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为世界上最穷的一群人服务

保罗·法默医生在行医

《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写了一个卓越非凡的人，他就是保罗·法默医生。我们初识的时候他还没出名，但任何人都不会用“普通”来形容他。那时的他，已经是医学、公共卫生和医学人类学领域的重要人物，还常常在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环境下无休无止地工作。在海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他建起了一座现代诊所，为赤贫中生活或病入膏肓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他似乎从来不睡觉，又似乎享受着无限的爱戴与崇拜，不仅来自他的病人，还有每一个认识他的人。

遇见这样一个和我们凡夫俗子境界差距太大的人，是怎样一种体验？一开始，保罗·法默让我自惭形秽，甚至有点羞愧难当。他为了结束世界的痛苦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我又在做什么呢？但他不是故意要让我有这种感觉的，而且我也逐渐意识到，他并没想着要人人都走他这条路。

我希望这本《越过一山，又是一山》能够帮助新的一代认识到全球贫困的严重程度，以及这个情况给那些想要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开始，我觉得法默的人生是一场艰难的苦旅，到现在也觉得他在透支体力干着永无止境的脏活累活。但他的人生也因此充实满足。还记得我把这些所见所闻讲给编辑听，编辑对法默的评价让我深以为然：“他的人生看上去艰辛，可是也让人羡慕。早上一觉醒来，不会纠结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相信这就是他应该做的，是他生而为人的使命。”要是这本书非要讲什么道理的话，就是这个了。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满世界地去救死扶伤，而是说，要让大家都有活着的目标，都有超越小我的追求，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丰富。

——特雷西·基德尔

特雷西·基德尔

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Penguin Random House，2004

奥菲莉娅1985年夏季回到中央高原和法默并肩工作，看到他在海地每次穿着正式时，都会在衬衫外挂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她以前就觉得他具有一种“神职人员”的特质，十字架突显出了这个特质，只是不够彻底。数年后他说，他有“信仰”，但又补充：“我对盘尼西林、利福平、异烟肼这些药也有信仰；我相信氟喹诺酮类药剂有良好的吸收力；我还相信实验验证的科学、临床试验及科学的进步；相信每一个艾滋病例都是HIV造成的、富人总是压迫穷人、财富流向的错误会造成更多流行病和害死不计其数的人。因此如果我必须在解放神学和任何学说中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科学，只要我同时还能服务贫民。不过我不必做这种选择，不是吗？”

他虽自幼学习宗教教义，但向来不太放在心上，现在更是对大部分的教义不以为然。例如，他说：“我还在《圣经》中找这句话：‘你们不该用保险套。’”他毕竟还是非常年轻，会向奥菲莉娅挑战吃杧果，结果演变成一场杧果大战，他也很乐意不去理会主教多年前在他的坚振礼上说的禁欲教条。他乐于不去望弥撒，以便违反这些禁令。奥菲莉娅记得她“献身”给他的那个下午，并对这个用词咯咯发笑。那天是星期日，他们在米尔巴莱被暴雨困住，于是返回拉丰唐的住所。屋子里没有人，因为大家都在教堂，在海地望弥撒的时间很长，而且大部分海地人下雨天不喜欢出门。“一直到我们结束，都没有人来。”她说，“我们两人还一起洗澡呢。”她依然记得当时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以及在院子里生火准备烧晚饭的烟味。她说，那一刻仍是她此生最浪漫的回忆。

她整个夏天都和法默在一起。晚上两人一边喝咖啡，她一边帮助他自修正规的医学课程。应该说，她会尽量帮忙。他把教科书的重点抄到重点卡上，他的卡片已有好几大叠，数以千计。他用左手以漂亮的字体在卡片上写着诸如此类的问题：“痛风和溶酶体有何关系？”还会在这些字的四周画一些音符，表示这个问题应用唱的。重点卡上的问题可能是这么问的：“先生，请说出霍纳氏综合征和动眼神经瘫痪的病灶。还有，阿罗瞳孔是什么？”背面的答案除了文字之外，还会以素描（奥菲莉娅认为其中很多素描画得实在可爱）绘出眼睛的神经通道。

奥菲莉娅从这一叠重点卡中找出一个法默可能会答错的问题，希望他答错。念正确答案给他听感觉很过瘾，好像自己真的帮上忙了。“培儿，营养不良性钙化是什么？”

“钙盐在坏死的组织异常沉淀，就称为营养不良性钙化。”他竖起一根手指，“当然，这种现象不是由高血钙造成的。”他露出笑容，“转移性钙化才与高血钙有关。”

她盯着重点卡的背面，尽量不露出失望的表情：“对！好棒啊，培儿。”

他们有时散步到各个村落，他会在途中说出植物的名称。“槐蓝属植物，”他说，然后露出热切的笑容，“它的拉丁名称是什么？”

她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就是这样告诉她各种植物的名称，当时她还怀疑他是不是故意要让她显得没文化。“不是这样的，你这个笨蛋，当然不是这样。”她心想，“他只是喜欢说植物的名称，觉得好玩而已。”

可是要她不拿自己和他比较很难。他们去拜访的每一户人家几乎都会招待食物，但许多食物对他们两人来说都难以下咽，法默称之为“第五类食物群组”，他们会趁主人不注意时互扮鬼脸，然后（例如吃味道闻起来像臭汗味的肉饼时）装出一副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有一次，一位屋主端给他们一人一盘看起来像是炒蛋浮在猪油和软骨上的东西，她咬了一口，差点吐出来。主人转身时，她立刻把盘子端给法默，低声说：“帮我吃。”他拿过盘子，稀里呼噜就把东西吞下去，然后对她笑说：“B-。”两人在回去的路上笑成一团。她吃过很多连看都不敢看的东西，但只有未通过考验的这一次让她永难忘怀。

从肯吉附近一个陡斜的道路走下来时，她一时没站稳，附近刚好有几个海地人，其中一个用克里奥尔语对她叫道：“小心走好！”她觉得自己下巴的肌肉缩紧。他们是不是觉得她太没有用了？一个老妇人走过来，把自己的手杖递给她。“不用，我没事！”她说。法默一脸严肃地说：“不要拒绝，”他强调，“这是个非常好的礼物。”当然他说得没错。她的两颊发烫。

他们在肯吉住在不同的房间，因为这个地方的大家长毕竟还是神父。一天晚上，她准备上床睡觉时，决心第二天早上要比法默早起，于是把闹钟设定在五点。可是，隔天她还是被他唤醒，他在楼下院子里对着她的窗户唱歌。她躺在床上想：“我一定要做一件比他强的事，至少要有一次。”

法默扩大并改良了他1983年在肯吉附近进行的卫生人口调查。他找到一本书，书中描述了在印度乡村做的人口调查，于是他便把这本书当作手册使用。奥菲莉娅负责收集资料，这表示得从东村走到西村，有时是和法默一起，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和法默雇用的几个当地年轻人同行，因为他们是识途老马，带她跋山涉水，走过大半覆着灌木丛的山路。溽暑难耐，她整张脸热得通红，不过克里奥尔语也大为精进，每一次的行程好像都很重要，但是也很痛苦。通常是她走进有两间房的小屋，屋里出现一张椅子，接着农民倒饮料给她喝，并述说他们的痛苦遭遇和不幸，她奋笔疾书。她问他们是哪一年出生的，他们就说自己出生时是哪一个总统在位，或者是在水坝筑成前还是筑成后出生的。奥菲莉娅问：“你们家有几个人住在这里？”这一家的爸爸或妈妈就开始逐一点名，有时候一口气可报出十一个名字，这时奥菲莉娅会透过铺着香蕉树皮的屋顶看着天空，想象雨季到来时的情景。她看到他们小谷仓支柱上罩着的铁杯，想到“还要防老鼠”。她发现这些拥挤的小屋内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不是臭袜子的味道，而是穷人家那种窒闷的气味，许多饥肠辘辘的人呼吸的气味。”

有时候她去到有人奄奄一息的人家，多半是罹患腹泻疾病的儿童，尤其是肯吉水灾的难民。为了取水，肯吉的居民必须走下两百四十米的陡坡，把用葫芦果壳制成的容器或塑胶罐浸到水库的一潭死水中，再把装满水的容器背回山上。他们当然会尽量让水多用几天，所以水在罐子或葫芦里一放就是好几天，连盖子也不盖。

解决办法是一组海地和美国工程师想出来的。这些美国工程师是加州圣公会派出的人，加州圣公会已协助拉丰唐多年。一条地下河流的河水从这座两百四十米高的山坡底部附近冒出，水坝筑成前，这条地下河流一直是当地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工程师装了一条管子，利用河流的力量把河水送到肯吉社区的水龙头。奥菲莉娅记得，几乎从这个工程一完成，婴儿死亡率就开始下降。

法默开始了解到水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同时对科技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但蔑视“勒德陷阱”。他喜欢以一个故事说明这个名词。他有一次刚从哈佛回到肯吉，发现在拉丰唐的监督下，三十间散置村上各处、外观不错的水泥公厕工程已展开。“可是，”法默问，“建造公厕的技术恰当吗？”这个术语是引用自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堂课。一般来说，这个意思是指人们应该用最起码的技术来完成一项工作就行了。

“你知道恰当的技术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有钱人用好东西，穷人用烂东西。”拉丰唐发飙了，之后一两天都不理法默。

拉丰唐也负责监督肯吉一家诊所的建筑工程，里面还有一间检验室。法默拿了一份世界卫生组织发行的简册，里面就第三世界国家检验室应有的配备提出最基本的建议。即使只有一个水槽也可以将就使用，如果供电不方便，可以利用太阳能。只要自制一个太阳能显微镜，就足以应付大部分的检验需要。他把那份简册丢到一旁。肯吉的第一个显微镜是他从哈佛医学院偷来的。“这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正义。”他后来说，“我们只是在帮助他们死后不会下地狱而已。”

这个为肯吉和附近村民看病的诊所，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建立公共卫生系统的。拉丰唐是这个建筑工程的发号施令者，他在一个没有电力、没有商店，也没有可用道路的地方，以惊人的速度建造这间诊所，而且持久耐用，令人侧目。慢慢地，这个卫生系统的发展则来自法默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