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为什么是江南——全球经济史视野中的长江三角洲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的著作《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的增补版在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月21日，李教授做客商务印书馆涵芬书房名家讲座，回顾自己治江南史四十余年的经历，与读者分享了他写作此书的思考与关注点。诚如李教授所言，江南史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江南经济史又是其中极重要的领域，前辈学者成果累累而不乏创见。对于“明清之际江南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历史问题，他从人口、生态环境、社会生产力、农业技术等多视角重新审视了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史，并将13-19世纪的江南经济放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从而对明清江南经济水平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本文整理自演讲速记稿，内容有删节。

江南经济史

我们说的江南，就是长江三角洲，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在江南史研究中，江南经济史是最重要的基础研究，这也是江南史研究成果最多，而且学界最为重视的领域。为什么江南经济史会如此重要呢？是因为至少宋代以来江南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中国经济的各种进步在江南表现得最充分，江南在许多方面常常比其他地方都领先一步。以江南作为研究对象，更容易看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所以，江南经济史研究，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也处于一种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心的位置。国际学术界在中国史研究上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比如“唐宋变革论”“明清停滞论”，其立论基础都来自江南研究。“唐宋变革论”“明清停滞论”是日本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来的，经西方学者发展，成为重要的指导理论，很多中国学者也接受，直到今天，在国际学术界中还是主流的看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封建社会后期停滞理论”也都是以江南经验为中心的。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大部分都是讲江南，与此有关的雇佣劳动、劳动分工、市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围绕江南展开的。封建社会后期停滞论也是这样，这个理论认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而江南在经济上是明清时期中国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明清时期，江南苏州一府上缴给中央的赋税比山东一省都要多，所以历史上都说“江南重赋”，农民受剥削也特别重。许多学者认为这大大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成了大问题。

这些年我们常用一个词 “内卷”，这是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教授提出来的。他提出了一个“江南的农业内卷化”的观点，认为江南土地就那么多，人口不断增加，增加的劳动力怎么办？只好在土地上更加精耕细做，本来一亩土地投入10个劳动力，但是现在人多了，没有别的事情做，就投入15、20个，产量虽然增加了，但是和投入的劳动力不成比例，劳动的边际收益在下降，这叫“内卷”，后来他改成“过密”。我跟他讨论，说还是“内卷”好一些，因为“内卷”是动态的。此外，还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中国“人口压力论”，在过去也被称为“人口万恶论”，认为中国之所以穷、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人太多。这个理论是马尔萨斯提出来的。大部分西方学者在二十世纪中后期都讲中国人太多，他们的根据就是江南，因为江南的人口确实太稠密了。

这些理论都是以以往的江南研究的结果作为根据，教科书也讲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停滞，所以错过了工业革命等等，这套理论追根问底，还是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结果得出来的。但是这些理论到今天为止还对不对？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前所长柏金斯教授在25年前就提出，中国将来前途光明。他在1989年就说道：“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代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而他的这段话今天已成为现实。

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经济奇迹，而中国经济奇迹中的奇迹又发生在江南。1978年江南地区的GDP只是443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654亿美元。1992年对江南是特殊年份，改革开放给予江南的机遇是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开始的。1992年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2009年江南的GDP达到8786亿美元，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江南的GDP将名列世界前十，排名仅略低于名列第九的意大利，高于韩国、墨西哥、西班牙、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俄罗斯和前苏联集团所有国家。1978-2009年这么几十年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变化速度比整个中国快得多。

江南的人均GDP也在增加，1978年江南人均GDP1200美元，不到当年法国的八分之一，英国的五分之一，仅为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时欧盟还没有成立）中最穷的葡萄牙的二分之一。但是到了2009年，按照汇率计算，江南人均GDP到了11600美元，如果按照实际购买力评价，达到22000美元，相当于当年英国的60%，法国64%，和葡萄牙持平（葡萄牙这时已经是欧盟中中等富裕的国家），大大高于前苏联集团中的绝大部分国家和俄罗斯。江南如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它的经济规模比俄罗斯大很多，今天起码是俄罗斯的两倍。所以江南在这几十年中的经济发展，真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再来看看看江南中心城市的发展。江南最大的城市是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海港，但是1980年它在全世界排名才160位，而从2006年开始变成世界第一大港，这个排名一直到保持今天。苏州的工业总产值在2021年突破4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城市，高端制造业领跑全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去苏州时，除了看风景之外，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街道破破烂烂，城市里也不繁荣。但是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城市，而且主要是高端的工业制造业，不是过去的“大烟囱工业”。

2023年6月25日，上海港洋山港区集装箱吞吐作业繁忙有序。

为什么江南发生的变化会比全国其他地区都更大？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最重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引进外资，改革开放前中国太穷了，要发展经济，一定要有资本，所以大量引入外资。我记得当时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对日本产业界就说：请你们到中国去投资，因为我们需要现代化。第三，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经济管理方式很落后，引进外企，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学习他们怎么管理现代企业。

这三条对江南来说，情况怎么样呢？江南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得比较晚，1992年才真正开始，这为什么呢？因为江南是中国中央政府主要的财源，不能拿江南做实验。经济体制改革最早在广东和福建进行，当时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其中深圳是最成功的。中央给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最早也最多，而且当时广东的干部思想也非常解放，积极地进行改革。相比之下，国家对江南给的优惠政策很少，特别是财政方面，江南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的有利因素比广东少很多。但是为什么江南经济发展还是比广东更好呢？这就是我做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出发点。

著名经济学家柏金斯教授说：“中国的今天是它过去的延续，或者说是过去的持续。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历史仍然映照着现在。”他认为中国今天为什么能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刚才说的改革、外资进入、先进技术和管理必不可少，没有那些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奇迹，但是只有那些，也不可能造就中国的奇迹。

我研究江南经济史四十多年，就是想了解中国历史上江南经济为什么会发展？它的发展模式是什么，道路是什么？这些对今天的发展有什么参考意义？具体的研究，在此无法细说。这里就只说说江南地区的人力资源。

经济发展必须要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对人力资源要求和过去不同。传统社会中最需要的人力资源是劳动者的数量和他们的体力，因此中国古代国家很早以前统计所有居民的人丁，制定严格的标准。比如唐朝16-60岁叫“丁”，16-18岁叫“半丁”，国家要给“丁”分配田地，叫“授田”， “丁”到60岁，体力不行了，国家就要把田收回去，再给别人。“半丁”则给一半的田地。所以中国古代国家鼓励增加人口，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而劳动力最重要的就是靠体力。但是这到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不同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对人力资源有不同于过去的要求，这些要求是：

第一，工作勤奋。光人多不行，一定要劳动者愿意努力工作，不怕吃苦。我做过知青，农忙的时候很累，工作时间很长，但是农忙一过就没什么事儿。全世界都一样。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是“古老而快乐的英格兰”，他们一年种一季庄稼，播种之后也不除草和灌溉，到了庄稼成熟收割之后，就没事了。他们虽然很穷，但空闲时间很多，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节日、民间节日、喝酒、唱歌、跳舞，觉得很快乐。和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则大不相同，工人进入工厂一天要干12小时，一个礼拜干6天，重复枯燥的工作。但是这不是靠皮鞭就可以让人做到的，必须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他自己去做。

第二，重视教育。世界历史证明：在工业化时代做工作，劳动者必须要多少受过一些教育，哪怕最普通的工人，只有受过一些教育，才能比较容易学新技术。

第三，商业精神。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要求每个人都有商业头脑。你自己要会去算，什么对你有利、什么对你没利、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必须具有和市场有关的的知识。

以上是近代资本主义人力资源的三个特点，也是近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三大特点。

刚才说的第一个特点是勤勉，到了16世纪，一些欧洲人开始努力工作，变得更勤奋。经济史学家德·弗理士发明了“industrious revolution”一词。这个词不是“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而是“勤奋革命”或者“勤勉革命”。人们愿意放弃自己闲暇的时间，多工作，为的是多得钱，得到的钱并不只是满足肉体生存，如果挣更多的钱，就去买一些除了最低生存需要之外的商品，能够拥有一些比较高端的产品，表示自己社会地位比较高。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勤勉革命”最早出现在荷兰，荷兰人被认为是欧洲最勤奋的人，之后传到英国，慢慢传播到欧美其他地方，造就了欧洲的勤勉革命。

在江南，人们工作非常勤奋。江南的妇女可以纺织世界上最好的布，她们五六岁开始学纺纱，十岁学织布，到十二三岁就能够独立操作。所以江南的妇女可能是当时全世界最勤奋的妇女。一些记载说，清代上海有很多丈夫是靠妻子养活的，因为妻子在家里纺纱织布，她们织布又快又好，可以卖到英国去，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因为经济地位比较高，妇女在家里可以说了算。我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清朝，江南妇女因为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当然她的地位就比较高。

当然江南的男子也很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明朝时候有一个江南地方官周忱说，天下老百姓，离开家乡就活不了了，只有苏州、松江这边的人，离开了家乡到哪什么都能干。明朝末年文学家张瀚说，天下都知道苏州人做得衣服好，而且是越做越好，即使每天织的东西只几寸，但是比别人做的几丈都要贵得多。这样的劳动，可是比农业收入要高得多。到了清朝也是这样，江南人巧，善于学习。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英国人还直接占领了香港，但是中国现代工业最成功的地方上海。当时西方说上海的工人素质是全世界最好的，因为新的技术一学就会。上海的民族资本兴起以后，中国工厂就可以仿造欧美的产品，而且造得很好，比欧美产品更便宜。上海就成了后来中国近代工业的主要基地。

乾隆年间，徐扬绘《姑苏繁华图》（部分）。

柏金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正规教育”。正规教育就是学校教育，这个大家都清楚，今天中国这么重视教育就是传统。各个民族都有它崇拜的对象，只有中国崇拜的是一个老师——孔夫子，就是重视教育。大家可能以为，过去的教育不是有钱人才读书吗？其实不是。教育分成两种——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大众教育是为了使普通人能够处理日常工作了，而精英教育就是为了有志于做官的人考科举。大众教育把识字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而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很高，美国亚洲学会主席罗友枝估计清代中国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为2-10%。还有的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广州城则达到80-90%。大家说这不是很低吗？但如果放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看，也已经不低了。

当然，中国各地差距太大，刚才说了广东，中国第一次用近代方式进行的识字率调查是1911年港英当局在香港新界地区进行的调查。当时的新界是农村地区，根据这个调查，新界北区男子识字率是42-65%，南区是51-60%。但是中国其他地方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1930年做了有名的寻乌调查，赣南穷困的寻乌县，识字率达到40%，其中女子几乎不识字，如果这40%都是男子的话，那就很高了，可能接近80%了。但是在西北，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之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毛主席过去的老师徐特立做边区政府教育部长，他说陕甘宁边区文盲达98%。所以中国各个地方差别非常大，这也是使得中国各个地方人力资源非常不同的一个方面。说到江南，我们没有明确的调查数字，但是从记载来看，大家可以看看明清时候江南教育怎样。明代初期，江南的人都知道教孩子读书，农村的农民只要有口饭吃，都知道教子读书。所以苏州即便是偏僻农村，都找老师来教学生。万历时的松江府也是，清代像南京附近的溧阳县，每个村都有老师。明朝末年的小说《鸳鸯针》，说在杭州附近一个农村的私塾开学了，这些家长来送学生读书。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家长？都是下层社会的，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皂隶，就是衙门里那些差役，相当于现在的城管；此外有里长，就是村长之类的，这就算地位最高的了。其他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考科举、做官，而是为了他们的生活。在湖州南浔一带，孩子都去读书，读三年，或者会认字或者会写简单的字，就回家了。在杭州，顶多读到15岁，就回去种田。在松江、上海一带也是，5-10岁都要去读书，不管怎么穷，还是要读书，他们读书就是为了识字，或者学一点简单的知识，这是为了生存。在一个市场经济下，必须能够阅读契约，必须懂得计算，懂得赋税，这些都需要识字。柏金斯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说不仅人民需要这些知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这是中国成功的历史基础。应当说，江南的识字率肯定不低于广东，甚至还要更高。

私塾教学场景

为什么江南的人力资源会这样？是因为市场经济或者商业化。在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江南丝织品每年运到国内市场大概是一千几百万匹，价值1500万两银子，比明朝增加了35倍。松江府每年上市的棉布更达两千几百万匹。江南人生产这些纺织品，主要拿到外面去卖。明代江南的棉布主要出口到日本，但是数量不是太多，大量出口是在清朝时期，主要销往欧美。当时英国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部门就是纺织业，但是英国机织布的竞争力不够，他们从广州购入南京布（当时江南做的布叫“南京布”），是世界上最好的布。

江南产品大量输出的同时，也大量输入外地产品，比如大豆、麦子、蔗糖、染料等。江南地方小，人口稠，很多土地又拿来种桑树、种棉花，稻田减少，所以粮食不够本地消费。19世纪初期，每年输入的粮食可以养活800-1000万人，这大约是江南1/4到1/3的人口。输入的大豆，榨油之后得到的豆渣，加工成为豆饼，是很好的肥料，大量施用肥料，保证了江南土地的高产。麦子拿来做酒曲酿酒；染料，当然是纺织品加工所需；还有蔗糖，不仅可以做糖果，而且是很好的调味品，这与江南（特别苏州、无锡一带）偏甜的口味有关。江南不产甘蔗，饮食偏甜的形成有个长期的过程。从明朝后期开始，江南主要从福建、广东、台湾大量输入糖，从而造就了江南口味偏甜的习惯。

商业发展意义很重大。大家都讲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市场经济。所以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先发生了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不一定导致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还需要一些其他条件，但是没有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不可能出现。如果说其他条件都具备，一个经过商业革命的经济体就比较容易转化为工业革命的经济体。工业革命也不是18世纪中期才出现的新现象，它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奇波拉认为工业革命是欧洲18世纪以前700年来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最后阶段。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工业革命是双重奏，一个是短期的过程，就是我们看到的18世纪工业革命，一个是长期的过程，在18世纪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发展，我称之为早期工业化。而早期工业化的基础又是商业化。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

江南经历了长期的商业化和早期工业化，所以在经济近代化方面比其他地区有优势，为近代工业化做好了准备。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进入中国。在对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上，江南做得最好。1930年，上海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是北京、南京、天津三个城市人口的总和，除了东三省之外，全国现代工业的30%都在上海，工业产值的50%来自上海，还有外贸、投资等等。歌德说，“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今天江南的成功就印证了这句话。江南是“中国经济奇迹中的奇迹”，但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奇迹中的奇迹”背后有江南人民几个世纪的努力。

全球视野中的江南经济史

江南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但是放在全球视野中，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以前中外学界对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状况的评价是两极化的。300年前，法国著名学者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是利用当时传教士和其他旅行者从各个方面获得的信息写成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整个欧洲对中国看法最关键的一本书。其中谈到了江南地区，他认为这里富甲天下，是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学者和一部分西方学者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极度贫困。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有我国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陈振汉先生，他在1956年写了一篇文章，说16、17世纪的时候，江南农民已经到了难以维持肉体生存的水平。另一位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黄宗智教授。他说，从明朝开始，江南的人越来越穷，是只能维持肉体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持两种看法的学者都找出很多根据，哪一种对？很难判断。

说到“中西比较”，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英国为何能取得工业革命的成功，而中国却没有？但是《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说，拿中国、印度和欧洲某个国家比较是不妥当的，因为中国、印度在人口、面积、多样性方面应该和整个欧洲相比，而不是和单个国家相比。特别是中国，比印度还大一倍，各地差别就更大了，这样拿中国和英国相比，当然不合适。他认为合适的比较应该是把中国和欧洲各自内部地区条件相近的地方拿来比较。我的一本书《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GDP研究》，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了英文版，这个英文版相较中文版，做了许多改写和增补，其中一个增补的内容就是我把19世纪初期的江南和荷兰做了比较。

《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英文版 

19世纪初，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和欧洲（美国刚独立不久，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而江南和荷兰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正处在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出海口。江南和荷兰面积差不多，位置也比较相似，有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港——上海、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是东亚和西欧海运的中心；这两个地区内部地势低洼，河流纵横，有很多运河，形成了完整的内河运输系统。至少16世纪以来，江南和荷兰都是亚洲和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拥有最勤奋的人民，都是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彭慕兰说，要进行中西比较，就应当找江南、关东平原、英国和尼德兰、印度古吉拉特这些当时的发达地区进行比较，而不能把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和欧洲最落后的地区相比，或者把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和欧洲最发达的地区比较，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认为荷兰和江南之间的可比性，比荷兰与乌克兰之间或者甘肃与江南之间的可比性高很多，我认为他这样说是合适的。

19世纪初期对荷兰和江南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历史上，荷兰有200多年是欧洲最发达地区，但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江南也在很长时期内是东亚最发达的地区，也没有自行地出现工业革命。而且在19世纪初期，欧洲和东亚最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转移，欧洲最发达的地区从荷兰变成了英国——这是一个岛国，东亚最发达的地区，则从江南变成了日本——也是一个岛国。当然，这有很复杂的原因。

另外，从学术角度来说，西欧道路最主要是讲英国，而英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自行发展出工业革命的国家，所以它太特殊了！我们不应该用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讨论普遍的问题。姚明是一个中国人，他的身高在中国也太特殊，不能说姚明的身高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身高。我们只能找一些中等个子的人，说中国人的身高大体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拿英国作为例子来看全世界的其他发展道路。按照经济史家德·弗理士的说法，荷兰从16-19世纪初期（1550-1815年）已经是一种近代经济，主要是城市经济、商业经济，但是技术上没有什么变革，是近代以前的技术，而且是依靠农村农业的技术。这和江南太相似了！

德·弗理士说荷兰是“第一个近代经济”，那我们有理由说江南也是一个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它们都是近代经济，但是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我做了荷兰和江南在19世纪初期GDP的比较，一个共同点是，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是30%或者30%以下，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农业经济。还有从就业结构来看，从事农业的人一半都不到，江南只有27%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虽然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但是不从事农业。妇女基本上不从事农业，我们所谓的“男耕女织”，应该是到明清江南才真正呈现出男耕女织的社会状态，其他地方都是男女同耕同织。明朝前半期，江南女子下田劳动，到了后期专门织布。荷兰的GDP中外贸的比重远大于江南（江南的外贸指江南和它之外地区的贸易），但是江南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远大于荷兰。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因为到了今天，江南的工业比重比外贸比重更大，可能是受历史的影响吧。

再来看看富裕程度，我和经济史学家扬·鲁伊腾·范赞登用同样的方法做了很复杂的计算，可以看到，1820年时人均GDP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江南（主要说的是松江这一带）大概1000美元，荷兰是1800美元，西欧（英格兰、法国北部、荷兰、比利时等几个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大概是1200美元。这就说明江南当时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但是绝对是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那个时期的江南虽然未必是富甲天下，但绝对不是极端贫困。

我们得出结论，还要找一些证据来证明它。比如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想扩大生意，里面有一个随员是胡夏米，他6月写日记：“上海人口稠密，乡民们身体健康，吃得也不错。”“上海县城到处供应很丰富，既便宜又充沛。”所以说江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是不对的，因为胡夏米跑到这里来写这个报告又不是为了讨好清朝政府，他把看到的东西写进了日记，给自己看，所以应当是比较客观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法国派了拉萼尼使团来中国谈生意，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耶德到了苏州，对苏州赞不绝口。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江南地区人均GDP在全世界的前列，而且有外国人客观看到的中国江南就是这样一个富裕的地区，可以证明江南在历史上的经济，至少在19世纪鸦片战争以前确实还不错。

最后讲一下，我们研究江南，但是应该超越江南。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说，过去我们研究社会经济，都说“江南核心性”，把江南放在核心，但这样做不对，因为江南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应该把各个地区都研究得更好，再来谈中国的问题。我在研究中一再强调，江南不具有典型性，江南只是江南而已，不代表整个中国。我们要了解中国是什么情况，必须把中国其他地方都研究得更好，才能说中国怎样。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做法动辄就是中国怎样，这不是一个很严肃的态度。

了解历史确实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他说历史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过去取经，也就是说以史为鉴并不是唯一的重要性。历史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和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今天江南的经济体系就是和过去联系起来的。

（朱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