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查尔斯国王为什么就不喜欢我？

编者按：英国的“虚君”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吗？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君主制的高冷一直是一个神话。本文原载UnHerd。

特里·伊格尔顿（摄于2021年）

我对查尔斯三世有意见。几年前，当他还是无足轻重的威尔士亲王时，接见了一些来自牛津的罗德学者，当时我正在那儿教书。“你们的老师是谁？”他问他们。“但愿不是那个可怕的（dreadful）特里·伊格尔顿。”

听到这个消息，我备受打击。不是因为我质疑亲王评判臣民的权利，无论言辞多么严厉刻薄。恰恰相反，我很乐意接受来自王室的恶言谩骂，因为我觉得这不过是他的特权。哪怕他正式对外宣布我是个卑鄙的蠕虫，并在整个王国里只配被当作卑鄙的蠕虫对待，我仍然对王室忠贞不渝。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免感到震惊。这就像发现上帝不能容忍我的出现，或者教皇一提到我的名字就作呕。听到查尔斯的话，我觉得自己就像艾伦·亚历山大·米恩（A. A. Milne）笔下克里斯托弗·罗宾（Christopher Robin）的一个阴暗版本。“你觉得国王知道关于我的一切吗？”他哀哀地问保姆。保姆用谎言安慰他：“当然知道，亲爱的，但现在该喝茶了。”很明显，查尔斯亲王也知道我的一切，但更多是以军情五处或海关税务署的方式。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人们想象中年轻的克里斯托弗感受到的那种无边的安全感。就好像保姆回答他的是：“她（女王）当然知道，亲爱的，而且她认为你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想，查尔斯厌恶的不是我的外套款式，也不是我不愿意狩猎这点，而是我的政治观点，这恰恰是最令我不安的地方。我曾想象，像他这样的王室成员是被置于政治领域之上的，对托利党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会做到绝对的一视同仁。查尔斯确实把他的儿子们送到了伊顿公学，但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在当地的综合学校被欺负。

难道我的一生到目前为止都沉浸在妄想中吗？记忆的碎片浮现，是我曾选择视而不见的反常现象：女王母亲病态地仇视德国人，玛格丽特公主把爱尔兰人比作猪，爱丁堡公爵矢口讲出温和的种族主义言论，以及，他们中的很多人坐拥巨额私人财富。其中是否有迹可循？即使在那时，安德鲁王子似乎也不再散发着我曾在他身上发现的神秘和谜一样的光晕。无论我如何不情愿，都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室在政治上并不中立。

当地时间5月6日，英国伦敦，国王查尔斯三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上。

克里斯托弗·罗宾的话揭示了某种洞察。主权观念与被一种全知力量认识的幻想有关，这种力量虽对你刨根究底，但仍无条件地爱着你。通常我们把这么做的称为上帝，但更熟悉的说法是父母，而君主是我们所有人的终极老妈老爸。

国王知晓所有臣民的内心世界是一种虚构/拟制（fiction），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臣民们的了解如此单薄，以至于不能熟悉其中任何一个特殊的人。就像比尔·克林顿一样，主权者可以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与每个人交谈，仿佛只有他们自己一个人在场。然而，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国王可能并不那么知根知底，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托弗问保姆爱丽丝的问题中隐含着某种焦虑。如果上帝或国王是超越性的，足以了解和爱每一个人，这是否同时也是一种超脱，意味着他们其实无法爱或了解任何人？你怎么能既[和我]亲密无间又[对所有人]无所不知呢？

尝试解决这一矛盾正是某类民间故事的重心：在这些故事中，国王隐姓埋名，潜行于他的人民之中，乔装打扮后近距离地观察他们，这样对他的权威不会造成任何威胁。他成了自己王国里的第五纵队成员。可如果主权者遥不可及，人民感到失落，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就像英国人在女王拒绝悼念戴安娜王妃时感受到的那样，会怎么样？《太阳报》当时的标题是“我们的女王在哪儿？”，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婴儿恐惧的哀嚎：“妈咪！”

1997年9月4日《镜报》和《太阳板》头版

然而，父母之爱存在一个问题。父母就像政治权威，因为两者都被认为应该不厚此薄彼照拂他们所有的子女/公民，而且对父母而言，他们这样做是无条件的。每当有人被指控犯下严重罪行，你就能看到这一点。他所有的亲戚都会蜂拥而来支持他，为他作证：再没有比他更有爱心的儿子了，再没有像他这么慷慨善良的兄弟了。“他不可能这么做！”他们向媒体坚称。“我是说，我了解他。他一生下来我就认识他了！”奇怪的是，没人在意波士顿勒杀狂（Boston Strangler）也有熟悉他的亲朋。我自己是个父亲，但如果我的孩子被指控谋杀，我不会理所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所有的杀人犯都有父亲。每个人都有可能一时冲动而对人下手。当一个有爱心的儿子和成为一名挥舞砍刀的杀人犯之间并不冲突。

因此，主权的观念既令人宽慰，又令人不安。被一个比你自己高得多的权威接受是为了让你的身份获得根基并得到确认。主权者仁慈地注视着你，而你感激地回望。你已经从普通人群（herd）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一言以蔽之，你是脱群（UnHerd）的。当然，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上帝或君主可以认识你，但你却不能反过来认识他们，因为他们是笼罩在神秘中的超越性存在。你只能知道自己为他们所知。然而你也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关系对其他人来说也存在，这样的话，这种关系对你来说就没有多特殊了。如果每个人都是特殊的，那么便没有人是特殊的。这就是权威会引发焦虑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民主政体，也就是共和制的民主政体，并不以此种方式运作。这些政体是唯一无需借助人民本身之外的正当性（legitimating）权力的政治形式。人民在日常言行和立法中自我正当化。这赋予了他们非同寻常的权威，但同时也滋生了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政治社会只建立在自身之上，没有预先写好的剧本或神圣的议程，近乎一种无根的感觉。民主政体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它们更像是实验剧场（theatre），而不是莎士比亚戏剧（drama）。“人民”听起来似乎是一个足够坚实的基础，但在现实中，人民是分裂的、多样的、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是一种适合现代性的政治——它适合一种认为社会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男人和女人是自我塑造的而不是被传统决定的观念（sense）。

同时，正如“可怕的特里·伊格尔顿”这一称呼所暗示的那样，被了解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如果存在一个仁慈的国王，他知道克里斯托弗·罗宾早餐吃了什么，那么“老大哥”亦然。主权（sovereignty）离监视（surveillance）相去无几。“看顾人的神”（Thou God seest me，《创世记》16:13）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停止罪恶行为，他在看着！”或“知道上帝在看顾我，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了一所监狱，监狱设有一个中央瞭望塔，周围是一圈牢房。狱警没有神的能力，无法一直监视所有囚犯，但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监视其中任意一个人；由于囚犯无法预知何时会受到监视，他们相当于一直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早在我们真正被一直监视之前，米歇尔·福柯就在《规训与惩罚》中以此作为监控国家的意象。套用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已不再合适：你可以一直监视一些人，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监视所有人，但你不可能一直监视所有人。

民主制度只有在我们都同意它该这么运行时才能运行。然而讽刺的是，君主制度同样如此。君主制得以存活，全靠我们维持着集体性虚构，比如说，一个因挑剔、易怒和自我放纵而臭名昭著的年轻老古板变成了一个老老古板，除了基因联系之外，他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我们效忠，但我们仍应以近乎宗教的方式尊崇他。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只要你会走路、微笑、握手，培养一种关切的神情，照随从的话去做，国王这份工作几乎人人皆可胜任。曼联的球员都可以轮流做，每个人干上一年左右。

如果克里斯托弗·罗宾展现出了一定的智慧，那么那个宣称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也同样如此。或者说，皇帝只不过是衣服——是他的外在装束和礼仪打扮。加冕礼是堂而皇之的装模作样，在此过程中，我们同意暂时放下对神话和神圣秩序的怀疑，以缓解我们作为民主派除了自身之外没有更坚固的东西可以依靠的恐惧。就像货币一样，正是我们对一些本质上毫无价值的东西的信仰使其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一个“他者”，而温莎家族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在君主真正拥有权威的时代，他或她会穿着华丽的服装，一方面是为了让臣民们目眩神迷，另一方面，正如埃德蒙·柏克所说，是为了掩盖和软化其权力的暴行。国王男扮女装，将他们统治权的丑陋阳具掩饰在迷人的女性服饰之下。

然而，归根结底，这并不总那么奏效。在我们称之为市场社会的日益多变、不稳定、不可预测的环境中，王室被视作代表着稳定性与持续性的绿洲。而现在的情况是，市场社会的道德行为已然侵入了王室家族的内部圣所，带来了一连串的破裂、混乱、宣传战和关系失调。当英国民主向一个未经选举的国家元首屈膝时，我们有必要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