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何以存？——古代江南藏书楼对藏书的保护措施

原作者：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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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曾出现过一著名的藏书楼，名曰脉望馆，取自于《仙经》的记载：“蠹虫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为脉望”，以脉望为名，表现出了创建者赵用贤父子对于书籍的热忱。自宋明以降，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不乏诸如像脉望馆、汲古阁这等的藏书楼，也不乏诸如赵用贤、毛晋这般的藏书名家，他们在创建和维护藏书楼时遇见的困境远超于今人的想象。从书籍的搜集、整理到保管等诸多环节中，尤其以书籍的保管面临着水、火、潮、虫、盗等诸般难题，故而最须藏书家思虑再三，也最令人殚精竭虑。所幸的是藏书家们倾注于书籍之内的心血也并未白费，以上所述的那些难题也一一有了解决之法。

1 水火之患

书籍的流传在中国古代属实不易，隋朝牛弘曾说在历史上共有五次书厄，明代胡应麟将五次书厄扩充为十次，其后清代更有列强侵略也让中国的古籍善本遭遇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历史上著名的书厄，绝大部分都是指因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所导致的书籍损毁，但就私家藏书而言，和战争相比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难题还是水火之患。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谦益的藏书处绛云楼就曾得祝融光顾，损失极为惨烈，据他人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钱谦益）入北未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炮，落纸堆中，遂燃。宗伯楼下惊起，焰已涨天，丕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

钱谦益小像

据记载可知，绛云楼得祝融光顾的原因乃是钱谦益的幼女和其乳母疏忽所致。此事对钱谦益打击极为沉重，他痛心疾首的写道：“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后人亦对此事耿耿于怀，藏书家们每每引以为戒，叶德辉就说：“绛云之炬，武英殿之灾，此太平时至可痛心之事也”。在钱谦益之前，宋代的苏州文人叶梦得也有类似的遭遇。叶梦得极好藏书，曾筑别馆于石林谷，蓄书十万卷，极为华焕。但是在皇统七年，其家遭遇大火，数万典籍皆焚于火海，叶梦得受此打击，也于次年病逝，令人唏嘘不已。史书上并未记载叶梦得藏书楼得祝融光顾的具体原因，除却人为之外，许多细枝末节亦会引起火灾，如王士祯在《居易录》中就有以下记载：

杭州孝廉高式清，说其乡张氏，藏书甚富......一日，忽有烟气出楼窗，大惊，往视之，则门户如故，比登楼，烟亦不见。如是者再，为细检视，烟自书橱中出。开橱，则凡天文奇遁之书，悉为灰烬。

后人猜测，这次书籍自燃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晒书时未经散热，书中留有余热，故而才发生了火灾，亦或者是因为静电等原因。除却火灾之外，水灾也会对中国古代的藏书造成巨大损失，如清代孙星衍的藏书就因用船运输不当而遭遇了水灾：“过南阳湖舟覆，书数十麓，尽沉湿。顾千里告予，何义门家亦皆沉水，此有义门跋，盖两经水厄矣”，黄宗羲的遭遇也颇值得同情，全祖望记载道：“太冲宗羲先生最喜收书，其搜罗大江以南，诸家殆遍 ......然未及编次为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轴尽坏 ”。但相对而言，书籍遭遇水灾的概率要远小于火灾，水灾往往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如暴雨季节或者是江海湖泊之中。

总而言之，水火之患实乃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的最大隐患，因此诸多藏书家也对如何防患水火之患费劲了心思。首先在藏书楼的建造选址上，藏书家一般都会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明代金华藏书家虞守愚“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以小木为构，夜则去之”就是典型案例。在明代画家王咸所绘的《虞山毛氏汲古阁图》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汲古阁的周围即是小溪，靠近水源应当是古代藏书楼选址的一个基础条件，如是无自然条件可利用，一般亦会于藏书楼前修建蓄水池或者蓄水大缸，就是保证在发生火灾时可以及时获取水源灭火。

明 王咸 《虞山毛氏汲古阁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用于建设藏书楼的材料也有讲究，明清时期的官方的书籍档案多置于所谓的石室金匮之中，如今故宫的皇史宬就是收藏皇家书籍档案的地方，石室就是用石料修建的建筑，早在汉代就有曹曾“石仓藏书”之说，孙从添就对这种藏书方法十分赞赏：“古有石仓藏书，最好，可无火患，而且坚久，今亦鲜能为之。惟造书楼藏书，四围石砌风墙，照徽州库楼式乃善”，“石仓藏书”的效果虽好，但明清的藏书家却鲜以石筑室者，而多以木料建造藏书楼。明代的藏书家在防范火灾时多在管理方式上下功夫，如孙从添认为若不能以石仓藏书，就可以“须另置一宅将书分新抄刻，各置一室封锁，钥匙归一经管。每一书室，一人经理，小心火烛”，如此一来，将书籍分开放置，就可以在遭遇火灾时抢救出更多的书籍，叶德辉则说：“灯烛字篓，引火之物，不可相近”，这是从外部杜绝火灾德发生。

《鸿雪因缘三集》中的《史宬启匮》图，所绘乃是故宫中的皇史宬，该建筑的主体用料为石料，通过画面的大门可望见内部的金匮，即用于藏书的书柜

在防范火灾的诸多措施上，宁波天一阁堪称典范。天一阁乃是在明代范钦精心设计下告成的，历经四百余年未经祝融光顾，乾隆皇帝在修建《四库全书》诸阁楼时还特意派人前往天一阁一探究竟，因为在古代乃有“天一生水”的说法，故而以往的人多相信乃是天一阁的名称起到了防火的功效。但事实上，天一阁能够延续四百余年完全是因为人力而非天祐，首先天一阁距离生活区较远，藏书楼附近还修建有蓄水池和防火墙，最重要的是，天一阁严禁任何火种上楼。清代缪荃荪曾参观过天一阁并留有《天一阁始末记》传世，在该文中缪氏述及天一阁的书籍管理措施时说：

此阁构于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回，林木荫翳。阁前略有池石，与闤闠相远。宽闲静秘，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

据此可知天一阁对于书籍的管理措施极为严格，不仅禁止烟火入内，更禁止任何书籍下楼以及子孙无故入内，这就杜绝了外部火源的进入。在缪氏和同游诸人进入天一阁时，也是“约不携星火”，以防这座百年藏书楼因为细枝末节而付之一炬。

在防范水灾方面，古代藏书家并未针对像孙星衍、黄宗羲等人的遭遇所给出相关建议，想必是因为孙黄等人的遭遇实乃是特殊情况，古人眼中的水灾，多是与潮湿之患联系在一起，故而针对防潮的建议极多。

《鸿雪因缘》中的《文汇读书》图，文汇阁乃是清廷在扬州仿照天一阁修建的藏书楼，藏有《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为了防止火灾，文汇阁前即是河流

2 潮湿之患

江南地多卑湿，潮气甚重，且每年的梅雨季节数月淫雨霏霏，纸张极易受潮，若无相应的应对措施，藏书楼内的许多书籍都会因此受潮而至损毁。如缪荃荪在拜访天一阁搜书时，也发现阁内不少书籍已经水湿破烂，不忍睹视了。针对书籍受潮的问题，古代藏书家们也多有论述。

首先在藏书楼的修建上就极为注意防潮，明代藏书家胡应麟的二酉山房藏书楼就是“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趾，使避湿；而四敞之，可就日为庋”，意思大概是说胡氏的藏书楼距离地面较远，且可以四面通风，引阳光入楼，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楼内的潮湿程度了。胡氏藏书楼的修建方式应当是古代藏书楼用于防潮的典范，祁承煤在在论及修建藏书楼的经验时说：“下一层离基地二尺许，用阁栅地板，湿蒸或不能上。……前面只用透地风窗，以便受日色之晒”，这与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的说法基本一致：

藏书之处，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宜高墙别院，与居宅相近。室则宜近池水，引湿就下，潮不入书楼。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遇东风生虫之侯，闭其东窗。窗橱俱宜常开，楼居尤贵高厂。盖天雨瓦湿，其潮气更甚于室中也。

《鸿雪因缘》中的《嫏嬛藏书》图，嫏嬛传说乃是天帝藏书之地，后多指书籍众多之地。由这幅图可知，藏书楼的窗户较大，可通风也可引阳光入内。

在藏书楼内部，亦要进行布置以防潮。用于藏书的书柜在材料、形状上有着严格的要求，孙从添就说：“至于书柜，须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银杏木为之。紫檀、花梨小木易于泛潮，不可用……置于楼上。四面窗棂，须要透风，窗小棂大，楼门坚实”，紫檀梨花木等容易受潮，并不适合用于制作书柜，而书柜在制造时也必须四面透风。天一阁内的书柜就可两面打开，想必就是为了防潮之用，此外，天一阁在每书柜内还放置了英石以吸潮，尽管现代通过实验已经认定这种英石并无防潮的功能，但亦可体现出彼时藏书家们的细致周到。

梅雨季节过后，藏书家们一般都要组织曝书活动，《吴郡岁华纪丽》中就记载苏州城内有此种习俗，并且蔚然可观：

六月六日故事：曝书籍周画于庭：以辟蠹去霉蒸：亦或瞬其服物用。老儒破书、贫女敝蕴，反覆勤日光。豪家富族，曝衣则登楼绮铸毕陈：云霞光灿，香黑绿桁：隔院傅风，裘落露毛，洒空霏雪。曝书则分箧，缥缃并列：古色斓斑：麻纸唐文，躞池金玉，刻丝宋画，楼开仙山。至佛宇禅宫，亦出贝叶经。

（清） 佚名 《十二月月令轴》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正中间的童子即在晒书

若是藏书楼于六月晒书，想必场景不比《吴郡岁华纪丽》中描述的差。晒书的过程极为讲究，孙从忝对此有着详细描述：“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挨次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在上面，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抬风以凉透，方可上楼”，值得注意的是，孙从忝特别提及了晒书时要注意书脑，书脑乃是书的脊背处，这里书页堆积，极易受潮蓄水，司马光在传授子孙经验时也说“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在摊书、收书时，还要注意不能“汗手拿书，沾有痕迹”，这些都足矣可见古人在进行书籍防潮工作时的细致。但叶德辉却对六月晒书并不赞同，他更倾向于八九月份进行晒书：

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熏，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非隔宿不退，若竟收放橱内，数日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

叶德辉认为若是六七月份晒书，则阳气过重，书籍整日爆晒，残余于书中的热量就会不易消退，极易引起火灾，前引王士祯所述即可能就是书籍在爆晒后未及时散热所致。此外，六七月多暴雨，防不胜防。叶德辉建议在八九月份进行晒书，因为此时阳气渐退，西风正起亦可杀虫。曝书之举除了除潮之外，亦能防止虫蠹之患，但古人对于虫蠹之患却更有妙招。

明 释明俭 《曝书图》局部 镇江博物馆藏
该画真实还原了阮元焦山书藏的曝书场景,让后人得以了解藏书、护书的艰辛。

3 虫蠹、盗窃和散佚之患

江南地卑多湿，潮湿之地极易导致书籍内部滋生虫患，而虫患一旦滋生则又容易蔓延，并且不易根除，久而久之可能很大一部分书籍都会遭到破坏，因此虫蠹之患可能是最令古人头疼的难题了。针对虫蠹之患，古代藏书家们可谓是费尽了心思，从书籍的纸张、装裱到用阳光曝晒和药物治虫，这些措施基本可以分为化学治虫和物理治虫两大类。

化学治虫一般是指古人运用药物进行治虫。首先，古人会将一些具有驱虫效果的矿物或植物汁液提取出来并染在纸上，这种技术早在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中就有所记载，宋代出现了一种所谓“椒纸”的纸张，是将胡椒、花椒等植物榨汁染于其上，这样就可起到驱虫的效果。明清时期的广东南海一带，更有“万年红”纸张，即将红丹涂抹于纸上，这种化学药物具有毒性，可以杀死蛀虫，具有极佳的防蠹效果。苏州虽未有自己独特的防蠹纸张，但其他地区的成果想必亦有借鉴，毛晋在装裱书籍时是用洒金墨笺、石青、石绿、棕色紫笺等等，这种纸张应当具有较强的防蠹效果。

南宋刻本《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该书所用纸张就是椒纸

当书籍因各种原因而有了破损之后，藏书家要对其进行修补则会用到浆糊等物，此时亦可在浆糊中添加一些药物使修补后的书籍拥有防蠹的效果。这种浆糊的制作方法，在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有着详细记载：“白面一斤，浸三五日，候发臭作过，入白菠面五钱，黄藕三钱，白芸香三钱，石灰末一钱，宫粉一钱，明矾三钱。用花椒一二两，煎汤去椒，先投鹉、矾、芸香、石灰、宫粉熬化入面，作糊粘蜡不脱。又法，灰面一斤，入白菠末四两。褚树汁调亦妙”，可以看到这些浆糊原料包括花椒、石灰、芸香等物都是极具防蠹效果的，毛晋汲古阁在制作浆糊时是用小粉、川椒、白矾等物，与高濂的记载基本一致。

《遵生八笺》中关于制作补书浆糊的记载

染纸防蠹、浆糊防蠹之外，药物治虫更有直接将防蠹的药物放置书籍附近的办法，叶德辉说：“橱下多置雄黄石灰，可辟虫蚁。橱内多放香烈杀虫之药品，古人以芸草，今则药草多矣。肉桂、香油或嫌太贵，西洋药水药粉品多价廉，大可随时收用”。在叶德辉提到的用于辟虫防蠹的诸多药物中，芸香一物尤其值得注意，古人将芸香用于防蠹的起源甚早，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了“芸香避纸鱼蠹，故藏书台亦称芸台”的说法，芸香防蠹的效果极佳，邵博说芸香“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将芸香等物用于放蠹等方式在苏州多有闻见，毛晋的《和友人诗·和周高起〈书带草〉》有言：“黉山中谷一枝分，不与君苗砚共焚。色映芸窗含露碧，影侵兰榭挟风芬。流萤聚处浑无字，老蠹经行鲜蚀文。休问王孙芳草路，读书台畔笑逢君”，可知毛晋的汲古阁是用芸香防蠹的。

用物理方法防蠹相较于化学防蠹更为简单，明藏书家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书中蠹蛀，无物可辟，惟逐日翻阅而己。置顿之处，要通风日，而装潢最忌糊浆厚裱之物。宋书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须阴冷而后可入笥，若热而藏之，反滋蠹也”，勤翻阅是谢肇制给出的防蠹建议，但要将浩如烟海的典籍挨个翻阅，实在并非易事，更别提要时常将书籍拿出“日晒火焙”了，两者相比，显然是化学防蠹更胜一筹。

最后，古代藏书家除了面对水火之患、潮湿之患和虫蠹之患以外，还时常面对着书籍遭盗窃、散佚之患，尤其是后者，常常是古代藏书楼湮灭在历史中的主要原因。藏书楼内书籍散佚的原因不外乎藏书楼管理不善、遇见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族中子弟不孝，私自售卖楼中书籍等等。前已提及的明代金华藏书家虞守愚，他将藏书楼修建于水池中央，但也难抵后代子孙的不断盗卖，毛晋所创建之汲古阁也未能长久，据毛扆《中吴纪闻》跋：“先君藏书，自经分析，二十年之内，散为云烟”可知在毛晋死后二十年，汲古阁的藏书就几乎一空。

《鸿雪因缘三集》中的《湖心建坞》图，将藏书楼修建于湖心池中，可以有效防盗

针对藏书的盗窃、散佚问题，古代藏书家一般都会制定严格的管理措施。前已论及的缪荃荪《天一阁始末记》就说范式家族的族人是不能私自进入或带他人进入天一阁中，否则就会被禁止祭祀若干年，明代著名藏书家孙承澲对子孙也明文规定：“子孙取读者，阅毕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管理措施之严，可见一斑。正所谓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就算是穿长衫的读书人在面对古籍善本时也不免会做苟且之事，叶德辉对此也有所告诫：

非有书可以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真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舟车行笥，其书无副本者，不得轻携。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仆从不得丛入藏书之室。不设寒具，不着衣冠，清茗相酬，久谈则邀入厅事。

这番告诫想必并非空穴来风，叶德辉还列举了钱振竾和魏源二人作为事例，说钱振竾在注释《义山文集》时，时常会偷窃供用之书，而魏源则是将书借给友人，没想到这名友人竟将书割裂以还，魏源也是日久才发现。由此可见，叶德辉、孙承澲等人的告诫实乃箴言，天一阁也正是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下，才能防止盗窃、散佚之祸，够延续四百余年。

《鸿雪因缘三集》中的《天一观书》图，可见画面四人中的前一人手之拿着钥匙，应当是天一阁的管理者

4 结 语

时移境迁，不少曾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藏书楼已无处可寻，或者是书去楼空，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再感受到万卷图书盈于架，悠悠书香溢于室的氛围。但当我们忆及古代藏书家们的思虑之全、贮藏之艰、保管之难、晾晒之繁时，仍能切肤地感受到古代藏书家们对于书籍的热忱与虔诚。如今继承了这份热忱与虔诚的当代人也应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经验，将这场令人乐此不疲的修行延续下去。

/ 参考文献 /

1. 冯淳玲：《古代藏书之保护》，《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4期

2. 傅璇琮等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年

3.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4. 周少川：《古代私家藏书措理之术管窥》，《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3期

5. 张玉萍：《论古代私人藏书楼的书籍保护措施》，《兰台世界》2012年第5期

6. 靴慧芳：《中国古代藏书保护考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8期

7. 李红琴：《论中国古代藏书管理体制》，《兰台世界》2012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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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藏书何以存？——古代江南藏书楼对藏书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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