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最后一次交涉

做学术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历史学的“问题意识”，简单说就是敢于怀疑成说并对弄清关键史实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读史让人愉悦，治史则是“苦中作乐”，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排比、考释，绝非可以轻松完成。

——陈晓平

慈禧太后亲自赠送？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的华人学者王海龙，2000年出版了用文学笔法写成的《哥大与现代中国》一书。该书第一篇在追溯华人Dean Lung捐建哥大汉学系由来时，有这么一个说法：

清朝最高的统治者闻知此事，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经夏志清先生的指导，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书善本书收藏库去查看当年清廷为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所赠的图书，其中慈禧太后亲自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

由清代学者陈梦雷主编的这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装订起来有5000多册，赫赫钜观，摆在哥大图书馆，确能唬到不少老外。不过这套书真的是慈禧太后亲自赠送的吗？王海龙这个说法，估计来自唐德刚。至于说太后听到Dean Lung捐赠之后“深为感动”，史料无征，恐怕是出于想象。笔者追踪多种中英文原始资料，大体弄清了《古今图书集成》赠送过程，容我一一道来。

胡适的说法

胡适是哥大最著名的中国校友，没有之一。1915年10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了一笔：“科仑比亚大学有中国政府所赠之雍正三年刊峻之《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有雍正四年九月廿七日上谕）。此世界一大书也。”接着又补充说明：“据此间汉文教授夏德先生（Frederich Hirth）告我，此非雍正年原版，乃总理衙门所仿印也。据端午桥之言如此。”

李鸿章议和期间摄于北京贤良寺

夏德是第一位Dean Lung讲座教授。“端午桥”指的是1905-1906年派往西方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端方。端方是清末旗人翘楚，学识渊博，懂金石善收藏，版本学是拿手好戏。当年，五大臣出洋，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端方与戴鸿慈领衔，也称“端戴使团”。他们的行程，记录在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之中。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1906年2月3日）上午十时，端、戴使团参观哥伦比亚大学，“此美国第一有名誉之大学也。……中国学生在此者，仅五人而已。……又，图书室藏中籍甚富。”想象一下，他们参观图书馆时，校方将《古今图书集成》置放在他们必经之地，而该校唯一精通汉语的夏德教授，当然要出来迎接嘉宾。也就是在这一刻，夏德向代表团团长端方，介绍了这套书。精通版本学的端方，一眼就看出此书并非雍正原版，乃是总理衙门仿印本。

唐德刚的说法

唐德刚1948年入读哥大历史系，留校任教20多年，后又受聘纽约市立大学，著述繁富，笔头了得，以《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晚清七十年》等著作饮誉学界。唯唐氏治史数十年，骨子里仍是文学创作家，治学不够严谨。在《胡适口述自传》注释中，唐德刚对哥大这套《古今图书集成》有这样的陈述：

哥大这部书原为总理衙门所重印。装潢、纸张、校订皆优于康熙原版。由于部头太大，当时只重印一百部，为‘分赠列强’之用。不意书未送出，便遭火灾，所馀无几。此一赠书大典，乃无形中辍。庚子拳变（1900）期间，哥大忽然雅兴大发，延师教授汉学，但又苦于无汉籍足资参考。校方乃函请美国国务卿，那位搞‘门户开放’，大名鼎鼎的海约翰（John Hay）及美国驻华公使康吉（E. H. Conger），转请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帮忙。鸿章乃奏请西太后交盛宣怀酌办。盛氏乃奏请以前总理衙门火馀之书相赠。这就是这部巨著来美和番的始末。

《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的名著，版本甚多，发行量大，影响甚广。在这个注释后部，唐提到他曾写过一篇“考据短文”，刊于哥大1967年2月《图书馆季刊》，题为：From the Empress Dowager to Columbia：A Benefaction。

笔者立即找到这篇短文。唐德刚在文中说，1901年随着Dean Lung汉学讲座的设立，哥大校长Seth Low计划建立一个中文图书馆和中国博物馆，写信给驻华公使康格，请他向中国政府求助。康格找到主管外务部的李鸿章。在上奏慈禧太后并得到批准后，李鸿章将任务转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刘、盛二人即将《古今图书集成》赠送给哥大，于1902年初运抵校园。据唐德刚说，他在美国外交档案中，见到1901年11月3日李鸿章就此事答复康格的信，有他的亲笔签名，这个日子距离他逝世只有四天。

唐德刚这篇文字通篇没有注明资料出处，哪些内容直接来自美国外交档案，哪些是他自己的主观臆测，骤看之下很难分清。不过，英文文章说哥大校长求书在1901年，《胡适口述自传》则写成庚子拳变期间（1900），可见唐氏写作之随意。

唐德刚提供的《古今图书集成》插图

哥大的说法

吾友谭学斌帮忙找到了哥大校刊Columbia Spectator。笔者按图索骥，查到1902年2月25日该报报道：国务院知会哥大校长新任Butler，已收到驻华公使康格1月2日来函，称中国外务部选定《图书集成》（T’u Shu Chi Ch’eng）一部6000册，该书包罗万有，为中国最大部头的类书，由康熙皇帝指示学者编纂，时价7000美元。该书现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准备发运来美。康格公使并在信中说，此举证明了中国人对美国的友好情谊。

同一天，旧金山华文报纸《中西日报》也刊出“选送书籍”报道：“十七日（农历元月十七日，即公历2月25日）纽约来电云，美国外务部昨告于哥林比亚大学堂总教习毕拉（Butler粤语译法），称接到驻北京钦使康嘉来函，言明中国所送该学堂之书籍，由中国外务部选得《子史集成》一套共6000卷，内备载中国古今各事，曾经康熙皇汇合儒臣纂修，书价甚钜云。”显然，《中西日报》与Columbia Spectator出自相同消息来源，只是《中西日报》匆促之间，将T’u Shu Chi Ch’eng误译为《子史集成》。

1902年2月24日中西日报报道

李鸿章之回光返照

至此，我们看到的都是来自美国单方面的记述。这一单“快递”，哥大是收件人，必须找到发件人的证词。真正的发件人，是清廷外务部。

台湾学者黄嘉谟主编的《中美关系史料 光绪朝》，收罗了当时中美交涉各种原始档案。仔细一查，可见到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两件来文。

第一件是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1902年3月12日）收文。这份呈文应该早就发出，因飘洋过海，收发时间相差约两个月。伍廷芳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1901年11月1日），美国公使康格致函外务部，称接到本国纽约可伦比亚大学堂娄总教习函，该堂内正在添设中国之学，拟购聚中国书籍存于学堂，“并集中华百工所制各物”在博物院中陈列。外务部令伍廷芳即行筹备。

第二件是三月初三日（4月10日）收文。伍廷芳称：接1902年2月3日外务部咨文，已接到南洋大臣来文，“拟以《图书集成》一部备送美国学堂”；至于博物院所需各种器物，美商在华通商已久，可由美商代为购办。一旦南洋大臣寄到《图书集成》，使馆即行转交哥伦比亚大学。

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

康格函中的“娄总教习”，即当时的哥大校长Seth Low。1902年春，此书抵达哥大时，Seth Low已当选纽约市长，迎接它的是新校长Butler。从多种清宫档案、电报等，可以确定几点：

一、此事应是李鸿章病危时所答应。1900年慈禧西逃后，任命李鸿章、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在北京主持与列强的谈判，耗尽了此老的精力。1901年10月30日，李鸿章在寓所“吐血半大碗，中有血饼”，医生诊断为胃出血；31日，又“咳血半盂”，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11月1日，“头眩气弱不能起坐”。11月3日，李鸿章“胃气渐舒，精神略好”。康格致函清廷外务部求书，刚好碰到李鸿章病倒垂危。唐德刚所说11月3日李鸿章签名信，正是他在“精神略好”这一天所处理。李鸿章在生命中倒数第4天，仍拼了老命处理这个无关紧要的对外交涉事件，目的只是想笼络美国外交官。11月7日，李鸿章怀着满腹未了心事离别人间。

二、此事与慈禧太后无关。笔者查阅《德宗实录》、《光绪朝上谕档》、《光绪朝朱批奏折》、《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等，未见到外务部就此事上过奏折，也未见有上谕。就目前资料推测，应是在李鸿章身后，由庆亲王或王文韶以外务部名义，咨请南洋大臣刘坤一具体办理。那么，整件事与慈禧太后并无多大关系。

三、刘坤一决定以《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奉送，其他器物则请美国人自己在中国采购。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

刘坤一甩包袱

这部《古今图书集成》是总理衙门委托上海同文书局影印的石印本。同文书局由旅沪粤商徐润、徐鸿甫兄弟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于上海。1890年总理衙门拨款38万两，后再加补贴10万两，委托上海同文书局，用上等桃花纸印刷，共印101部，其中一部黄绫装订，专备御览。这项工程十分浩大，至1894年才装订完毕。

书印成后，除黄绫本进呈给皇帝外，另提取10部到北京总理衙门（1901年改称外务部），其馀90部由上海道暂存。到1901年冬，该书除四川、广东、直隶等省购置，以及赠送日本一套外，库存尚多，每年要支付仓租、保险、看守等费用四五千两，自1894年至此，已耗费四万多元。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为此片奏，指出“此书若任其长存沪栈，则耗费更无底止”，建议朝廷每省赏赐一两部，外务部再提取若干套，以节省费用。

储存在上海的《古今图书集成》尚有70多套，每年支付仓储保险看管费用，为数甚巨，成为上海道一个沉重负担。既然卖不出，不如送出去。这是刘坤一的真实想法。刘坤一上奏后不久，就接到外务部咨文，要置办中国书籍赠送哥伦比亚大学。刘坤一顺水推舟，这个人情做得十分漂亮！于是哥大东亚图书馆有了一套引以为傲的藏书。

显然，唐德刚的英文标题“From the Empress Dowager to Columbia：A Benefaction（慈禧太后给哥伦比亚大学的馈赠）”有误导性。赠书过程中，最初答应的是李鸿章，接办的是庆亲王奕劻、刘坤一，并无经过慈禧太后。此时正是《辛丑条约》谈判结束后的善后阶段，慈禧太后正在从西安“回銮”北京途中，还在河南境内。为了在对外交涉中取悦态度较为温和的美方，全权大臣李鸿章自己做主赠送，不拿这种小事去打扰太后，是合乎情理的。哥大这套藏书，说成是李鸿章的馈赠，更为准确。

唐德刚From the Empress Dowager to Columbia一文首页

唐德刚文中又说“盛氏乃奏请以前总理衙门火馀之书相赠”，有两个错误：提出赠送《古今图书集成》的是刘坤一，不是盛宣怀。“火馀之书”也不准确。刘坤一安排赠书时，尚有70多部，唐德刚“所剩无几”所言无据。多年来误传存放这套书的上海栈房曾遭火灾。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何玲，“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梳理，以及遍查当时报章报道，发现存储上海的石印本《图书集成》安全地运抵外务部”。唐德刚的历史著述准确度不高，正误参半，不可全信。

本文节选自《近人近事探案集》，有删节

《近人近事探案集》

陈晓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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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鸿章的最后一次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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