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之路：小城双非的大学生，也有他们自己的“中心”丨涟漪效应

六月底，在高考结束不久后，又有一批正青春的孩子们要迎来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志愿填报。报志愿是一场和命运的赌博，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拿手中已成定数的分，尽可能去到最好的大学、最大的城市，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谋取一条最有前途的出路。而在这个人人都恐惧“阶层下滑”、渴望“做题改命”的时代，也有千千万万平凡的大学生，他们会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城、一所双非普通学校，度过他们的四年青春。

在现代化的高速通道上，小城是这套话语的边缘，有着自己不疾不徐的发展节奏；在教育内卷的时代洪流里，双非是这套规则的边缘，没有名校光环加持的年轻人，似乎肩负着更深重的焦虑。

但在这种悲观的思索之余，我们也很好奇，那些在大草原里上大学的学生会拥有更多的星空和自然吗？边陲地区的青春生活会遇到更多的民族碰撞与对话吗？远离连轴运转的大都会节奏，小城是否也能给人更多的闲散、游荡和走神？如果与名校光环、学霸人生失之交臂，平凡的我们在平凡的大学里还可以抓住些什么？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会让我们真正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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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子

写作者、大学教师，云南昆明人，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著有作品《堂吉诃德的眼镜》《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等。

吕永林

写作者、大学教师，内蒙古人，早年间在内蒙和淮北求学，现任教于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著有《个人化及其反动——穿刺个人化写作与1990年代》等作品。

主播：

林柳逸：镜相栏目编辑

吴筱慧：镜相栏目编辑

方益：镜相栏目实习编辑

收听指南：

7:03 大学生活就像去跟那个我期待的世界谈恋爱

10:10 信息越来越丰富，选择反而越来越困难

16:44 “外省”的双非大学生，建设自己的“巴黎”

18:56 来到小城市就学的孩子，会攒着一股劲

21:15 小城双非的大学四年给自己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

42:44 985高校同质化的程度更高吗？

47:33 人生的可操纵感是一个幻觉

51:12 放下考研KPI，我们更自由地谈论文学

55:40 大学教育把人变成了就业的零部件？

1:00:20 大学的意义：为自己保留一方自留地

1:01:55 人文教育的那些闪光瞬间

个体“历史的终结”：过于丰富的信息，过于清晰的未来

林柳逸：

第一个部分想从大家自己的一个求学经历出发来聊一聊。首先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的本科都就读于哪座城市？你们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城市的所在地会是你们纳入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

吕永林：

我是在 1994 年上的大学，我们学校是在安徽省的淮北市，当时那个学校还是煤炭部直属的一个师范院校，叫做淮北煤炭师范学院。90 年代中期的那种时代氛围，一方面是一切对我们而言还在朦胧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好像一切又让我们期待。对于我而言，我还是深深受着那个时代的观念、主流的东西的扣押的，比如说，我们对于中心的那种向往。我其实是想去中心城市的大学去读书的，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同时也特别想到江南去，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江南，武侠小说里的江南。所以城市其实还是对我而言蛮重要的。但我落空了，我没有到江南，我到了淮北。

张秋子：

我本科是在我们昆明本地读的，当时这个学校还叫做云南民族学院，按照现在说法，它还是一个双非，后来才更名为云南民族大学。我是通过考研考到了南开读的研，然后在那边读了博，又回到了云南来。所以在一个精英的院校，或者是在一个双非的院校，我都有这么一点点经历。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成绩考得比较差，报志愿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从小就有一个比较自主的阅读习惯，虽然学校报得非常不尽如人意，可是大学四年，基本上也还是在按照自己的天性很自由地阅读。吕老师是 90 年代的大学生，我是 06 年上的大学，也是差不多 20 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氛围是非常的宽松和自由的。现在的学生他经历的是这种网格化的管理，小到要不要跑步，要不要参加一个会议，要不要出席某个讲座，都需要精确打卡。他们的整个大学的状态是被网格化的，我们作为20 年前的大学生没有这个，就是非常自由。所以我还挺享受我大学四年完全自由自在地读书的这么一个状态。

吕永林：

跟秋子老师相比，我呢，就是一个农家子弟，尤其是我们在内蒙古西北部的河套平原上， 30 年前能够跳出农村，然后到城里去读书，特别是读大学，在个人生活中，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大学生活包括大学所在的城市的生活，可能它是一种既遥远又陌生的生活，当然是特别值得期待的。用一种比较夸张的话说，我感觉自己好像是要去跟那个我期待的世界去谈恋爱去了，在这种朝向人生长久的未来的这一场恋爱当中，我的生命会焕发一种奇光异彩。

像拉康说的，其实我是在一个自己的镜像当中，还在一个想象当中。未来有一点点像契诃夫的《草原》里描述的，远方是淡紫色的。尽管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种想象或期待，这种奔赴是挺美好的，但实际上它也是很成问题的。我们有一种对于中心的向往，而今天我们会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曾经那么多人对于中心的向往，成为了我们现在这个特别卷的社会的一个动因。

吴筱慧：

两位老师，在你们那个时代有所谓的“热门专业”这一说吗，“热门专业”它指的是好就业吗？

张秋子：

我们当时好像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报志愿的时候也没有各种信息涌过来，让你去甄选。我当时在报志愿的时候，至少我个人是没有犹豫的，因为对我来说只有一个专业是我想学，然后是我感兴趣的，就是汉语言文学，因为它本身能接触到文字和阅读。当时也没有这么多信息，可能也就没有产生相应的焦虑，总体上来看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选择。

吕永林：

90年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难以取舍的选择，选择没那么难，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多，要简单一些。同时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时代的主流，时代的主流就是经济类的、法律类的，甚至包括新闻专业。

张秋子：

我其实在听吕老师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悖论的存在，我最近在写跟痛苦有关的东西，我读很多资料的时候突然发现，现代人的一个特点是你减少痛苦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多了，比方说 19 世纪末出现了麻醉，然后又出现了各种药品，你看起来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减少痛苦的方法。但是现在人的疼似乎比以前的更疼，他在精神上，在那种文化上，已经没有办法再像老一辈的人那么耐受了。一个悖谬是，你的手段越多的时候，你反而更不耐受疼。其实我们高考的志愿好像也是这样的，当你的选择越来越多，你的信息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的选择反而会越来越困难。好像都存在这么一个悖谬，而这种悖谬某种程度上也是跟时代的发展有关的。

林柳逸：

吕老师现在是在上海任教，您当时的那个求学环境是在淮北，也算是一个小城市，和现在您自己在上海教学相比，据您的观察，在上海求学的这些学生，和在小地方上学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状态会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吗？

吕永林：

我的母校淮北师范大学现在的青年学子们跟我们那个时候大不相同，大概是因为互联网的席卷，这种无边界的渗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今天很多社会层面的、政治的、经济的、阶层之间的，这种区分与融合的、上升与下降，很多社会层面的局面和未来，好像变得比原来要清晰很多，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清晰可能也就成为了一种打双引号的“历史的终结”。那种“淡紫色的远方”，可能在现在的青年学子心里就未必有了，一切不是那么朦胧，反而变得太过于清晰了。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的学子们感受更深，或者说他们与这种清晰的未来的相遇可能就更激烈，甚至更惨烈。比如说上海的青年学子，他们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很多的社会的问题或者说规则，然后也很早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想起来是蛮痛心的。对于个人而言，如果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命的旅程都终结掉了，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在这意义上来说，今天的边城的孩子们和中心城市的孩子们可能共享某一种时代的氛围，时代的难题。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可能在小城市的孩子们，他们的那个卷的程度，是不是没有大城市的孩子那么激烈？

方益：

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是在兰州大学读的本科，他读书期间，他那个校区据他所说去市区的话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校车，他们学校周围基本也没有什么基础设施，他们就只能在学校里面进行一些娱乐活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结了几点他觉得在那边上学的一些比较独特的体验。

首先，他觉得在兰州读书的那四年，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因为交通没有那么方便，所以他在一个闭塞的环境里面就能够安下心来去读书。其次，他跟我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闭塞的环境，导致了他们学校的内部的一些娱乐活动非常丰富，他们就在校园里面自娱自乐，并且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彼此之间有了一个更好的友谊。第三点是他觉得在那边读书可以接触到非常多的多民族的文化。他同一层的一个宿舍的室友是藏族人，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他们毕业的时候，那位同学就将哈达献给了同寝的几位室友，他们带着这个哈达的祝福，都非常感动。他觉得在那边读书可以接触到很多多民族的一些文化。当时他的室友有的是做社会学的，做一些田野的话，会去到一些西北的、很原始的村落，做他们的课题。这些是在一些比较繁华的城市里面没有办法获得的体验。

林柳逸：

听完方益说的我突然特别感慨。在考研之前，我也是在杭嘉湖平原的一个叫做桐乡的小城市上的学，大家只知道乌镇，但是应该不知道有个城市叫桐乡。虽然我们不在中心，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中心，我们的中心可能也是一堂 20 世纪西方小说课，那么在那个课堂上，你真的能见识到各个国家、各个时代最年轻最疯狂的头脑。在小地方上学的我们都会说自己是拓荒者，校门口没有商圈，没有KTV、没有酒吧街，但是我们会彼此去创造，去谈论文学、话剧，自己排戏，参加朋友的戏，在校内办戏剧节等等，那个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搞创作。

张秋子：

任何一个我们认为是偏远和孤僻的地方，肯定都是有中心的。我们一直在做一个读书会，当时读的那个书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在书里面说在法国只有两个地方，巴黎和外省。我们当时就说我们就要通过做这个读书会，把我们这个看起来很贫瘠的昆明做成一个外省的巴黎。哈哈，所以其实你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重构一种中心的。可能和吕老师不太一样，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在当时读大学时，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对于中心的一个渴望，反而可能会有一点点远离中心的那个对抗性。在前几天我刚刚见了云南大学的袁长庚老师，他就跟我聊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他以前没有来云南的时候，特别喜欢于坚，因为所有外地的诗人都特别期待一个来自中心的认可，但是于坚身上就有种“不鸟你们”的气质，北京怎么样、中央怎么样，他不在乎他们的评价，他身上有一种这样的气质。袁老师就说这个气质特别吸引他，所以他也来到了云南，他觉得云南这个地方好像有某种不期求于进入到中心的某种很倔强的意味存在。

吕永林：

这个特别好。比如说云南的知识分子、同道中人，甚至是你们这一代人，包括更年轻的这一代人，如果能够真的在一个自己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自觉的对中心的一种解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革命性的，这个观念和行动特别好。

双非学生身上的“劲儿”：“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拼一拼吧”

吴筱慧：

我是 90 年代初生人，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也已经离开大学有一段时间了，我有一个玩得很好的同学，她是在九江学院读的本科，因为学医，读了五年，她跟我说九江学院的学生有这么一个优惠，是可以免费去庐山的，但大家因为太忙于学业，整个五年都没有时间去，他们那边的生活其实就相当于是高中的一个延续，一个可能是因为学医，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好像来到了这个小城市，会攒着一股劲，就是想着我要证明给谁看，这种证明的劲儿，我不知道秋子老师和吕老师在你们教的学生里面有没有感受到？

张秋子：

太有了。每隔几年，我们教的学生里就会蹿出一两个非常喜欢阅读、到了狂热地步的同学，我往往会在这些同学的身上看到那种劲儿，我攒着一股劲、我要证明给大家看、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一定会找到一个和我自己能力更匹配的学校，他有这个劲。我印象里至少有 3 个男生是这样的，后来他们其中有两个已经考研了，考的都挺不错的。今年我的一个学生考到了人大，他当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对他周围的很多事情是不关心的，除了他自己的阅读。他是能坐得住的，拼命地去读，他对于其他大学生会拼命去做的各种活动，好像是不关心的。所以我就发现往往是这样的孩子，他攒着点劲儿，然后他又坐得下来，他有某种天赋的加持，他就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最近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有一本书叫《金榜题名之后》，在那本书里面，我记得作者是把学生分成了几种，一种是内驱型的，它有一个强烈的内驱力，有内驱力就会在你大学 4 年里面表现出非常清晰的规划来，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他会非常清晰整个人生的走向。但是绝大多数同学如果他没有这个劲，他就可能做这个也行，做那个也行，“虽然我不想去参加这个活动，但是不去又不好，那就去呗”，那他的整个规划就会比较模糊，那么这个模糊的比较现实的结果就是他可能在后面的工作、考公、考研这些方面遇到的挫折会比较多。

吴筱慧：

看吕老师和秋子老师两个人的履历，其实都是从一个普通院校一步一步考到了大城市的，想知道你们自己在本科求学的经历中，有没有那种憋着一口气的感觉？从普通院校到了所谓的中心的学校，你们觉得曾经的经历有给自己留下什么烙印吗？

张秋子：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性格，就是我内在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所以我当时高考失败以后非常挫败，那4年的整个状态也是非常挫败的，所以也是憋着一股劲儿。我从进了大学第一天，我就清晰规划好，我要去考研，而且我一定要奔着比较好的，我力所能及的一个院校。当时很多课我不去上的，但是我不是去玩，我都是跑去图书馆自己看，所以我对我大学四年的整个回忆就是每天在看书。

后来我再去读研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意外的一件事情是，我发现我周围那些985的学校保送上来的学生，他们也许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喜欢，但因为他们本身本科很好，他们成绩又够了，就能保进来。他们对于阅读的兴趣，或者说对于这种思考的这种乐趣，没有那么强烈的执着。

读研期间，我也相对来说过得比较自如，因为你发现你在本科期间积累的苦工是足够让你去应付研究生的生活的。我今年有一个学生考上人大，他一开始还有点胆怯，我就跟他说，就凭你这4年这么认真地去读，去想，去写，你会发现你到了人大你还是能够大放异彩，你还是能够用你这4年积累的东西去应付你的将来的。当然这里面也不是要去赌气证明给谁看，这个本身可能还是一个自我承诺的问题，就是你要对自己实现一个承诺。

吕永林：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就是说身上有一股劲儿，但是这个劲儿来自何方？用在哪里？比如说在我自己身上，当时我的老师也看到了我身上有一股劲儿。在我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了一个书法作品，他就写到“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来鼓励我。当时看到老师给我写的这样的临别赠言，我当时也挺来劲，可是那种劲儿其实是跟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对于世界的想象、对于我要奔赴的家园的想象，是捆绑在一起的。那种努力，那种奋发，那种拼，其实还是跟我来自于乡村，我要获得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理想的家园是相关的。

可是如果我可以在当时就意识到溪涧而不是大海，它就是我的那个特别好的家园，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不会有劲儿了呢？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的不是大海，而是溪涧，溪流的那个源头、你启程的地方，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家园，是对于无数普通人来说，更具现实性的家园之所在，是无数的家园。在无数的小地方，无数的角落，无数的边缘，如果我还有向着大海那样的劲儿，那我觉得那就是我真正成熟的地方，但我当时没有，远远没有这样的成熟。

林柳逸：

我们说到的这个劲儿总是让我想到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在接受了高老头的死亡之后，或者说在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之后，他到了一个小山坡上，眺望了整个巴黎，他对自己说，“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拼一拼吧”，好像就是这股劲儿。

其实一直以来，在我看到《人间喜剧》里的那个堕落的拉斯蒂涅之前，我会觉得这句话是充满力量的，这股劲儿也是充满力量的。但是当那个“淡紫色的远方”褪去之后，当未来的命运变得过于清晰，或者说当所有的拉斯蒂涅们都意识到，你的这个“来拼一拼”，“跟世界拼一拼”的方式就是加入这场斗争，加入他们的这套游戏规则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出路是不是就有点像是被迫席卷到了这套秩序里呢？我特别感动的是刚刚吕老师说的，如果你能意识到，如果你驶向边缘的时候也能有着向着大海的那股劲儿的话，你可能会活得很不一样，这点让我特别感动。

吕永林：

对，今天大家真的能够有一个社会普遍的自觉性，我们真正要创造或者真正要建设的是无数的无穷的美好的小地方，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美好的中心。我觉得这样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希望。

张秋子：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本身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高度城市化推进的时代，所有的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走向都是同质，所以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的趋势就是同质化，所有的网红城市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城市的分身。如果你要去观察多样化，可能确实得到城镇上来，因为小镇就是介于乡村和大城市之间，城镇是最好的、观察人的多样性的一个平台。它还尚没有被大城市的那种均质化所席卷，但是同时他又有一些抽离出乡村气息的东西在。

刚刚提到的那个劲儿，我也想再补充一下，我们说这个劲儿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含糊的词。如果是拉斯蒂涅那个劲儿，确实是我要继续投入你们这个机器的整个运作的模式中，但是我觉得我们想谈的那个劲，或者我在我的学生身上看到的、我回忆我当年的那个劲儿，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自我立法，就是你不想用你现在外在的这种规则来束缚以及规定你的生活。那么这个时候人必须成为自己的自我立法者，你必须自己去创立和实践一套生活的法则。

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一点，你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会很自然地从一个中心又退到边缘。那个劲儿可能就更接近于我们会在作家身上看到的那种生命力。我有时候在讲外国作家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同学会觉得，哇，好夸张啊，这些人怎么生活的这么极端？比方说歌德，他除了写那个自杀的维特，他自己每天晚上也在枕头下面藏一把小刀，然后每天晚上要用那个小刀把自己扎得更深一点，他要去让自己逼近一种极致的体验。但是有一次我在讲完歌德以后，有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觉得她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普遍。她说，老师，与其说这些人的生活很夸张，不如说我们的生活太平了。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欲望的一代，就是他们对任何的事情都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渴望了，不知道什么是热爱。从这点上来看，我倒觉得如果有一点劲儿的话，不管那个劲儿最后是要去投入到某种主流，还是说非主流的生活里，反而变成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东西。

吕永林：

我同意秋子老师说的，年轻人不管是朝向哪一种方向生活，首先我们得去找那个生机，找那个看到我还活着的瞬间，就像《斯通纳》里面的那种“看到我还活着”的那种生命状态，那种活泼性。

985高校同质化的程度更高吗？人生的可操纵感是一个幻觉

林柳逸：

我会很好奇，通过你们的课堂、你们的人文艺术的教育，你们能察觉到学生前后状态的变化吗？

吕永林：

我其实在上海大学开设的多数的课程是创意写作课程，我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一个非虚构方向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带着同学们去阅读一些好的作品，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斯通纳》，它确实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蛮契合的，他是一个不寻求他人的认可或尊重，而是去寻找我活着、我还爱着的那个生命状态的人。他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找到了对于文学的爱，对于知识的爱，对于教学的爱，对于人的爱，以及这所有的爱汇聚在一起的那样一个综合的爱。

像斯通纳这样的一个爱的状态，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光的升起与熄灭，我跟我的学生们分享了之后，很多学生在好几年之后都会觉得触动，有的甚至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分享，一个心灵的触碰，甚至报考了创意写作专业，甚至成为了我的学生。

张秋子：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所有的文学，好的文学教育应该是做减法的，就是不是教给你很多的东西，而是把以往社会的这种流俗的观念附加在你身上的东西给减掉，让你变得轻盈，好的文学应该是让人变得轻盈的。我其实现在有一个生气的点，在于我们的本科生身上的束缚，包括研究生，太重，太重了。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毕业去河北读研的一个学生，他跟我分享的，他说他去听了一堂本科老师上的讲杨绛的《洗澡》的一门课。在听课的时候他就发现本科生的发言特别的活跃，非常的丰富，他们会讨论到非常深的人性的这种面向上。他作为一个研究生，他心里当时想的就是，这是能说的吗？因为他的心里已经被研究生的那一套所谓的话语体系、阐释套路给套住了。他当时在听的时候，很感触，很感动，同时他在想，是什么东西束缚到了我，让我不敢去说了。

所以他就意识到，好像随着你的知识习得得越来越多，你身上的那种负重，你的枷锁，你要背的东西就会越来越重，你的加法就会让你变得非常的滞后、非常的沉重。但实际上文学的阅读本身应该是把这种观念附加的东西给减掉的。因而并不是说上了我们的这个课你会变得怎么样，而是说我们都是文学的门徒，当我们贴着文学的表面去行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领受文学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减法。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文本细读也好，或者说认真做一个文学研究和批评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就像刚刚吕老师所说的，他的学生听了这个课，可能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挖掘。我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文学阅读它需要一个“生命化”的体验，你读到的东西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些外在于你的情节，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中发生了类似的例子的话，这个情节就会变成你的生命的片段。

今年有一个女生跟我聊到一个事情，她说她以前在看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的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最后大火要把这么美、这么壮观，这么历史悠久的金阁寺毁于一旦。但是前几天，云南特别热，到处都是干旱，山火频发，她家旁边的山上发生了一场特别大的山火。她家住在山边的城中村里，她就搬了一个凳子，跑到家楼顶上去看山火，那个山火就在她眼前烧，她在那一刹那就理解了为什么《金阁寺》里面要放火烧掉金阁寺，因为那是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壮丽，有一种美，甚至有一种绝望在里面，那是难以诉诸于语言的。在遥远的未来，可能在某些时刻，文学会调取和召唤我们的经验的片段，最后它彻底地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金阁寺

吴筱慧

之前梁永安老师的播客中提到过，985这样的高校，大家集中学习所以同质化的程度会比较高，面对社会的复杂生活，打开面也会更小，那相比之下，普通学校的多样性会更高，学生们的环境宽度也更高，以后可以更好地面对社会的复杂性。那两位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面对时下的环境，你们还会鼓励自己的学生去考研，读更好的学校，继续深造吗？你们是怎么看待梁永安老师提到的普通学校里的“多样性”？

吕永林

孩子们考研升学，这几乎是大势所趋，他们在选择考研的这个学校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有实力，无论是保研还是统考，选择所谓的名校，从目前来看是不以我们老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依然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事，这个事是我们个人无法主导的，所以要解这个事，恐怕必须得从一个社会的共同点，在一个宏大的层面上才能真正有效的去解决。如果说具体到很私人的交流或者沟通，其实我还是尊重他们自己，我自己的想法会跟他们说，即使上了更好的学校，必须要有相应的自觉意识。

然后像梁永安老师所提到的名校的学生，或者 985 学校的学生同质化的现象，我不是很清楚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样貌。比如说我是 1998- 2001 年在浙大读研究生，那个时候的浙江大学还是挺多元化的，我当时是在浙江大学的玉泉校区，就是老浙大，玉泉校区里面的建筑物，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图书馆是图书馆的样子，好多教学楼都是五六十年代甚至可能是更久远的年代留下来，宿舍楼、科学馆也是不一样的。就仅从一个校园的建筑物样貌的多样性来说，我觉得这个校园，真的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各个层面对话的可能性。

张秋子

我最近写东西也涉及到了这个主题，我就会和不同的人去聊，听他们的经验。我没有在 985 教书的经历，但是我有一些朋友是，我就会去问他们这种变化或差异在哪里？我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前段时间碰到了南京大学的但汉松老师，他跟我讲了一个细节，他说南大的学生本身也没有那么喜爱读书和思考，但他们非常爱面子，这个面子就体现在绩点上，还有成绩上。所以每一次他上课之前，他要去考学生阅读的时候，会出3道题，一些学生为了这个绩点好看或成绩好，他们就会逼着自己去读。

后来我又跟云大的袁长庚老师聊，因为袁长庚老师以前是在南方科技大，现在来到云大，他说在那种精英的学校，孩子们对自己的规划非常清晰，基本上从大一开始就有很确定的规划，我要出国还是我要保研、考研，怎么去刷雅思的成绩，怎么去增加我的履历让我的实习经历非常的漂亮，他们对于自己大学生活的认知是有一种步步为营的感觉的。

但实际上在我们这样普通的院校，双非的院校，我发现有这种紧迫感或者步步为营的这种意识的学生非常少，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想好，到了大三的基本状态都是迷茫的。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个迷茫就是不好的，步步为营就是好的，因为可能恰恰相反，袁长庚老师在南方科技大的时候，开了关于死亡的课，后来他没有再开了，因为他发现那些孩子对于这些话题的接受程度和耐受力非常低，就是这些孩子他可能从小到大有一种很强烈的对于生活的操控感：我怎么来控制我的生活？步步为营，走向下一步的人生的巅峰？但是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聊过虚无或者死亡这些话题，所以当袁老师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以后，他就注意到，有一些孩子突然间接触到了这个话题，发现和他以前的那种人生的理解、生活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就会在情绪上或者精神上崩溃掉。

这可能也是一个观察，就是我们太沉浸于我们那种步步为营的幻觉里了，我一直觉得人生的可操纵感是一个幻觉，在所有人的可操纵感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无常。但是可能我们这种精英的院校里的整套逻辑，它是把无常的这个层面给屏蔽掉的，但是来到了我们这样的学校，当然云大比我们好一些，可是他当时谈到，好像学生对这种话题的耐受程度会高。我自己的一个经验也比较类似，我感觉到我们的孩子，当讨论到虚无，还有死亡、失败、无意义感的时候，包括在现实生活里面，当他们考研失败了以后，我觉得他们整体的精神状态，总体恢复得还比较好，没有说我就一下子陷到情绪的泥潭里面，我又起不来，我又一败涂地，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可能他们的耐受程度确实会高一些。

就要不要考研这个问题，当然我也是认同吕老师，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意愿。但其实刚刚工作那几年，我有一点执迷于推荐大家去考研，就是人在不自知的时候，很容易去推行或者推广他自己的那个路。我自己是通过考研一步步走出来的，当时就很迷之自信地觉得这条路才是一个正确的路。后来我读了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他就谈到很多人，他在回顾过往的时候，会把他自己的案例当成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范例，这里面其实就是不自知，因为当我们去推广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可能恰恰忘了有一个东西是存在的，就是运气，并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成功。

我们当时，九十年代或者零几年的考研环境没有那么竞争激烈，所以胜出率就相对较高，我们都受到了运气的加持，但是现在很显然这种运气的成分变得越来越少。如果我们再贸然地用复制自己的经历去推荐学生，你去考吧，你要努力地去考，考到一个名校，那你能承担学生失败以后的这种风险，还有这种痛苦吗？所以这些年我比较大的一个转变是，我不会去说你这么喜欢文学，或者你这么有灵气，那你就去考吧，一定要去奔着那个好的考。

相反，我有时候会跟我们已经考上研的同学聊，他们普遍跟我反映的一个状态是，读了研以后，因为有所谓毕业的要求或者学术的规范，反而不能像本科的时候那么自由自在地去读，他们已经完全享受不到那种自由阅读的快乐了。所以就看个人的考研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找工作有个更高的敲门砖，那你可以去尝试。但是如果你是为了阅读的快乐，徜徉在文学之中那种自由，我想大可不必去考研，因为读研甚至进一步的读博的训练，可能会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这种感知力给剥夺掉，这就是我现在一个大致的态度。

大学教育把人变成了就业零部件？如何保留“小于一”的自我？

林柳逸

我也会好奇两位老师在双非院校里面其实有很大比例的学生，他们除了去感受文学所带来的生命之美以外，其实也会想要有学历上的提升，而可能我们的教学方式其实有的时候会是与之相悖的，因为如果你不断将文学生命化，其实也意味着它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在考研过程中的一种硬通货，它可能不会成为一种知识或者说被学术体系认可的一些东西。那么当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这会是一组矛盾吗？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纠结和迷茫，到底应该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

张秋子

当然如果我有这种困惑的话，可能是因为我是张雪峰老师，但我不是张雪峰老师，我没有背着那个考研的KPI，所以我会更自由地来谈论文学。我觉得文学本身不是知识，知识就意味着它是要有来龙去脉，有积累的，然后有一种所谓的知识点的，这是我们应试的一个要求。但是文学甚至是反知识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小说里面都会非常乐于刻画那些沉迷于书斋里面的人的老朽的形象。文学的教学是着眼于未来的，而不是应试的。我们的学生其实也反映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应试的时候的很多所谓的硬通货或知识，其实也是他们自学的，这也是大学教育的一个真谛，不要太期待老师能教什么，所有的东西最后应该是自己去习得的。

吕永林

如果从一个理想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文本的细读，它同样是在培养一个青年人，一个年轻的心灵它的丰富多样的可能性，文学文本当中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其实充满了逻辑性。如果他要考研的话，就是面试或者复试的环节，与他真正的那种内在的东西彼此之间是不矛盾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考试它都会有与文学精神相悖的那一面。如果说的粗暴一点，可以从培训机构那里去获得的那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确实是跟真正的文学的精神是相悖的、相冲突的。我个人是不会在课堂上去讲的，只能尽我的所能。不管考还是不考，反正人生要前行，要奔赴未来。

吴筱慧

最近有个讨论，新闻学变成了天坑专业这件事情，我们想从此引申来聊聊现在的大学教育。很多时候学生从进到大学校园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得不去想我将来要怎么就业，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某种程度上看，现在的大学教育把人变成了一个就业零部件。两位老师觉得大学的教育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对大学教育把人变成了就业零部件这个现象怎么看呢？

吕永林

最近重读老子的《道德经》，他就讲，我也不知道起个什么什么名什么字，就勉勉强强取个这个“道”，同时也可以叫做“大”。挪用过来的话，其实我们的“大学”同时也可以叫做“道学”，“大学校园”，我们可以叫它“道学校园”，同样在理想意义上来说，大学包括大学生应该是朝向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而不是成为被摆弄的，被硬生生设计的，甚至最后被硬生生变成嵌入到社会的大机器当中的，那么一个螺丝钉、那么一个小小部件，那当然是太不道德了，对吧？这恐怕是在一个全社会，甚至是在一个全人类的层面上，我们到底给这一个具体的、活生的生命以怎样的安放，或者说这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要给自己一个怎样的安放的问题，全球大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客观来说，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断制造和生产社会等级制度的东西，它成为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装置，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张秋子

其实这不单纯是大学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在19世纪以来，由于这种专业的分工，过几天大家填报志愿，这些所谓的专业在19世纪以前都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这种专业分工加深，社会化和全球化的程度加深，每个人现代人的宿命就是会钻到你自己那个小小的领域里面去，而且不仅仅是大学四年，钻进去大学四年只是为了你日后一辈子的那个“钻”做一个铺垫和准备。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就束手待毙了？或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好的文学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来。布罗茨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书也叫这个名字，《小于一》，意思就是当社会的整个分工把人塑造成整齐划一的模式之后，他说我希望自我是“小于一”的，就是躲在那个比整齐划一的那个一要小一点的那个壳子里，然后坚定地、不断地、默默地去观察这个世界。我想最后如果读文学是读到了一点点东西，读懂了一点点东西，它可能都很难做一个整齐划一的人。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干自己喜欢的事，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哪怕在我们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文学教育也好，大学教育也好，我想如果精神上有回响的话，他可能是在召唤我们保留自我对话，或者坚持自己“小于一”的那一个部分。我们确实会被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所推着走，你被裹挟其中，没有人能跳出这个时代的意义、潮流和价值判断。但是在此过程中，你如果能够稍微为自己保留一方自留地，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问问自己值不值，要不要，能不能拒绝，可能文学或者说大学的意义也就凸显了出来。

林柳逸 

你们的学生当中有没有让你们比较感慨的故事？比如说那些可能永远没有离开过小镇的人，他们上过你们的课，然后回到了他原本的生活，那在他们离开校园之后的生命轨迹里，是不是也有一些你能看到的人文教育的那些回闪的闪光？

吕永林

在上海大学第一批本科生当中有一个孩子，叫李东阳，他提交的课程作品我看了之后特别心动，后来推介到了澎湃发表出来，名字是《考上大学之后，我们几个农家子弟要走的路》，在这个作品当中就有一句话，“世界上美好的事物那么多，可就是接触不到，可就是触碰不到。”当时看到之后，心一下子就揪紧了。他引述的是他一个双非的院校里面读书的青年学子的话。但是李东阳自己其实多多少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李东阳的同学，有许许多多的李东阳，就是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物那么多，可就是触碰不到，就可就是触摸不到。李东阳在上海工作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河南的某一个小城，考取了一个事业编。前一阵子给我发消息，还是想保留心中的那一些曾经认为美好的事物，还是想尽可能的有一些实现。

张秋子 

特别同意您说的。这些年我在云师大教书，让我特别欣喜的是，我看到了学生里涌现出来的一批一批的无功利地沉浸在文学阅读中的学生。我想不管在什么样的学校，在职业学校我想都有，甚至在社会上也有。我有个学生，他很喜欢读书，又不想去做体制内的工作，就去送外卖，后来他在送外卖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外卖小哥非常喜欢读书，他们最喜欢读的是哲学。

最近也有一本书也是很有名，《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其实也非常能够说明，阅读是非常私人的，它不会因为你的所谓院校、社会阶级、你的身份，有某些改变。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非常悖谬的发现，我们很期待大学老师去读书，但是有可能大学老师的读书的热情还不及他所教的学生，因为他会有更多功利性的事物需要去处理。我的一个学生，他是回到了我们云南普洱去教书，还是个编外人士，但是他非常会教，讲一首古诗的时候动用他自己丰富的储备，文学的储备，人生经历的储备，从一首古诗讲到国外的诗，再讲到现代的诗，讲到余秀华再讲到卡瓦菲斯这些诗人。但是前提是这个学生本身是丰富的，他的储备是够的，他本身对于文本是有感受的，他才能讲出来。

林柳逸

邀请两位老师，送上一个祝福，送给现在正在面临这一切的学子们。

张秋子

那我就说一段我经常送给我的学生的话，叫“领受你的星辰”。我解释一下，因为其实像我们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经常会看到星星，他们非常关注天文学，像但丁、米尔顿，他们非常关注天文学，他们当时的天文学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纯科学化的。但是他们当时的天文学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占星命理，就是星象和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丁在他的《神曲》里面就说过，其实我们所有的路都是被我们的星座，我们的星辰所命定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领受它，所以无论在未来的生活或者学习里面，遭遇什么样的境况，你可能都要告诉自己，这是你的星辰给你的一个启示。

吕永林

我接着说一句，还是要去找一些让自己心动的存在，如果这个让你心动的存在不是人，还可以是自然万物吗？还可以是头顶的星辰。

本期书单

《契诃夫小说选：草原》契诃夫

《金榜题名之后 : 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郑雅君

《斯通纳》约翰·威廉斯

《高老头》巴尔扎克

《金阁寺》三岛由纪夫

《精英的傲慢》迈克尔·桑德尔

《道德经》老子

《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

《神曲》但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