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许纪霖：科学之上，还有人文

·科学技术是一种权力。今天我们同样面临奥本海默的困境。任何的发展都要有人文因素的规范。我认为需要秉承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康德当年讲的，人类要有敬畏之心，要充分尊重宇宙的自然法则。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许纪霖。本人作者供图

说起科学观，还得从我读大学的故事说起。

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大学生。我中学的时候，文科和理科的成绩一样好，当时，我和另一个男同学，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个人，高考前，我们相约一起考文科。我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没人管我高考的事情，所以我如愿以偿进了文科。那位男同学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是中国二汽的总工程师，听到他要考文科，气急败坏地表示如果考文科，就断绝父子关系，最后，他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我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以他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的工科生背景，一定也不会愿意我选文科吧。

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也让我和科学技术失之交臂。所以，今天当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要谈科学观的时候，我只能谈一谈我的“反科学观”。注意，这里要打引号的。

说来也怪，虽然我高考时数学满分，但我对涉及科学的部分，总是提不起兴趣，原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沉醉在人文世界里了，但近年来，发现自己也有所变化。

我的几个80后朋友，都是科幻迷，为了能跟他们对话，我也只能强迫自己看科幻片、科幻书，慢慢的，我发现自己渐渐入迷了，对科学不再排斥，尤其最近大火的ChatGPT，我也对它充满兴趣。于是就开始以一个门外汉的角度来思考科学的问题。我可以先说我的结论：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这就是我的“反科学主义观”。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技术传统的国家，技术是实用的，但科学的本质是求知。陈寅恪30岁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就和吴宓聊到这一点。他说中国和古希腊传统很远，和古罗马传统很近，古希腊为求知而求知，古罗马的政治伦理很发达。

科学和科学主义，这两个概念也要区别开来。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民主与科学，科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后来却慢慢演化为科学主义。“主义”二字可不能随便加的，比如，帝国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词，指的是一个超大国家，和民族国家是相对的，民族国家一般是单一民族、国内多是一种宗教，帝国一般内部有多个民族、多个宗教。但是，一旦成为“帝国主义”就不一样了，内涵就成为侵略扩张了。科学也是这样，科学是好东西，但成为科学主义，就成了意识形态。

讲得直白一些，科学本来是认识世界的一套方法论，当然它背后也有一套科学的价值观，但成为“科学主义”后，意味着它是一套意识形态，它可以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裁判一切，成为终极判断的标准。

五四运动后期，胡适、陈独秀都有一种“科学主义”的自傲，不过他们是两类不同的“科学主义”，胡适代表的是方法论科学主义，而陈独秀是唯物论科学主义。

唯物论科学主义认为，只要掌握了历史客观规律，那么按照客观规律的法则，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方法论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是一个工具箱，用来认识世界，甚至改造世界。他们都相信，科学还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观，可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中国科学不发达，但科学主义很发达。这也有历史缘由。中国过去讲天命和天理，但近代以后随着国家的衰落，没有“天”了，晚清的时候，想用“公理”来替代“天”，而这个“公理”的核心就是科学，只不过最后异化成了科学主义。儒家传统衰落，叠加救国迫切，当时的知识分子希望的“中国方案”，是希望可以找到一把钥匙，还是一把万能钥匙，这就是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的历史背景。

所谓科学主义是用“科学”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譬如凡事都可以用科学的终极尺度来评判，一旦说你是不科学的，你就完了，就失去了合法性。法庭判案的依据也是以科学为标准，是迷信还是科学，成为终极的尺度。

发展也好、市场也好，也有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别，“顺科学者盛，逆科学者亡”。比如一定要论证气功和中医都是科学的。其实，气功和中医严格说起来和科学没关系，因为它们是无法用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来破解的，未来能不能解释不知道。但现在无法破解。再比如有无四维空间的问题，也是超出科学之外。科学不是万能的，未必能够解释所有的宇宙与身体的奥秘，特别是人心的秘密。

以牛顿物理学为中心的近代科学提供了一套宇宙观，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经典的科学都是要借助于实验，需要证伪，不能被证伪的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所以，科学能解释的事情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科学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它是有边际的，这是其一。其二，科学只是认识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感官能够感知的世界，科学只是告诉你是什么（to be），无法回答对人来说同样重要的问题：应该如何（ought to be）。科学与价值无涉。科学告诉你世界是怎样的，并不意味着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是你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

当年五四的时候，有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现在看来科学派是错的，这一派以为科学可以提供人生观。当时他们狠批反对科学人生观的张君劢，说他搞玄学，讲一套神叨叨的宋明理学。张君劢认为，科学是科学，人生观是人生观，科学无法解释人生观。如果张君劢活到今天，一定会说：还是我对！科学是有限的，而科学主义把它放大了，以为不仅能解决to be，而且也能解决ought to be。

当然，现代科学也在发展，特别是量子力学的诞生，提供了新的科学视野，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薛定谔的猫，这些都告诉我们，所谓的确定性，只是人们在特定观察的那个时空所获得的特定确定性，而事物的原来本性，是开放的、高度不确定的。量子思维，将科学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可以与东方的佛教、道家思想接轨。只是现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科学观，还停留在经典物理学阶段，对量子科学了解甚少。或许，我们需要一场新的科学观革命，从确定性中解放出来，拥抱宇宙与人心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通过多元的确定性接近不确定的宇宙本体。

马克思说过一段名言：过去的哲学都是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前些年我去柏林的洪堡大学访问，大厅到二楼的阶梯，扑面悬挂的，就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最近我在研究与ChatGPT有关的问题，今天各种科学的发现，最后都是试图来证明人的无限能力，改造世界、甚至自我造人的能力。生命科学、基因编辑和改造技术，人工智能等等，整个有颠覆人类的趋势。不是吗？基因技术可以造一个肉身的人，人工智能可以造一个精神的人。人类成为自身的造物主，在技术上似乎已经完全可能了。

这样的事情想想都很激动，过去的科幻片一一兑现，正在成为现实。这种科学的魔力，我把它称为潘多拉魔盒中的精灵，一旦打开魔盒之后，这个精灵就再也收不回了。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设置防护栏？或者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来说——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因为科学也是一种power。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是以知识呈现的，它本身就是一种power。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近代以来有两种文化传统，一是科学的传统，一是人文的传统。科学传统显示了其强劲的动力。近代工业革命的掀起，引发了科学革命的发生，这种迭代式的发展直至今天。今天的人工智能革命可以说是一次千禧年式的革命，足以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媲美，具有跨世纪的颠覆性。

马斯克说，一种新的生命体正在诞生，人类这种碳基生物的存在意义，只是为启动硅基生物这种新的生命体。这个观点当然有争议。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硅基生物缺乏碳基生物的肉身，但是它拥有超越人的理性能力、假如GPT的情感开关打开的话，它像人一样还会有情感，再加上模拟的眼睛、耳朵和手脚，GPT就会产生自我意识，甚至有选择能力和行动能力。

对此，我们究竟应该是欢呼呢，还是担忧？新人类的诞生，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能不能”、另一个是“该不该”？前者是科学的问题，后者是人文的问题。

从今天的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说，前一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该不该”对硅基生物的放任发展，科学没法回答，只有人文才能回应。哈贝马斯在十多年前提到基因复制问题，他讲得很精彩，说是否容许基因复制这个技术，不是法律的问题，只能用宗教和哲学来思考。

宗教的理由是说只有上帝才能造人，人不能成为自身的造物主。尽管我们很多人不信上帝，但是按照近代的进化论，智人的诞生，是数万年自然进化的结果，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如今科学的魔力和技术的魔力，人可以反自然、反天命、反上帝。不管怎么的“反法”，都是不符合宗教和哲学的基本理论预设的。无论对上帝、天命和自然——三者可能是同一个超越神圣之物，人都要有敬畏之心，否则人自以为是上帝，与自然对着干，最后可能会自毁人类。

哈贝马斯的第二个理由，从伦理角度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偶然的，是自然的造化，因而意志是自由的。一旦个人的生命，无论是肉身还是思维，是被他人预先设计、制作的，那么就是不公平的，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你这个人是被制造出来的，是被控制、被摆布的，现代人能够接受吗？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各大轴心文明，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中国文明，一直到近代的启蒙哲学，有一条文明的底线：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尊严是至高无上。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共识。尽管犹太教、基督教开始视神为中心，但到了近代世俗化以后，还是落到以人为中心。这是一条基本的人类文明底线。

《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学者赫拉利问得好，他说，假如你要上一架飞机，设计飞机的工程师告诉你说这架飞机有20%的失事率，你还会上这架飞机吗？这是生命攸关的事啊。马斯克的星舰计划，也是假设当地球上的人类被其他生物统治的时候，那么就得“润”，到火星上建立一个新大陆，一个新的人类乌托邦。马斯克已经预感到人类自身造就的威胁。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奥本海默的困境。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发明原子弹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原子弹会像在广岛、长崎爆炸那样，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后来有很大的忏悔，并成为美国反核的重要代表人物。用福柯的话说，奥本海默这些人属于“特殊知识分子”，即通晓知识背后权力秘密的专家——“手中掌握着能够支持国家或者反对国家、滋养生命或者毁坏生命的权力”。

科学技术是一种权力，这样的权力也是很隐蔽的，是包装在一套科学外衣里面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人类同样面临奥本海默的困境。启蒙运动以后，人类太有能量、太有作为了，因为有科学和技术两张翅膀，人类觉得无所不能。科学和技术发展到今天，达到了新的巅峰。因此也就蕴含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

不是说不要发展，而是任何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有所限制，要防护栏，有关老虎的笼子。而最重要的，科学不是至上的，科学的进步要受到人文的制约，人文在科学之上。我认为需要秉承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康德当年说的，人类要有敬畏之心：一是自然的宇宙法则，二是人内心中的道德令。

（作者许纪霖，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安身立命：大时代与知识人》《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一个民族的精神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