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一名贩毒少年争取减刑

一

接待犯罪嫌疑人家属这件事，是我从警经历中最不擅长的。基本步骤都是从犯罪嫌疑人的童年开始，家属声泪俱下地回忆一段很长的往事，重点讲述其中受委屈和不公平的几段。

我既没有立刻安抚好他们情绪的能力，也没有冷漠呵斥他们停下的魄力，我能做的通常只是听他们说。说累了，我的接待工作就完成了。

薛红梅因为是聋哑人，所以无法像其他犯罪嫌疑人家属一样侃侃而谈。她坐进我办公室时，我手头其他的工作没有忙完，她就坐在离我最远的一张椅子上发呆。

因为听不见敲门声，所以每次有人打开我办公室的门，对薛红梅来说都是突如其来的闯入，好几次她都被吓得踢倒了放在脚边的行李，扶起来后，她又继续恢复到发呆状态。

到达之前，镇上派出所负责通知的民警已经把薛红梅的个人情况和她听到儿子被抓消息时的反映跟我做了说明，希望我能够在接待薛红梅的过程中注意措辞和留心她的精神状态。

接到秦天被捕的消息时，薛红梅正拿着镰刀在隔壁邻居的花圃里帮忙打理杂草。来人自称是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告知她已经有秦天的消息。

薛红梅还没来得及判断来人身份是否真实，便看见来人展开一纸《拘留通知书》和一张写了报案民警联系方式的纸条，通知书上写着秦天涉嫌贩卖毒品罪。

一年半前，儿子离家时也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九个字：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

这是当时某服装品牌一句广告语，身为聋哑人的薛红梅没有听过这个广告。秦天的字不好看，却力道十足，最后一个“了”字收笔时，想必去意已决。没有去向，没有落款。

薛红梅害怕是诈骗，又担心错过秦天的消息，犹豫不决时，邻居直接帮她拨打了110。层层转接到办案单位，电话接线员说需要查询，让邻居等待一下。

等来的答复是肯定的。看到邻居点头后，薛红梅跟着手里的镰刀一并滑倒在地上。苏醒后，聚集过来的村民提议要将她送去医院，薛红梅摇头谢绝，直接回了家。 

简单收拾行李，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又到镇上信用社取了钱，她踏上了开往市区的班车。

到了市区，在长途汽车站门口的公交站牌前，薛红梅始终没弄清自己该坐哪一趟车。巧合的是，公交站台附近停着一辆警车，薛红梅走过去朝车内比划手语，比划完，又木讷地杵在细雨中。车子里的巡逻警大概猜出了薛红梅的诉求，示意她上车，将她送到了我的单位。

我准备了一份关于秦天贩毒案中能够让家属知晓部分的文字材料，忙完手头工作后，示意薛红梅到我办公桌边来，没想到她却抢先递上一份文字材料，让我看看。

材料内容很简单，大意是她自己和秦天的生平。二十年前，因为薛红梅是聋哑人的原因，丈夫秦建国迫于家庭和生计的压力与其离婚，来到市区后杳无音信，再没回去过。

当时六岁的秦天为此耿耿于怀，在学校经常遭到“没爹要”、“野种”的侮辱。此后，秦天总想证明自己没有父亲也能活得很好，在很多事上急于求成，结果又常常以失败告终。

薛红梅在材料的最后写道：

“我儿子犯了错误，我不怪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好好改造他，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给他开脱罪名，所以我不想知道他犯错的经过，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已经一年七个月没见到他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这么久，我想见他一面。”

犯罪嫌疑人在刑事拘留期间，是无法见到家属的，薛红梅的材料虽然写得让我动容，但依然违反规定，就连她退而求其次的“将在来的车站里急匆匆买的榨菜、火腿肠和方便面送进看守所给秦天”的请求也无法满足。

签完通知家属的法律文书，薛红梅迟疑着不肯走，用笔写下了退而求其三的要求，“我想去秦天住的地方看看。”

为了查清秦天是否仍有藏匿的毒品，我去过秦天租住的房子，并将这间屋子临时查封。 

秦天交易毒品的地点在一家美容院内，是派出所扫黄时碰巧抓获的。当时从购买者身上搜出刚刚交易、PVC包装袋上还留有秦天指纹的冰毒7.9克，麻古2颗；从秦天身上搜出尚未交易的冰毒21.4克，麻古11颗。

房子里并没有发现毒品，加之不是交易地点，在交代房东暂时不要转租他人后，对这间房子的管控其实也没有那么严格。薛红梅提出的要求让我十分意外，作为家属，要求去一个管理不那么严格的住处，我没有再拒绝的理由。

薛红梅见我同意后，朝我鞠了一躬，蹑手蹑脚地将行李放在我单位。我驾车带她去秦天租住的地方，一路上薛红梅显得十分拘束。

半小时到了目的地，薛红梅站在客厅中央却有些发愣，环视了一圈，开始归置收拾。秦天住的房子大约三十平米，只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客厅。这里估计长期有毒友光顾，桌上、床头有许多打火机和锡箔纸，衣物和外卖餐盒散落一地。

薛红梅打扫房间的动作无声又轻柔，扬起的灰尘缓慢升起。我原本还想催促她看一看就快点离开，见她眼中有泪便不好意思开口。

收拾到一半，薛红梅突然停住，她从口袋里掏出纸笔，稍微平复情绪，写下一句话：“对不起，这里和秦天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很像。”

“没事，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写下来。”我在底下回复。

过了一个小时，我因为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写下“今天就这样，先回去吧”，便起身准备离开。

薛红梅拉住我，忽然又激动起来，在布满潦草字迹的纸张角落找到一处空白，工工整整地写下那句，我在与所有犯罪嫌疑人家属见面时最害怕的话：“张警官，能不能帮帮我，帮帮秦天。”

三 

我心里清楚，帮秦天免罪是不可能的，但帮秦天减轻量刑是有可能的。

刑事案件，除了《刑法》的规定外，各地还可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制定一些补充性法规。比如我所在的城市处于两省交界处，跨省只需十分钟，盗窃电瓶车、摩托车的案件高发，实施盗窃的嫌疑人会立刻将车交给另一人，由另一人驾车驶至隔壁省，案件侦查和追赃的难度很大。因此，我所在的城市为了严打此类犯罪，出台了补充性规定，将原本应该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驾车人，改为盗窃罪的共犯，加大量刑力度。

秦天贩毒案，同样涉及到一条本地的补充性规定。为了加大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补充规定涉嫌贩毒的嫌疑人在实施毒品交易时被抓获，除了实际贩卖的毒品重量会被作为量刑依据之外，随身携带的、没有发生交易的毒品重量，也可以被计算为贩卖毒品的重量之中。

秦天被抓获时就随身携带了大量毒品，这些毒品足以让秦天的量刑发生巨大变化。

但这样的补充性规定，通常可以成为律师辩护时的重点。秦天本身吸毒量就不小（案发后已对其作出“吸毒成瘾认定”），办理此案过程中，公安机关也没有发现其他吸毒人员在秦天处购买过毒品。无证据表明秦天以贩毒为生，因此秦天被抓获时随身携带的26克毒品完全有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吸食，而非贩卖，这是有可能大幅度降低秦天刑期、可操作性很强的方式。 

如果我将以上这些告诉薛红梅，那么我作为一名费尽心血打击毒品犯罪的警察，是否对得起自己，以及那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倒在缉毒战线上的同行。

我没有直接回答薛红梅，而是让她先找个落脚的地方，第二天再来找我。回到单位后，我向领导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法律除了惩治意义，还有救治意义，今后你还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你必须在惩治和救治之间作出自己的判断。”

领导并没有帮我作出明确选择，而是给我举例，“戒毒所、看守所和监狱，其实所做的工作也是将警察辛辛苦苦抓来的恶人改造后送回社会，你不能说他们所做的是伤害同行的事，只要这个人值得救治。”

见我还有些犹豫，领导扯了扯我的警服，“希望你能记住，只要不做违纪的事，对待犯罪嫌疑人，警察应该做到不利证据也搜集，有利证据也搜集，不利权利也告知，有利权利也告知。”

薛红梅第二次出现在我办公室前，我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将贩毒案件量刑依据这件事告诉她，第二个决定是要真正意义上的帮她救秦天。

关于第一个决定，我没有跟薛红梅解释得很透彻，只是告诉她多花点钱，请一个在涉毒案件辩护方面有经验的律师。关于第二个决定，我在与秦天、薛红梅交谈的过程中，发现父亲秦建国在秦天成长过程中的缺失，对秦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秦天戴上手铐的那一刻。

“我所接触过戒毒成功的人，采用方法和时间长短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家人从未放弃。”

这句话我在薛红梅到达前就写在了纸上，薛红梅到达后我又在后面补上一句，“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帮你找到秦建国，你们一起给予秦天帮助。”

薛红梅愣愣地看着纸上那个名字，迟迟不肯表态。我在后面继续写道，“我答应帮秦天，不是帮他减轻罪行，而是帮他尽早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回归。毒品的心魔难除，复吸的人我见过太多，秦建国可能是挽救他的关键因素。”

“好。”薛红梅最后下定了决心，写下了这个字。

秦建国的身份信息真实，找起来并不困难。与薛红梅离婚后，秦建国一直在市区谋生，辗转换过很多工作，现在一个居民小区做保安，一直未再婚。

接到我电话时，秦建国认为是诈骗电话，骂了几句就挂断了，直到警车开到保安室门口，他才知道自己儿子因为贩毒被抓是事实。

安排薛红梅和秦建国见面是在一周之后，地点选择在派出所的纠纷调解室。该说的话我在和秦建国单独见面时都已经说过，秦建国当年选择离婚也有身不由己的理由，对薛红梅母子和现在造成的局面也感到十分愧疚。

为了给他们提供私密的交流空间，我没有留在调解室内，又怕他们谈及过往时过于激动，所以在监控前观察他们的举动。

视频里，可以看见秦建国写字不多，每次都是不太长的一句话，而薛红梅的回复却是整段整段的，书写速度急急缓缓，落笔力道忽轻忽重，仿佛要把过往二十年的辛酸写尽，十张空白的A4纸正反两面被填得满满当当。

两个多小时，秦建国没有断过烟，薛红梅没有断过眼泪。结束时，秦建国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银行卡塞进薛红梅手里，后来我翻看他们的聊天记录，秦建国最后写道，“这卡里有六万块，我攒的，我们给儿子请个好律师。”

五

之后，薛红梅和秦建国聘请的律师来找过我，关于案情我没有向律师透露，他可以在公诉机关自行调取证据材料。我跟律师聊了聊薛红梅的家庭情况，律师告诉我，薛红梅和秦建国复婚了。

“复婚是秦建国提出的，薛红梅也同意，我在律师会见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秦天，他很开心。”律师的描述十分平淡，“薛红梅和秦建国开玩笑说，开庭时要把新打的结婚证在旁听席上偷偷给秦天看。”

两个月多后，案件移送起诉，宣告一起刑事案件在公安管辖权限内的流程全部走完，剩下的工作交由检察院和法院履行。按照规定，这个步骤并不需要通知家属，但我依然通知了薛红梅，只是希望她和辩护律师可以多一点时间准备开庭的材料。

薛红梅接到通知后，特地赶到单位来感谢我这一段时间对秦天案件的关心。考虑到这次见面，薛红梅有可能还会提出一些法律专业的问题，因此我找来了手语翻译。薛红梅是坐着秦建国的摩托车来的，并没有过多提问，只是说秦建国会陪她一直留在市区等待开庭，今后可能免不了还要麻烦我之类的客套话。

分别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拦住正要离开的薛红梅，让手语翻译转达：“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的本意原是打算告诉薛红梅，她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秦天入狱后生活还得继续，如果需要，我可以给她在本市推荐一份超市收银或酒店保洁的工作。

薛红梅似乎会错了意，转头看看秦建国，又回过头久久凝视着我的方向，却又分明不是在看我。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手臂高低飞舞，手指熟练交错，一系列缓慢的动作让手语翻译有足够的时间将其逐字转换为语音：

“除-了-爱-他，还-能-怎-么-办。”

作者张强，一名刑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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