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填表里的现代人与西方官僚主义的前世今生

【编者按】：从职称评审、抵押贷款，到申请办公设备甚至出行购票的流程，五花八门的规定可以让人们填写无数张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摩擦，当每天的生活从填表开始，人们不禁困惑：真的需要这么多流程吗？

在《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一书中，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道出真相，书中的三篇论文中分别从暴力、技术与理性的角度揭开制造愚蠢规则的根源，更挑明人们离不开它的真实原因。但知道这一切并不让人悲观，因为格雷伯也坚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终极规则：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我们有能力改造它。本书以挑战西方世界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出发，旨在引发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能否走出规则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包特以英美大学系统内的形形色色的文书工作，以及追求“效率”的管理制度入手，分析绩效至上与西方世界官僚制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

《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书封

如果你问一个高校老师，什么是你的工作里最让你头疼的部分，我想绝大多数的回答应该并不是“写论文”，而是各种各样的“填表”。写论文虽难，但好歹是创造性工作，做完了比较容易有成就感，以及或多或少满足自己“看起来像个聪明人”的虚荣心；但填表就不同了，至少在大多数人看来，它更像一个不产生实际产出的“应付性”工作，做完也不产生额外的实际产出，而且有时常常就是要把一套已经提交给一个部门的相同信息用不同的格式交给另一个部门看，遇到一些问题搞不清要填什么，以至于交上去还被打回来，还常常会产生一种怀疑自己智商的挫败感。

以上这些，正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著作《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主要讨论的话题。作者在书的开篇就提出，尽管在各种各样的英文书籍里，“官僚制”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在1980年代之后是大幅下降的，但实际上，正如很多人切身体会到的，一个生活在2000年以后的西方世界现代普通上班族每天需要处理的表格和文书工作相比他生活在20世纪中期的前辈们是大幅上升的。西方世界的官僚制在互联网时代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越发广泛地入侵和占据了人们的生活。正如如果我们将搜索关键词换成“文书工作”（paperwork），就会发现它在2000年代的出现频率将近1980年代的3.5倍！

而对于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的形成和膨胀的原因，大卫.格雷伯在书中提出了一套可能让很多人乍一看颇为意外的看法：虽然很多人觉得从“官僚制”中的“官僚”二字来看，它天然来自于政府，并会随着市场化的提高和政府的放权而逐渐衰弱式微，但事实上，正如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市场化兴起实际没有削弱国家官僚制，反而带来了法律办事员、登记员、稽查员、公证员和警员的队伍不断壮大，以及各种文书和“办证”业务的飞速扩大，远远超过一个路易十四式的封建君主国家，马克斯·韦伯在观察美国企业之后也认为，美国企业家常常自认为是自己企业中的“首席官员”，其心态和做派与欧洲的高级公务员并无二致。因此，在西方经济体中，企业经理人和公务员都可以在一些时刻被看成某种意义上的“官僚”，官僚主义并非政府的专利，而是任何需要依赖行政管理流程维系的组织机构都难以避免的隐患。

关于市场化如何可能带来官僚主义的膨胀，格雷伯在书中举的例子是兴起于美国，后来被很多国家跟从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市场上的“考证”文化。众所周知，美国的学生贷款已经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美国学生贷款余额在2020年可能已经达到接近1万7千亿美元，相当于到GDP的7.8%。大家一般以往只是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教育“内卷”问题，但格雷伯不同的角度提出：学生贷可能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用以将人力资本金融化，同时让金融机构获利的发明：“数年专业培训的主要结果就是确保你背上沉重的学生贷款，今后从事这一职业所得的任何后续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将由金融部门按月抽走。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新的培训需求只能说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因为放贷人和培训项目规划人联手游说政府，比如坚持要求所有药剂师今后必须通过某些额外的资格考试，此举迫使数千从业者重回夜校学习，而这些药剂师很清楚，许多人只能借助高息助学贷款才学得起。如此一来，放贷人实际上得以合法地从大部分药剂师的后续收入中分一杯羹。”

大卫·格雷伯

而在其它领域，官僚制除了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也可能是由管理者或者大众一些一厢情愿但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推动的。或者说，通往这些事后看来浪费时间的无聊活动之路，很可能是由对“效率”追求铺就的。

关于“效率”如何产生文本工作，作者举例说，英美大学里行政和填表工作的爆炸式增长，很大程度就是排名和竞争文化导致的。正是因为管理者相信，竞争可以促进效率，所以大学老师需要把其很大部分精力从做好自己的工作转移到写研究计划、基金申请书、同行评议书、课程设计、教学评估等“相互营销”材料上。作者在书中引用自己的一位物理学家朋友的话说：“你（将）把时间花在做计划而不是做研究上。雪上加霜的是，因为你的研究计划会被竞争对手评判，所以你不能追随好奇心，只能将精力和才能用于预判和转移批评，而非用于解决重要的科学难题……众所周知，原创想法是研究计划的绝唱；因为它们的有效性还未经证实。”作者感慨道，正是在这种“预判和转移批评”的谨小慎微主导下，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很少出现重磅的社会理论著作，很多人在做的只是没完没了地注解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理论。

同时，正如作者在书开头就指出，伴随“文书工作”在英美书籍中出现频率的暴涨的，恰恰是“绩效考核”出现词频的同步暴涨。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以绩效考核为代表的管理技术需要上级管理者以严格规划的时间线检查和控制工作的进展，所以很多一线工作者的向上汇报模式不得不从更自然的“有了进展汇报”变成为了迎合周报、月报、年报的报告频率而 “赶业绩”，“凑业绩”甚至“编业绩”上报。而当一个组织内有权进行绩效考核的部门过多的时候，本意是为了促进工作效率，加快工作进度的考核活动就可能变成了让基层疲于应付，实际工作进度陷入泥潭的文山会海。想到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做出改变世界的技术创新的公司OpenAI是一家只有几百个人的小公司，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裁掉了大量管理人员，整个企业的运转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格雷伯在书里也提到一个他亲眼目睹的例子：法国马赛的一家雇佣100多人的茶厂中的老工人花了数年时间对包装茶的机器进行了维修升级，增加了企业利润。但没想到企业主看到利润增加以后首先想到的不是给工人涨工资，而是雇佣了多名西装革履的经理人。经理人来了之后给工人制定了各种绩效评估指标和考核方法。但不出意料，这些没能提高茶厂利润，加上雇佣经理人本身产生的高工资负担，茶厂很快经营困难了，最后经理人经过详细测算得出结论：目前茶厂的工资成本负担使其不具备竞争力，建议迁移茶厂到波兰。

作为著名的左派社会活动家，格雷伯对官僚制的态度自然是充满批判的。他在书中多次指出，官僚制本质上是一种软暴力。他举了自己在非洲遇到的一个例子说：马达加斯加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即使该国独立之后，很多担任公务员的当地人依然在上班时法语和当地语言都说，特别是如果在和别人商量事情的时候，就更常说当地语言；而发布命令的时候，就更常说法语。有一天，他找一个当地公务员朋友办事，这个朋友想提前下班回家看球，就用法语和他说：“下班了明天再来！”他觉得很好笑，就假装听不懂，用马达加斯加语和朋友说自己听不懂，能不能用当地语言解释一遍，结果发现对方居然无法做到——他在说当地语言的时候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因此无法讲出像讲法语时一样作威作福的话。格雷伯认为：官僚制糟糕的地方，就是用命令和文书填表作为唯一工作方式，而缺乏其他更平等、充分、富人情味的沟通协商渠道，给了官僚不讲道理，拒绝倾听和解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