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一代打工族的青春与爱情

黎永汉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的新宁路上，九十年代，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黎永汉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在装备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哪像现在都搞什么人工智能。”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第一个月黎永汉拿了400块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两年后他升职做了车间组长，工资涨了100块。那是1996年，从那年起他也开始作为“老人”，给湖南新来打工的老乡介绍工作。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随大流”来到东莞，他也许现在还在驻马店市泌阳县割草、喂牛、养鸡、种地。“当时身边人都出来了，问去哪里，回答都是广东，说那里机会多，钱好赚。”从驻马店到东莞，晁停买了张长途车票和同伴一起上路。“当时虽然穷，但买车票的钱还是有的。”据他介绍，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驻马店，家家户户仍是以务农为主。许多年轻人家境贫寒，但憋着股劲儿要去南方看看，于是从驻马店步行到广州、佛山、东莞、中山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几个月，就沿着铁轨走。”一列列火车飞驰过后，这些年轻人就捡从火车上扔下的残食充饥。

由于一无所长，晁停最初和同乡在东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带入派出所，原因是没有暂住证。1984年，深圳正式实行暂住证制度，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外来打工者）进行管理。

九十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2015年2月，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大卡车拉了一车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墙站，一个个审讯。”不过晁停是幸运的，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几天后他重获自由，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

由于工资过低（200元/月），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女方和他的经历类似 ：同样在珠三角打工，同样一人漂泊在外。晁停在东莞，对方在中山。回家后双方立刻就订婚了，晁停的父母给对方家长送了1000元的礼金。“在当时真是不小的一笔。”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达广州后，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刚上车，车门便立即紧闭，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对方呵斥他“交包交钱不杀”，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九十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上车就得交钱包。”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什么也不会，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于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顾女友反对，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

回到东莞后，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当时的东莞遍布轻纺、陶瓷、制鞋、电子产品和玩具工厂，其中大部分来自港商、台商的投资。自八十年代起，香港制造业成本上升，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甚至根本不发工资，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晁停当时觉得气愤，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这是他在厂里的第四个年头，不少年轻工人都信任他，他被选为职工代表前去与厂方谈判。“工厂领导态度很好，承诺下个月立刻全部补上，大家都很满意。”

一个月后，黎永汉的工资果然全部补齐，但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却遭到厂方辞退。都说“枪打出头鸟”，但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九十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头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被辞退的工人看到黎永汉并未受到利益损伤后，认为是厂方与黎永汉在“单线联系”。“他们骂我是内奸。”

晁停却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跟厂区谈判。入厂不久，他发现厂区越发变本加厉 ：员工被限制在工厂区域内活动，工厂全天候大门紧闭，不允许任何工人出厂。晁停特别气愤，随后和几个同乡一道翻墙，逃离了那个在他记忆里形似牢笼的玩具厂。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过老乡介绍进入一家玩具厂。“那倒是家正经的厂，好几千号人呢。”在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厂里，他被分配至喷漆部，负责给玩具喷漆加工。当时他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工资，“待遇上去了，生活质量也得跟着提高”。随后他入手一台300多元的寻呼机，别在腰间威风凛凛。“其实就图一好看。说实话，九十年代的车间都是很苦的，流水线上的活每天得干到晚上十点钟，哪有时间玩寻呼机啊！有人呼我也没空给他回啊！”在流转各类玩具的流水线上，晁停与一个女工，同时也是老乡产生了感情。一个周末上午，晁停带着女友“去东莞附近乱转”。“我在市场上买了副当时特流行的随身听的耳机给她，她别提多高兴啦。”

两年后，晁停和女友双双辞职，回老家驻马店结了婚。2004年，他们重返珠三角，不过这次不再是回东莞，而是去佛山。“快40岁了，做不动流水线啦，不过真怀念打工的九十年代，骑着变速山地车乱跑，嚼着口香糖打着响指去泡妞，每月工资全部花光以后一身轻松，这些都是九十年代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九十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

黎永汉则在这一年来到东莞。1997年的那次讨薪风波后，他开始检讨自己。“九十年代给我的感觉就是，千万不能每次都做出头鸟。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换个环境，于是便想到了东莞。我要在‘世界工厂’从零开始。”晁停计划在佛山待几年后回家。“驻马店现在发展得很快，高速修起来了，高铁也有设站。城市现在大力发展工业，机会多得很哩。”

由于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增高，珠三角在九十年代壮大起来的部分制造业企业和工厂，在近几年纷纷迁至内陆城市。那些曾经发展过慢的中部城市，则抓紧时机开始新一轮“工业大跃进”，正如九十年代的珠三角。“现在村里再有年轻人出门打工，人家会看不起你哩。”晁停说。与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开始人才回流。“新闻里天天说农村空心化，我看就不准确。

九十年代的农村确实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发展起来的农村反而留得住年轻人。”晁停说。黎永汉不这样认为。九十年代初他从永州蓝山前往广东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所在的乡村还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九十年代早就过去了。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没变。我反正打算继续在广东打工，哪怕经济环境再艰难，总比待在老家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