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圈子”也有提升经济效率的一面？

作为强纽带的“关系”或者“圈子”，一个关键特征是基于具体的“身份”，而不像财产权利那样基于非人格化的物。而人类文明的现代化，特别是作为其基础的市场经济的产生和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交易—分工网络的日益复杂化，正如梅因所说，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换言之，经济的市场化和文明的现代化，也就是从基于身份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社会——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向着基于产权和法治的契约社会过渡的进程。

在过去的四十余年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稳定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广泛而深刻的市场化转型。按照上述逻辑，一个似乎水到渠成的推论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法治基础上、由价格机制协调的陌生人之间的匿名交易，将不断取代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以身份为基础的交易。

但大量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基于身份的“圈子”这一“强纽带”，作为制度安排中的非正式约束，仍然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如此，而且至少从相关关系上看，改革开放之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圈子”网络复苏最快的地方，并非华北或者关中这样的传统儒家文化重镇，而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最快的苏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地区。

于是，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圈子”这一常常与“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负面形象相联系的因素，是不是对于经济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一面？换言之，如果我们可以构造平行世界，设想这样一种“反事实”：东南沿海地区，如果没有这么强的“圈子”网络或者“圈子”文化，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绩效是会更好，还是更差呢？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与很多人的先入之见不同，“圈子”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比方说，在美国的劳动市场上，就有大约50%的工作是借助非正式的“圈子”找到的。另外还有数据显示，美国有大约70%的公司，内部都有鼓励在职的老员工推荐新员工的制度，在这种规则下，如果被推荐人最终获得聘用，则推荐人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相关研究还发现，由老员工推荐的新员工生产率更高，并且离职率更低。

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老乡”圈子的大小，对于来自墨西哥农村的劳动者而言，在美国劳动市场上的处境有着显著影响。这项研究巧妙地利用墨西哥不同地区年降雨量，作为不同墨西哥人在美国劳动市场上“老乡”圈子规模的工具变量。其底层逻辑是，在美国的墨西哥劳动者，其老家所在区域的年降雨量越大，则其同乡到美国工作的概率越低。这是因为，降雨量越大则农业收成越好，背井离乡到美国工作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对进入美国劳动市场的墨西哥人而言，其在美国的老乡圈子规模越大，则找到工作的概率和工作后的收入都越高。

“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比方说，公司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事前很难充分了解员工的潜在能力和工作态度等方面的信息。再比方说，公司在录用员工之后，要确保员工尽职尽责地工作，也需要付出不菲的监督成本。而“圈子”，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很多时候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问题，降低筛选和监督成本，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比方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力强的人，其“圈子”里的人能力强的概率也更高。因此，由能力强的老员工推荐求职者，公司招到能力强的员工的概率也就更大。又比方说，老员工无论对公司的用人要求，还是对“圈子”里的“熟人”的具体情况，都更加“知根知底”，所以推荐的新员工和岗位的匹配程度也可能更高。

此外，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圈子”，内部存在着快速的信息扩散和“口碑”“声誉”等潜在的监督与惩罚机制，因此被监督者事实上面临着低成本的“同伴监督”，从而工作也更加勤勉。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好好工作，不要丢某某人（推荐者）的脸。”这种基于“关系”的推荐之所以能够形成有效的约束，原因其实不只在于对推荐者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还在于一旦他因为自己不够勤勉而让推荐者蒙羞，这个消息很容易在“圈子”里传播，从而影响今后其他人为他提供帮助的机会。

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显著的发展中国家，陌生人之间签订正式契约所需的法治环境和契约精神都不成熟，“圈子”的作用就显得更重要了。比方说，农民要进城务工，但如果单枪匹马进入城市，则面临着“人生地不熟”的困境：既不熟悉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也不了解工作岗位的信息，而且如果遇到求职不顺利或者其他不确定的事件，也因为缺乏相应的借贷和保险机制而求助无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由亲戚、朋友、老乡等熟人关系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圈子”的帮助。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不仅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得益于“圈子”的帮助，而且企业家创业也从“圈子”文化中获益匪浅。企业家创新创业，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对于企业家而言，最重要的功能无非是两个：

第一，缓解信贷约束，也就是提供融资渠道；

第二，分摊风险，也就是试错失败的时候能够有缓冲。

当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式规则没有完善，特别是在正式金融市场付之阙如的条件下，基于血缘、地缘等强关系的“关系”网络，对于缓解企业家创业创新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和分摊风险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在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地区，依靠“合会”“标会”“抬会”等基于亲戚、邻居、朋友等熟人“圈子”的民间金融发家致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

当然，“关系”或者“圈子”的那些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圈子”将整个社会分割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信息和机会都在这些小圈子里流动，于是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就很容易居高不下。

因此，一个不难理解的结论是：在一个后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中，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支撑市场经济的正式规范较为薄弱的时候，基于个人身份的“圈子”作为正式规则的补充，能够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从而增加经济交易的机会，推动经济效率提升；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正式规则较为健全的时候，“关系”这种强纽带对于经济绩效的负面影响就会逐渐提高。相关的经验研究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经济思想史，出版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大国经济学》（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