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中国游戏代练员和组织者的共识与差异

2015年6月见到老潘时，他趴在一个不起眼的格子间里工作，若不是他起身，根本无法看到他。跟绝大多数网络游戏客服不同，他当时43岁。

老潘是中国第一代网游代练者，2002年开始代练，但随着年龄增长，他对具体代练工作力不从心，2009年转做了客服，跟玩家沟通代练的细节。他是笔者访谈中所遇到最早从事代练，也是最为年长的代练员。

老潘所在的网络公司的老板是当年一同出道代练的伙伴，其他人或成立了网络公司，或做起了实业，至今还从事代练有关的只有他了。“每个人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是天生的。我就不适合做领导，老张（公司老板）有领导才能，”当年的伙伴，成了现在的老板，老潘流露出对当前境况不满的情绪，“当年跟他是勾肩搭背，一起过来的。但是现在人家忙了，已经很难见到他了。即使见了，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跟老潘的聊天，并不是那么顺利。他坚持“聊聊可以，录音就算了。”接下来的访谈中，老潘的谨慎时不时地表现出来，不仅是针对我们，而且还担心同事。整个过程中，他会时不时地站起来，察看身边加班同事是否在听我们俩的对话。

网络游戏代练模糊了消费与生产、代玩与利润的界限。处于灰色地带中的人，他们的故事，亦是笔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玩比赚钱重要的代练员

在所调研的代练工作室76名受访者中，52名代练员是代练群体的核心部分。在外人印象中，代练员跟电子竞技选手一样，需是游戏高手，实则不然。目前代练工作室招聘代练员必备的两点是能学会玩游戏和能熬夜，代练员的身体素质重要于游戏熟练度。这也是受访的所有工作室中，没有一名女性代练员的原因之一。此外，工作室若为个别女性代练员安排单独住宿，需要为此付出不小的成本。

代练员和他们的组织者都是数字原生代，多数为90后，也有最早一代伴随游戏成长起来85后。代练员平均年龄在21岁左右，基本只完成高中教育，便选择了外出打工。在他们眼中，代练这类新兴行业，已取代之前的传统外出务工的选择。

代练员对代练的认同感最为强烈。他们选择代练的出发点相对单纯，就是代练可边玩边赚钱，而且也不需跟其他传统行业那样，耗费太多体力，工作环境也更佳。虽然他们年龄普遍不大，却拥有者丰富的工作经历，比如工厂流水线工作、KTV保安、农活、超市售货员、停车场保安等。他们不约而同都认为代练是最为轻松、最自由、最开心的工作。

“跟其他工作比，（代练）算是轻松吧。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赚钱。”来自农村的孙兴务过农和工厂流水线，很快就放弃了，他直言太辛苦。

“不累啊，挺开心的。这里工作环境也好的。空调一直四季都有。”高中学历的顾逸佳提及代练一脸满足。

“即便我不做这个工作，也是在打这个游戏。这样一举两得，多好啊。”刚完成初中学业便放弃继续读书的周周坦言初中三年经常翻墙逃学。

“其实代练挺好做的，只要会玩游戏，就能做了。”才做了一年多的吕彬对当前的工作表示满意，准备介绍也玩游戏的初中同学过来。

值得留意的是，不少代练员来自农村，部分是留守儿童。新世纪以来，农村信息化的建设，的确普及了农村互联网，但是相比城市家庭网络建设的成熟，农村信息化网络化最大的体现则是大量网吧的出现。相比家庭上网，网吧则缺乏了家长的引导和管制，同时网吧电脑中吧内容最多、最显眼的就是影视和游戏。

代练员坦言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是中学期间去网吧。代练员顾严甚至说道“自从跟着同学去过网吧两次，上手玩游戏之后，初中最后一年，差不多就是在网吧度过的。”喜欢玩游戏、不愿意吃苦、学习成绩较差、不习惯管束的他们，高中毕业后面临的选择并不多，加之代练没有门槛，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代练当作了一个最优项。

传统的工作在代练员眼中代表着“无聊”、“累”、“没乏味”，遇到不称心或是相对劳累的工作，说换就换。他们找代练最关注的并非是报酬，而是哪款游戏这类着眼点。但是即便他们选择了喜欢的代练，说换就换，说走就走的行为未必有所改变。

“这些代练真的是没有责任，给他们一个月1万多，这算是非常非常高的报酬，对于他们这些没有学历的来说，很不错。他们倒好，拿了一个月，就说想出去玩玩，就拿着钱出去玩了，什么也不管了”昆山工作室的唐晓青忿忿不平地说道，“他们想玩就玩，想迟到就迟到，是最难管理的。也有一声不吭就不做就回去了。现在的90后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了。”

像这样不辞而别的举措算是家常便饭，代练也不似其他工作，会签署合规的合约。工作室不拖欠工资，代练员却领到薪水之后便不辞而别，待身无分文了又再次出现。代练员的管理是大多数工作室最为头疼的问题。

郑州工作室的尚金礼谈及其代练员乃逃兵的闹剧，至今心有余悸：“有天突然警察和部队都冲到我这来，把他带走了。那时我才知道那年征兵，他去军训，没有多长时间，跑了，到我这。之前他没有手机，找不到他，到这后他在QQ上发了信息，就被找到了。”

原则上工作室需负责代练员的食宿问题，多数组织者选择了群居以及雇佣劳工解决一日三餐。一般而言，代练员居住环境犹如寝室，四至八人上下铺一间。个别工作室因房间略大，安置更多了更多的上下铺以便节约成本。

上海的一位组织者陈晖指着一间放置了八张上下的卧室说道：“我之前经常收留一些人。上海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有些人没有想过来之后怎么办，就想来。下了火车，不知道去哪里，带着大包小包就过来了，我不管他适合不适合做代练，会让他住两天。后来因为丢了很多东西，就开始排斥（继续这么做）了。”

上海工作室的组织者对于代练员表达了若是不从事代练，他们走向社会何去何从的担忧。持有类似观点的组织者并不是少数。

以代练工作室为“事业”的组织者

相比代练员普遍较为寡言，更有甚者一言不发，组织者能说会道，甚至可以围绕着代练行业的话题侃侃而谈说上一两小时，对代练行业前景也充满了信心。

出乎笔者意料的是，组织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普遍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甚至部分毕业于985、211院校的热门专业。至少在笔者面前，他们都流露出对创业的渴望与冲动。略有区别的是所接受教育越好、工作背景越丰富的组织者对代练的发展及认识愈发理性，而非一种盲目的错觉。

唯一高中毕业的青岛工作室组织者何伟信誓旦旦地说：“代练行业很有前途，做好了能走出一条路，上市是我的目标。”当他说出此“小目标”时，笔者略为惊讶。而毕业于上海某知名财经院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唐冷则回答，“我一直在谋求这样一个东西，怎么能够把一个项目做成一个产业化，或者各方面都更完善的东西。但是很难，非常的难。可游戏代练现在的利润空间还是非常高，（这是我）为什么做过电商之后，还是做这个。”后者更为务实，其工作室规模和经营状态在上海这一地区工作室中皆较为突出。他在上海城郊区租赁了一幢别墅，组织着三十多人代练着。

受访者中最突出的组织者是富二代郭文，他在经历几年的外企和家族产业之后，选择代练作为他的创业方向，理由颇为有趣，“之前我玩游戏找代练，时间久了，也花了不少钱，发现代练不错啊，能挣不少钱。与其把钱给别人，不如自己来吧。”于是，他依靠家族管理酒店的优势，有偿租赁了三星级宾馆的几个会议室，作为代练工作室的场所，强调着要做就做最好的代练工作室，但是他也坦诚距离这一目标还有不小距离。他对代练保持着清晰的看法，当工作室连续两个月入账百万、代练员高达百余人时，他发现这种起伏源自游戏版本的更新造成市场的起伏，以及工作室管理的漏洞。他坦言代练市场已跟十年前差别巨大，虽然会随着游戏版本的更新会有起伏，总体上已趋向稳定。

组织者对代练的创业态度并不是简单地说说，甚至有组织者去工商局试图注册合法化。“我去办营业执照，只能办其他类的营业执照，比如网络服务。工商局没有这个科目，只能挂其他的。但是其他的对我们又没有用。其实这个产业很大，还是处于灰色地带。”来自上海工作室的李子浩毕业于985院校，对于代练的合法化问题尤其在意。

“没有营业执照是件麻烦的事，我去工商局，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办，要不只能弄成文化传播公司。但我这个跟文化传播又没什么关系，我也没这样去弄。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们也想正规地搞，但当前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这个要求。对于游戏这个行业还是存在偏见。”在访谈中，经营执照问题基本都是由部分组织者主动提及，他们直言没有执照，首先对于他们的发展存在隐患，再者就是外人的误解甚至污名化。

挥之不去的污名化

电子竞技终于登堂入室，成为了亚运会正式项目，看似为游戏正名，但社会始终存在对于游戏污名化的固化印象，深深影响着游戏行业从业者的状态和生存。

上海工作室的姜山回忆起家人知道他准备做代练时的态度直摇头：“一开始他们根本不接受，一个好好985毕业生去做这个，包括我老婆父母也反对，这个行业是什么玩意。”

即便是对工作室月收入维持在30万左右的郭文，家人仍旧不理解不支持，其妻子未曾掩饰她的看法：“他不听，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工作跟之前生意那种不一样，他没有太多的应酬，人基本都在这。但是说实话，我还是不喜欢，总不能一辈子做这个吧。”

绝大多数组织者伊始会面临极大的压力，“原本要跟我合伙的同学，他父母一听要做这个，直接过来把人绑回去了，他也蛮悲剧的。”上海工作室陈晖提及这事止不住地笑。

组织者的家人不认同代练还是基于对电子游戏所存在的一贯的传统价值判断。不过最终的妥协多半是家人，即便有所妥协，但态度却仍未是赞同或是支持，多半是一种无奈或是中立。

“倒是有一点有改变，早两年我跟亲戚朋友说起我在做游戏代练的时候，他们眼神会变味，但是现在的话，你去说（这些），就觉得很平常，不会有这方面的意思。”陈晖还是较为满意当前的现状。

对于游戏污名化，代练者似乎没有组织者那么敏感，在所有的访谈中，没有一位代练者提及游戏污名化的问题，但工作室的组织者却似乎背负着不小的压力。他们去办理执照或是一直努力向家人证明，恰恰是他们试图为游戏去污名化的一种举措。

代练工作的梦想与现实

面对同样薪资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多数工作室经营得当的组织者还是会选择代练。同样赚钱，代练却更自由，无需太多的社交。

姜山说起朋友曾劝他改行：“前段时间一哥们开一个公司让我去帮忙，给我一年开50万。我还是不行，因为我只能习惯拖鞋，习惯睡衣，这样爽。这个行业工作强度还是比较大，但可能比那种办公室上班跑业务的人心理压力小一点。（代练员）只要付出他的体力，精力和时间就OK了，压力都在我们接单子的人手里面。”

“没有太多的面对面的人际关系要处理，没有那种朝九晚五的限制。虽然需要熬夜盯着，但是自己还是觉得比较自由。再按照原来的那种上班时间，根本不行了。回不去了。”李子浩曾有机会重回外企，家人也希望他能抓住机会，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继续代练。

不是所有的组织者都会如此迷恋代练。一旦代练无法带来他所期待的预期，他们也会留意其他工作的可行性，但持这样想法的还是少数。“现在准备转行了。多出去转转，学其他一些新的东西……也不可能一辈子做这个吧。这段时间一直在外面看看其他项目，看是否有机会。”每次预约时间，却始终在外地的尚杰如实告知那段时间他正在外地寻找其他工作的可能。工作室状况不佳的唐俊也持有类似观点：“如果其他工作有好的机会，我觉得还是会跳槽的吧。不能一直做这个。”

相比之下，代练员在面对未来职业计划的问题时，或是沉默，或是表达未曾思考过。但是代练工作室组织者指出，代练员的流动性极大，极少会有代练员会在一个工作室持续工作两年，一年时间已算是较长的时间。问及他们的去处，被告知或被家人强制性领回家，或是跟随朋友去了其他工作室。

笔者曾亲眼目睹了代练员家人从河南远道而来上海，只为了把做代练的孩子领回家。做代练的孩子以在超市打工为由瞒着他们，偶然间跟表弟聊天透露了代练之事。沟通无效后，父母特意过来强制带他回家。

2015年，在代练行业混迹了13年的老潘说：“过几年，我也不准备继续做下去了，有其他好的机会，会跳槽。……代练这样的行业始终不能跟其他工作相比，即便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很多了，也交‘三金’，但这总归不能跟公务员、外企员工这样的比。”2017年、2018年拨打老潘留下的联系方式已成空号，网站游戏代练客服的页面，再也没有找到他的头像。

过去一年多的回访中，笔者试图再联系五所城市的工作室，多半联系方式已失效。曾提及要上市的组织者，两年前也离开了代练行业，至于现在在做什么，他不肯透露。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