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邓伟：他用摄影记录了一个时代

邓伟工作照

2013年2月6日中午，在上海虹桥机场乘坐飞机回广州，无意翻阅东方早报，看到熟悉名字著名摄影家邓伟，却是文化逝者版面，昔日同窗张艺谋、顾长卫、李少红、张铁林等送他最后一程。3日病逝，才53岁！

邓伟在一次突发心脏病危后对记者这样坦言。邓伟每年1月都到医院例行体检，从没发现呼吸系统有问题。他不抽烟，从不咳嗽，上课讲话声如洪钟，去世前却突然确诊为肺癌。命运的戏剧性可见一斑。

“到哪里去都可以，只要走，路就延伸。”这是邓伟于2002年摄影作品《天涯行客》后留下的摄影感言。如今，他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将要到的地方。路还会在他前方延伸，对于这点，我心存相信。此际，仅以旧文，与您赠别。

1988年，摄影师肖风和导演张军钊在新疆天山拍电影，肖风从镜头里发现，数公里外的雪山上一个小小人影的走动破坏了画面构图。雪山上空气稀薄，积雪深厚，那个人走得很慢。肖风等不及，就用长焦镜头推上去，他惊讶地发现，这似乎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邓伟。他大惑不解，用大喇叭高声地喊“邓伟！”一个多小时后，邓伟艰难地走了下来。“你一个人在雪山上走什么呢？不是有病吧？”两人随即就问。

这是老同学肖风在1999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同学聚会中所讲的真实故事，同学们听完后，也问同样的问题。“我在磨炼我的意志，因为我要开始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了。”邓伟极其认真的回答引起了同学们一阵善意的哄笑。

老同学张艺谋也跟着大家一起笑，但他的心里忽然多了份深深的感动，他知道邓伟说的是实话，并且知道邓伟缘何成为聚会中惟一落泪的人。“在他经历了长久的孤独和艰难之后，在他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坎坷之后，惟有童心、痴迷、真诚不变。”

拍摄名人：攀登心灵的珠峰

在邓伟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家里就挂着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这张照片在家里挂了50多年，父母的每一个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孩子都是在她的凝望下长大的。当年17岁的母亲刚过门不久，秀气的脸上还略带着羞涩。那天母亲穿着素淡的旗袍，轻扶着海棠树杆，含羞浅笑注视着相机后面的父亲。这张相片成为邓伟对摄影最初的一点认识，他知道了照片可以把生命中很多美好的瞬间永远地保留下来。

少年时，他曾跟随中国著名国画家李可染学习山水画。小学的邓伟对数理化反应较为迟钝，任课老师常抱怨他脑子太笨。不知道是不是李先生听到这种说法，一次见面时，他提笔写了“实者慧”三个字送给邓伟，告诉他，“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

在邓伟《学画记》一书中，有琐碎的细节，展现师徒情同父子的感情。邓伟考上大学，李可染给他50元买手表。邓伟首次发工资，请老师吃蛋糕。邓伟还曾跟随美学家朱光潜学习美学基础理论。同两位老人的交往，让邓伟的青少年时期过得很充实，也让他产生拍摄历经“文革”劫后余生的文化老人的想法。

1978年，邓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被称为黄金一代的78摄影系，与张艺谋、顾长卫成为同班同学。大三那年，得知画家石鲁生命垂危，邓伟自费专程赶到西安为其拍照。邓伟提议就着病床进行拍摄，但先生断然拒绝了。他由护理员推着轮椅来到走廊，在一扇有阳光暖暖泻下的窗畔，老人示意停下。

邓伟发现他脸上的病容被一种坚定而昂扬的神情所替代，眼光中流露出热情，就在这个瞬间，邓伟按动了快门。这次经历让他感受到拍摄肖像不仅仅是单纯的形象记录，更是心与心的碰撞。从这时起，邓伟真正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1997年，为拍摄世界名人而奔波的邓伟短暂回国，曾去医院探望钱钟书。当时钱老很虚弱，躲在病榻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语言表达已很困难，但意识还清楚。邓伟向他汇报其环球拍摄已近尾声，并且诉说起那些年里对他的想念，却再也聆听不到他风趣的谈笑和睿智的教诲，这时漫起的泪水缓缓地从老人的眼角淌了下来……

大二那年，邓伟来到钱钟书家门口，前两次敲门请求拍照都被杨绛女士拒绝，第三次敲门，钱钟书亲自拒绝了他。邓伟在门口一站就是一上午，钱钟书说，“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你倒是要说服我了。”破例答应了拍摄请求。

这是钱钟书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在他的许多著作里，读者经常会看到这张流露着淡淡微笑的脸庞。当时，邓伟把照片拿给他，他沉默地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我。 

1986年，邓伟出版了《中国文化人影录》，这些几乎可称为孤版的作品，引起了中国文化、学术、艺术界的强烈共鸣与巨大反响，但他没有就此停步。1990年春天，邓伟即将赴英开始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计划，这就是文章开头所言要开始干的“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他特意去钱钟书家辞行。当初，钱钟书并不赞成邓伟的计划，他担心邓伟既没有雄厚的资金又没有过硬的关系，一个人在海外，语言也不通，就像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要想靠岸，谈何容易。但钱钟书晓得邓伟的执拗，不再劝他。道别时，杨绛女士将400元塞进邓伟手里。钱先生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穷家富路嘛。我们虽然不赞成你走这条路，既然你非去不可，我们还是希望你一切顺利。”

“约请世界名人就像跑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从1986年开始，他就陆续向世界各地的名人发出拍摄邀请信，每年上百封，却如泥牛入海不见回音。终于，一年半后，1991年8月13日，他走进了新加坡，为李光耀拍照，他的环球名人拍摄自此拉开了序幕。

2004年12月，联合国总部举办“和平肖像——邓伟世界名人肖像艺术联合国展”。邓伟邀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加开幕式，正在法国休假的基辛格闻讯即飞回美国，冒着纽约当晚零下8度的低温赶来祝贺，而且手里拿的是邓伟为他拍摄的作品。

当时老人离开时拥抱了邓伟，并深情地说了一句，“孩子，希望我们还能相见。”邓伟觉得这种人心交住的温暖，超越了摄影本身的含义。而11年前，两人还为摄影选址发生过争执。1993年10月20日，邓伟用三年换来15分钟为基辛格拍照。基辛格了解到邓伟的拍摄以采用自然光为主，却故意把他领到了一个四壁没有窗户且布置很一般的房间。

邓伟环球拍摄世界名人付出的不仅是青春和时间，有时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1994年12月11日，邓伟在以色列一机场候机，忽然一青年要拉着他向门外跑，说有炸弹。他毅然挣开那人，跑回抱起了摄影箱，箱里有包括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内的名人底片。不一会儿，爆炸声传来，邓伟刚坐过的椅子仅半米远的一只不锈钢垃圾筒被炸成了“麻花”。

以色列总理拉宾

1994年1月，在美国前总统福特约定的拍摄时间的前一天，凌晨四时，邓伟被剧烈的摇动震醒，夺门而出。整座城市乱作一团，原来是发生了6.6级地震。第二天，地震使许多公路桥梁断裂，但他提早出门绕道按约定时间赶到了福特的家中为其拍照。地震也没有使福特改变初衷，拍完后他与邓伟握手话别，“地震你感受到了吗？回去路上要小心啊！”

新西兰的登山家希拉里爵士是人类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在接受邓伟拍摄时，他谈到登上珠峰的经历，说：“当时我很强壮，有足够的决心和动力。如果有充分的决心的话，大部分人都可以达到自己的‘顶峰’。”此话给了邓伟的世界名人拍摄工作莫大的鼓励，他在之后的教师生涯中，开拓了名人肖像摄影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

您的眼中为什么没有恶呢？

邓伟待人明朗、热情，拍摄的照片色彩明快灿烂，始终洋溢着温暖，除了世界名人以外，所拍摄的普遍人的脸上大都带着微笑。

2006年4月，清华大学举办了邓伟摄影展，厚厚的留言本写满了观众的心声，其中有这样一句：“您的眼中为什么没有恶呢？”

在英国，邓伟不大懂英语，也不再有单位为他开介绍信，只能干些粗重的力气活。为节省开支，将近一年他借住在一家外卖店6平米不到的杂物间里，无法站立和伸腿，晚上凑合着睡在长凳上。“那时候，想象着晚上能睡在床上，就是非常美的事了。”最困难时，他甚至考虑住到邻居家的垃圾房里去，因为那暖和些。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服装工厂做熨烫工兼杂工，工资低廉，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还常常受人辱骂，克扣工资。有次邓伟为了多挣点拍摄费用，从早上6时干到第二天早上6时。因烫衣服必须一直站着，当他烫完最后一件衣服，便累倒在地上。老板居然踢着屁股骂他：“你是一只猪，臭猪。”邓伟竟笑着回应“我是属猪的”。

他说，如果他们骂我父母或中国人，我当然不让，而骂我自己，无所谓。在那种艰苦环境里，人要有一种乐观的游戏精神，不能太较真。当你没钱，不会英语时，就必须从低处做起，社会是很公平的。

邓伟曾在一银行家的家里负责搞卫生，甚至要烫他们的内裤袜子，主人让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跟他学书法。孩子们很兴奋，就往邓伟脸上写，写完后就往上面吐口水，“为了生存我都忍住了，小孩的调皮是天性。”邓伟平静地说。

尽管邓伟任劳任怨，但还是会随时被老板辞掉。他当过饭馆杂工，搬运工，外卖店的打薯仔，先后干过10多种杂役，甚至爬上一百多米高的烟囱去刷油漆。为节省交通费，他每天步行上下班，得用两小时。常常绕道去最便宜的超市，购买大幅降价的快到期的食品。经常买巧克力吃，因为便宜，而且吃完马上就有热量。但这无疑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

对于英语不好，邓伟的解释是没时间学。“我当时活着都很难，挣的钱，只够生存和拍摄，深入系统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根本没有。有时间了，只能去打工，有了钱，只能用来拍摄。”如此居无定所和艰辛的生存困境，同样让他无瑕顾及也没条件奢望稳定的婚恋生活。

当他在海外孤身一人过着鲁滨逊般的生活时，念起孩时父亲常对他讲的故事《鲁滨逊漂流记》和《老人与海》的苦心。看过世界的人，却没有家，几十年来居无定所，邓伟觉得那就是他的生活状态。他最怕的就是节假日，一个人去餐馆吃饭，“这是惟一难受的事。”而最遗憾的是常年奔波在外，没法对父母尽孝，“但人不可能都是完美的。”

问及环球拍摄名人最困难的是什么，邓伟说，这是一个华人摄影家在国外想要干这样一件事情的困难。从中国出来的摄影家在国际上没知名度也没影响力，而我选择的拍摄对象又都是在国际上叱诧风云的人物，他们对你的身份有怀疑、对你的水平不信任，不理你都是正常的。

邓伟写过一篇文章《难忘父亲》，他写了父亲对他从小耐性的培养，写了父亲毕生“有谅、有助、有俭”的美德，写了父亲对他“毋让别人的希望落空”的教诲。他会在雨中的伦敦街头，把手里的伞让给一位老妇人，他长年地帮助一位邻居老太太买米，因为别人对他提出了希望。

自孩时，父亲就有意识地锻炼邓伟的耐性与意志。三岁那年，父母带他游颐和园，父亲执意要邓伟拉着父母的手攀登佛香阁的数百层台阶直至山顶，全然不顾年幼的儿子的哭闹。自小学，邓伟就常常跟着父亲徒步往返颐和园和新街口的家。有一年冬天，父亲领着他从家中走到香山，再走回家。

路上雪花纷飞，邓伟因饥渴交迫而两腿发软，父亲不准他坐车，“这回能坚持走回家，日后就能耐住饥和寒。‘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前功尽弃啊！”他特别主张邓伟多外出远足，既炼体魄，又长见识。上中学后，在父亲的支持下，邓伟经常外出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988年，邓伟专程到新疆、西藏锻炼自己的耐高寒能力和坚韧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拜李可染为师时，李先生分别给他和另一个女孩子留了同样的写生作业，女孩不到一小时就交了卷，而邓伟花了整整6个小时，结果李可染收了邓伟为徒。大学实习时，邓伟跟了一个老牛倌三个星期，终于拍摄了《老牛倌》的照片。在青海，一个藏族老阿妈善良期待的眼神打动了他，为了让其同意拍照，邓伟跟了一天。拍摄名人所要的耐性更是超乎寻常，如为拍摄美国前总统里根就历经了八年等待。除了时间上的考验，在异国他乡为理想所必须的忍辱负重也非常人可想象和承受。 

“城市记忆—北京人”展览日前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展出了邓伟的85幅作品，既有航天员杨利伟、劳模李素丽等精英，也有在这个城市里劳作、生活的普通人。“媒体总是说我拍名人，过多地宣扬了这一面，我从一开始就没停止过对普通人的拍摄，只是没拍名人那么系统。”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一张《旁若无人》的相片引发了不少的议论，一个妇女站着抱着一个小孩，坐在座位的年轻人都往窗外望。其拍摄者就是邓伟。

在希腊，有记者问，你拍过那么多的名人，你对普通人是否是粗糙地对待的？“我对拍摄普通人也很认真对待。并且，我从不愿把名人形容成高山，我们无须仰视他们，因为他们只是些为人类做出了贡献的普通人。”邓伟如此回应。2004年，邓伟在中国美术馆布展时，有意把画框挂得比较低，接近于眼睛平视的位置。他说，这样可以让普通老百姓以平视的方式和平常的心态来看这些名人，感受体验人类共有的情感与精神。

“北京人”的创作，是邓伟首次集中系统地拍摄普通人。“首先要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感谢这些为北京作贡献的人们。”他不要政府接待，自己找老百姓拍摄，与煤矿工人蹲在一起聊天，说笑话。为拍卖馒头的，他在门口待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现在他还能记得拍过照的每个人的名字。

他拍了一个修自行车的人，最初人家不愿意，说我就是一个“趴马路”的人，处于社会最底层，我知道你是拍名人的，拍我有什么用呢？邓伟平和地站在旁边，观察，交谈。发觉要修车的人过来，他都拿起凳子让他们坐。后来他对邓伟说你在大学当老师，我有一个女儿要考大学，想你帮忙指点一下。有了共同话题，拍摄就顺理成章了。“拍摄原来如此不容易！”这是修理工最后留给邓伟的话。

希腊女孩

前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邓伟到希腊拍摄。一个活动上，上百个孩子挥舞着希腊国旗，喊着“中国、希腊友好，世界和平”。大家分发福娃吉祥物给孩子时，无意中遗落了一个墙角的女孩。她拉了一下邓伟的衣角说：你能也给我一个吗？邓伟将自己的小吉祥物给了她，她看了很久那个福娃，然后就往天上看，“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邓伟抓拍了，希腊摄影家协会主席跟他说女孩的母亲就是希腊的摄影家。今年7月，邓伟前往希腊领“索菲”奖，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说想见这个希腊女孩。女孩的母亲专程采访和拍摄了邓伟，他一下子变成了被拍摄的人，这再次让他感受到了摄影的神奇之处。

拍摄普通人有不少让邓伟感动的时刻，并让他学到了“不少人生的东西”。那位他20年前下乡结识的老牛倌，总是笑呵呵地说自己很满足，因为所有想要的东西村里小卖部都能买到；巴基斯坦一间简陋的修车铺子里，两个年轻的小学徒，生活艰难，但工作勤勉，被镜头凝固的还略带稚气的脸上，是纯净平和的目光；

而刚结束的“北京人”拍摄，煤矿工人齐利伟，一再说“感激生命”，那是2006年6月的一天，他正在井下检修，突然遇到了煤塌，是师傅一把将他推开，救了他。“先做人，再做事，后挣钱。”齐利伟在邓伟面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与一个政客的区别，我看待生活的眼光是没尺子的。”这恰印证了张艺谋的评价：“痴迷”。“一个人如果到了痴迷的程度，像孔子说的凝于神，他就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邓伟的进一步诠释。

“如果一个人不热爱生活和普通人，他不可能拍摄出美的作品”，邓伟很少用影像表现普通人落后愁苦的一面。他年轻时拍过夏天捡垃圾的人，但拍出来后觉得这些东西是消极的，“当我无法改变这种现状时，拍他们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当然，批评不算错，但必须有好的动机。”

他拒绝过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拍摄邀请，因为那些人让他感觉不好。他曾经去一个工地去拍摄，发现一个工人的衣服是干净的，刻意换的，他没拍就走了。

“您是不是专门挑一些看上去善良和美好的人来拍？”

“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我是一个讲究完整、细致、认真的人。首先进入我镜头的人是感动我的人，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是美和值得信赖的，他们都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命。我在摄影中收获了感动和美好，我希望继续用摄影感动世界。或许，并不是每个瞬间都有记录的价值，但打动过我的每一张面孔都值得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