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万人都在等这部台剧的第二季

原创 看理想编辑部 看理想

活得最累的东亚人，最理想的精神状态不是发疯就是躺平。然而真正实践起来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人，选择在影视作品中解决精神内耗。付出最小的现实代价，获得最高的心理代偿。

口碑台剧《不良执念清除师》完结月余，豆瓣评分稳定在8.8分。轻快讨巧的剧集氛围，勇于撕开伤口的现实呈现，都给人提供了喘息的空间。由于文化上的亲缘性和类型题材上的稀缺性，这部剧格外适合大陆观众的体质。

*本文含剧透，请酌情阅读

01.

执念成精！去他的人类中心主义

《不良执念清除师》的灵感，来源于导演林冠慧意外发现的一尊藏在桥下的铜像。几十年前，它为纪念舍身救人的少年而立，时过境迁却被人们遗弃。林冠慧觉得这尊铜像承载了人类的情感投射，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也因此为它的遭遇唏嘘。

林冠慧想到了执念，作为人心的一部分，执念可以通过艺术表达，映照出具象化的生命。“因为物体里头一直充斥着某个人留下来的强烈情感，久了就产生自己的意识，成为世人眼中的‘怪物’。”

在《不良执念清除师》中，执念可以是祈愿，是善良的交警祈祷儿童远离车祸的许愿石；执念可以是思念，是失去女儿的妈妈照女儿模样仿刻的娃娃；执念也可以是孤单，是“孤独死”的青年生前聊以为伴的仕女纹身。

仕女纹身“执念怪物”

他们幻化出人形，但在世人眼中不可见，除了男主角蒲一永。作为连接精怪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媒介，蒲一永通过书法完成“执念怪物”的愿望，也帮助人类疏解执念。从名字的设定上，就可以看出导演的用心。

蒲姓有意致敬中国志怪小说的代表人物蒲松龄，“一”代表书法开天辟地之初，“永”则包含了书法中所有的基础笔画。深受香港僵尸片影响的林冠慧认为，书法具有改变人心的力量。“小时候看林正英的电影，他写下的符咒能用来对付僵尸，那绝对不只是朱砂跟黄纸的功用，还有灌注在文字上的心意。”

以传统文化的形式为现代生活开药方，且古且今，正是《不良执念清除师》这类奇幻剧集存在的意义——既由于贴近现实生活而可信，又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文化代偿。

在文化历史学家莫里斯·伯曼看来，“人类历史上99%的时间都处在万物有灵论时期，世界是充满迷魅色彩的，人将自身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但在仅仅四百年间，这一观念被完全颠倒过来，这就破坏了人类经验的延续性和人类心理的整体性。这一颠倒几乎毁灭了整个星球……唯一的希望，至少对我而言，在于整个世界的复魅（reenchantment）。”

伯曼所说被颠倒的观念，即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由工具理性的异化导致。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新的迷魅，人类变得极度依赖科技甚至被科技操控。而科技本身，根本无法处理自由意志的巨大复杂性。另一方面，与现代社会相伴相生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剥夺了人类的想象力，束缚了人类的自我实现和对幸福的追求。

此种生存境遇之下，人类会幻想求助于超自然力量，获得某种解脱。本来被挤压至边缘的“万物有灵”经验回归，作为寻根和反思的奇幻作品，在自然和科技之间为人类预留了喘息空间。

《不良执念清除师》中的“执念怪物”可以是各种有灵性的物品，他们虽然由人心孕育，但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像母亲过度思念女儿而幻化的执念娃娃，就很讨厌被当作那位女儿的替代品。她努力把自己变成年龄、高矮、胖瘦截然不同的模样，还产生了嫉妒心理。当那位母亲放下对女儿的执念，执念娃娃却拒绝被蒲一永“渡化”，选择留在那位母亲身边。

剧中蒲一永与“执念怪物”们的关系并非人类中心主义，没有驯化、掠夺和控制，而是相互平等。这才是真正的“万物有灵”，是前现代社会为苦闷的现代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可堪慰藉。

02.

撕开伤口：奇幻表象下的现实粒度

作为一部杂糅了轻喜剧元素的奇幻剧集，《不良执念清除师》虽然充满了青春日漫式的插科打诨，但在沉重严肃的部分又相当坦诚。一味的戏谑搞怪，会远离“借鬼事写人情”的根本。在奇幻的表象下，它选择撕开现实的伤口，并以细微的颗粒度呈现。

剧中的每一个单元故事，都与死亡有关。就连蒲一永本人，也是在经历了车祸和父亲死亡之后，拥有了看到“执念怪物”的能力。《不良执念清除师》直面死亡，也拒绝将死亡浪漫化——人死后不会变成星星挂在天上，也不会变成仙鹤飞往极乐，人死了就是死了。

它直接在镜头前展示人肉体的崩坏，皮肤是溃败的，血肉是模糊的，骨骼是裸露的。死亡在视觉上如此骇人，但对死者的亲属来说并非如此。比如蒲一永，看到了附身在残破尸体上的“执念怪物”，会想到爸爸在出车祸的瞬间，是先死去还是先感受到痛。

后来这具尸体被发现，蒲一永拜托办案的警察保持尸体的原状来让亲属看。“不要自己觉得同情就不让他们看，他们有权利知道。”这是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也鲜少触碰的维度，对现实的洞察细致而又精准。

《不良执念清除师》也不硬凹温情。剧中的何姐，女儿失踪多年，打算每年都按女儿年龄的增长做出来一个娃娃。因为反常规而不敢宣之于口的是，何姐想象不出女儿长大的样子，只能想象出女儿的尸体。这种叙事不温情，甚至有点挑战观众，但却显得真实而有万钧之力。

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才能真正懂人情。所以《不良执念清除师》能探测出哪怕是游丝般的社会脉动，从中为寂寂无名的普通人争取一席之地。蒲一永为无名的“大体老师”找回名字的单元故事，就是例证。

“大体老师”背上的仕女纹身，是确认他身份的唯一线索。一个人该有多孤独，才会寻求纹身的陪伴，还特地要求纹身师把仕女的脸改成普通人。他会自顾自地跟纹身说话，让纹身幻化成了人形。可因为纹身在后背上，他看不到纹身，纹身也看不到他，更不知道他的名字。蒲一永为他找回名字的过程，也是把人还原成人的过程。

“大体老师”叫林永川，本拥有幸福的家庭和笃定的教师梦想。只可惜命运的变故，让他同时失去了父母和梦想。他中途辍学，又被职场淘汰，切断了与社会的最后一根稳固纽带。他没能建立亲密关系，也许害怕再次面对死亡，他连宠物都不敢养。只有在流浪者群体中，他才能短暂寄身。可这种连接是那样微弱，不互通姓名，只有代号。一夕猝死，竟然成了无名尸体。

在林永川的追悼会上，这些流浪者告诉了蒲一永自己的名字。“像我们这样什么都没有的人，至少要留下个名字。”原子化的“无缘社会”，名字成了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最后痕迹。这与《寻梦环游记》“真正的死亡是被遗忘”的宗旨，恰好不谋而合。

03.

死亡解禁：不谈死，焉知生

在奇幻类型中，对死亡议题有如此开放和粒度的探讨，最终是为了打破文化禁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同样受现代性所苦。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的生命策略就是对死亡的驱逐”。

它让人们相信未来的不朽根植于现在，把死亡解构为可以花钱干预的医疗项目。然而实际情况是，“死亡作为现世的终点，对理性抛出终极蔑视”。东亚语境下，尤为如此。由于相对缺乏宗教信仰和对死亡的想象，人们更难面对死亡。对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的态度，也整体偏向消极。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在采访中表示：“病患的家属经常把抢救病人的生命作为‘孝’的指标。而现代医学则将救死扶伤作为目标。两者都忽视了病人的尊严。无谓的徒劳的抢救，会增加病人的痛苦，这种生命的延续，其实是没有尊严和品质的，人的精神性被压抑。”

在这一点上，《不良执念清除师》突破了东亚的传统死亡观。蒲一永的爷爷从车祸后，就一直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中途他心脏停跳好几次，胸部皮肤被电击除颤灼得发红。后来蒲一永发现，爷爷在车祸前就出现了死亡征兆，真正把他抢救过来的不是现代医疗，而是附身于千年观音像底座的执念“莲花奶奶”。

在剧集的前半段，“莲花奶奶”一直是蒲一永眼中死亡和危险的象征。他小时候见过“莲花奶奶”和爷爷起争执，又在监控录像上看到她出现在爷爷的车祸现场，有策动车祸的嫌疑。他像害怕死亡一样害怕“莲花奶奶”，直到真正打上交道梦魇才消散。

原来，“莲花奶奶”的真正面目是可爱傲娇的老太太。她因为活得太久一心寻死，而蒲一永的爷爷不愿帮她的忙，她才赌气也不让爷爷死。通过她，蒲一永恍然大悟：死亡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的事情，可以用轻快的语气来讲。所以最后，蒲一永请她实现爷爷的意愿——自然死亡。

东亚社会更习惯用沉默替代表达，用压抑替代释放和纾解，只在死亡面前才可能谈及最本质的情感。即便是蒲一永这样成长在极度开明的家庭里的人，也是在走过这么一遭后才给自己松绑。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而不谈死，又焉知生呢？

当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也就可以坦然接受和死亡同类的所谓“负面”的概念。比如疾病、残障、衰老这些健康的反面，不应该被排除在主流视野之外。比如“负面情绪”，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情绪和感受没有好坏之分。

正如美国作家索尔贝洛所述“镜子需要漆黑的背面”，“负面”仅仅只是另一面，我们需要透过另一面来看清世事。人不可能只活在某种单一的面向里，学会接纳“负面”而不只是回避和压抑，是东亚人很重要的一课。

参考资料：

1.《不良執念清除師》導演林冠慧：創造喜劇獨特標點和台詞，演員不能太「做自己」| 劇夠

2. 为什么她们拍得出《不良执念清除师》？| 娱理

3. 魏然：奇幻的文化坐标 | 文艺批评

4. 动物只会消亡，惟有人才会死：由死亡想到的 | 界面文化

5. 中国人的生死观：用科学的合理，掩盖文化的无能 | 新京报书评周刊

撰文：布里

监制：猫爷

配图：《不良执念清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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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几万人都在等这部台剧的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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