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纪行︱印度特色的“手机时代”

“先生，您好，能和我们合个影吗？”在印度旅游的几天里，我常常会碰到要求和我这个中国老头合影的年轻人。他们拿着看上去挺新的手机，笑意中有着满满的阳光。

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他们使用的手机，有很多是VIVO、OPPO和小米，这些中国品牌进入印度没有多久，所以这些年轻人手里拿的很可能是他们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在印度，可以看到很多街边的摊贩、大楼的保安都用上了智能手机。有一次，我去电信服务商的店铺里换卡，30多平米的房间里居然挤了40多人，要等一个半小时才能轮到我的号。

调研公司Statista的报告称，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品牌的手机已经占据印度市场的半壁江山，排名前十品牌中有九个是中国的。而中国手机大规模进入印度不过才刚刚两年。

和当年中国偏远的地方一样，印度很多家庭也是跃过座机时代进入手机时代。不一样的是，那些充满欢乐感的印度年轻人刚一开始拥有手机，就是智能手机4G时代的成员了。

不久前，我在和几位法国朋友谈论“一带一路”的作用时，讲了上面这个见闻。我告诉他们，当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拥有智能手机，他们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肯定会慢慢发生变化。

但我也有一点疑惑。像智能手机这样的现代玩意儿，加上那些层出不穷的用于支付、游戏和学习的APP，总会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更多印度人使用智能手机，会否推进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呢？

事实是，在印度的古老文明背景下，任何演绎都不会简单明了，任何答案都不会一目了然。

我在印度逗留时，刚好中国投资的OPPO手机工厂遇到了一点麻烦。一位中国主管在检查工位是否整洁时，误将印度国旗扔进垃圾箱。此事传开后，引发了印度工人的抗议。在中方的及时处理下，事态很快平息。

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它的背后是活跃的宗教组织。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教社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带武装性质的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参与了活动。

每一种宗教都有极端的一面，总会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与民族主义结成同盟。印度教与民族主义的携手，是在与手机为代表的世俗化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强化的。

梳理今天印度的很多问题，都离不开印度教民族主义。

1881年英国首次在印度进行大规模人口普查，宗教纳入分类范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成为官方认可的两大宗教派别，由此产生了“印度教”概念，甚至连Hinduism这个词也是欧洲人“发明”的。在此之前，印度人一直用的是相当宽泛的“恒法”的说法，信徒们也没有什么必须诵读的信条或经典。这种归类法显然是英国殖民体系话语建构的一部分，它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区别开来，形成并加固了两个宗教群体各自的民族感，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裂。

1923年，印度教的精神领袖萨瓦卡尔出版了一本题为《印度教特性——谁是印度教徒》的小册子，称“印度教徒因为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亲缘关系，结合成一个同质国家。”这被认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开端之作。

两年后，上文提到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成立。该组织主张强势的、排他性的印度教，认为先前那种过于宽松的特质给了侵略者（包括莫卧儿帝国和英帝国）可乘之机。1947年的印巴分治则让他们确信，世俗化政策导致印度的分裂。翌年1月30日，该团成员高德西在新德里刺杀了主张世俗化及宗教和解的“国父”甘地。

由此，印度教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使得现代印度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都带上印度教的色彩。印度成了一个由主流宗教构成的国家，而不像中国那样是一个主流民族构成的国家。以至于印度学者K.M.潘尼伽在《印度简史》中宣称，“印度历史必然主要是属于印度教徒的历史……就本质上说来，印度对于建立和维持一个特殊地属于印度文明所作的努力的历史，必须是印度教精神和它的成就的历史”。

今天，13亿印度人有10亿信印度教。光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就多达500万，总理莫迪八岁就加入了该组织。较之经济改革，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更关注宗教相关的议题，如拆除巴布里清真寺、禁止杀牛等等。在他们看来，人生的目的不在于财富积累，个体的经济行为应该为道德准则所调剂。他们抵触带来不平等的全球化和自由化，认为家庭式的小本生意才是维护传统道德的正道。

根据美国皮尤中心2015年的调查，有80%的印度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有最重要意义，远高于美国的53%。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3%。

对充满焦虑感的现代人来说，印度精神的自然性与神秘性富有吸引力。“垮掉的一代”把印度当做他们的精神家园，“苹果之父”乔布斯的印度之旅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但西方人对印度的迷恋更多是后现代社会生存环境滋生出的厌世心态。他们是在现代化实现后，调头去印度宗教中寻找心灵的香格里拉，而此时印度人的双脚才刚刚站在现代化的门坎上。

乔布斯与那些沉迷于神灵世界、自以为是地具有文化优越感的印度人的差别在于，他在心灵净化的短暂旅程之后，又回到了现代创新的世界中，并成为领先者。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把这一切称为笑话，一个西方跟印度开的“残忍的笑话”，前者站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富有而善变，而后者“拥有的只是神秘”。

当然，回归宗教带来的背离现代化的问题，不是印度所特有。

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对于信徒们来说，已经成为最后的精神家园。因全球化和现代化扩展带来的政治、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在世界各地遭遇着宗教及其极端主义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因经济低迷变得更为激烈，又加剧着经济的低迷。

近年来，我在中东和非洲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旅行中看到，由于现代化的缺失，回归宗教没有使这些国家走出动荡与贫困的陷阱，反倒在加速“去工业化”，并激起了极端主义强烈反弹，致使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边缘化。

据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小米手机已成为印度手机市场无可争议的王者，市场份额高达30%。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使用中国手机，这将给两个国家带来怎样一种牵绊，是互通有无的融合，还是两种“特色”的冲撞？我不得而知。

不只一位印度人告诉我，也不只一次在有关印度的书籍和报道中读到这样的字句：如果没有印度，这个世界将会贫穷得只剩下物质。印度是精神的，而且是极端精神的。中国是世俗的，有时是极端世俗的。所有那些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都有可能在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