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全球南方”热潮的缘起与影响

“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重组

“全球南方”概念持续升温，成为国际社会竞相讨论的话题。有观点认为，“全球南方”作为一支新的世界政治力量正在加速崛起。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全球南方”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看出国际秩序演变的哪些趋势？“全球南方”未来发展的中国因素又有哪些？本期“封面话题”，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学者进行寻根探源，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以下是第一篇：《“全球南方”热潮的缘起与影响》。

——编者手记

5月19日至21日，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在日本广岛举行。此次峰会邀请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科摩罗联盟（非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首脑作为对话伙伴与会，并将加强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关系作为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此外，2023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公布的《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用较大篇幅聚焦“全球南方”议题，“全球南方”一词在报告中共出现55次。“全球南方”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并为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格局演进提供了新视角。

2023年3月5日，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从“南方国家”到“全球南方”

“南方”首先是一个地理意义的概念，与“北方”相对。从地理上看，“南方”指的是位于地球赤道以南的南半球国家；而“北方”指的是位于地球赤道以北的北半球国家。从发展水平来看，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部，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因此，国际社会习惯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

但是，对于何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国际机构有不同的区分原则。为了区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世界银行把各国划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在实践中，一般将高收入经济体视为发达国家，而其他国家则被视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把相关国家和地区居民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指标通过一定的方法编制出“人类发展指数”（简称HDI）。根据该指数，UNDP将国家分为“人类发展程度低”“人类发展程度中等”“人类发展程度高”以及“人类发展程度很高”四类。一般来说，人类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常被视为发达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两类，但未提供具体指标体系。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其成员国分类采用的是“自我声明法”，即成员国自行宣布其所属国家类别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南方国家”是一个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

冷战结束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全球南方”这一概念逐渐流行，人们越来越侧重于从整体视角看待“南方国家”的发展与合作。“全球南方”国家往往有着相似的发展利益和挑战。在此基础上，“全球南方”通常会在国际事务中有相近的立场和主张，在国际场合发出共同的声音，以争取更多的发展援助和国际支持，并通过分享经验、技术和资源来促进发展和合作。

由此可见，“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而是一个包含多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松散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近年来，“全球南方”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内涵。一方面，“全球南方”被视为不追随西方甚至是反西方的政治力量。联合国围绕乌克兰危机进行了多次投票表决，结果显示，“全球南方”国家不再盲从西方。在2022年3月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有关乌克兰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全球超过50个“南方国家”不支持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82个“南方国家”拒绝支持暂停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员资格。一些国际舆论甚至认为，乌克兰危机意味着西方国家“政治衰落”，这主要体现在“全球南方”开始敢于在国际社会表达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全球南方”被一些西方国家当作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武器”。尽管“全球南方”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但一些西方政客热衷于政治操弄和炒作，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试图在长期指代发展中国家的“南方国家”中分出“全球南方”新群体。

2023年5月19日至21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邀请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越南、科摩罗联盟、库克群岛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首脑作为对话伙伴与会。

国际博弈中的“全球南方”

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价值不断凸显，越来越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对象。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明确指出，大国之间的对立“在给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中等实力国家带来威胁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而这些中等实力国家主要来自“全球南方”，它们在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并借此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大国安全承诺。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全球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同时，“全球南方”独立自主发展诉求上升，在国际社会积极表达自身主张和立场，并在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中扮演日趋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全球南方”力量。2023年1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阿格拉瓦尔发文称，2023年全球政治中一个最具意义的趋势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那就是“全球南方”正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同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发表演讲，声称“如果西方被‘全球南方’抛弃，将会沦为少数派，不利于解决政策性课题”。在其后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岸田文雄强调：“为了与整个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面临的课题，将加大对‘全球南方’事务的介入力度。”对此，日本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认为，日本应充当欧美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今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对“全球南方”议题给予了足够关注，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强调西方要争取“全球南方”。

另一方面，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大国积极谋求对“全球南方”的主导权。印度自诩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卢拉再次当选巴西总统后表示，将重振南方共同市场，并以此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巴西外交部官员表示，巴西是在拉美地区以及“全球南方”建立新联盟的关键力量。

此外，“全球南方”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被认为是“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并取得重大成功的例证。这次会议同意专门拨款成立“损失和损害”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应对通胀、债务、能源价格上涨和粮食安全等挑战方面，“全球南方”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球南方”兴起的复杂影响

“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从当前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南方”的兴起为深化南南合作创造了新机遇，但西方国家插手“全球南方”事务也将带来潜在不利影响。

首先，“全球南方”发展诉求更加强烈，南南合作机遇广阔。相对于西方国家更加关注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博弈和安全竞争，“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重心则始终围绕经济复苏、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同时，气候变化事关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生存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日趋成为“全球南方”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

其次，“全球南方”拥有反西方传统，并在大国竞争中趋于中立。2023年慕安会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对许多“南方国家”来说，西方主导的秩序特点是“后殖民统治、双重标准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因此，“全球南方”并不认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将更加激烈，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激化。同时，避免在中美等大国之间“选边站”已成为绝大多数“南方国家”的选择。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教授阿德瓦霍指出，当前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都在寻求避免卷入中美两国未来发生的争斗，并力争在东西方两个意识形态权力集团之间保持平衡。这意味着，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在与大国合作时，可能会更有顾虑。

最后，西方大国通过加大投入、提供发声平台来拉拢“全球南方”，甚至直接干预一些国家的内政与外交事务。西方大国通过扶植发展中国家盟伴扮演“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角色，以实现对“全球南方”事务的控制。这些行径不仅暴露出西方大国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可能加剧世界的分裂与动荡。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

原标题：《徐秀军：“全球南方”热潮的缘起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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