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税鉴》：为什么税收能成为走出历史迷雾的线索？

《天下税鉴》，姚轩鸽 著，九州出版社2023版

在希腊神话中，英雄忒修斯借助于阿里阿德涅公主给的线球，顺利地逃出了迷宫。

在集历史事件与文学元素、融专业与情感的新作《天下税鉴》中，作者姚轩鸽先生也给了我们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用来穿透过往深重历史所形成的迷雾。

这根阿里阿德涅之线就是“税收”。

姚轩鸽先生告诉我们，“不懂税收也就参不透历史”（第3页）。通过税收这一线索，《天下税鉴》为我们揭示了众多历史事件（美国南北战争、法国大革命、那不勒斯起义、苏格兰闹独立、西夏王朝兴衰、隋代二世而亡等等）的背后原因，评价了诸多历史人物（晋灵公、孙武、王安石、朱元璋、爱尔维修、梭罗等等）的功过得失，将通俗易懂的文字呈现出的历史事件串成了留有余香的美文，把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经验铸为可知兴替的镜子。

为什么税收能成为走出历史迷雾的线索？为什么税史能成为姚轩鸽先生所肯定的税鉴？我想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天下税鉴》一书所反复强调的“税痛”。正如姚轩鸽先生所说，“从赋税的角度翻阅浩繁的中国传统诗歌档案，除了风花雪月和壮志豪情，让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有专制赋税体制下劳苦大众的悲泣与控诉”（第58页）。

征税会带来税痛，因此纳税人反抗税痛、征税者应对税痛，由这样的过程构成的税史，就成为整个历史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减轻或者化解税痛，也成为一个国家从传统专制走向现代民主的强大动力。在书中，姚轩鸽先生借用了大革命前夕的具体人物税官伦理学家爱尔维修，来感受第三等级人民的现实疼痛和迫切需求，并说明在苦闷和窒息的现实中所蕴藏着的革命生机和未来出路（第123页）。

对于税痛，从税收治理的角度看，如何减轻甚至化解？《天下税鉴》一书至少为我们揭示了三条道路：减税；制造幻觉；实行民主。

通过减税来降低税痛是我们熟知的历史。正像我们解读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时注意到的那样，抗税—减税—加税—再抗税，构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恶性循环的周期。姚轩鸽先生在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像中国的免税碑、埃及的罗塞塔石碑，说明了纳税人因税痛而发起反抗，统治者因为抗税行为的存在或者为了消除可能的抗税而不断地实施减税。

就古代统治者来说，减税往往是对愤怒的纳税人采取的抚慰行为；而现代的减税行动，更多地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在理论上更高的税率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无谓损失，书中提到的拉弗曲线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通过减税来降低税痛是有限的，毕竟国用总要花钱，公共需要对税收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姚轩鸽先生在书中还强调了拉弗曲线自有的局限。于是，在抗税的威胁被逐渐淡忘之际，加税总是随之而来。减税与加税的循环，一再地重演。

能不能通过制造某种幻觉，让纳税人感觉不到税痛或者至少大大地减轻他们的税痛？《天下税鉴》中说到的王安石变法，就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术为旗帜，尝试着在不引起税痛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至少提供了三条思路：

一是像“农田水利法”显示的，通过生产的发展来消解税收或至少缓解税痛的感觉，这在现代税收转嫁理论中被称为“消转”，即让税收负担消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二是像“免役法”所体现出来的，用自愿的交易过程来掩盖征税的实质并由此降低税痛感，从桑弘羊以来直至清末实行的盐业专卖都是在用商品的自愿买卖掩盖征收人头税的事实，而今天所有的消费税也都属于此类；

三是在“青苗法”中体现出来的由官府出面举办工商业、从事金融活动，即用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来减少财政征收的必要并因此降低税痛。

此外，还有两个减轻税痛的办法，在历史上出现过但在当代才发展到极致：一个是用货币创造而非强制征收的方法来获取财政收入（即通货膨胀收入），另一个是用发行债券的方式来获得收入并让民众有资产在握的感觉。

事实上，通货膨胀收入和公债收入经常是一回事，即政府通过创造货币的方式来归还公债。通过制造幻觉来减轻税痛，在历史上曾经被明眼人一再尖锐地指出，比如司马光就批评王安石的理财之术说，那不过是“头会箕敛”（按人头收税）罢了。但是无论古今，征税者总是变着花样地玩弄以上方法来制造幻觉，视其为“拔鹅毛少让鹅叫”的税收艺术；而有意思的是，纳税人也往往默许甚至纵容财政幻觉的发生。但我们都知道，幻觉就是幻觉，它并不能真正地减轻税痛。

《天下税鉴》中提到的卢梭、爱尔维修、潘恩等民主思想家，提供了又一条减轻甚至化解税痛的方法，那就是实行民主。就是说，让民众对自己征税、自行决定税收的使用。

一个在意体重的人，可能会强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迈开腿”带来的痛苦，是关心身体健康的人必然接受的；这种对自我的“强制”，也被思想家们认定为“唯一合法的强制”。在税收领域，只有让征税者与纳税人成为“一人”，即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强制”地对自己征税并用于公共服务，才真正合法。这样的税痛是纳税人必须承受的代价，并因此真正的最小化。

那么，如何才算是“对自己征税”？卢梭的意思是，政府征税必须服从所有民众（包括普通人在内）表达出的公意，即由公意来决定税收的筹集，并为民众的共同福利运用税收。那么，什么是公意？什么是共同福利？民主制度的现实运行发现，并不存在全体人民都同意或者可用合理论证的力量使人民都同意的独一无二的共同福利，并由此形成公意；对于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福利必然意指不同的东西，也因此不存在客观可见的公意。

共同福利的实现与公意的体现，必然是用严格的、竞争性的普选程序产生一部分代表组成代议机构，并在代议机构中竞争性决定征税法令与用税项目，而实际行使征税权的政府也时刻处于这样的代议机构监督下。只有这样的民主过程，才最有可能接近民众对自己征税，也才最大可能地减轻税痛。

总之，运用“税收”这根阿里阿德涅之线，姚轩鸽先生带着我们穿过了历史的迷雾。从税痛入手，《天下税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体会到梅特兰所说的“历史是一张无接缝的网”，在此可以感叹历史的循环与重复。从税痛入手，《天下税鉴》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巨大断裂，知道在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实现民众对自己征税，这是最大可能减轻税痛的根本办法。因此，作为税收研究者，我们既要体会纳税人自古及今的税痛，学习减轻税痛的办法，更应该认识到古今之别，更多地“遵从人道自由最高道德原则”（第9页），将民主原则奉为税收治理的根本。

（作者刘守刚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政治学、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代表著作有《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国家的财政面相》《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财政中国三千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