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汉书》概说｜这部书为什么叫《汉书》

“辛德勇《汉书》概说”系列共七篇，此为第一篇。

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体系中，史部的内涵虽然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史学研究的史料来说，确实是以史部书籍价值最高，应用最为普遍，也最为治史者所熟悉，而若是在史部书籍内部各个门类之间相互比较的话，又尤以正史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我们今天所说的正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所谓《二十四史》的同义语。换个角度看，就其体裁而言，都是所谓纪传体史书，亦即所谓“纪传史”。这种纪传体正史，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贯穿若干时期或朝代，按照我们现代的说法，可以称之为“通史”或“通贯的正史”；另一类只载述一个王朝的史事，可以称之为“断代史”或“断代的正史”。

这些正史中的通史，以《史记》最早也最有代表性，而断代史则以《汉书》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

认识一部古书，和我们认识一个人一样，首先要了解它的“基本状况”。《汉书》所谓“基本状况”，若简单地说，就是如下这几句话：（1）书名为《汉书》。（2）篇幅为一百篇。（3）作者为东汉时人班固。（4）普遍附书通行的古人旧注为唐人颜师古所著。

不过稍微具体一下掰开来讲，情况当然就不这么简单了。我们在社会上要想同一个人有些深度的交往，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能仅仅知道其姓甚名谁、身高脸宽就行了，还要有些更具体的了解。同样，对于一个历史研究者或者想要深入学习历史知识的人来说，面对像《汉书》这样的基本典籍，我们也不能仅仅知道上述简单情况，还要有很多比这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

下面首先来谈谈书名。这书名本身确实非常简单，就那么两个字——“汉书”，班固给这书定的名称就这俩儿字（《汉书·叙传》）。从古到今，稍微比较正式一点儿的叫法，大家也都一直这么叫着。

这事儿看似简单，好像可说可不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但我们必须先在学术上有根有据地认定这一点，下面的论述，才会有一个扎实可靠的基础。譬如司马迁的《史记》，原本就没一个正儿八经的书名，就以作者的身份名之曰《太史公》，人们也随口把它称作《太史公书》，而所谓《史记》，不过是个后人随口叫硬叫出来的书名。

顺便和同学们说一下，大家以后不管是从事专业的历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是只是把历史学知识作为一种人身修养，我们既然是在学习历史，最好都要认真。这就像我们做所有事情一样。认真学了，学到的知识，就能随时帮助你认识这个世界更多的真相。

譬如下面这幅书影，是南宋建阳书坊蔡琪家塾刻本《汉书》的目录。我们若是清楚知道《汉书》的名称“自古以来”就一直这么叫，看到这个《汉书》的目录，还会让我们开动脑筋，思索这个目录的产生时间——如果班固的《汉书》原来就有目录，他是绝不会把这写作“前汉书目录”的。其间的原委，是像《汉书》这样的古书，本来并没有目录。譬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就像刚刚讲的，这《太史公》是《史记》的初名，而“百三十篇”之数正与《史记·太史公自述》讲述的情况相符。可到了《隋书·经籍志》里面，我们看到的著录情况，却是“《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在变篇为卷的同时，多出一卷“目录”来，这就清楚显示出，现在我们看到的书前“目录”，并非出自太史公之手，乃是后来添增。认真关注每一个细节，日积月累，历史知识就是这样在认真的思索过程中逐渐提高的。

南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据《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

当然这个问题，即使毫无历史文献学知识，只要稍加思索，都太过简单——“前汉书”是相对于“后汉书”而言，班固撰著此书时无由预知将来会把自己生活的这个朝代称作“后汉”，也无由预知将来会有人写出一部载述这个朝代历史的“后汉书”，当然也就绝不可能把自己写的这部断代史书名作“前汉书”。

好了，既然这部书的名称叫《汉书》，那么，它就应当只写汉朝、也就是西汉一朝的历史，然而若真是较真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听我这么一讲，一些刚刚开始学习中国历史的同学，一定会问：班固在《汉书》里还写了别的朝代么？大家别感到诧异，他还真的写了。这个朝代是“新朝”。康有为有部著名的著述，叫作《新学伪经考》。他讲的“新学”，不是比旧学更新的学问，而就是这个“新朝”的学问。

只是这个“新祚”实在太过短促，满打满算统共也就那么十五年，没等坐稳屁股，国就亡了，成了“亡新”。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短命了，只能称之为“夭折”。“夭折”了，就等于他还没来得及在这个世界上“报户口”。所谓“成者王侯败者贼”，东汉以后的“正统”做法，都是把王莽建立新朝一事，说成是“篡汉”，也就是篡夺汉家江山。甚至历史教科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也全盘继承这种旧时官家的“正统”观念，在所附《中国古代史大事年表》中，也在新朝第一年、也就是始建国元年这一年下记云：“王莽夺取西汉政权。”对比一下同一年表在大流氓刘邦靠枪杆子打下天下那一年所记下的“西汉建立”四个字，二者之间，一褒一贬，意向十分清楚。

这种褒贬手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撰写这部《汉书》的班固，“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这八个字，就是班固对王莽的道德评判（《汉书·叙传》）。班固在《汉书》里这么处理王氏新朝的问题，是因为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以“仲兴”（这应该是所谓“中兴”一词在今天更标准的写法，盖“仲”字古时多写作“中”）大汉自居，也就是说他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同刘邦那个汉朝同名的朝代，而是让那个汉朝死而复生，再度兴起，二者是一脉相承的一码事儿。这样，夹在前、后（西、东）两汉之间的新朝，就没有了独立存在的地方和资格。

于是，班固一闭眼、一咬牙，就把它看作是“余分闰位”（《汉书·王莽传》）篇末赞语），也就是当作大汉王朝屁股后面多长出来的一条小尾巴一样附在《汉书》的篇末，这就是《汉书》的第九十九篇《王莽传》。

敦煌藏经洞藏唐写本颜师古注《汉书·王莽传》残卷（据饶宗颐编著《敦煌书法丛刊（九）》）

然而这毕竟只是出自班固刻意的压缩与编排。虽然我在前面刚刚讲过，新莽政权持续时间很短，甚至可以用“夭折”来形容，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新朝实际存世的时间，其实与大秦帝国相差不多。由新朝正式代汉而立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到其覆灭于世的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前后持续只有一十五年，时间确实不长，可所谓大秦帝国，从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立于世时算起，到“六国复自立”导致公子婴退出帝位而复归为秦王之际（公元前207年），也是历经一十五年（《史记·秦始皇本纪》）。相比于司马迁笔下轰轰烈烈的大秦帝国，相比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述，班固记述的这个赘疣般的新朝，只不过是列在《汉书》全篇之末的一个反面人物列传而已（全书最后一篇列传实际是《叙传》，但这篇《叙传》乃是《汉书》的“书序”，性质与其他纪传完全不同）。

或许大家只要稍一思忖，就会发现，班固以《王莽传》作为全书之殿，是在表面上承认他自身所在的东汉为西汉王朝之延续的情况下，又在事实上把王莽处理成了西汉王朝的终结者。试看班固评陟王莽“行骄夏癸，虐烈商辛”这些话（《汉书·叙传》），这哪里像是在叙说王氏新朝的开国君主？岂不正像是描摹西京王室的末代皇帝！要不是这样，班固又怎么能把这部《汉书》所表述的时代下限断在光武帝刘秀之前？

当然，若深入追究，这里还寓有当时的“天命”观念问题，即《汉书》设为十二篇本纪，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十二本纪，这都与周天十二次以及匝地十二辰之间有着深切的内在联系。不过这个问题是略显复杂，以后有合适机会我会再加以阐释。

《汉书》这个书名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为什么叫《汉书》。听我这么一说，很多同学一定会感觉更加奇怪——班固既然是把王莽的新朝附着于西汉王朝之后，也就是把新朝也当作汉朝的一部分来写，那么不管它叫《汉书》还能叫什么？

班固撰著的这部纪传史，既然以西汉一朝为断代，用这个朝代的名称作书名，称之为 “汉”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但给这个“汉”著史，也不一定非以“汉书”为名不可。大家看五代以后的宋、辽、金、元、明，就都不叫“某书”，而是称作“某史”；甚至就连那个算不上最终成书的清朝正史也是名为《清史稿》，而不是其他什么形式的名称。

孔夫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写成的书，给它取个好名字，这甚至比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还要重要很多很多（因为孩子跟自己一样没法希冀永生，书却可以追求不朽）。

这事儿看似简单，好像可说可不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但我们必须先在学术上有根有据地认定这一点，下面的论述，才会有一个扎实可靠的基础。

如前所述，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本来是遵从当时人的惯行做法，以作者的身份名之曰《太史公》。那么，这是不是“自古以来”世代相承就都这么个叫法呢？作为私家著述来说，可以这么讲，但作为官方的史书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至少从战国以来，人们对官方撰著的史书，就有个通行的称谓，即以所记国名后缀一个“记”字。

例如，李斯那个王八蛋给暴君秦始皇献策，“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亦谓因秦始皇焚书，“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因而世间所存诸国史书，“独有《秦记》”；他撰著《史记·六国年表》，也是“因《秦记》”而作（《史记·六国年表》）。又明此可知，司马迁之《太史公》被后世称作《史记》，就是缘于上引司马迁语所见，当时人惯称史书为“史记”。正是依照《秦记》这样的通例，东汉时期朝廷修撰的国史，也是以《汉记》为名（《后汉书·李尤传》。《三国志·吴书·韦曜传》。《隋书·经籍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班固不称所撰西汉史书为《汉记》而是定名为《汉书》，自是别有一番考虑。

我们看《尚书》中那些源自各个不同时期的篇章，是被分别标称为《虞书》（或作《唐书》）、《夏书》、《商书》和《周书》的（参见《书序》），而班固叙述自己撰著《汉书》的主旨，开篇即谓之曰：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汉书·叙传》）

在上列“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句下唐人颜师古注释说：“固所撰诸表序及志，经典之义在于是也。”这话讲得似是而非，好像很有看法，实际上绝然不通。

顺着一读，大家很容易发现，这段话是直接上承“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云云而来，复下探“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而去，语句连贯，文义昭彰，所谓“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乃统括全书而言，不宜横生别解。又颜师古释下文“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句，竟然于“纪”字下横截其句，且将“为春秋考纪”五字连读，谓“春秋考纪，谓帝纪也”。然而这“纪、表、志、传，凡百篇”本一气贯通，岂容强行割断？

上下通贯连为一体看，“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句话，就是“撰著史书，成纪、表、志、传共百篇”，语义本来是很通透的。其“春秋”二字的用法，曾见于班固之父班彪撰著的《王命论》，文中述及秦末人陈婴之母伏剑自绝以固子志事，谓此举足以“垂策书于春秋”，颜师古云此“春秋”之意即“史书记事之总称”（《汉书·叙传》），训释得当，足以相信。班固在这里的用法，实与乃父完全相同。这两处用例，同载于《汉书·叙传》，颜师古注到后例时忘了前例，书太大了，也很自然，但我们作为读者，却不能不前后关照，融会贯通。附带说明一下，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遵从颜师古的读法点断句读，作“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文义实际上怎么讲也讲不通。又《后汉书·班固传》唐李贤注引《汉书音义》把这“春秋”二字视作经书，标上书名号（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从之），同样扞格难通。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吴兴嘉业堂藏宋本《尚书》（傅增湘公文纸搭印本）

这样，我们通观班固这段夫子自道的话语，就不难看出其强烈的经学倾向，即整部《汉书》的撰著，一以儒家经书的旨意为依归。其实《汉书》这样的著述宗旨，在如下这样一些批评司马迁《史记》的话语中表曝得更加露骨：“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明了这一点，也就能够理解班固取法于《尚书》而把自己撰著的西汉断代纪传史名之曰《汉书》的合理性。昔唐人刘知几论班固撰史以“书”为名的缘由，谓“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刘知几《史通》卷一内篇《六家》），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需要说明的是，《汉书》诸志的记事，大多并不限于西汉一朝，向上可一直溯及上古。这是由于诸志载述的是所谓“典章制度”，而这些“典章制度”往往并非由汉朝所始创，为了讲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自然而然地就会向前有所追溯。这一点，读者应当比较容易了解。《汉书》诸志这样的著述形式，也不同程度地被后世断代纪传体正史所沿承。不过班固于《汉书》诸志之中，尤其是在它的篇末，往往还会附着东汉初年史事，甚至叙及明帝一朝，以示虽都城东移，汉家体制自相承未失，诸如礼乐、刑法、食货等志，类皆如此。对这一点，以往论述《汉书》体例者大多注意不够。

顺便说一下，班固取法于《尚书》而将己作名为《汉书》的做法，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纷纷为后世史家所模仿——即后世纪传体正史，凡通代者皆沿袭《太史公》后来的通称《史记》，以“史”为名，而断代者因承《汉书》，以“书”命名。

其通代者，如唐贞观年间官修《五代史》（即传世《梁书》、《陈书》和《周书》、《北齐书》、《隋书》原本同为一书，以《五代史》为名。别详拙稿《子虚乌有的金刻本《旧五代史》，收入拙著《困学书城》）和北宋薛居正领衔监修的《五代史》，唐初李延寿撰著的《南史》和《北史》，都是这样。当然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即被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妄改作《新五代史》那部书）因袭《史记》书名的迹象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其断代者，如《后汉书》、《国志》（即所谓《三国志》。关于《国志》这个本名，别详拙稿《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收入拙著《祭獭食跖》）中的《魏书》《蜀书》和《吴书》、《晋书》、《宋书》、萧子显《齐书》（即所谓《南齐书》）、《魏书》、唐贞观年间官修《五代史》中的《梁书》《陈书》《周书》《齐书》（李百药撰，即所谓《北齐书》）《隋书》、《唐书》（包括俗称为《旧唐书》和《新唐书》那两部书）等。

至元人官修宋、辽、金三代正史，或许由于前面已经有了南朝的《宋书》，为避免重名，于是改“书”称“史”，弄乱了固有的章法。这样，就《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一路稀里胡涂地顺了下去，人们在正史的书名中再也见不到了班固当年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