫我“鳄鱼”，并且立即给了我一个“不及格”。

卡夫卡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上了“消失”的艺术，如突然消失在“玻璃墙”后面，因为他觉得所有那些他所认识的人都在跟他作对。他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无能、懒惰、笨拙、记忆力差、衣冠不整、不能合作……这使他渐渐地从自我轻视发展到了自我仇恨，然而这自我仇恨里也还包含着一种古怪微弱的自满，甚至是骄傲，在这里他曾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的错误。

自我鞭挞只不过是自暴自弃的一种方式，早在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明智的、大大小小的法官就知道，罪犯总是沉迷在他的罪行之中。

但是，卡夫卡的自我贬抑，这种无意识中的满足或不满足，都有着清晰的防护目的：使他离开竞争，脱离危险，使他能够在对抗的残酷时刻“消失”，就像他在教室里“消失”一样。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不仅变成了甲虫，而且还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死亡，永远从家里消失了：“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的想法或许比妹妹还要强烈。他一直处于这种空洞而平和的沉思之中，直到钟楼的钟在凌晨三点被敲响。他还依稀看到了窗外破晓的天色，然后，他的头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了下去，从鼻孔里无力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如此看来，格里高尔所做的不过是卡夫卡“童年遇到危险时经常做的事情”。

02

工作的焦虑与挣扎

卡夫卡一辈子都处在工作和创作、家庭义务、个人理想的矛盾冲突之中，内心充满焦虑和挣扎。这种外在的矛盾冲突与内在的焦虑挣扎是《变形记》的重要主题之一。

主人公在变形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和义务。“日复一日地出差！”“要不是为了我父母，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格里高尔虽然讨厌，甚至憎恨他的工作和上司，但为了家庭的利益他不得不拼命工作、委曲求全。

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曾激动地对前来问罪的总监说：“总监先生！请您体谅体谅我的父母吧！您现在对我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从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事。也许您还没看过我最近一次寄回公司的那些订单吧，而且我还要去坐八点的火车出差呢，几个小时的休息已经让我精神抖擞了。您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总监先生，我马上就会去上班了。还劳驾您去跟老板说一下，并代我向他问好！”

而后来当家里失去了格里高尔的主要收入来源，父亲、母亲及妹妹都不得不去替人打工时，格里高尔感到非常内疚和痛苦，他“径自扑到门旁凉爽的沙发上，因为他又尴尬又难过，浑身燥热难堪”。

“格里高尔几乎在不眠不休中度过了这些黑夜和白天。有时他想，下次开门的时候，他就能像从前一样，再次掌管起家里所有的事。”格里高尔就这样为了工作和义务而焦虑不安、夜不能眠，并且最后在这种焦虑不安中孤寂地死去。

卡夫卡早在1907年就为选择合适的工作而伤透了脑筋。由于他有一个原则，即他所选择的工作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因为这种联系会降低文学创作的尊严。因此，卡夫卡选择了一份他并不爱的保险公司的工作，这给卡夫卡带来了一辈子的苦恼和痛苦，但同时也使他永远是一个业余作家，而不至于远离了生活的根基。

1908年他刚开始上班时就有这种感觉：“你在办公室如此努力地工作，以致你太劳累了，从你的职业中完全得不到任何愉快。并且所有这些工作并不能使你获得人们对你的爱护和关心。它反而使你孤独，使你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古怪的物体。” 以后，随着这份工作的压力和枯燥乏味感越来越重，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头负重的野兽，1908年春天他在给海德维希的信中写道：

我度过了悲惨的一周，办公室里的工作太多了，也许从现在起将一直是这样。人要对得起他的坟墓…… 人们把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撵来撵去，由于我根本不是野兽，所以，我会多么劳累就可想而知了。

上星期我名副其实地属于我居住的这条街，我把它称作“自杀者的助跑街”，因为这条街通向河边，那里现在正在建一座桥。河对岸由一片山丘和花园构成的就是百乐宫；他们将在下面挖一条隧道，这样，人们就可以沿着街道散步，过桥，进入百乐宫下面的隧道。但是目前立在那里的还仅仅只是一个桥架，这条街只通到河边。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无论如何，过桥去百乐宫总比投河进天堂要美妙些。

工作和义务的压力使卡夫卡感到自己变成了怪物、动物。在以后的几年里，卡夫卡的工作与创作、个人理想、家庭义务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由于家里开设了一家石棉厂而变本加厉了。

1911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女婿卡尔·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工厂——布拉格赫尔曼石棉工厂。卡夫卡在这家工厂里也有投资。

卡夫卡最初希望自己只是作为工厂里的一个沉默的伙伴，或者作为客人偶尔去工厂里瞧瞧，日后却可以靠工厂的利润分红生活，并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彻底逃离出来，专门从事自己所钟情的文学创作。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他父亲和他那位雄心勃勃的妹夫所想的，这注定了卡夫卡将与他父亲等家人发生冲突。

卡夫卡家的工厂建在布拉格郊区齐兹科夫，1911年11月开工，有二十五位工人，多数是女工，十四台机器由一部三十五马力的汽油发动机驱动。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是监督管理者，但是他还要去展售全部产品，因此他不得不将许多时间花在路上，工厂就只得留给那位德国工头负责。卡尔·赫尔曼相信，如果没有人监视，所有的工人都会把他当作瞎子一样来偷盗，所以他要求卡夫卡，只要他不在那里，卡夫卡就应去那里监视那些“拿工资的敌人”，这给卡夫卡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焦虑。

在12月的日记中，卡夫卡写道：“吃午饭时父亲指责我对工厂的事关心不够。我告诉他，我参与了，因为我也期望获益，但是，只要我在保险公司里还有工作，我就实在不能去那里工作。父亲继续斥责。我站在窗口，保持沉默。”工厂成了对卡夫卡的一种折磨，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受鞭笞的狗，“在工厂里所做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事将剥夺我自己使用下午几个小时的机会，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并且已经越来越限制我的生存了”。

因此，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1912年3月，他写道：“前天由于工厂的事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5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他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1912年10月7日，卡夫卡在一封给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再次起了结束生命的念头。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了她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了指责我应对父亲的痛苦和疾病负责外，又把妹夫离开工厂无人看管这一新理由端了出来。而我最小的妹妹通常总是站在我一边，这次也离我而去……我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在大家入睡以后从窗口跳出去；要么在以后的两周内每天去工厂，去妹夫的办公室……我没有跳窗，诱惑我写这封诀别信的力量也并不太强……同时我也想到，比起我继续活下去，我的死亡对中断我的写作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使他觉得有必要从中进行斡旋。他将信复写了一份寄给卡夫卡的母亲，她立刻就回信说：“我刚刚收到您的信，从我颤抖的字迹上您看得出，我是多么不安。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以保证他们人人都幸福，而这一回我却束手无策。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

卡夫卡的母亲一边让丈夫相信他们的儿子这时候正在工厂里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一边又悄悄地雇用女婿卡尔的弟弟来从事这一工作。这一安排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14年，卡尔的弟弟保尔·赫尔曼正式成为这里的合作者为止。

后来由于战争，原材料缺乏，产品积压，1917年10月工厂正式宣告破产。卡夫卡的管理者生涯也随之结束，虽然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卡夫卡的母亲尤利叶·卡夫卡

因此，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之前就有了一次变形的体验，他一边变成了他妹夫的弟弟继续在工厂里履行职责，一边却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

卡夫卡后来在《致父亲》的信中就将自己比作“一条虫”：“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到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总是站在他一边的”最小的妹妹“这次也离他而去”必定使他感到痛苦和绝望。

卡夫卡最小的妹妹叫奥特拉，生于1892年，比卡夫卡小九岁。1912年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我最小的妹妹（已经二十岁）是我在布拉格最好的朋友。” 奥特拉从小就具有反叛精神、独立意识，尤其敢于公开反叛她父亲。她不仅挑战父亲，而且对他赞成的任何事情都表示不满。而她给哥哥提供的则是没有危险的亲密、迟到的母爱。

在卡夫卡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奥特拉总是给他提供最无私、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但这一次奥特拉却没有站在他一边，而是对他“怀有巨大的不理解”。因此，卡夫卡绝望得几乎想从窗口跳下去。

这种几近被抛弃的感觉在他后来创作的《变形记》中势必会留下某些痕迹。主人公格里高尔最后被一直关心着他的妹妹抛弃，这同卡夫卡当时的感觉恐怕不无联系。主人公的妹妹是一位十七岁的会拉小提琴的姑娘。她的美妙琴声吸引了格里高尔。“他感觉似乎找到了通往他渴望的、未知食物的道路。他决定要挤到妹妹身边去，扯住她的短裙，暗示她可以拿着小提琴到他的房间来，因为这间屋子里没人会像他打算做的那样奖励她的演奏。他不想让她再离开他的房间，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

但是，妹妹最终还是将他抛弃了。“他刚一进入自己的房间，门就被匆匆关上了，还插上了门闩，锁了起来。”据说，卡夫卡的妹妹奥特拉也对音乐颇有造诣，当年卡夫卡给她朗读柏拉图的作品时，她就教他唱歌。

总之，由石棉厂引发的危机在一个月后给卡夫卡提供了创作《变形记》的“动机和灵感”，卡夫卡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当地表达自己的孤独、愤懑、焦虑和矛盾心情的方式。

卡夫卡和妹妹奥特拉

03

情感的困惑与祈祷

卡夫卡一辈子虽然没有结婚，但有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的经历，其中两次都是跟同一位女性——菲莉斯。卡夫卡正是在与菲莉斯相识、相恋的最初阶段创作了《判决》和《变形记》。

恋爱、工作和写作纠缠在一起，卡夫卡曾经感到困惑，这三者孰轻孰重，难以取舍。但是，如果在这三者之间一定只能选择其一，卡夫卡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写作，因为写作就是他祈祷的形式。有学者认为，《判决》中格奥尔格的那位多年来一直在俄国流亡的朋友，其实就是卡夫卡“内心的自我，他的创作的自我” ；格奥尔格就是卡夫卡自己，小说是献给卡夫卡的女友菲莉斯的。

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他认识女友菲莉斯不久，正处在热恋之中，这对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影响。

1912年8月13日晚上，卡夫卡在布罗德家里认识了菲莉斯。9月20日他给菲莉斯写了第一封信，两天后他创作了他的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并将这篇小说题献给菲莉斯。

八天后他收到了菲莉斯的回信，当晚他又给菲莉斯写了一封长信。在接近两个礼拜没有收到菲莉斯的回信后，卡夫卡变得狂躁起来，10月13日他又给菲莉斯写了封信。一周后菲莉斯那里有了回音。在此后的六个多月里，卡夫卡常常一天给菲莉斯写两至三封信。

据说，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灵感就产生于“某天早晨无望地躺在床上，发誓收不到菲莉斯的信便决不起床的时候”。

卡夫卡与女友菲莉斯

卡夫卡在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自己既渴望结婚又惧怕结婚的矛盾心理：“我在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担忧，虽然由于我的忧郁和迂腐，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等无所不在的压力。”

在恋爱的过程中，卡夫卡惯于用动物的比喻来进行自我贬低。比如他曾说过：“我比任何一条狗都更低地匍匐在地上……颜面丧尽。”

格里高尔是一个单身汉，他曾认识“一个帽子店的女收银员（他曾认真地追求过她，但他动作太慢了）”，她却对他“冷冰冰”，他们的婚姻无疾而终。最后，格里高尔通过变形彻底逃避了自己结婚的责任和义务。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略韦，“只须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儿兴趣（就我的天性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你就会毫不考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对这个人破口大骂、污蔑、丑化。比如像意第绪语演员略韦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我已忘了是何种方式）把他同虫相比” 。

略韦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之间有过同性恋的关系。卡夫卡在略韦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卡夫卡和略韦的认识与交往就在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前一年。

1911年10月，一个意第绪演出剧团来到了布拉格，略韦是这个剧团的导演、创办人和主要演员。略韦当时二十四岁，比卡夫卡小四岁，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经做了许多卡夫卡做梦都想做的事。

1887年他生于华沙，成为绝对正统的查西迪教派家庭中的一员。十七岁时他同父母决裂，逃往巴黎，在做苦力的同时，业余兼做意第绪剧演员。1907年首次加入了一个专业巡回演出剧团，走遍了西欧和东欧的主要犹太人居住区。1912年，由于波希米亚地区严重的金融危机，略韦定居柏林，但还定期去布拉格，与他的朋友卡夫卡保持着联系。1913年他从维也纳写信给卡夫卡说：“您是唯一对我好的人，是唯一一个说话说到我心坎儿上去的人。”

卡夫卡对这位经历丰富、性情冲动而又温和的人物非常迷恋，有一段时间他天天去看略韦，他甚至请略韦到家里来，这使卡夫卡的父亲非常恼怒。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略韦时甚至说：“谁同狗一起睡觉，起床时就会惹一身臭虫。”这句话给卡夫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略韦是犹太人的化身和象征。“犹太人就像虫子和狗一样”，这是长期积郁在卡夫卡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

从这个意义看，《变形记》就是卡夫卡的“战书”，“变成甲虫的方式有千万种，而作为例外或少数人就是社会的原罪。当社会上某些人由于其特殊的趣味、种族和传统而被指责为‘虫子’时，必然有另一些人只看到他们的腐败，而那些少数受到谴责的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仿佛真的已经变成了虫子一样。既然卡夫卡也是犹太人，他必定也有过这种经历”。

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中倾注了犹太人的情感和愤懑，这应当是无可争议的。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被视作异类而遭到鄙视、唾弃，被追打、被隔离，最后孤独地死去，这些都不由得使读者想起几千年来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和悲苦命运。

卡夫卡以变形的方式言说犹太人的命运，他自己的命运也以卡夫卡所特有的方式被言中。1922年春，卡夫卡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同年10月发表于《新观察》。1923年，卡夫卡重新修改了他的遗嘱，他要求布罗德将他所写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但包括《饥饿艺术家》在内的六个短篇幸免于难。1924年3月，他与出版社签订了一份合同，准备将《饥饿艺术家》这个短篇小说与其他三个短篇一起结集出版，书名就叫《饥饿艺术家》。

可见，卡夫卡非常珍重这个短篇。1917年卡夫卡因患肺结核而咯血，后时好时坏，久治不愈，1924年5月病变已发展到喉咙。卡夫卡既不能吃，也不能喝，“最糟的是我连一杯水也没法喝，但渴望本身却给了一点满足”。卡夫卡就是在这种状态下阅读并校订他的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他在饥饿和消瘦中仍沉浸于《饥饿艺术家》的校对工作。

一直护理着卡夫卡的医生克罗普施托克后来回忆道，卡夫卡当时那几乎饿死的情形十分可怕，“他阅读校样时一定不仅仅是感情的极度紧张，而且，当他完成这一工作时，他长时间地泪流不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卡夫卡通常总是具有超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卡夫卡在饥饿中校完了他的书稿，而饥饿则加速了他的死亡。卡夫卡说：“在我身上储存的食物已经不足以恢复身体的健康，除非发生奇迹。”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病逝。生前他没有见到这部作品的出版。卡夫卡自己的命运不幸被他的《饥饿艺术家》言中。

这是巧合，还是宿命？卡夫卡的生命和创作终于在这里合二为一了。他用生命完成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赋予了他生命。

《饥饿艺术家》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理解和阐释，但我以为，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一角度去理解和阐释，也许最适合卡夫卡独特的生活和创作。

“禁食是卡夫卡的著述里的一个经常性主题，那是一部有关禁食的漫长历史。”叶廷芳说：“这里仿佛有一种齐克加德（Kierkegaard）的音响：‘人的思想行为要在最激烈的程度上像个人。’饥饿艺术家这个艺术的探险者和殉难者不正是作者的自况吗？”

卡夫卡曾经表示：“写作就是敞开心扉直至超越极限。” 《饥饿艺术家》可以看作卡夫卡“敞开心扉直至超越极限”的一次心灵历险。

小说塑造了这样一位艺术家的形象：“一身黑色紧身衣包裹着异常明显的肋条骨，他甚至不屑于坐在扶手椅上，而是直接席地坐在散乱的干草上，有时礼节性地点点头，硬挤出一丝微笑来回答一些问题，还把胳膊伸出栅栏外，让人摸一摸他有多瘦弱，之后又彻底陷入自己的世界，对谁都不理不睬。连对他如此重要的钟鸣都充耳不闻，这钟可是笼子里唯一的物件了。他面向前方，双眼紧闭，只是偶尔用一只极小的杯子轻轻抿一抿，仅为沾湿嘴唇。”

然而，人们却抛弃了饥饿表演，他们热衷于观看动物的野性表演，而不再关注艺术家的饥饿表演。从此，饥饿艺术家的孤独和寂寞日甚一日，最后他只得用生命来证明自己的艺术——饥饿艺术家坚持饥饿下去。

小说的结局是：“于是人们就把饥饿艺术家和那些干草一起给埋了。”

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位饥饿艺术家。正如饥饿艺术家生存的目的就是饥饿一样，卡夫卡生存的目的就是写作，“我写作，所以我存在”。写作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命立刻就会枯萎变质。“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卡夫卡就是那只被笼子寻找到的鸟，笼子就是卡夫卡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创作宿命。

卡夫卡曾经说过，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孤独地写作，这正如饥饿艺术家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在笼中表演饥饿一样。

卡夫卡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他曾三次订婚，但最终却没有结婚；他将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但他临死前却嘱托遗嘱执行人将他所有的稿件，包括日记、手稿等，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烧毁。

卡夫卡不能容忍任何世俗的杂念玷辱他的创作，而他对创作的完美追求又近乎绝望。

卡夫卡在孤独中写作，又在写作孤独。卡夫卡的创作当时不被人们理解，正如饥饿艺术家的表演不被观众理解一样。饥饿艺术家离不开饥饿，正如卡夫卡离不开写作一样。写作耗尽了卡夫卡的生命，也成就了卡夫卡的荣誉。

卡夫卡还是一个将写作视作生命的作家。卡夫卡的生存就是为了写作，而要生存首先得工作。为了写作，卡夫卡忍受着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追求一种纯粹的写作，他宁愿过一种痛苦的生活。

1908年以后卡夫卡渐渐变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最后，卡夫卡从拒绝吃某种食物发展到让自己挨饿，他最后的病症——喉结核使他不可能咽下任何东西，因此，他几乎是饿死的。

卡夫卡临死前，穿上衣服体重也不足一百磅。卡夫卡骨瘦如柴，和那个身体“非常轻、皮包骨”的饥饿艺术家何其相似。卡夫卡才是真正的饥饿艺术家。

总之，卡夫卡在孤独中完成了他的写作，他在孤独中走完了他人生短暂的四十一年旅程。就像那位饥饿艺术家，饥饿对他而言就是艺术，就是目的。饥饿艺术家“他对饥饿表演几近狂热”，“因为我必须挨饿，我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他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其他的生活方式。

饥饿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酷爱要求继续表演下去，他不愿在艺术正处于最佳状态时中断表演，最后，他在饥饿中完成了他的事业。饥饿艺术家活着就是为了追求艺术的最佳境界，而追求艺术的最佳境界的代价却是牺牲生命本身，这正如浮士德的满足就意味着肉体的死亡一样，追求无限的代价就是消灭有限的肉体。

卡夫卡最终没有从写作中走出来，正如饥饿艺术家永远也离不开饥饿一样。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从不得不接受变形，到被判处投河自杀，还有因饥饿绝食而死，虽然以不同的方式走完了各自的人生之路，但都经受了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内疚与恐惧、工作中的焦虑与挣扎，以及情感生活和人生志向的困惑与祈祷。

卡夫卡孤独地写作，同时也在写作孤独，最终成为一位并不孤独而且受全世界读者敬佩和爱戴的伟大作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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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 Flores, ed., The Kafka Problem, New York: New direction, 1946.

上文摘选自

《变形记》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奥] 弗兰兹·卡夫卡

译者: 魏静颖 张晏

出版年: 2023-6

编辑 | 蚂蚁

主编 | 魏冰心

原标题：《《变形记》就是他的“战书”| 卡夫卡诞辰1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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