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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碑立传丨天赐祥瑞:与社共生的古木
原作者:挈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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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祭祀树木,源于对自然的原始信仰,天然的树木形态也被先民赋予了人事兴衰的象征意义。而随着王朝礼制不断向基层推行,与社庙相伴的社树也逐渐成为民间信仰中祭祀的一部分,今日东山岛上的古树不少植于民间神庙前。不知是树栽于前,还是庙建于前,随处可见的古树与神庙都构成了人们记忆中熟悉的东山村落。即便东山在今天可直接驱车抵达,古人却需泛舟石湖、经越来溪,从横泾走水路渡过烟波浩渺的太湖。我们就回到百年前的东山,从由西岸幽静的长圻码头上岸,拜访各个神庙,开启一场古树之旅。
1 王朝礼仪下乡:长圻骑龙殿社坛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东山镇长圻西巷骑龙殿,长圻位于东山岛西岸南端。骑龙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千年龙柏与一块明碑,可惜龙柏于前几年枯萎,仅存遍布沟壑、苍遒有力的枝干。骑龙殿的传说故事颇为有趣,在《高阳杂记》中有一段记载:
图源:橘涂初四
“许骑龙佚其名,东山南望人,常贾于金陵。偶一除夕,侪辈聚谈故乡事,许曰:汝等思家乎?今夜偕汝行,明晨在家贺元旦矣。众斥其妄,一人独愿行。许缚草为龙,与共骑之,戒令闭目,风息乃开。如其言,惟闻耳畔风涛声,良久风息,则已在南望庙前,时东方尚未明也。许令其人自还家,已复骑龙去,不知所终。今南望庙犹称骑龙殿云。”
许骑龙的故事固然是神话,倒可以彰显洞庭商人足迹之广。更能揭示骑龙殿历史渊源的或许是那块漫漶不清的石碑《吴县二十八都十三图社》,骑龙殿最早极可能是长圻的社坛所在。何谓“社”?我们熟知的“社会”一词是西方概念,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社”意涵有极大不同,古人修建社坛进行祭祀,为了祈祷风调雨顺、物产丰盈。一直到明初,里一级的社坛祭祀才被纳入到官方的礼仪制度中,这块嘉靖五年的社碑便是里社礼制规定在东山推行的珍贵物证。
石碑《吴县二十八都十三图社》图源:橘涂初四
明初《洪武礼制》规定,“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春秋二社,以一羊一豕酒果随用。”《莫厘游志》中抄录了这块东山乡间的明代碑文,与会典中礼制的记载基本一致,常言“礼不下庶人”,而此时原属王朝国家的礼制就这样进入了吴县二十八都的长圻村中,民众需要到指定的社场(即骑龙殿附近)举行祭祀。碑文中还提到“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典礼恤患,以厚风俗。乡社既定,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训蒙童。建社仓,积粟谷,以备凶荒”。从中可见,民间的社祭活动纳入官方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上的规范,更志在打造教化与赈灾合一的“社会”共同体,可谓社坛是王朝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最小象征。
图源:橘涂初四
同时,里社坛的出现在无形中将国家力量渗透进更广阔的民众信仰生活,“礼仪下乡”的过程也让教化乡民成为可能。据《太湖备考·庙祭》记载,东山平岭下天井湾还曾有乡厉坛,现在虽不见踪影,可见社坛、厉坛两坛制度确实给东山乡村社会带来了长久的影响。事实上,洪武时期的里社坛设计只是祭祀抽象的“五土五谷”之神,每年进行春秋二祭,而且是坛而不屋的。但这只是呆板的规定,乡民们很快将社的形态改变,里社祭祀仪式逐渐转化为神庙祭典,又回到人格神崇拜上。不过,“社”以另一种形式在后世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当我们踏进骑龙殿时,发现殿中祭拜的是猛将菩萨。比起消逝的社坛,猛将堂在今天的东山随处可见。
2 从“社神”到“社树”
下一站,我们接着去追寻社坛在后世的演变,表面上明清时代的社坛制度在东山早已停止,而他们真的消失了吗。东山随处可见的猛将堂与社庙究竟有何关系呢,为何会成为今日所见的文化景观?古树继续指引我们将过去与今天直接联系起来。
图源:半缘君
我们继续沿着东山东岸前行,发现沿湖一带皆为明清时兴起的村落。湖沙村东与杨湾集镇相接,背山临湖,王鏊曾形容此地像鸟喙一般伸入太湖中:“东洞庭之阴,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饮太湖,如鸟之张喙,曰梁家濑,前为太湖。其襟抱亏疏,浪石斗啮。”今天的湖沙村仍在近湖的小山山坡间,形成了高低错落的民居格局,并有一座猛将堂位于较高处。去过实地的游人很容易注意到,标志猛将堂地界的并不是挥扬的刘将军旗帜,而是堂前一棵高大粗壮的榉树。这棵两百余岁的古老榉树不但象征着土地的生命力,同时也在暗示着游人,这片地界由神庙掌管。或许湖沙庙正是社庙,而榉树是社树。
图源:半缘君
据赵世瑜教授的研究,刘猛将既是岸上定居农民的社神,也是尚未在岸上定居的水上人的神。从镇压瘟疫的抗金将军到水上浮尸,猛将原型在民间传说中不断变更,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刘猛将以驱蝗神的形象被列入正典。但在民间的认知中,刘猛将就是庇护一方的社神,列入官方祭典后猛将信仰在农业发达的江南地区迅速风靡。此时,本来四海为家的渔民想要定居岸上,他们正在积极获取全新的身份认同,建立社庙就成为他们定居的标识之一,东山大大小小的猛将庙便是一代代移民定居的历史产物。
图源:半缘君
此时的“社”已经不是我们前述明初洪武礼制中的社坛,而是回归到偶像崇拜的神庙形态,社神被刘猛将取代,但社的传统仍被保留下来。“社”的本意即为土地之主,《说文》释“社”为“地主也,从示、土”,意味着土与树都是社神的一部分。人们在社所在之处种树,是上古时期即有的传统。《论语·八佾》中就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也”,树本身就是社力量的隐喻,而社又是国家的象征,看见树即可对社进行祭拜,社树也能够唤起人们对王朝国家的认同感。刘向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树木与农作物生长都依靠着土地,但树木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植物,而成为社神的具象化身,受到特别的尊崇。
图源:半缘君
仅仅距离湖沙庙几十米之远,即是另一座湖沙刘公堂。比这座刘公堂更出名的是堂前一棵五百多岁的银杏,是村民口中根系通达太湖对岸的神树,这棵神木与庙共生,可能也是当年种植的社树之一。刘公堂中供奉的仍是猛将菩萨,可能大家会忘记什么是社祭,什么是社神,但银杏古树早已转换成社本身,伫立百年。
3 仰望土地之明:千年银杏
最后一站,我们离开沿湖的湖沙村,前往东山岛腹部的岭下村,有一棵古银杏已经等了我们两千多年,这是东山上树龄最大的古树。若是与印象中的千年银杏作比,这棵“银杏王”的状态可能和人们想象中大相径庭。据传,它经历了三次雷劈,因此仅仅残留下以前三分之一的躯干,树皮也已残朽。但现在树干腰围仍有三米,五人合抱也较为困难。站在树前,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各种色泽、粗细的枝桠都从底部萌发,它们同属于一棵树却又迸发出不同的精神气质。也可能正是由于这奇特的姿态,又在北望岭下村的村口,千年银杏成为岭下的地标,被村民视作神树所在。
图源:竹萱
回溯两千余年前,银杏王萌生之时还是汉代,彼时的东山还未被开发。而现在的神树早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高大修茂的神树并不是某种“使人望见即敬之”的媒介工具,而是自身就具备礼仪、信仰功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朱熹对此解释的较为透彻:问:“‘古者各树其所宜之木以为社。’不知以木造主,还便以树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树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说神树之类。”(《朱子语类》)以大树为中心、以树为社主是最简单的社祭仪式,这棵千年银杏的根部,便有村民摆放的香炉与神龛。在古树的背后就是一座新建的树神庙,据传庙里供的树神最早在树上,现存树神庙是前几年村民集资而建,仔细观察树神的新塑像是与猛将形象基本一致,这或许是村民的刻意为之。
图源:竹萱
更大程度上,这种“靠树为坛”的原始自然崇拜回归了人最本真的情感,也是广义上的社祭现象。“社”字从“土”字演变而来,社祭始终与土地有紧密联系。而由社聚合起的地缘群体被称之为社会,这也是地域社会的由来。在祭拜同一对象的同时,这片土地上的民众都集中到此地,原本流动、离散的人群都走向整合的社会。古树就是最原始的社,树中蕴藏着上天赐予的神力,扎根大地的古树正是土地生命力的展现。千年银杏上系满了红布条,这便是人们对于土地力量的原始崇拜,信仰不仅在于神龛前常年不断的香火,也从树上的祈福系带展示出来。
图源:竹萱
天然的古树成为人事吉凶的判断根据,存活千年的古树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祖辈生活的记忆,也是现世生活安稳的祥瑞之兆。树的生长条件与农作物有着共同的需求,如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雨水与阳光,因此古人认为树木的生长状态与作物的收成息息相关,这对于农耕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图源:竹萱
这种对古树的情感随着一代代人传承下去,古银杏经历多次雷劈而复生,人们更加相信这是吉祥太平的征兆,是上天对于自己辛勤劳作的肯定。
古树与生活乃至生命之间的联结成为超越时代的信仰母题。从王朝礼制到民众生活,古树自身蕴含的多元面向,成为一扇进入前辈乡民生活的窗口。与其说是我们从古树去追寻历史片段,更不如说是与社共生的古树即是生活本身。从古老的社祭仪式,到明清里社坛制度,再到今天的树神庙,以社树为中心的社祭形式逐渐消亡,而古树始终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金友理纂:《太湖备考》,据清乾隆十五年艺兰圃刻本影印,收入《江苏文库·史料编》第8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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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世瑜:《猛将还乡 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5.刘永华:《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6.(日)滨岛敦俊着,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7.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制度的演变》,《乡族与国家 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8.陈泳超:《社神与土地:江南地缘性神灵的双重体系——以常熟为中心》,《史林》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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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苏州多棱镜网络科技
原标题:《树碑立传丨天赐祥瑞:与社共生的古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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