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韩延：有什么比生死大事更值得拍电影？

6月21日上映的电影《我爱你！》，是一部可以用“终极浪漫”形容的存在。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童两对个性鲜明、风格迥异又折射老年人情感关系的爱侣，演绎着生活中随处可见又常被人忽视的庞大群体的生活和情感状态。

《我爱你！》海报

影片延续了导演韩延前作《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对平凡人生活处境的刻画，以及对爱和生命议题的探讨，并罕见聚焦国内银幕极少关注的老年群体及情感问题。不仅真实展现老年人的生活，更通过片中两对迟暮恋人在生命尽头相爱的美好，展现一种“向死而生”情感的热烈与厚重。

片中关于老年人的家庭和生活现实的表达，来自于韩延平时的观察与亲身经历，对于家庭聚会、孝宴等生活场景的呈现真实且深刻。韩延拍老年题材的作品，并不是心血来潮。早在四五年前，他就有意观察生活中的老人，搜集素材。“观察多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记忆。”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时，片方找到他，沟通买到的原著漫画的版权。看到原作中炽烈的故事和这几年搜集到的素材的高度契合，韩延很快就决定了要拍这部电影。

已经拍摄了多部和生命主题密切相关电影的韩延，说自己的创作缘起于自己的“悲观主义”，他很早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最初的原动力，是因为自己内在对这些事物都有所恐惧。电影是他回答自己内心的方式。拍《滚蛋吧！肿瘤君》是听说熊顿的故事后，梳理自己对死亡的认知；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是有了孩子后，切身体会到疾病带给家庭成员的折磨；拍《我爱你！》是因为自己即将进入不惑之年，开始意识到并畏惧着衰老。

而无论是导演的《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是监制的电影《人生大事》，韩延总是用温情喜剧和烟火气包裹着严肃的生活议题，看电影的人痛哭流涕，也总能从中得到一些力量和答案。

这一次，《我爱你！》拓展了国产爱情电影的新边界的同时，也兼具现实关怀和生命哲思。“如今我们这代人都恐惧衰老，我想用这部电影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都将面临老去，那我们该如何老去？衰老之时，我们又该如何谈论爱情？”

五位主创在上影节红毯台阶留影。

作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已经有第一批观众对这部电影先睹为快。观影现场，观众席上抽泣声此起彼伏，除了感动于人生迟暮相伴相守的终极浪漫，也唤起许多年轻人对父母的歉疚与反思。

这很韩延。给观众真切的情绪抒发途径，是韩延作为这个类型创作者中的佼佼者所练就的“好手艺”。“中国人一直太坚强了，在一个时刻让自己大哭一场，没什么不好。”

《我爱你！》上映前，导演韩延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谈到自己当下对老年群体的观察，以及一直以来关于创作与生命价值的思考。

【对话】

老年人谈恋爱，不问将来

澎湃新闻：以往爱情这个主题，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年轻人。老年人的爱情，会有哪些特点和质感？

韩延：老年人的爱情和年轻人的爱情不太一样。年轻人的爱情往往是在谈未来，他们的未来会结婚生子，有各种新的可能性。但老年人其实最怕谈未来，他们在一块儿更多的是谈过去，有过什么经历，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们可能没太有勇气再去谈未来。

但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个疑惑，也许有一天我老了，是不是也会是这样惧怕未来的心态。所以我拍这部电影也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问我说，老年人的爱情和年轻人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可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当老年人在谈爱情时，其实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它更像是在爱情中混合了陪伴、亲情和友情，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

澎湃新闻：片中两对风格境遇不同的老年CP，分别对应了你怎样的观察和表达诉求？

韩延：这两对CP反映了我们在现实中会经常出现的爱情的两种境遇。我希望其中一对是白头偕老的，正常的婚姻爱情的情况；而另一对其实更承载了一些我对于黄昏恋的思考和探索。他们两个人都失去了另一半，在年近六旬，步入老年之后，内心并没有完全孤独，也没有对爱情和生活失去信心。所以当他们碰撞在一起时，我试图探索这可能会给我们人生带来一些新的启示：是不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到衰老的状态，心中的爱就会被磨灭？

《我爱你！》剧照

澎湃新闻：电影里除了谈恋爱这件事，也讲到一些老年群体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你对这方面的老年问题有什么观察和感悟？

韩延：通过一些媒体报道，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也确实知道有很多真实情况的存在，甚至我也是因为在生活中观察到了一些在我身边的，或是陌生的，与我擦肩而过的老年人的状态和瞬间，我才萌生了做老年题材的想法。也许我真的决定拍《我爱你！》这部电影可能也就是这两年的事，但这些老年人的形象其实在我脑海中已经酝酿了很多年。

在我很早的时候，通过点点滴滴的片段，积累成对这些人物的感觉。在我积累的素材中就包含了很多与空巢老人相关的内容，不论是新闻报道中的，还是在我生活中真实看到的。通过整个社会的途径为我编织了这样四位老人的形象，我再将它们放进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里去讲述，所以在这部片子里也囊括了这些社会现实中经常会出现的老年问题。

《我爱你！》剧照

澎湃新闻：电影里有一场很“扎心”的吃饭戏，甚至直接导致了片中的悲剧。但好像这些子女各自生活的自顾不暇中也很疲惫，对于这样的家庭生活，你有怎样的观察和体会？

韩延：首先，我认为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好像在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我之前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会忽略老人的人，后来我发现，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永远是觉得自己是孝顺的，觉得自己是足够关怀老人的。原本我也觉得自己已经是同龄人里边做得非常好的了。但当我拍《我爱你！》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所认为的足够还远远不够。

我们身边的老人并不会跟我们去提要求，中国的父母太善良了，他们常常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的录音师看完片子，突然就想起来，他已经一个礼拜没和他爸打过电话。如果没看这部电影，他可能觉得“前两天刚刚打过”。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一忙起来，就会把他们忽略了。我特别希望借由这部影片能多提醒一下大家对身边老年人的关怀。

老天替我选这四个角色

澎湃新闻：四位主演的选角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韩延：这四位老年角色的选角，其实我在写剧本时，在脑子里面最先有了李慧如，也就是惠英红老师的形象，同时也就有了梁家辉老师所饰演的谢定山的形象。在跟两位老师接触过后，再根据他们二人的形象，思考能匹配他们的另一半的角色。实际上，叶童老师就是家辉哥为我推荐的，我去翻看了两位老师的一些资料和视频，感觉就特别对。选角是完全超乎我想象的意外惊喜。

而对于倪大红老师，我隐约感觉他是适合常为戒这个角色的，但我跟他一点都不熟，没见过面。后来他第一时间看完，第二天就跟我见了面。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就认定他就是这个角色。整个选角过程好像都不是我在选，冥冥之中好像是上天在替我选这四个角色。

《我爱你！》剧照

澎湃新闻：四位老师的合作是怎样一点点产生化学反应的？

韩延：家辉哥和叶童老师在很多年前合作过，所以很快就会能产生默契和火花。大红老师跟惠英红老师并没有那么熟悉，而且大红老师的内心是非常敏感细腻，但不太爱表达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位就会来得比较慢热一点。

我们在开机之前，先用了十几天的时间进行排练，让几位老艺术家相互熟悉，产生默契的一个过程。有了排练，四位老师，无论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友情，还是两两的情感浓度和默契度都有了提高。

《我爱你！》剧照

澎湃新闻：前些年市场上有声音会说，上了年纪的演员只能演配角。你是有意要为他们创造做主角的空间吗？

韩延：我没有刻意这么想过。首先我不太认同“演员年纪大了就不能演主角”的说法，另外，我也不认为演配角就一定比演主角要差，特别是我们有时主角的戏真的是要靠配角的精彩演绎才能够渲染出来。这几位老戏骨已经有了充足大量的演戏经验和技巧，他们走到今天，无论我拍不拍这部电影，在整个电影界的演员里面，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是支撑着整个电影产业的演员。所以谈不上说我是在给他们创造空间，而更多的是因为我想表达一个老年题材，我需要四位这样优秀的老艺术家来帮助我完成。

澎湃新闻：对于“老去”的这个题材，从生命经验上来说，他们都是比你更有发言权的人，他们是否给你带来新的灵感？

韩延：他们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其实是戏外，是让我重新对于衰老，对于老去这个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有时我在现场看到他们的活力，我觉得比我的活力都要强。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很多年轻人现在好像每天都过得很颓丧，而当我看到他们是如此热爱生活，生活得如此津津有味，每天工作都是充满元气的状态，我很受鼓舞。我突然感到老去并不可怕，如果能像他们四位那样老去，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且他们也并不觉得自己老了，他们跟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交流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破除某些刻板印象，可能是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尤其是家辉哥，我原来以为可能四位老师中最严肃的会是他，但恰恰相反，他是最活跃的。其他几位老师也一样，等他们彼此熟悉了之后，大红哥也每天都是一个很放松的，能跟大家打成一片的状态。

四位演员在上影节比心

拍电影也是回答我自己的疑惑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在你的创作中，《滚蛋吧！肿瘤君》《动物世界》《我爱你！》都是由漫画改编的电影作品，目前国内漫画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不算太多，和传统的文学改编相比，它会有哪些特殊性在其中？

韩延：我记得若干年前就有人问了我这个问题，那时我回答这个问题会说，漫画改编电影，因为它已经有了画面和构图，甚至还有分镜，再改编成电影就会很得心应手。但当我今天再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的回答正好相反，我改编《我爱你！》的过程，会尽量忘掉漫画里的画面，我只提取对我有用的素材，或者只筛选在我创作中的一些框架性的内容，而其余空间则用我的想象去填充。我会想尽量摆脱漫画里的画面感、构图感，甚至是它的运动感，我都想抛弃掉。我脱胎于漫画，但想去实现完全不同于漫画，没有漫画质感的创作。而且我过去拍摄漫画改编的作品时，我会有意追求它的漫画感，而这次是在摆脱。我希望把漫画本身的影响剥去，我只想把漫画中的这个故事留下。

澎湃新闻：这些年有种提法叫“哭片”，好哭甚至也会成为一种宣传策略，你怎么看观众对于“好哭”的这种情绪诉求？

韩延：哭片也好，笑片也好；喜剧片也好，剧情片也好。当大家用“哭片”，或者用“好哭”“好笑”来形容一部电影时，我认为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ta被打动了。哭和笑都是被打动的结果。观众去看一部电影，一定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绝对不会说我看一部电影，奔着一个目的去，看完了没反应吧？

但实际上，我在创作时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是好哭的，或者是好笑的。创作时我只考虑一个点，我有没有先于观众被它打动。而那些观众所谓的“哭点”，那个是设计不出来的，是无法提前铺设或是捕捉的。我认为只能在创作中尽量能够真诚，真挚，不要用太多所谓的技术。

而且我认为，哭和笑都是一种解压方式，甚至有科学证明说哭比笑还解压。甚至在我们的中医里还有一味药就是哭，每天哭15分钟，疏解肝郁。我们中国人有时就是太坚强，在一个时刻让自己大哭一场，无论是对身体还是心灵，都没有什么不好的。

澎湃新闻：这些年，你的很多作品以及你监制的《人生大事》，都是围绕生命和死亡相关话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议题格外关注？

韩延：我是因为自己深有感触，才会这么去拍。我从小就感觉到自己和身边同学的家庭都很忌讳谈论死亡。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去谈死亡，不要去碰，觉得那是不好的东西。这个想法我一直到了上大学，都是一件根深蒂固的事。直到我碰到熊顿的故事，突然发现她可以如此从容地用微笑去面对死亡，她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那时候我才在想我们为什么要惧怕，为什么要避而不谈？

而且，在我看来生死这件事，也是电影的终极关怀，我不觉得还有什么比生与死这个命题更适合去拍一部电影，更适合去做一部文艺作品。所以我就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理解、学会面对死亡。

澎湃新闻：你现在的生命观是怎样的？

韩延：死亡是一个机制，我们都躲不开的。当我们真的能够面对它时，就能够更好地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生活。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焦虑症，他们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心脏不好，是不是血压高，但去医院查一点事都没有。这种表现的底层逻辑，其实也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大家都没有七老八十的，但为什么在三四十岁就开始对死亡产生恐惧？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每天作息不规律，没法得到充分睡眠和休息，层层因素叠加，他们慢慢开始想，我会不会猝死，对于死亡的恐惧已经变成了一件在我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所以我去拍这些题材。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这也是我在回答自己的疑惑，是在给我自己打一针强心剂。

澎湃新闻：你的“生命三部曲”的第三部《我们一起摇太阳》进展如何？未来在导演创作上有怎样的规划？

韩延：我之前的创作都是有规划的，但从《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后开始不再规划了，很多事情都未必能按计划走。所以现在我更多是一个回到创作初心的状态，什么东西能打动我就拍。我也不像原来刻意地追寻一些探索，让自己探索不同类型，甚至说也许我对这个类型都没有那么喜欢，但我单纯因为好奇而去探索它，我现在不会去做这种事了。我应该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内心，如果我对这件事有感触，哪怕在类型上我是在重复自己，也没所谓，因为我就是想表达这种感触，那就把它表达出来就好。至于说我是否在重复自己，还是在突破自己，或者探索自己？都是留给观众去评判的。

《我们一起摇太阳》已经杀青了，在上影节开始前几天，我们刚杀青。可能等我忙完了《我爱你！》的宣传，它就会进入到后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