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读书会｜决策的重负：应对核毁灭危机时的下意识选择

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著的《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以下简称《决策的本质》）是经典的文本，直接推动了外交决策研究的理论化，艾利森的决策三模型（理性选择模式、组织程序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的总结也推动了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层次分析视角的兴起，可谓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第二版与肯尼迪秘密录音带的整理者，也是负责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历史学家菲利普·泽利科合作，从而使本书事实更精确，档案更详实，真正做到了理论与案例之间相对完美的结合，堪称外交决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需要指出的是，艾利森对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方决策的分析，就像我们在电影院里看《拯救大兵瑞恩》，看到主人公在成功登陆海滩后，分析其登陆后的决策，是要继续往前冲锋，还是左右突击，或者等待后援。由于缺乏历史场域中的生命体验，艾利森的三模式难以真正触摸历史事件中外交决策的本质。

“在场”与“不在场”的决策本质

什么是决策、决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怎样做出最优的决策，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特别关心，深思熟虑决策背后的各种深层次动因和结构性限制。

对于每个普通个体来说，在日常生活里虽然每天都要不断进行决策，但很多时候，决策是下意识做出的，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做出决策，感受不到决策的压力和重负。而作为一国领导人的个体则非常不同，因为决策往往事关重大，有时候会影响亿万人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深思熟虑。但由于个体的理性认知限制，在重大危机爆发后，政治领袖在做决策时都要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健康方面的极限挑战，而这种决策的重负是作为学者在事后的分析中感受不到的。

相比之下，学者事后得到的信息更完全、视角更全景化、时间更充裕，因而对于决策方案的分析肯定更深刻、全面，对于决策是如何形成的过程更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学者来讨论决策的本质是恰当而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决策的本质》利用事后解密的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全景式地勾勒了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方的决策模式和决策过程，得出的理性选择、组织程序和政府整治三种决策模式，似乎完美揭示了古巴导弹危机甚至是一般的外交危机决策的决策本质。

但是，艾利森提出的决策三模式是一种“不在历史现场”的分析，虽然本书也提到“研究者的典型做法是设想他或者她自己站在一个正面临着外交问题的国家或政府的立场，以推导出国家或政府采取我们所要研究的那种行动的原因” （《决策的本质》第2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页21，以下引用此书只标注页码），意识到分析者需要回到具体历史的情境中去体会各种限制因素，但是作为外交决策的研究者可以回溯当时的决策信息流动、决策方案的辩论，决策过程的冲突，甚至决策人员的偏好和认知状态，但是从情感和生命体验上，分析者感受不到具体历史人物面对重大决策的心理和生理的重负，因而这种情感体验的缺失，导致了艾利森对于决策本质的分析实际上是远离决策的真正本质的，因为他是历时多年，以一种冷静的、无压力的心态去客观分析当时的决策。

动态决策还是一次性决策？

1.信息流入的非正向作用

《决策的本质》所提到的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三个不同模式的差异表现为决策者对不同决策方案（即默认、空袭古巴、有限入侵、交易等）的不同理解。无论是理性选择模式，还是组织程序或政府政治模式，都或隐性或显性地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即美国在应对古巴导弹危机时，随着内外部形势的变化，有效信息的持续输入会导致各个方案之间的优劣逐渐显现。换言之，美国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结果是一个持续的动态性决策，决策的具体内容如美苏最后的导弹交易是根据决策者（不管是单一还是多元行为体）持续不断地吸收内外部信息最终才得出来的，而不是在危机爆发不久，决策者就已经下定决心如何解决危机。

事实上，对于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重大危机而言，由于时间极度紧迫、决策极度秘密、压力极度紧张，这些因素导致信息流入对于各决策方案的对比并不是完全正向的，随着信息的增多，相反，反而会让决策更加困难。例如，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对于苏联在古巴导弹是否能够运转的状态评估，不但一直混乱，而且有时候互相矛盾，导致参与决策者立场多次转换。

2.巨大生理和心理压力下决策方案的高度限制

理性决策模式认为，危机期间决策者会充分寻找各种可能的决策方案，然后加以对比，分析其利弊得失，最终选择最优化的决策方案。多元启发理论注意到决策时很多方案会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实际上，从古巴导弹危机的历史案例分析来看，表面上，肯尼迪成立执委会，在一个星期时间里高强度地讨论了从默认到全面入侵这一全光谱的外交方案，但是目前已经有不少证据显示，肯尼迪一开始就决定要和苏联做交易，甚至最初的让步程度会更高。

很容易理解，从我们日常决策的体验来看，在遇到重大危机时，我们在既没有充分思考时间，又面临各个方案的成本都异常巨大的情况下，在焦虑紧张的压力下，我们倾向于选择从危机一开始依据直觉或下意识形成的决策方案。

虽然我们可能也反复获取信息、对比各项方案，但是由于事关重大，信息的价值我们仍深表怀疑，所以一个悖论就是，即使我们持续对比、反复获取大量信息，最终我们的决策多半是选择第一开始的直觉性方案。而古巴导弹危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可能造成核毁灭的重大危机。无论如何，避免共同的毁灭和挽救人类文明，是非常直觉的思考，所以肯尼迪下意识决定妥协是非常可能的，幕僚们对于各种方案的对比和讨论，对于肯尼迪而言，只是确定下妥协的时机而已。

3.政治领袖的决定性作用

《决策的本质》和其他结构性解释一样，讨论了三个模式，也注意到了官僚们的个体利益差异，但是严格来看，《决策的本质》一书忽略了政治领导人，特别是特定时期政治领袖的独特作用。

实际上，无论是理性模型，还是组织程序或政府政治模型，作为个体的人都不见了，政治领袖更是消失在分析框架之中。虽然不能说英雄创造历史，但是重大危机关头，政治领袖的个人作用异常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可以说，没有赫鲁晓夫的人格和个性特质、革命经历等个人化的因素，苏联就不会向古巴运送导弹，同样，如果没有肯尼迪在危机期间保持克制，核战争的爆发是非常有可能的。诡异的是，危机中互为对手的两人随后分别遭到国内指责，认为他们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软弱。最终，肯尼迪被暗杀，赫鲁晓夫被政变赶下台。

遇到重大危机，幕僚们往往容易推卸责任，这一点中外历史无数的案例已经证明，而处于历史关头的政治领导人或主动，或被迫担负其领导责任，并为此付出代价。实际上，古巴导弹危机的历史现实表明，肯尼迪在很多时候是预先决策，然后召集鹰派和鸽派对于各方案辩论，实则是为自己的预先判断寻找合法性和组织支持（参吴文成：《美国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至于《决策的本质》所说的组织程序和政府政治对于自己命令的干扰，政治领导人很多时候也是清楚的，并采取措施加以规避，例如当第一次拦截苏联潜艇时，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亲自坐镇指挥，意图避免美国海军按照自己的操作流程，误击苏联潜艇，从而非本意地升级危机。

概言之，在面临重大危机时，由于信息持续流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严重、决策者面临极度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政治领袖担负历史责任，这些因素导致在特定案例如古巴导弹危机中，政治领袖的决策并不是随着信息的持续输入而动态性决策，而更可能是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暗自选择了决策方案，导致危机决策呈现一次性决策特征。

在历史场景中评估外交决策

虽然完全意义上做到回归历史人物的具体历史场景是不可能的，但是尽最大可能设身处地去感受他们的历史压力、心理重负和身体极限，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决策的本质是什么。而目前的研究大多数是剥离了情感体验的研究，研究决策者的偏好及其与环境的互动，研究决策的结构性限制作用和激励性因素。

要真正评估历史决策，需要真正做到历史场景的在场、尽可能体验决策者的心理压力，尽可能承认作为个体的决策者特别是政治领袖的巨大作用，而不能只分析结构，这一路径可能恰恰与新兴的实践理论所主张的实践性不谋而合，或许未来值得尝试与探索。

（作者系是外交学院《外交评论》杂志编辑、博士。本文是作者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举行的第67期读书活动暨“外交决策心理学”主题书评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审定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