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300年｜罗卫东：亚当·斯密人设的建构与解构

【编者按】2023年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诞辰300周年，澎湃新闻推出专题“亚当·斯密300年”，邀请多位学人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层面展示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多重面貌。

本文作者罗卫东系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是华语学界重要的斯密研究者以及斯密研究的推动者、组织者，著有《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等。他在这篇文章中解读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亚当·斯密“人设”的建构、解构与再建构，尤其是近半个世纪来强劲的“斯密复兴运动”，揭示斯密思想与当下的关系。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在逝世后的200多年里不断地被人议论，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像《国富论》那样有着特殊的纪念日和纪念仪式的著作也是没有的。曾经担任过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著名经济史家罗森伯格说道，“过去的200多年，经济学史的特点就是对亚当·斯密著作的不断注释。”可以说，罗森伯格的这句话非常恰当地表达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史上独特的地位。但是，人们对待亚当·斯密的态度，并不总是一以贯之的。毋宁说，两个多世纪以来，斯密的人设处在不断地构建、解构、再构建的过程之中。

标准人设：自由放任主义之父

斯密晚年及死后，基本上是被定位在自由放任和自动调节市场机制理论之父、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这样一个人设上。《国富论》第一篇的中心一直被新古典学派当作是静态经济均衡理论。斯密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旗手，这个由马克库洛赫和曼彻斯特学派建构的斯密形象深深地印在后人的脑海中。事实上，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斯密就是这样被定义的。著名的“朝圣山学会”可以说是基于对斯密思想中自由放任主义部分的特别解读和共识而组建起来的自由主义者社团，哈耶克、罗格和弗里德曼等当代自由主义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斯密当做思想偶像供起来的。

把斯密的思想等同于自由放任主义，这种理解一方面由于它的简单易懂，另一方面由于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垒中自由主义一方暂时的胜出而深入人心。尽管随着学术界对斯密文献的深入解读，这种关于斯密的人设，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陈见根深蒂固，一时还难以彻底扭转。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靶子

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的全盘接受、极力推崇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们则对他发起了全面的攻击。总体来讲，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斯密的思想中对历史问题作抽象和一般化的理解，以一般性消除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历史阶段经济社会的差异性，使得理论成为空洞的教条。早期的历史学派的著名人物如李斯特、罗雪尔和克尼斯等人就是从基本的经济学方法论层面对斯密加以攻击的。他们对斯密理论中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般化和静止化的倾向非常敏感，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第二，基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对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主张的批评。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落后国家和幼稚产业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批评斯密是站在先进国家的利益和立场上来看问题，没有充分认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第三，对斯密两部重要著作中体现出来的主题差异性的评论。

这第三点值得展开说一说。在德国旧历史学派中，有一些人就已经感到斯密的两部著作之间在思想上的“对立”。例如，希尔德布兰德在18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经济科学的现代任务》中，就谈到斯密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准确把握的困惑。一方面，希尔德布兰德似乎感到《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同情心的角度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解释与《国富论》中斯密基于利己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解释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隐约认识到，在斯密那里，利己心似乎是一个更加根本性的范畴，即使是在《道德情操论》中，在斯密那个“同情心”的背后也还是利己心在主宰。因此，他认为《道德情操论》的观点是伪装的“唯物主义”，所研究的道德情操无非是隐蔽的利己主义者的狡诈的处世策略。另一个重要的旧历史学派的人物克尼斯也指责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同时明确指出他的《道德情操论》的观点与这种唯物主义完全不同。克尼斯同时也首次暗示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发生的基本观点“重大”变化的缘由是他游历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这段经历。也就是说，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哲学家斯密，由于旅居法国期间接触了“百科全书学派”的学者，即当时一直指导法国思想界的唯物论者达朗贝尔、爱尔维修和霍尔巴特等人而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回国后就按照这种思想撰写了《国富论》。新历史学派的主将之一布伦坦诺是历史学派中攻击斯密最用心的人。他在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批判斯密的思想时这样说：“那部《国富论》在1776年初付梓。亚当·斯密10年间在家乡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他从法国回来后不久就着手精心撰写那部著作。……在法国，他在滞留巴黎的12个月间同百科全书学者爱尔维修以及聚集在其周围的唯物论者亲密交往。”在这样的环境下，斯密受到的影响如何地巨大，可以从他根本观念上的转变上推测出来。克尼斯断言，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讨论是完全立足于爱尔维修有关人性论的观点的。他还认为，斯密“在其根本观念方面同重农主义者一样”，“斯密本人是重农主义者”。1878年斯卡尔津斯基更加直截了当地断言，斯密并非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家，而只不过是借用前人的学说作为自己的学说。具体来说，斯密作为哲学家是他的老师哈奇逊和朋友休谟理论的模仿者；作为经济学家，则是借用了法国重农学派和唯物论者的理论。总之，斯密一向就不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独立见解的人。所以他自己思想的转变一定是由于周围学者群的变化。据此，斯卡尔津斯基说：“斯密在英国处于哈奇逊和休谟的影响之下时，是理想主义者。旅法三年间不断同支配法国的唯物论接触，其后他便作为唯物论者回到了英国。这样，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旅法前写的《道德情操论》和由法国归国后写的《国富论》之间的对立。”“这个关于利己心的原理，是由于斯密与爱尔维修和重农主义者交往而采用的。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使斯密有可能撰写《国富论》，如果他依然坚持反映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那种世界观，或许就不能完成《国富论》。”到了19世纪末，随着历史学派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占据了德国的讲台，对亚当·斯密的贬低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成为不可违背的学术传统。正如翁肯所说的：“想得到经济学专家赏识的人，没有一个想信奉斯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坎南等人发现了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学讲义》，对此加以研究后发现，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主要思想在他去法国游学之前早已经成型。克尼斯的暗示以及后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大肆渲染纯属无端的猜测，至此，那种关于斯密“偷窃”了法国人思想的谬论才得以平息。

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英国学者坎南、波纳尔、雷等人悉心收集整理，分别编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手稿、演讲笔记、藏书目录以及斯密传，这些材料的发现，为后来进一步了解斯密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不过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并未改变学术界基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对斯密思想的解读。即使是对斯密文献研究最为详尽透彻的坎南在1904年《国富论》序言中也还是围绕第一篇的静态均衡理论这个“中心”来解释斯密基本观念的。

熊彼特眼里的庸才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加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激烈批判，“自由放任主义者”斯密几乎成为过时的人物。借用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斯密的思想，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进入了长达30年的意识形态放逐状态”。

我们十分惊讶地看到即使是熊彼特这样一位博学的思想大师，对于斯密在经济学史上的贡献也评价不高。他的《经济分析史》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以超人一等的气势对历史上的经济学进行了点评。或许是受到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这部三卷本的大型学术史书中，斯密被摆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与众多的无名之辈置于题为“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者”的一章中，相反，他对于杜尔阁则辟出专章讨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论述中，熊彼特对斯密的评论在语调上也颇为不屑。虽然并不直说，但是熊彼特暗示，斯密的所有有价值的贡献，都是别人的。而他还捕风捉影地指责斯密在吸收其他人的思想方面显得很不光明磊落。熊彼特说，斯密“对于前人，该感谢的他都表示了感谢，但却不很大方，从不像达尔文那样坦白地使人知道前人的足迹。批评他人时，斯密显得气量狭小，不那么宽宏大量。……不管他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都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熊彼特还用他惯用的冷嘲热讽语调对斯密的贡献进行评论。“《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熊彼特认为斯密的成功一则由于他对别人观点的处理技巧，一则因为对读者需求的把握，当然还有机遇，并不是他的思想有什么创新或者斯密自身的智力水平的出类拔萃。甚至，熊彼特不无忌妒地说，《国富论》一书的巨大成功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论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作是奇观。”他认为，在斯密的著作中，“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总之，在熊彼特看来，斯密不过是一个出色的修辞学家、他人思想的综合者和转述者。《国富论》不包含丝毫的真正的新观念，斯密甚至只是一名二流的经济学家，遑论在总体思想史上的贡献。熊彼特的这个评价大概可以看作是欧美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斯密最为冷酷的评价了。

总之，就欧美的学术界而言，直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亚当·斯密这个名字虽然经常被提起，但是仅仅限于经济学界，更多地只是把他当作经济思想史的一个著名人物来评价。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斯密在经济分析上的贡献比不上李嘉图。斯密所得到的似乎越来越像是一种出乎礼仪的尊敬，而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敬意。

日本学者对斯密的推崇

如前所述，德国学者在很长的时期里倾向于否定斯密的独特贡献，英语国家的学术界对斯密也有长达一个世纪的冷落。有意思的是，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一直对斯密保持高度的重视。日本学者不论就其斯密研究的资料积累、整理工作，还是就其斯密研究的时间持续性和问题广度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国际首屈一指的。日本学术界的斯密研究所达到的整体水平不仅就亚洲地区而言处于领先水平，即使是与英美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比如水田洋教授等的成果就颇具代表性。有趣的是，作为日本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多任校长都是研究斯密的专家，如矢内原忠雄、小林升、大河内一男等。当欧美的学者尚在争论斯密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甚至有不少学者质疑斯密经济理论的独创性时，日本学者早已经开始关注斯密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贡献，如对斯密对市民社会思想所作的研究，对斯密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把斯密的思想当作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科学来认识、研究和评价，这必然导致对斯密思想重要性的重新解读，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把斯密作为英国划时代伟大思想家地位的学术呼声。

最近半个世纪，斯密重回聚光灯下

部分地是由于日本学者的不断努力和推动，部分地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国际局面变换的影响，欧美的斯密研究开始走出低谷。1960年代以后，以麦克菲、坎贝尔、林格伦等为首的研究者，以《道德情操论》和《哲学论文集》等为基础的、从总体上把握斯密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使得直到那时为止的斯密评价从根本上为之一变。1976年前后纪念亚当·斯密《国富论》刊行200周年而展开的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是迄今为止斯密复兴运动的里程碑。此后的斯密研究在面貌上已经焕然一新了。

1976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等地举行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纪念活动所具有的人气是空前的，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斯密研究界，而波及到西方的学术思想界。肯尼斯·博尔丁和萨缪尔逊等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异口同声地给予亚当·斯密以最大程度的颂扬，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来自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的学者都给予斯密以崇高敬意。这次纪念活动已经一反150周年庆典之前的那种动向，从涵盖历史、伦理、经济、政治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去探求亚当·斯密的多面性、总体性和全人类性。相应地，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重视作为斯密道德哲学体系主干的方法论，开始清楚认识到斯密研究方法的一贯性，开始打破人们心目中作为折中主义者的平庸斯密形象。这些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斯密原貌的研究文献非常之多。其标志之一就是被《亚当·斯密评论》收录的论文篇数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7篇、30年代是10篇、40年代是5篇、50年代14篇、60年代27篇。这是逐年代增加的。而整个70年代，迅速达到81篇（其中1976年32篇，1977年16篇）。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前期之间，研究亚当·斯密的专著大量出现，可以说，战后研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总共达到18部之多。其中包括格拉斯哥版的斯密全集所附的研究论文集以及坎贝尔、林格伦、霍兰德、温奇、斯金纳等人的代表性作品。正是这些重要的研究著作，构成了“亚当·斯密复兴”学术行动的强大动力。

如果说，在《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纪念活动之前，大量的文献集中于复原斯密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重点在收集、整理和解读第一手文献，那么在1980年代后期，这类文献逐步减少，而深度研究斯密思想的作品日益增多。对斯密的解读，无论是其覆盖面，还是深度，都有了极大的改观。欧美学术界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斯密的研究进入新的活跃阶段。其标志之一就是，《亚当·斯密评论》发表文章篇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58篇，以后到1992年为止共20篇。研究论文在其后每年都有数篇，以每年10余篇的速度在发表。1996年，出版了以斯密为主题的14篇论文组成的特辑。专著也有不少，而且这个时期的专著与80年代以前的专著略有不同，那时更多的是对史实的考据，而这时的专著虽然没有那样厚重，但是具有精密的现代风格。若包括论文集，大约有20余部出版。虽然与研究洛克、休谟政治哲学的著作相比，这个篇数不算多，但是就斯密长期被当作只是一个18世纪的经济学家这一点而言，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如果借用199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评论》特刊号卷头论文的话，“7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们经历了关于斯密思想体系总体性研究的史无前例的大爆发”。

如此强劲的斯密复兴运动，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首先，人们日益感到，运用19世纪考察社会经济活动的专门化视点和纯粹科学的分析，已经无法有效把握当代社会的整体性和多样化的动向。18世纪思想家的那种以综合、整体、动态的视角和方法考察转型社会的范型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作品的再解读正是这种学术界注意力转向的表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学术界对斯密的总体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重视和再评价就不可避免。就笔者熟悉的经济学领域而言，从李嘉图开始，经西尼尔开始通行了很多代，几乎长达两个世纪的集中化和专业化的经济学研究范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依存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定这样一个假定的。这种孤立化的研究虽然使得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得以形成完整的体系和学派，但问题在于这样的范型所需要的假定并不现实，它是完全服从于实证性社会科学自身的逻辑要求而演进的，与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运行的实际状态的关系并不密切。与此相对，斯密以重大社会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对现代社会经济来说，反而要比学科化了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更加显著的针对性和更积极的思想张力。人们在强调新古典学派的原子式的、理性主义的、非历史的、机械论的方法与斯密的历史的、经验方法之间的差异的同时，理所当然地把斯密的意义定位在比功能合理性更加重要的价值合理性问题上。试图突破新古典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视角，借助斯密所提供的研究范型来对今天的社会科学思想尤其是经济学理论加以综合化的修正处理，使人类的理解更加贴近转型社会的现实，这就是斯密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

斯密复兴的第二个背景，是20世纪后半叶全球社会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思想界和政治领域，自由主义抬头并一度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撒切尔、里根、中曾根康弘等具有显著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在竞选中取得成功，登上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舞台。随后发生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又为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提供了重大的刺激。自由主义一时间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自然引起了新一轮的称赞、评论和研究。哈耶克、弗里德曼、本杰明·罗格等对斯密在《国富论》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大肆渲染，认为斯密毕生的基本贡献体现在阐述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斯密就是自由放任主义之父。哈耶克正是从斯密的思想中引发他的资本主义自发扩张秩序理论；弗里德曼在他与其妻子合写的畅销书——《自由选择》一书中，饱含激情地对斯密进行了颂扬，他写道：“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与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够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至于名气稍逊于前两位的本杰明·罗格对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更是推崇备至。他写道：“亚当·斯密的思想对以往的200年间的事态发展起过影响，不管这些思想正确与否，任何一个自命对这200年间的事态发展有着哪怕是最起码的了解的人，如果对斯密的影响一无所知，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些斯密的当代崇拜者看来，苏东巨变再次验证了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社会思想，应该对斯密的思想引起更加高度的重视。

如果说1976年在纪念斯密《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人们对于斯密的讨论仍然具有较为学理化的色彩，那么到了1990年亚当·斯密逝世200周年纪念的大规模学术会议则几乎成为持自由放任主义的当代思想家的一个庆功会和表示对斯密学术忠心的致敬会。在这样一个背景特殊的时代，亚当斯密又被当代自由主义者请回到聚光灯的中央。

19 世纪，一幅描绘伯明翰市中心景色的版画。

人设的再建构：斯密到底是什么人？

最近数十年来的斯密研究，其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斯密作为自由放任主义之父这个标准人设的动摇和解构。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真正的亚当·斯密比人们迄今为止所认识的要复杂得多。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凡伯伦曾经从斯密的著作中获取了他的思想灵感，但是他本人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恢复本来的斯密形象，而是如何援引斯密的思想来构建自己的理论。1926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国富论》发表150周年纪念仪式上，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雅各布·瓦伊纳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制度学派的斯密形象。瓦伊纳把斯密看作是一个制度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一般均衡论者。这相对于一直以来对斯密作新古典解释的主流学术界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因而引起了很大反响。随后，美国经济学界特别是制度学派的学者，开始注重对斯密思想中的制度性、法律性结构的重视。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法学讲义》和相关笔记的出版为文献基础的，同时以斯密对凡伯伦、康芒斯、米契尔以来的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的影响为主要立足点。著名的经济思想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在他的《关心世事的哲学家》和著名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约翰·加尔布雷斯的《不确定的时代》一书中也表现出对斯密思想中制度和法律元素的关心。这些著作都呼吁要达到对斯密的正确认识，就不仅要关心他的《国富论》前三篇，而且要通读整部书，不仅要研究他的《国富论》，而且还要读完他的全部著作。他们认为，只要把斯密和他所处的时代放在一起来理解，就会感受到斯密是多么深入地扎根于、依托于他的时代的制度结构，就会塑造出一个新的斯密。制度学派的学者尤其强调斯密和制度学派的亲近性。与早年的曼彻斯特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过于强调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的前三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和当代政治学家则更加强调斯密著作的最后三篇。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被新古典经济学边缘化的制度学派来说，深入挖掘、阐释斯密著作中的制度主义成分，无疑是实现学派复兴的关键工作。E.G.韦斯特这位斯密研究的权威之一指出：“新古典学派的出现导致了‘内容的损失’，回顾起来，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对于法律政治结构的经济学兴趣的淡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几乎是‘在制度方面不结果实的’。不过，由于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在二战以后一直处在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这些关于斯密的新的见解，不可能引起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真正的重视。”

最近数十年的斯密复兴，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恢复了对斯密关于制度和法律结构思想的巨大兴趣。人们发现，其实，亚当·斯密是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了不起的开拓者。罗森伯格指出，斯密是非常重视分析让市场有效发挥机能的合适制度这个问题的；制度学派在当代的一位代表性学者，一直对主流经济学持强烈批判态度的艾尔斯纳的观点更加直截了当。他指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主要问题是某种制度的自然发生的问题，这种制度是支配……个人活动的行动规则（乃至行动类型）的”。另一方面，马勒也指出，“《道德情操论》，无论如何都是关于以下问题的说明：社会制度诱导着怎样的激情，如何给他人以关心，尊重他人的权利以形成可能的人类社会”。欧文·索贝尔197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演进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上发表题为“亚当·斯密是怎样的制度主义者？”的论文，强烈反对乔治.斯蒂格勒将斯密思想的重点落脚在《国富论》第一篇的观点，他指出“只要我们改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富论》第一篇开始的一章、全部第二篇和另外三篇，就不仅能清楚看到斯密的进化论的、发展论的、目的论的、制度论的诸方面，而且可以把它们看作斯密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最关紧要的因素”。他指出“斯密所关心的并不是具有严密理论性的首尾一贯的价值理论，而是探求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市场最优机能得以发挥的必要的天然条件”。斯密认为市场的制度结构的研究乃是经济学本来的主题。索贝尔还对斯密著作中的制度主义要素进行了扼要梳理，并对制度学派和斯密思想加以对比。对斯密著作中的制度理论的重视必然引导学者关注斯密的法律和政治观点，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斯密的国家理论。这个方面的一些重要成果都集中在《市场与国家》一书中。人们认为，斯密在本原上是不反政府的，之所以对政府进行强烈谴责，只是因为他看到国家干预的失败和国家权力的滥用。一些学者试图重新建构基于斯密思想的国家理论。

与力图建构亚当·斯密作为制度主义者的形象几乎同时的另外一个学术行动，就是挖掘斯密的道德经济学思想。也是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前后，莫罗和斯科特关注到了《国富论》的伦理性和福利论性质，力图对《国富论》进行伦理解释。此后出现的大量论著，开始研究《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动向，显然与当代商业社会中的经济与伦理问题的内在紧张局面有关。学者们试图从斯密著作中寻求理解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法门。人们似乎突然发现，《国富论》其实是将《道德情操论》的原理作为其伦理学基础的。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认为《国富论》本身就是一部伦理学著作。这些人坚信，斯密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本位论者而不是一个经济主义者。例如，著名的斯密研究权威麦克菲就认为，“《国富论》只是《道德情操论》中暗含的哲学的单纯而特殊的案例而已，无非它是一个经济案例。经济人也还是处于社会性同情和通晓事物的旁观者的公平裁定之下的”。虽然麦克菲的观点旨在否认早年历史学派提出的“斯密问题”，但是，似乎又走到了试图以伦理学来统领经济学，以《道德情操论》来统领《国富论》的另一端。

立足于斯密的伦理学思想来对《国富论》进行解释的基本论点如下：第一是认为斯密的同情论不仅为福利国家论而且也为消费者主权论提供了牢固的基础。第二是以立足于旁观者原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为根据，重视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考察了国家再分配的积极的和规范的方面。第三是强调斯密积极承认下层人民的福利，不仅在《道德情操论》中，他确信自然秩序的神意性，在《国富论》中，斯密也承认用于纠正市场缺陷的国家功能。第四，福利乃是旁观者认可的感情，斯密正是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之上要求分配平等的。第五是认为《国富论》以正义论为依据阐述了“公正经济”（Just economy），在这个意义上，《国富论》就是分配的正义论，斯密不仅以效率而且以福利和规范的视点为基准来考察均衡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后，对《国富论》的伦理解释的进一步强调，自有其时代背景。70年代末以后，新自由主义者取代凯恩斯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亚当·斯密的名义倡导日益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其实是对斯密思想加以片面化而成立的，并不一定符合斯密自身的真实意图。在这个情况下，一些对斯密文献加以仔细研读的学者对此展开了批评和评论。他们利用莫罗以来关于斯密思想的伦理特性的系统研究再次强调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具有先在的伦理预设，是建基于某种特定的伦理规定基础上的。“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印象的基础在于伦理学”，“斯密将自己的古典自由主义市场分析设定在这个伦理的基础之上”，帕克甚至认为，应该把斯密的资本主义观作为“道德的体系”来接受，他强调斯密对自由竞争经济的批判。沃亨等人则强调，斯密是把道德的行动和正义的强制作为完全竞争市场的根本性前提条件来讨论的，而这一点被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完全忽视了。阿玛蒂亚·森也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切入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并开始援引亚当·斯密思想中的道德哲学部分。

有趣的是，还有不少学者居然从神学的角度对斯密进行解读。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斯密的那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试图从这个论断以及与此相关的论述中，寻找斯密的宗教倾向。因为没有关于斯密作为信徒的确切证据，对“看不见的手”这个命题的研究多半使用的是索隐派的研究策略。各个学科的人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中所读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神学家从中看到了神学特别是自然神学对斯密的深刻影响，他们从古代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中寻求斯密的哲学和宗教信念；经济学家则基本上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是斯密出于方便公众认知的考虑而采取的一个修辞策略，是一个人人皆能明白的比喻，一句话，是对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文学化的表达；伦理学家则强调，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长在公正的旁观者身上的，是同情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德性论者的化身。对“看不见的手”这个命题的高度关心，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两百年多年来斯密思想精髓的简约表达，是妇孺皆知的斯密看家品牌，对他的深层的解释无论如何是引人注目的；另一方面，也许当代的学者碰到的问题与斯密当年碰到的问题具有学理上的相似性，将这种关心看作是基于某种共同问题意识的产物，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斯密的伦理主张、看不见的手、自由主义思想，这三者在现代的斯密研究中日益成为重点，这反映了斯密思想的时代精神。而其中，斯密的伦理思想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联系始终是各派观点关注的核心问题。

斯密到底主张什么，他的思想底色又是什么，他的那些后来引发人类经济思潮变化的观点与这种伦理思想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斯密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只是一个简单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吗？这些问题若不彻底解决，则斯密思想的真实形态就无法揭示。所以，斯密复兴运动的核心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斯密伦理思想及其与他的政治、法律、经济思想的联系到底该如何把握。

最近数十年来的斯密复兴，与人们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兴趣日益浓厚是相辅相成的。斯密不再作为一个单纯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斯密的思想建立在一个相当有特色的社会哲学体系上，他对于历史进程中的市场社会，有着日益清醒而具批判性的思考。总之，他是一位具有丰厚学术底蕴、强烈历史关怀和颇具思考深度的广谱性启蒙思想家。斯密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关于人性、社会、政治、经济的思考对于当代依然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