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改变风向，那就改变航向”：追忆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

8月18日，曾经担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逝世。安南的逝世让人回忆起他任职期间颇具存在感的联合国以及他本人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作为。斯人已逝，安南任职期间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所留下的遗产总是避免不了讨论和判断，所谓盖棺论定，大致如此。追忆几乎总会伴随着争议和惋惜，此间也或许会为后继者提供应时而动的决心、勇气和政策完善的机遇。

安南改革与全球化中联合国的困局

20世纪初，勃发于19世纪的第一波世界全球化并未如人们预期般带来普遍和平与繁荣，反而以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招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20世纪末的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再度涌来。然而，联合国这个全球性组织的存在为人类更好地应对这一波全球化的挑战提供了部分的可能性。安南意识到，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联合国需要进行改革。安南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两项内容：1.联合国机构制度改革；2. 联合国在21世纪工作重点的更新。在第二项内容方面，安南在2000年4月发表了以“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为题的千年报告，呼吁各国关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教育、疾病、环保等社会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各国首脑联合通过了《千年宣言》。尤其在艾滋病的防治和控制方面，安南着力甚多；这些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0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即由联合国和安南共享。

与在促进社会均衡发展方面的成就相比，安南在联合国机构改革方面的方案和努力则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议中并最终折戟沉沙。以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方案虽然反映了安南试图让安理会决策更加接近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努力，但仍然无法避开甚至激化了“五常”、“团结谋共识运动”（意大利、阿根廷、巴基斯坦、韩国等反对新增否决权国）与“德日印巴”四大改革潜在受益国之间的矛盾而无法形成改革共识。另外，这一方案旨在将新兴强国纳入核心决策圈，却未能改善“南北力量不平等”的状况。

当联合国机构和决策改革的“机遇之窗”错过后，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大国之间摩擦的增多更加使联合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窘境。纵然安南不乏明确谴责伊拉克战争违反国际法的勇气，却无力改变大国单边主义和一系列地缘政治争端中联合国日益失去存在感的困局。到如今的古特雷斯秘书长时代，这一趋势已经愈发清晰了。另外，对于联合国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官僚主义、浪费、维和部队丑闻等，安南也并未做出明显改善，甚至其子都深陷丑闻之中；这些内在问题也对联合国功能的正当性和人们对其的信任度构成严重伤害。

不停息脚步的和平促进者

作为第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秘书长，安南卸任后凭借其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在全球的声望仍在为各地冲突的和解奔走努力。诚如安南基金会在其逝世后的声明中所形容的：“何处有苦难或需要，他就会过去，以其深深的激情和同理心打动着人们。”

在其卸任一年后，东非国家肯尼亚就因为选举纷争发生内乱。安南充分施展其外交长才和个人声望，最终促使肯尼亚两派在其调停下达成和解，停止内乱，共组联合政府。

2013年，当叙利亚内战陷入白热化之际，安南被任命为叙利亚战争特别调停人。为解决叙利亚内战危机，安南提出了六点和平计划和停火呼吁。然而，即使个人魅力与外交老练如安南，亦无力改变叙利亚已经沦为大国博弈棋局的状况。在安南看来，除非各个大国在安理会采取协同行动，否则叙利亚和平便无法达成。在调停半年发现各方根本没有妥协和解的意愿后，安南最终不得不黯然宣布辞职，叙利亚内战的调停努力最终遭遇挫败。

叙利亚调停的失败“非战之罪”，并未太多影响安南作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调停者的角色。2016年，在缅甸若开邦经过数年的暴动和冲突之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邀请安南共组顾问咨询委员会研究冲突解决方案。2017年8月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后委员会最终提交了一份《为了若开邦人民的和平、公正和繁荣的未来》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就相关问题提出了广泛建议并收到了缅甸等各方的支持。

肯尼亚调停和若开邦调停得以成功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这两场冲突并无太多大国之间博弈的痕迹存在。虽然在缅甸若开邦危机中西方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批判昂山素季政府“迫害少数族群”，但主要大国都没有过于积极地干预其中。另一方面，安南在两场冲突中的调停成功事实上也提出了一个冲突解决所必要的前提：在目前大多数夹杂有种族、部族、宗教因素的地区冲突当中，如何找出一名深孚众望、可为各方所信赖的中立仲裁者？在充分调查和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审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许是条件之一。例如，当欧美媒体指责缅甸政府在若开邦实施“种族屠杀”时，安南的回应是：种族屠杀和清洗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需要有法律依据而不可轻易定性。这或许可以为后继的冲突调整者提供典范。

对中国饱含期待

对于提出了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的安南来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脱离贫困对于联合国达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名来自黑非洲欠发达国家的秘书长，安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所焕发出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发展模式十分关注。在安南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对于非洲的发展和非洲人民的脱贫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力量。

将未能阻止伊拉克战争视作任内最糟糕时刻的安南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中国在通过改革开放“使其在国际事务中重新处于中心位置”之后，应当而且也“将会在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当安南在叙利亚冲突调节特使的履职中遭遇重重阻力时，他在对中国的访问中获得了中国对其政治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主张的明确支持，安南也在安理会对中国所给与的支持和所发挥的作用明确表示肯定和赞扬。

作为被誉为“最富有改革精神”和“最有效率”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让人们怀念的不只是他在伊拉克战争时呼群保义的道德勇气，也不只是他的履职热情和娴熟的外交能力，甚至不只是他的个人魅力和声望，而是对在一个愈发不稳定的世界局势中联合国的角色反而愈发模糊和消逝的不安。尽管无权、无地、无军，安南仍能够将既有资源的效益发挥到极大化，在世界各地区的冲突动荡中都可以看到安南团队的身影。

安南或许错过了全球化卷起的波涛到来前联合国改革的最佳时机，造成了今日决策效率和效果不彰的联合国日渐孱弱的结果。联合国机构改革尤其是安理会决策机制改革或许本来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非安南一人之力可以扭转乾坤。在其《自传》的最后一章“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理想”中，安南开篇就提到了一句斯瓦希里谚语：“你不能改变风向，那就改变航向”。他改变过很多地区的航向，却来不及改变联合国的航向。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