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宫崎市定：萨摩和长州两藩为何突然由“攘夷”转向“开国”

宫崎市定著马云超译

2018-09-04 14:28

一

日本幕末维新史的叙述，长期以来在所谓“明治元勋”的压制下，遭到了严重的歪曲。战后，虽然自由的研究有了可能，但一度被歪曲的历史依然没有恢复其真实的面貌。所谓“攘夷运动”（“攘夷”，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意为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抵抗。“攘夷运动”即抵抗侵略运动，“攘夷论”即主张抵抗的意见）其真相也意外地不为人所知。如果不了解史实的真相，就很难为当时舍身倡导“开国论”（“开国”，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意为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开国论”即主张对外开发的意见）的佐久间象山在历史上做出恰当的定位。其实，我对象山的生平事迹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只是在与中国的比较下，对幕末开国的影响有过一些思考。因此，我想以攘夷运动为背景，来探索象山之死对政局产生的影响。

幕府末年出现的攘夷论，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即纯真的攘夷论和肮脏的攘夷论。前者是以水户学为代表的观念性攘夷论，以日本的国家体制为前提展开议论，因此是相当纯真且洁净的。后者则是由萨长（萨长，是日本旧藩国制时代萨摩藩和长州藩两者合称后的简称。前者基本相当于今九州鹿儿岛县，后者基本相当于今本州岛西端的山口县。萨、长二藩是推翻德川幕府的主要势力）主张的攘夷论，虽然也受到水户学的影响，但他们的主张多半牵涉地方的利害关系，可以说是肮脏的攘夷论。如果不了解这些事实背后的真相，只是含糊其辞，那么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动向。

萨长是幕末攘夷的旗手，但他们一旦夺得了天下，马上就转变成了开国主义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作为执政者的责任令他们从迷茫中醒悟了过来，还是天下的舆论导向已经指向了开国，迫使他们不得不顺应天下？但无论如何，这种转变都来得过于突然，以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些来展开说明。

二

一直以来，萨摩和长州都是德川幕府最不放心的两个大藩。单从石高（石高：日本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幕府在分封或认可地方诸侯时，其封疆或封地不按土地面积计算，而是按在标准产量的基础上获取租税的多少来表示身份地位的高下。一日本石相当于1.80中国石，“高”指总数量。对大名和武士而言，石高是授受封地或禄米以及承担军役的依据）上来看，萨摩藩藩主岛津氏是七十七万石，远不及加贺藩藩主前田氏的一百二十万石；长州藩藩主毛利氏是三十六万石，在其之上的其实还有广岛浅野氏四十二万石、仙台伊达氏的六十二万石等诸多大藩。但是，为什么只有萨长二藩能够在幕末的舞台上如此活跃呢？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二藩的财政非常富足。

但若要问为什么二藩的财政会如此富足，答案却相当讽刺，正是托了幕府锁国政策的福。众所周知，幕府只留下长崎一港向荷兰和清朝开放，且长崎的贸易由幕府直接控制，其他诸侯一律不准与外国直接交通贸易。可实际问题是，海洋那么宽广，海岸线那么屈曲漫长，要想彻底取缔走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经贸管控得越死，走私的风险就越高，但所获的利益也更高。在全藩范围内大规模从事走私活动的，其实正是萨摩和长州。

萨摩的走私条件得天独厚。自从强制琉球对其臣服以后，为了往来琉球，萨摩藩因此制造了大型船只，通过琉球与中国展开贸易。同时，在本藩沿海地区则招徕清朝商船，走私贸易非常昌盛。

长州则靠近朝鲜。与朝鲜的交往，本来应该是由对马岛上的宗氏来承担的，但对马本身几乎没有物产，必须借助本土的力量。因此，对朝贸易中的实际获益者就是长州。同时，长州在跟清朝的贸易上也毫不含糊，长州远离长崎，却反而给走私提供了便利。

八代将军吉宗即位后，曾试图在日本西海岸取缔走私活动。享保二年（1717），幕府令长州、福冈、小仓各藩缉捕在海上与清朝奸商从事贸易活动的人。应该说没有什么比幕府的这种命令更愚蠢的事了，设想，如果没有藩主在后面煽动鼓励，走私怎么可能进行得了呢？因此，这一命令事实上是幕府对私底下从事走私活动的西部各藩发出的警告。但是，萨长并不买幕府的账。

对于萨长二藩来说，幕府的锁国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要远远超出给他们多加封几十万石，正是所谓的“锁国万岁”。但就在此时，随着欧洲各国黑船的到来，对外开放，即“开国论”的议论开始频频出现。如果日本一旦对外开放，那么，萨长因走私而获取的暴利就会荡然无存。

不管是否有季风，蒸汽船都可以来去自由，面对这样的新形势，稍有眼光的人都会明白，开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是下达过“锁国令”的德川幕府，自己也会被逼走上开国之路的。但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首先就是以京都朝廷为中心的顽固派，但他们很容易对付，因为顽固的人通常都是胆小的懦夫，最难对付的，就是以萨长为中心的那帮利己主义的肮脏的攘夷论者，他们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想维护自身的走私利益。

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与佐久间象山提倡的开国论产生过共鸣。安政元年（1854）日美临时条约签订以后，吉田松阴曾试图登上美国船只偷渡赴美，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可为什么松阴被送回长州令其蛰居（蛰居：江户时代对于武士以上的一种刑罚，令闭居一室，不得出外）后，很快就蜕变成了攘夷论者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被长州这片土地上固有的攘夷论同化了。也许当时松阴还太年轻，在这一点上他算不上是个有智慧的人，因为正是在长州这样的地方，才更需要宣传洞察大局的开国论。

如前所述，萨长二藩从锁国政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一旦幕府愿意放弃锁国政策，首先开放横滨，在那里与欧美各国展开贸易，那么，日本的贸易中心就会转向横滨，幕府直接统治下的江户地区也将变得富裕，幕府本身从而也有可能因此恢复元气。还有，自从清朝向各国开放通商口岸以来，清朝的商品也经欧美人之手，一路运到了横滨、神户这些日本的中心地区。于是，长州的萩、萨摩的鹿儿岛，这些偏僻的城市作为走私港口的意义就会完全失去。这可是关系到二藩存亡的大问题，无论如何，必须马上将幕府的开国意向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萨长二藩共同利益的所在，虽然对外不能这样宣称，但在内部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于是，附带上全新意义的攘夷运动，就这样在萨长二藩的带领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并且执拗地坚持着。好在二藩有着幕府望尘莫及的财政力量，因此不惜重金招揽本藩的脱藩者，利诱他藩的浪人，表面上高唱尊皇，暗中则坚持自己主张的攘夷论，试图动摇德川幕府的统治。

佐久间象山是出生于贫穷山国信州的政客，结局注定是可悲的。在他的面前，没有任何利诱，自始至终都在用最朴实的开国论对抗着肮脏的攘夷论，这就如同赤手空拳地闯入了匪伙一般。象山的立场很清晰，无非就是在既有的秩序之上，顺应世界局势的变化，提倡在朝廷和幕府的联合下实行对外开放而已。可是，既有的秩序已经腐朽透顶，连保护自己人人身安全的热情和组织都已经失去。

三

从文久三年到下一年的元治元年这两年中（1863—1864），攘夷运动迎来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以萨长为中心的攘夷论者痛批幕府对外态度的软弱，联合朝廷的保守派动摇了幕府的方针，最后强迫幕府对外来势力进行抵抗，即攘夷。但真正到了抵抗的时候，长州的下关炮台也被占领了，萨摩的鹿儿岛街市也蒙受了重大的创伤。这时，萨摩的态度在急剧软化，可能意识到无谋的攘夷不知会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于是希望作为激进派的长州也稍稍观望。

但长州的态度依然很强硬，他们认为既然已经迫使幕府同意抵抗，那么全国性的抵抗就近在眼前了。于是，他们鼓动孝明天皇拟定了巡幸大和、参拜神武天皇陵、祈愿攘夷成功的计划，企图以此统一舆论，对外国势力进行彻底的抵抗。

孝明天皇本来就不喜欢激进，他心目中的所谓攘夷，不过是回到锁国状态，并没有打算通过武力来驱逐。而且自从和宫（和宫为孝明天皇之妹，下嫁德川幕府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此次婚姻是当时朝廷与幕府联合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嫁以后，他就对德川家茂将军十分信任，两人也十分投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京都担任守护的会津藩和萨摩藩之间达成了秘密协议，排斥长州藩，通过中川宫的游说，改变了朝廷的意向。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属于长州派的三条实美等数十位激进公卿被剥夺官职，巡幸大和的计划也被取消，朝廷将与攘夷有关的事务全权交给了幕府。

三条实美等七位公卿悄悄离开京城，投奔到了长州，这一事件也激起了全国攘夷派的群愤，所谓的志士们云集京都，策划发动政变，趁京都陷入混乱之时攻占朝廷。但计划被幕府探知，元治元年六月五日，新撰组（也称“新选组”，日本幕末时期的亲幕府武士组织，主要在京都活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对付反幕人士，明治维新后解散）袭击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位于三条小桥旁的池田屋旅馆，长洲藩士多数被杀。

消息传到长州后，长州的舆论更加群情激昂。长州藩的家老（家老，旧时藩国的家臣）率先统领兵马，在脱藩浪士的陪同下，渡过濑户内海，逼近京都，在京都的西部和南部形成了包围之势。但战斗并没有马上开始，首先是口诛笔伐。

长州藩寻找门路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遵从民意进行抵抗、恢复抵抗派七公卿的职位，追查长州藩士在池田屋旅馆死于非命一案，罢免反对抵抗的会津等藩。但据说朝廷内同情长州藩的人很少，尤其是那些职位并不是最高的大臣们。

当时京都的形势十分危急，以会津藩为中心的幕府势力守卫着皇宫御所的各个大门，总指挥就是一桥庆喜（以后成为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将军）。在这样的形势下，萨摩藩决定与长州藩分道扬镳，和会津藩一起行动。对此，长州藩军从京都西北嵯峨的天龙寺向南部的伏见、山崎集结，本藩的后续部队也在源源不断地赶来。在这样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据说是因为一桥庆喜的优柔寡断，对峙状态竟持续了一个多月。庆喜之所以最终决定开战，其实，佐久间象山之死是重要的原因。

四

佐久间象山

此时的象山作为幕府的征士逗留在京都。当时的舆论分裂为攘夷和开国两派，幕府无论如何都想拉拢朝廷，将之作为压制各藩最重要的手段，因而利用了象山的开国论。象山尤其得到了中川宫（后来的久迩宫朝彦亲王）和山阶宫（晃亲王）的信任。象山赴京那一年，也就是元治元年的三月，他本住在六角小路与乌丸大路交界处偏东一点一家叫作饼屋的旅店里，后来得到了木屋町与三条大路交界处稍北一点的一座住宅，和他从江户带来的爱妾阿菊住在一起。胯下是西洋马具装饰的栗色马，身揣着自己发明的手枪，象山跨马行走在京都城里的那种趾高气扬不难想象。

也许是因为池田屋事件之后京都处于戒严之下，多数浪人都已经离开了京都，象山因此大意了的缘故，七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左右，在通往木屋町御池大路的道路上，象山在炭屋的屋檐下，被潜伏在那里的熊本藩士河上彦斋刺中了左胁，当场毙命。河上彦斋与久坂玄瑞友善，当时的久坂正在指挥长州军进入山崎，因此，河上应该是受了久坂的指使刺杀象山的。刺杀骑在马上的人是很困难的，因此河上必定是剑道高手，可悲的象山，竟死在了肮脏的攘夷者手中。

幕府要员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这对于当时的幕府来说是极大的不利，也意味着幕府一方士气的低落和军备的废弛。而且，刺客河上彦斋竟藏身于因州藩邸，还那里顺利逃脱。因此，即便是优柔寡断的一桥庆喜，到了这种时候，与长州之间的一战也在所难免了。他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毅然指挥着幕府的军队，打响了七月二十九日蛤御门之变的战斗。结果，长州军大败，来岛半兵卫、真木和泉、久坂玄瑞等长州名士、浪人或是战死，或是自杀。

随着攘夷强硬派长州军的溃败，曾在幕末占据主流的攘夷论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于是也不得不转变方向。但原因不止如此，无论是战败的长州，还是获胜的幕府和萨摩，都吸取了教训，争先恐后地扩充军备，疯狂地从外国购买武器。但幕府一方还好说，对于主张攘夷的长州来说，要他们低声下气地向自己的“敌人”欧洲人请和，并购买他们的武器，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可是为了解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当时，藩的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尊皇也好、攘夷也好都是第二位的。于是，长州暂时以家老的切腹谢罪而收场，但很快便重新整顿了装备，展示出了与幕府抗衡的实力。帮助长州度过危机的，通常认为是高杉晋作的谋略，但其实迅速从英国赶回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两人的行动才更值得大书特书。而且此时的萨摩已经在私底下与长州合谋，帮助长州购买必要的枪支和战舰。

于是，关于攘夷的争论以幕府一方的胜利自然就消解了。对曾经坚决主张攘夷的萨长和朝廷的强硬派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为了挽回名誉，他们唯一可以高举的旗帜就是尊皇论，因此，只能孤注一掷地掀起讨幕运动。如果这次再次失败，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长州和萨摩的密谋也就此形成，开始策划把朝廷卷入其中。

五

庆应二年七月，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死于大阪。一桥庆喜也以此为契机停止征伐长州，解除了长州藩主毛利氏的朝敌罪名，恢复其原来的大名地位。而对于被朝廷处罚的公卿，可能是因为他们触怒孝明天皇的龙颜太甚，迟迟没有下达赦令。但同年十二月，孝明天皇突然离世，十五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公卿们依次得到赦免，朝廷再度成为攘夷派的舞台。局势的变化，对攘夷派来说是天赐良机，但也不得不令人生疑，所以从当时起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也留给了历史学家们至今都无法解答的疑问。

如果说原本的攘夷三派（即激进的朝廷公卿和萨、长二藩）还有什么可乘之机的话，那么，这就是新任将军庆喜的优柔寡断。庆喜虽然天资聪敏，充满诚意，但凡事决断迟缓。这一缺点在当年的蛤御门之变中就暴露了出来，这一点已被不可小觑的策士西乡隆盛觉察到了。

一桥庆喜

庆喜体察内外局势，于庆应三年上奏朝廷，把全国的大权奉还给了天皇。他的打算是，即使自己失去了政权，但至少可以以大名之首的身份参与朝议。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朝廷向萨长二藩颁下了讨幕的密诏。当时十六岁的明治天皇想亲自颁布这样的诏书怎么想都是不现实的，因此这道诏书非常可疑。所幸的是政变成功了，明治维新的局面因此拉开。

萨长终于得到了天下，锁国也好，攘夷也好，自然是不可能的，明治元年即发布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宣言。对照此前的所作所为，这简直就是在愚弄人。这时，他们就把责任全部推给了皇室，仗着这是天皇对天地神明的誓言，绝不可违背，从而把过去的事情全都一笔勾销了。从整个经过来看，最了解开国益处的本来就是萨长二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愿意把开国获利这样的好事交给幕府来做，而必须要在自己的统治下亲自决定开国。不拘任何主义，根据现实需要转风使舵，这就是萨长政治家们的绝活。

六

但也有不愿就此驯服的家伙。他们往往是一群亡命之徒，往往被用来充当有勇无谋的攘夷急先锋。河上彦斋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在《五条誓文》颁布后，依然坚信朝廷一定会实行攘夷，因此每天都去三条实美的府邸问候：“在下惶恐，决行攘夷之日尚未定否？”三条不胜其烦，就把他流放到了远方，而他却改名换姓潜伏回来。他渐渐地变得愤怒，终于在明治三年年底被捕入狱，次年被判处死刑。

另一群不驯服的家伙，就是留在萨摩本地的人。幕末的开埠，虽然给全日本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只有港口附近一带趋于繁华，内地许多地方都遭遇了严重的不景气，尤其是西部沿海一带。长州、萨摩自不待言，福冈、佐贺、熊本等地，此前作为长崎贸易的腹地，多少也能从走私中获取一些利益，但随着横滨、神户等新港口的繁荣，它们完全没有了生意，陷入无边无尽的不景气之中。在当地人看来，他们一直都在充当着攘夷运动的后援，结果只是把少数政治家推入了中央政府，到头来自己却被彻底背叛了。同时，新政府笨拙的外交政策，又使得与朝鲜的贸易中断了，人们心中的不满日益加深。

虽然只是在一小段时间内，西乡等征韩派还是试图与这些不满达成妥协，人为地挽回景气，他们多少还有点对过去的行为负责的态度，但大久保等自重派对地方上的不满则全盘抹杀，一意孤行地执行新的政策。终于，西乡下野后，西部沿海地区的不满便进一步加深了。

明治七年，佐贺士族打着“征韩、封建、攘夷”的旗号首先发动叛乱。两年后，熊本、秋月、荻等地也陆续叛乱。明治十年终于发生了最后也是最大的叛乱——鹿儿岛之乱。所谓自作自受，以萨长为中心的明治政府终于尝到了自己埋下的苦果。

后世若要想尽可能给出一个公正评价的话，德川幕府的倒台，明治维新政府的成立，从结果上来看的确是好的。这就如同开国政策一开始给人民带来了困苦，但从长远来看还是成功的一样。虽然结果是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新以前肮脏的攘夷者们犯下的种种暴行与罪孽就可以视而不见，就可以被美化，乃至被一笔勾销。同样，那些在当时虽然无力回天，但却作为真正的先觉者舍命启蒙世人的开国论者的功绩也不容忘却。

试比较一下日本和清朝的开国，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清朝没有开国论者。不，并不是没有，就算有了，他们也没有勇气公开倡导，因此，清朝的开国就在攘夷论者的数落下迟迟没有进展。清朝一次又一次地与外国进行无意义的战争，战败后又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开了国。

万幸的是，日本的开国论者是有勇气的。他们对攘夷论者当头棒喝，为明治新政的文明开化铺平了道路。如果以公平的立场对当时的人物进行功绩调查的话，那么，最大的荣誉应当属于开国论者。但明治政府的元勋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动了很多小手脚。他们神话松下村塾的教育成果，还将之强行塞进书本中，告诉我们那是明治维新精神的发源地。其实，我们依然生活在明治时代的空气中，从小到大都被灌输着幕末维新之时萨长英雄云集的历史。现在看来，那多半只是他们在抬高自己伙伴的地位。只要冷静地探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就不难发现，真正的伟人少得可怜，多半都是碌碌无为之辈，而且尽是些活得太久只会妨碍日本前进的家伙。一味赞美这些人，神话明治政府的教育一直在持续着，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教育其实也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教育是需要一个人花一生的精力去从事的工作。从走出学校直到退休，虽然前后努力了数十年，但收效甚微，这一点，身为教育者的各位肯定都深有体会。教育的效果，只能靠一点一点不断的努力来积累，我根本就不指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也容不得有这样的指望。在正确理解历史后，教育应有的面貌也就自然会呈现出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丝希望，写下这篇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