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时代消亡于丹凤县城的书摊

丹凤县，读过几本当代文学书籍的人大概都不陌生，它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家乡。说起来，这座水陆码头，人谓九省通衢之地，县制的历史并不比贾先生年长多少。据百度，1949年6月1日，首设丹凤县，1950年和1958年两次撤并，1961年10月1日，正式恢复丹凤县至今。仅七十年时间而言可谓数易名姓，风雨飘摇。

商山自古名利路。作为连通南北的著名通道，秦之尾，楚之门，地理物利门户，南方学子由此往长安求取功名，商贾们经古道追逐天下物利，百里苍山古地留下过太多故事和诗篇。总之，这是一个有历史和文化的地方，简牍与纸张都曾尊贵过。

一

1990年6月，我第一次进县城。

这一年，我写了个古装戏剧本《桃花渡》，内容讲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和爱情，在情节上，我努力地让它出了些新意，但现在看来并无多少价值。剧本起因之一是我此前读了许多大伯父的藏书，《打金枝》、《辕门斩子》、《武家坡》、《巧合奇冤》等等。起因之二是，那时候的戏剧比小说诗歌要红火得多，商洛花鼓《六斤县长》、《屠夫状元》红遍中国，这些原本最底层出身的编导作者们因此统统一夜改变了命运。

我把剧本寄给了当时的商洛戏剧研究院院长陈正庆先生。他很快给我写了回信，希望去院里谈谈剧本，并留下了一个五位数字的电话号码。我因此得幸第一次进城，第一次接触到书摊。

在县电信局柜台，我战战兢兢地用转盘式电话机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电话那头是一个少年的声音，他告诉我，他爸爸去西安开会了，要几天才回来。我有点懵，不知所措，付了两元钱的话费，走了出来。

一年后，陈正庆先生调到了省戏剧研究院，无法再联系他，《桃花渡》被永远搁置了下来。去年，在老家阁楼上的一口纸箱里，我见到了初稿本，已被虫子蛀成了网筛。

电信局门口，一溜摆着长长的书摊，花花绿绿，中国当时发行的书刊，这里几乎尽有。书摊前人头攒动，男女老少混杂。摊主一律很高冷，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样子，任顾客怎样讨价坚不让步。

那时候，我正是一位热烈的文学青年，左邻右舍能找到的书已被我读遍，在贫困遮蔽的乡村世界，得到一册新书比得到月亮都难，对于我来说，那是个别样饥饿的时段。这就是我梦里无数次来过的书摊啊！真来了，怎能空回，何况口袋里还有余钱。

那真是个读文学书的年月，无论哪个书摊，都以文学书刊为主打。《人民文学》、《收获》、《诗刊》、《当代青年》《今古传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当月新刊。说明着这里与当下文学前沿联系的紧密。

我问，怎么没有《诗神》？那时候，写诗的人读河北石家庄出的《诗神》，《诗刊》虽掌诗界大旗好多年，已显僵老，精品度远不如后起之秀。摊主挥手向西:那边有的是。

县城西头，是车站和县医院所在地，书摊更铺张，真是书籍如海，除了期刊，更有杂书，《云海玉弓缘》、《七剑下天山》、《保卫延安》、《小五义》，也有西方名著。最火的是汪国真的《年轻的风》。

我倾囊所有，买了一抱书。心里想，住在县城真是好。又想，做个书摊主该多好啊。

二

自此后，隔三差五，我就会进城买书。

那时候，从家乡小镇上到县城还没有正规的班车，一辆大解放，绿漆斑驳，车厢拦腰系两根鸡蛋粗的草绳。这样的作用是，可以防止乘客们巨大的摇摆力量把车厢撑开了，又可以让人身有所倚。山路崎岖而坑洼，一厢人柴禾一样码在一块，腾云驾雾似的来去。在无缘坐乘它的时间里，我无数次艳慕地看着那些去往大世界的人们。

慢慢的，和几位摊主成了朋友。有一位河北来的老王，可称忘年之交。老王在丹凤邮政局门前摆摊已经五年，他是保定人，听他说，此前就一直做书摊生意，为把生意做得更大，老婆在老家摆，他来到了这里。

老王卖书也读书，文史知识颇丰富，常让我云里雾里又无限羡慕。他常捧一部《清通鉴》，读得忘乎所已。与当时流行的二月河正好相左，对康雍之治他自有一套自己的观点，他说，以康熙对待文士们的手端态度，他就是个混球。他卖的主要也是文史书籍。我问他卖书挣钱不？他神秘兮兮一笑，我知道了那一笑的内容——挣钱。

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书来路便宜。原来他的老家有人专门做盗版书，什么书紧俏就做什么书。他说，陈忠实得感谢我们，没有我们，他传不了那么远。我突然想起来焦作的一位书商朋友，他说读大学时假期挣学费和饭钱，倒腾的书大多也来自保定。除了错别字多些，纸张差些，于读者而言，盗版也没什么不好，多少纸页深处的事物和思想湮灭无闻，因为地下盗版它们得以留存。

到1999年去矿山打工之前，我差不多读了十年书，十年里，我把命运理想和山上地里扣出来的收成都压在了这些书本上。我肚里的一点底子，就是那段时间打下的。记忆特别深的是一对夫妻，两人共同经营一个书摊，一把架子车，早晨拉来，傍晚收摊，从未间断。架子车上铺一张巨大的木板，他们摆的是流动书摊，东西南北到处窜。女的特别能吆喝，男人则讷讷少语，他基本上是个纯粹车夫的角色。这位男人，后来成了不著名作家，一副眼镜，一身总不合体的旧衣服，一张苦脸，像一根苦瓜。在县城的街上，我总能经常碰到他。丹凤苦焦，物无产出，人无出路，有数不清的这样的人群，梦想以文字改变命运。文学害了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造成了彼此互害。

除了卖书的摊，也有收书的摊。有一位河南洛阳小伙，不叫不喊，一个牌子写两个大字:收书。铁划银勾，堪称书法。他专收线装书，繁体，竖印。有时一天收到三五本，有时一本也没有，不知他靠什么生活。我想起小学时，公社土楼地下室有很多这样的书，那是民兵们从各家的箱底收缴上来的。可此时土楼早已不在，人事几易，问也无处问了。

还有一位摊主，留着当地青年少见的长发，自称诗人。极善辩，他摆书摊好像不为卖书，是为了和人争辩。他熟读爱伦坡、里尔克、马蒂，甚到熟悉他们的隐密。

整个九十年代，丹凤县城有多少以摆书摊为生的人，恐怕谁也不能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像一茬茬草木。但总的说来，是烈火烧不尽的春草。公办的新华书店无力与它们对抗，扮起了烟酒皮条客营生。

三

1999年冬天，我开始了矿山打工的生活，山南川北，漠野长风，一去十六年。

十六年里，也有过无数次的回来与离去，每次，我都尽力拐到县城的书摊上，买几本书刊。矿山生活苦累而荒凉，书本可以打发那些令人窒息的时间。

渐渐的，我发现书摊的数量在变少，它们的根据地在萎缩，城东城西的书摊都集中到了人口稠密的中街一带。书的种类也在变化，算命的，八卦的，更多的是学生辅导书籍，纯文学书刊基本消失了。老王回了河北，据说做了锅炉工，肚子里的文史随着一锹一锹煤喂进通红的炉堂。那对本地夫妻卖起了旧家电，更多的摊主干起了别的营生。当然还有坚持的，比如花白头发的老张。他原是企业工人，因为改制下岗了。他的书品相好，价钱也硬气，我一直是他的常客。

有一天，我从甘肃天水回来，正好有两个小时候车的时间需要打发掉，我又去了书摊。书摊早非昨日气象，换上了年轻的新面孔，他们用电喇叭叫卖。

老张正把书往一只编织袋里装，离天黑还早，他早早收摊了。一起一伏之间，他的头发更加暴露出花白。他嘟囔说，真是卖不下去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挑吧，不管好赖，两块钱一本。我突然有些难过。为了安慰他，我挑了一大包，给了他五十元钱。不知什么时候，他终于消失了，那个落日黄昏，是我最后一次买他的书。

丹凤县城早已不复去年风雨旧亭台，座座高楼仿佛一夜冒了出来，那些没有来得及拆建的老房子，像乡下来的寻亲人，苍老而羞愧。偏偏霓虹灯的光总要打在它们身上，让它们更加无处藏身。

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发现县城的书摊也更加少了。它们被巨大的商业的聒噪声埋压在了角落和缝隙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些不适应。医学上有个说法，说一个人失去了某个肢体器官，很长时间里，他会觉得那个肢体还在，老想着用假想中的它们去完成一些事情。已渐渐不复存在的书摊，那些认识不认识的摊主们，就是我和许多读书人身上的那个肢体器官。

2015年，为了给孩子高中陪读，我们全家搬到了丹凤县城的一处租住房，也是从这一年，我离开了矿山，长年机器和炮声的震荡，听力几近丧失，人到中年，不得不重新选择，开始另一场生活。而当我重新打量将于此生活的这座小城，一切似乎已变得无限陌生。

县城的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据说城东到城西有十公里路程。到处都在建设、促销，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书摊和报亭彻底退出了舞台，上场的是各类咨询、培训和卦摊。人们的命运飘摇茫然，似乎这是唯一可以打探和把握未来的地方。凤冠山开发成了旅游点，唯有流了千年的丹江一日小过一日，变得浑浊不堪。

走在快递员和城管呼啸穿越的街道上，我常常想起那些书摊，那些摆摊的人们，那些可能早已化作纸浆或尘泥的书籍，心里止不住轻声问一句:你们还好吗？

作者简介：陈年喜，陕西丹凤人，从事矿山爆破工作十六年，目前在贵州遵义打工。曾在《诗刊》等杂志发表多首诗作，获2016年中国工人诗人桂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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