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城市｜对话人类学者项飙、袁长庚：谈谈青年与工作

工作，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常见联系。近年来，诸如“内卷”“脱不下的长衫”“985废物”“孔乙己”“逆向考研”“宇宙的尽头是考公”等热词，呈现出当今年轻人面对工作的百般焦虑。

当今青年人如何理解工作？读研读博为何会成为青年人暂缓工作的选择？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意味着什么？

今年，澎湃研究所播客“如此城市CityTells”推出特别系列“城市所以燃”，我们将走进N个城市角落。

6月16日，“城市所以燃”首期特别节目，我们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共同探讨青年与工作。

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由“城市所以燃”首期直播录音整理而成。

—— 本期嘉宾项飙，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和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本期主播

郝汉

—— 收听时间线

08:10 当读研读博成为一个集体性的行动

11:32 二十年前，只要愿意参加工作“都会上一些岸”

34:06 青年走向社会的焦虑，是“付出—回报”链条的断裂

44:25 “3个人，拿4份工资，干5个人的活”背后的超人崇拜与成功崇拜

48:30 对奋斗景观的迷恋中，杂糅着危机感和对人之潜能的极致追求

52:52 年轻人不一定真正了解什么是“稳定的工作”

56:45“打工而已，不必太认真”背后，年轻人的工作态度悄然转变

61:01在工作中，需要寻找属于自我的意义吗？

——节目内容摘选

——当人生成为一场场考试

如此城市：在中国的语境中，围绕工作的流行语经历了许多变化：1980年代是“下海”“经商”；1990年代是“下岗、转业”，围绕中年人群；在千禧年以后，去北上广深的外企是对一份工作最光鲜的想象，在2010年代，是互联网大厂，是创新创业。而在如今的就业环境下，考研、考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青年人暂缓工作的选择。两位青年时都经历过与当下非常不同的就业环境，能否结合经历与观察谈谈？

项飙：我是70后，我们这代人普遍在80年代走向就业岗位。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城乡间的流动更加自由，中国的经济同时在进行升级换代，银行体系与金融业市场迅速扩张，高中毕业生、专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都拥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机会。

那时的大学与现在的不同，毕业生数量很少，就业选择也大，只有少部分人会出于学术兴趣继续考研考博。我毕业时对学术感兴趣，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兴趣，我当时觉得其它工作不太有趣，才选择了继续读书。

“城市所以燃”直播活动现场  周平浪 摄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在个体层面上，读书作为一种以延迟工作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有趣的是，升学现在成为一个集体性的行动，成为了结构性的安排，考研是一种刚需，是高考2.0。一次竞争还不够，还要再来一次，总之就是要和别人拉开差距。

袁长庚：我与项老师年龄大概差十岁，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为止，我深度旁观过三个不同阶段的就业状况。第一个阶段是我大学毕业时，奥运会前后。彼时大家对社会的发展抱有极大的信心，认为经历完某个工作阶段，一定能上升到更高的轨道。事实证明，那时候大家选的任何一条路，如果没有经历太大的波折，基本上“都会上一些岸”。

第二个阶段是2016年前后，是我博士毕业的时候。那时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大热，蓝海效应频现，我周边的同龄人就业时同样有着出奇的信心，认为工作可以带来未来的美好生活。

第三个阶段是当下，是等到我自己开始做老师的阶段。我察觉某种工作期许与共识破灭了，我的学生们并不认为自己未来不一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这个背景下，求职者刚进职场时，就会关心工作的意义，但在我更加年轻的时候，身边从来没人关心这个问题，那时大家想的是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奋斗过上父母生活的Plus版本，生活意义问题在未来的美好生活里得以解决的。

许多青年人在没有理由说服自己去工作的情况下，就会继续投身于读书。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下，无论是对自己、对家长、还是对社会，读书都是一个可以应付过去的答案。哪怕当下大家对研究生的质量和含金量已经非常怀疑，但家长总认为读书就意味着至少没有偏离正轨，哪怕事后证明研究生学历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帮助，读书同样是一个成立的选择。

“城市所以燃”直播活动现场  周平浪 摄

我读书时班里经常有一些同学迫不及待去社会上工作，但今天的学生在走向外界时都是迟疑的，他们未必是真的想延迟工作的进程，只是在感到考试是唯一可以落实的任务，考试刻在了中国学生的DNA里，任何东西用考试的形式出现，我们就有信心跟它一搏。

项飙：这件事情我特别有同感。我们那时大学毕业以后，大部分同学巴不得马上去工作，因为工作有趣，并且可以实现经济独立。今天大家走向社会的焦虑，一方面是不一定能够找到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生的游戏化”。考试，整个人生安排设定着一个简单的规则，就像玩游戏，付出就有回报，一切都是可控可预期的。考试现在不仅是手段，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通过考试，他们才知道精力应该放在哪里，每天生活怎么安排，最后确实能在考试中考到高分，得到回报。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考生也有焦虑和压力，但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相对可知可控的。很多年轻朋友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存在走向社会的恐惧，是因为“付出得到回报”的链条断掉了，不知道离开了学习和考试后，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怎么安排。

2023年4月21日，郑州大学体育馆，毕业生寻找就业岗位   人民视觉  资料图

——“3个人，拿4份工资，干5个人的活”

如此城市：如今，招聘门槛越来越“卷”，赛道越来越少，且越来越拥挤，甚至精英大学的学生都越来越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竞争不断加码。而与此同时，“345”模式的工作文化盛行，公司招3个人，给4个人的工资，干5个人的活，这种“有毒的工作文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项飙：“345”中蕴含着一种在职场中的超人与英雄崇拜。当企业宣称只招三个顶级的、天才式的人物，而且他们会在岗位上超人性地完成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问题就转换成了一种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超人能力问题。中国考试就学体系同样如此，看起来大家都在兢兢业业、理性地思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在高考前倒数百天，大家都在喊要考北大清华，并且不只是喊喊而已，很多学生心里是这么想的。而客观来看，只有百分之一、二的人才能够考上这两所学校，但相当多数学生都会喊这个口号。一方面，我们希望奇迹发生，但是又知道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需要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才有可能发生。这种奇迹期待和“345”模式中对“超人”的成功崇拜存在是某种关联的。

袁长庚： 我们确实特别追求“奋斗景观的神秘化”，按部就班地去做好一件事情或许在审美上值得欣赏，但在现实生活中是浪费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热火朝天的场景。我记得我刚去深圳时，看到朋友圈疯传的一篇文章讲晚上12点钟的深圳某某中心，整栋楼灯火通明，这证明了深圳为什么能够成为全中国经济的引擎。实际上，这里面有一种对现代性景观的迷恋，这种迷恋是杂糅着危机感，杂糅着对潜能政治的追求，而同时是不关注现实条件的。我们比较少地谈人的限度，让员工坐在工位前坐满9个小时很容易，但9个小时都在满负荷高状态运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认为，现代社会需要更多地强调人的限度，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突破的，要好好工作，只能让员工好好休息。

——“打工而已，不要太认真”

如此城市：关于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态度，有调查显示，大多数青年人对于这几个观点较认可，即“工作是维持和社会发生联系的媒介”“工作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对这些观点较不认可，“人人都应该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自由”；“工作是为了改善/影响世界和别人”；“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财富自由”。我们观察到如今互联网上流行的职场金句是诸如“打工而已，不用太认真”“打工要有渣男心态，别走心就对了”等。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从人类学者的视角去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理解今天青年人面对工作的态度？

袁长庚：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普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紧缩自己，把自己放在安全位置，有一个策略就是降低自己在道德上的属性和要求。这在职场经验或职场心理学里的常态化表现就是打工的“渣男心态”，要保护自己，不再付出，不再和实际的东西发生关联就会很安全。当工作失去了绝对的经济效益和绝对的道德价值时，我可以对老板非常敷衍，这是肯定的。但是你可不可以爱你的同事，这一点是可以考虑的。我是厂矿子弟，以前我父亲的一个工友去世了，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年，在葬礼上，没有人特别说他的好话，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跟他有交情，他是一个与我父亲在工作环境里共事过的人，他离开了，他们还是感到很难受。

在工作场域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说你PUA同事或被同事PUA，有些时候我们被结构性的力量困在同一个工作场域里，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有生活上的联系、有人生的联系、甚至是有感情的投射。这种感情投射并不是因为对方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贵人，只是因为我们一个环境里面产生了原生性的感情。

缩在一个壳里保护自己看似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仅有的迈向崇高的机会。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没有实现绝对的自由，比如没有实现绝对的财富，但是别人会说这是一个好的同事，这是一个关心过我的同事。这点在职场里面是可以实现的。而如果我们今天坚信，就要用渣男心态去面对工作，绝对会失去这种可能性，会失去与他人建立的联系，甚至是给自我一点点正向回馈的可能。

我反而认为，越是在所谓的不景气的环境，越是不能简单地谈自保哲学，既不要给工作去附加道德上的内涵，也不要对工作当中的人和状态完全扫除伦理上的含义。你可以不谄媚老板，但同时对同事好，这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