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业研究②︱名校生争相“考编”背后，是什么心态？

2023年，我国将有1158万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走入社会。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进入动荡期，加之自动化不断发展，导致就业环境发生剧变、就业需求降低。

对于应届生，他们不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相反，他们需要面对毕业季就业市场“寒冷”的夏天。社会经济环境背后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大学生在就业时越来越趋于保守。相比四五年前，更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第一次就业时选择了公务员、教师等看起来收入稳定、声望体面的“铁饭碗”工作。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方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科研助理翁馨合作的《“上岸”偏好: 一流高校毕业生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一文梳理了“上岸”大学毕业生在初入就业市场时的心路历程。总结下来，他们的就业选择历经了“迷茫、顺势、取舍与追寻”四个交叉的复杂过程。方洁与翁馨还分析了一流高校毕业生选择走向体制内的影响因素，为青年就业结构建言献策。

澎湃研究所现摘编了上述研究论文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就业中，迷茫是最常见的

大学毕业生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高考等考试模式进入高等学府的。无独有偶，近年来以提高学历为目的的研究生考试（“考研”）备受青睐，学生们对以“参加考试”为形式的人才筛选方法更熟练，也更为擅长。

当代青年群体在就业选择时，喜欢用“上岸”一词指代进入体制内的工作选择。从更为宽泛的角度，进入体制内工作既包括考编、考公，也包括进入国企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一流(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在后疫情时代选择走向体制内呢?

方洁与翁馨发现大部分毕业生的求职道路充满了迷茫、趋同与权衡的纠结与拉扯感，少部分的幸运者较早地明确了职业方向。总结下来，他们的就业选择历经了“迷茫、顺势、取舍与追寻”四个交叉的复杂过程。

论文提到，部分大学生就业选择时充满了迷茫、缺乏对职业的整体规划。“迷茫”是就业过程中最高频率出现的状态。对于当代的大部分高校学生而言，他们在入学之际，甚至临近毕业之时缺乏职业规划与人生规划，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择业的仓促与被动。

当向受访者询问“刚入学时，您想从事什么工作”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没有想过要干什么”“没有具体的工作规划”。有顶尖名校的毕业生甚至这样剖析自己:“(选择体制内就业)我觉得是一种保守和惰性，就是在思维上具有懒惰性，对人生的整体构想认知不高。”很多象牙塔里的高校学生不曾触及“外面的世界”，而通过考试进行的选拔是他们从学校过渡到社会的一条优势渠道。

方洁与翁馨认为，大学生求职时的迷茫不仅源于无助，也可能是由于缺乏目标后的四处碰壁所致。某位受访者提及，在刚进大学时并不曾明确未来的职业规划，但排斥教师这样“拿这么点钱又那么累”的职业。经历了两轮考研失败后，她开始关注考公考编，由于机缘巧合考上了当地初中的教师编制。“反正钱多，离家近，总得占一个。教师编的话，工资在我们这个地方相对还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少，还能接受，我就报考了。”还有受访者表示，“我的就业方向可能是通过排除法确定的，就是了解自己不想干什么，才确定想干什么。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就业方向，就想着先考研。然后读研的过程中也不想再进行科研，于是就打算回家走选调，干体制内比较稳定的工作”。

“上岸”只是一种顺势而为

作者还发现，除了迷茫，“顺势”也是大学生就业时的决策推动力。

“上岸”已经成为了一些高校毕业生不谋而合的共识。这种“上岸热”下的趋同行为，往往受到高校毕业生就读专业的选择限制或决策推动。首先，“过来人”的成功经历或是经验教训，让毕业生在有限的信息中对就业前景有了初步的预判，正如某受访者言道，“我们学院的话，之前当辅导员的人其实挺多的，一个班估计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人会去。我们这届的话30多个人，大概三分之一去读博了，三分之一去中小学了，剩下的人去选调了，基本全是进体制内工作的。”

这种“顺势”还表现在学科需求的路径依赖。文科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相对狭窄让很多名校本硕生选择通过应届选调或者国考进入体制。作者提及她的某位受访者本科在一所“211”高校就读英语专业，求职之际正值疫情暴发之时，一方面考试的时间被不断更改、延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体制内的考试竞争，这些都让她的录用难度成倍增加。由于专业的限制，她只能报考“三不限”岗位，与成百上千的应届生和往届生一起争夺一个最终只录取一人的工作岗位。幸运的是，在历经三年漫长的等待，自我怀疑甚至崩溃的瞬间后，她终于成功“上岸”。不同于高考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轻松胜利，成年后这场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求职竞争已经让她耗尽了心力。

论文表示，对于某些专业或是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生而言，进入体制内工作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小心跳跃。一些专业上的特性导致他们在进入就业市场时，不得不“限制自己”，如高校科研岗。某受访者曾说道，“我在高校科研岗位，这个岗位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在一个体制内工作，有编制，但我内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强，并不觉得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博士在找工作时会一直盯着自己会的这点东西，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的。我有时候会觉得太限制自己了，就是害怕不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还有就是对过去的一些东西、做出的成果放不下。”

“略带遗憾地选择了体制内”

方洁与翁馨还发现，一些毕业生在毕业抉择时不同于前两类在规划缺失或是选择局限情况下做出的体制内就业选择，而是透露出了明显的前置性就业偏好，只是在多维度的综合考虑下最终选择了进入体制，如某受访者说，“我其实刚开始一心想进企业，觉得体制内太稳定了，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去企业的话还可以拼搏奋斗一下。”

另一案例的某受访者在本硕期间去过外企、私企，还当过口译员，但这些实习经历都没有给她留下正面的印象和良好的就职体验。在即将入职一家规模不小的私企之际，由于对用工制度、工作内容和职场关系的不满，以及出于对经济形势下行的顾虑，她最终选择在试用期逃离了这家互联网公司，转而回归当初最为抵触的家乡，选择到曾经就读的母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也有被访者在个人喜好与未来工作生活发展前景的反复权衡中略带遗憾地选择了体制内就业。“单从职业喜好上来看的话，其实我读研的时候很向往教师职业。但是考虑到辅导员未来的岗位变动，还有职位晋升或者社交面相对狭窄，公务员整体的职业规划路径更加多样。在各方建议下，包括我更多地考虑了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不是单纯地考虑职业喜好，所以我最后选择了选调。”“我本身挺喜欢我的专业的，但这份工作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都太大了，而且整体的工资待遇比起计算机行业、一些研究所，还是不太行。我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在年轻时就患上各种毛病。”

研究还发现，部分高校毕业生的性格特质、专业技能和工作期待与体制内工作所关联的稳定、秩序与专业性相合。他们早早地制订相关的目标与行动计划，坚定地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道路，并收获极强的职业满足感。

某受访者说，“我从一开始更倾向于体制内。我希望从事一些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岗位的同时，为社会做一些有贡献、有意义的事情……我的性格相对稳重，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去机关工作的，因为它的整体氛围是严肃的，需要一个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入职之后体制内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基本都是符合我之前的预期的，我对工作的归属感也很强。”

有部分受访者对于某一类社会角色有种天然的“使命感”，例如中学老师或是高校辅导员这类工作性质较为特殊的职业岗位。“当老师其实是从中学时期开始根植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就业方向。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会教我弟弟妹妹，当‘小老师’，后来我从本科就在教培机构教书或者当家教。在这个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的正反馈，所以我研三找工作那会就奔着教师编去了。我比较热爱教育这个行业，觉得自己擅长教书，天生就是个‘教书的料’，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回来当老师了。”

优化大学生就业环境的三个建议

论文的最后，方洁与翁馨尝试从高校建设、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作为优化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的探索。

首先，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大力建设一流高校外，我国还需进一步建设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提升后者的层次与培养水平，吸引更多生源，避免就业前置阶段的互相倾轧。高职院校应承担起赋予在校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职能，形成不同类型的毕业生异质化良性竞争的求职局面。

其次，学校、企业和政府合作共同培养人才，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项目和专业对口的求职机会。更多实习机会的提供意味着学生在求学期间就能接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为之后的职业规划和求职就业铺好道路。

最后，在就业难背景下，帮助高校毕业生突破就业信息滞后甚至匮乏困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之一。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甚至在毕业之际仍缺乏具体的、明确的就业规划，这对于毕业生就业是非常不利的。高校的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需要切实发挥作用，面向全体学生特别是毕业生提供包括面试技巧、行业形势、招聘信息等在内的全方位、多类型、宽领城的就业培训服务，以缓解高校毕业生规划缺乏、求职扎堆、就业失利等困境。

（本文基于2023年5月发布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青年研究》的《“上岸”偏好: 一流高校毕业生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改写而成。原文作者方洁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翁馨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科研助理。改写作者郭天襄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