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平凉路2767弄》序

编者按

过去两年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驻扎在上海一个即将消失的百年社区，与2位助教、12位本科生一起挖掘、还原并记录历史。这便是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平凉路2767弄：上海十九棉百年工房口述史》的来由。张力奋把这本书研讨会的日子定在6月16日，因为这天同学们恰好将迎来自己的毕业典礼。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也是一本关于纪念的书。城市正需要这样的工作，让关于生活的记忆可以供今人参照回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特地为这本书做了一篇万字的长序。在此，澎湃新闻市政厅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2020年，上海杨浦区定海路街道一角。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这部《平凉路2767弄》，是对一个自成单元的百年社区人文历史的深度发掘，是对都市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素描，是对一个行将消逝的社区带有抢救性质的人文考古（读者看到本书时这一社区已不复存在），是一群具有社会学意识、历史学素养、新闻学专业的学者所做的都市口述史的典范之作。

一

平凉路2767弄是实名，而不是社会学者做社会调查时惯常使用的代名。此弄在上海市中心区的东北角，平凉路到底，与军工路交汇处，现属杨浦区定海路街道。此地原为濒江农村，清同治年间划入英美公共租界，在租界最东端，1919年日商在此购地，并于1921年创建公大第一纱厂，并建筑宿舍，供厂内职工居住。1922年竣工启用，至2021年关闭拆迁，存世恰好一百年。其间工厂隶属与功能屡有变更，但纺织一直是其专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九纺织厂。1949年上海解放后，改名为国营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

这个小区厂舍合一 ，是企业办社会的典型，自建造伊始，便自成独立社区。到1946年，占地六百余亩，除了厂房，还有工友食堂、职员宿舍、工友宿舍、职员浴室、工友浴室、子弟小学、医院及药房、托儿所、哺乳室、花园、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消费合作社、康乐室、工会办公室、消防队、职工足球队、理发室、阅报室等。在杨树浦众多纺织厂中， 厂舍合一，并非公大纱厂一家，裕丰纱厂（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结构亦与此类似，但公大纱厂“设备的完善，环境的优美，是无可比拟的”（逸芳《本厂职员宿舍剪影》） 。职工来源，以苏北人为多。据1946年统计，苏北籍（以扬州、阜宁、泰兴为主）超过 41%，其次为上海籍贯，近 33%，再次为苏南籍、浙江籍。

这个小区所在的定海路区域，是上海有名的工业区。自20世纪20年代起，日商、 英商在这一带兴建了很多纺织厂， 十二棉厂、十七棉厂、十七毛厂、十九棉厂等， 都是千人大厂，有的后来发展为万人大厂。很多纺织厂，为了便于企业管理，也为了增强职工对工厂的认同感，均采取与公大纱厂类似的路径，即厂舍合一，建造成批宿舍供职工居住。这些厂建住宅，规划较好，质量也好。纺织厂日夜开工，三班倒，需要大量女工，职业门槛又很低。苏北地区比较贫困，常闹水灾，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其时，工厂招工多采用工头制，靠熟人介绍，如张三介绍李四，李四介绍王二。于是，大批苏北女工（童）进入纺织厂工作。厂区边上有不少无主荒地，一些难民便在那里搭建简棚， 安顿下来。于是，私房集中、房屋质量低劣、环境脏乱的问题日益突出（杨建元《我的“旧区改造”经历》） 。20 世纪 50 年代，鼓励生育，人口骤增，住房问题更趋严重，很多原先条件较好的小区，也乱搭乱建。自 2008 年起，政府着手对这一带逐步进行改造。平凉路 2767 弄的改造，正式启动于2021年3月，同年12月3日，小区封门，居民陆续搬出，小区历史划上句号。

获悉这一小区即将改造的信息后，张力奋教授出于其高度的职业敏感性，认为对于 2767 弄这一类小区，作为有别于法租界政商名人故居“巨富长”的所谓“下只角”，作为与上海工业区相关联的重要地段，将其人文历史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记录下来，极有意义，极有必要。于是，启动了这一田野调查项目，有了这部口述史。

实施这一项目的访谈主体凡 15 人，张力奋教授为项目主持人、指导教师，12人是选修这门课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学生，另 2 人是学生助教。访谈对象凡16 人，其中15 位是久居平凉路 2767 弄的居民，另一位是长期从事定海路街道旧区改造工作的负责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90 岁，最小的54岁，对小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对动迁项目的启动、动迁政策的制订、动迁工程的实施都比较清楚。访谈持续一个学期。口述史全面、系统、翔实地梳理、记述了这一小区的历史，包括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对此厂此地的影响，小区居民来源、社会结构、社区管理，特别是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

二

作为百年里弄，上海百年内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都有反映与影响。书中对此有清晰记述，可参见本书所附大事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侵略上海。2月9日，一架日本军机在公大纱厂上空超低空盘旋，不慎触撞一工房屋顶，军机坠落，炸弹爆炸，两名飞行员即刻丧生，伤及两名中国工人。

1937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华界地区后，对公大纱厂实行军事 管制，改名钟渊工业株式会社公大一厂，为日本海军部制作军衣面料及军毯，并将公大纱厂与军工路之间原有的高尔夫球场改建成临时机场，为第三航空团的根据地。1939 年，公大纱厂改为日军伤兵医院。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厂内成立演剧组，演出《木兰从军》等进步戏。1945年，公大纱厂遭盟军飞机轰炸，毁坏严重。

同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公大纱厂。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某营三百余人，于5月26日入驻厂内。经党组织努力，厂长吾葆真出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攻心，部队没有进入住宅区，而是在职工子弟小学休息。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来，双方差点发生武装冲突。经党组织争取，吾葆真厂长出面，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劝降，取得了护厂斗争的胜利。厂史记载，护厂斗争未发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十九厂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这在上海工人阶级努力护厂、迎接解放的历史，是值得书写的一笔。

1950年2月6日，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电力、供水、机电等重要基础设施，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上海工厂几乎全部停产。十九厂工人面临停薪困境，工房居民日常生活恶化。“炸的时候我们在十九棉没听到什么震动，拼了命要跑去看。那时解放军就沿着整条马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维持治安，有时国民党飞机来骚扰，解放军用机枪在十九棉小花园的树林里进行扫射， 防止敌机俯冲”（应长生《解放前后的十九棉里弄》） 。这个细节，对于了解“二六轰炸”事件的影响，也有一定价值。

1958 年“大跃进”运动中，政府号召大炼钢铁，居委会到各家各户收集铁锅 以及烧坏的铁家什，拿去炼钢。小区前面的木栅栏被拆去，当炼钢需用的木柴烧了。政府要求大办食堂时，里弄也办了居民食堂，“在足球场边上建了一个食堂，很大，里头可以坐下来吃，也可买走回家里吃，早中晚一日三餐，都有供应，可买饭菜票。早饭有粥，放在一个很大的钢精圆桶里， 还有馒头，中午和晚上有很多小菜。我们常常去买，图个方便。食堂持续了两三年，就关闭了”（常协五《“妈妈鼓励女孩子踢足球”》）。

1959—1961 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困难， 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以往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农村，至于对城市的影响，特别是对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影响，则较少述及。本书有些资料，对此有所弥补。这一时期，政府要求“精兵简政”，压缩城市人口。经过两年动员，十九棉厂共“精简”工人871人，其中返乡支农 215 人。有人回忆，这一时期，他家里由于父母亲都在厂里工作，条件好些，没有挨饿，但邻居中“有几家条件差点，父母有一方不在厂里干活，吃食有点紧张，月底总是有四五天没口粮”，“有一家人，每月20号之后，口粮没了，得撑到 25 号才能凭票去买米。他们只好搞点菜叶煮烂，放点面粉一调，就吃这个。不顶饱，小孩子吃完一下就饿了，而且肚子里净是蛔虫，脸色不好看。那时学校里经常发蛔虫糖，给他吃了糖后，屙出来八十几条蛔虫”（陈宝龙《“我生在一号英式洋房”》）。

还有人回忆：

（三年困难时期）糠没吃过，吃的是山芋。粮食供应每人25斤，20斤是米，剩下的5斤就是山芋、面粉之类的粗粮，油半斤，没有鸡蛋，凭票买的猪肉以买肥点的居多，因为肥肉可用来榨油。张正林家里因为子女多， 生活比较困难，他家早晨把面粉炒一炒，放点盐，拿两调羹用开水一冲， 多的没有， 吃好了就去上学， 没上两节课他就饿得浑身没力气（仇家新《60年代十九棉少年》）。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厂里的情况及其对小区的影响，书中也都有所记述。“文革”中， 有大字报诬指本厂为“特务大本营”，涉及干部群众 82 人， 轰动一时。这些冤假错案，在“文革”结束后均获平反昭雪。

受访者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文革”时期多为风华正茂的中学生， 对于“大串联”与“上山下乡”的经历记忆尤为深刻。“上山下乡”更是诸多受访者回忆的重点，他们或去黑龙江，或去江西、安徽，或去崇明农场，对于这一运动全过程，包括如何动员、启程，如何与农民相处，劳动如何辛苦，最后如何返城，均言之历历。内以达世德回忆在黑龙江黑河地区逊克县的经历，最为翔实。他对于如何学习农活、学会生活，如何当民兵连连长，以及如何受伤、生病，回城以后生活如何艰难，令人感动，也令人心酸。他和妻子都是党员，吃苦耐劳，本分做人，属于最后一批返城者。返回上海以后， 他们没有稳定工作，摆饮食摊子，包水饺、做面条，做点小生意糊口，依然荆棘丛生，不堪回首：两部黄鱼车被盗，15 辆自行车被偷。

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有 4000 多名知青被安置在逊克县， 达世德这样的经历，当有一定普遍意义。

“深挖洞”即修筑防空洞，是“文化大革命”中一项重要举措，全国大中城  市普遍开展，参加者数以亿计。全国挖洞的轴长度超过万里长城，挖掘土石的体积超过了长城的土石方总量。上棉十九厂自然投身其中。当年作为厂民兵连连长 （后任厂武装部副部长）的张国鑫，对此有翔实回忆，包括防空洞设计、经费来源、材料筹措、施工过程、事故处理等（张国鑫《十九棉民兵连战备往事》）。

这些与国家、与时代大历史、大事件相关联的生动的细节史料，对于人们填补历史记忆，阐释历史事件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

这部口述史更值得珍视的地方，在于其对于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记述，涉及 工人来源、环境变异、住房拥挤、邻里关系、年节民俗、儿童生活，以及居委会主任的工作等方面。

书中对于十九棉厂工人来源，多有记述。

十九棉厂工人很大部分来自苏北。他们来沪经历、在沪生活，对于理解上海 工人特质，很有价值。应长生回忆，他 1946 年从盐城来到上海，单是路上， “要耗时两周。因为乘的是木帆船，顺风靠风力扬帆航行，逆风靠纤夫拉纤行舟，速度缓慢。最后到无锡转乘火车抵沪。火车从无锡到上海，就比较快了，天不亮时出发，下午就到上海了”（应长生《解放前后的十九棉里弄》） 。如此艰难漫长的行程， 今人实难想象。他的姐姐经人帮忙，来到十九棉厂，成为一名纺织女工。那在乡下人看来，是一件了不得的好事，“姐姐是1926 年出生的，进厂时正好 20岁。她也知道能找到这份工作很不容易，所以非常珍惜，表现也非常出色。工作虽然辛苦，但她能坚持到底，在该厂一直做到1976 年退休，足足做了 30 年”（应长生《解放前后的十九棉里弄》） 。这种经历与感受，对于全面理解苏北农民特别是妇女进入上海工厂的意义， 具有重要的价值。近代上海，无论租界还是华界，穷人比例都超过 80%。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农民，千方百计要进入上海， 想方设法进入工厂呢？这是因为，上海能够为广大贫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上海工厂尽管辛苦，但比起业已普遍破产的乡下，不知道是要好了多少（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论述，见拙文《近代上海城市对于贫民的意义》，《史林》2018 年第2期）。 不止一位口述者述及，那时厂里的工人，多靠老乡、亲戚、朋友介绍进来。

上海纺织厂很多，特别需要年轻女工。苏北乡下，只要有人在上海纺 织厂打工，就会源源不断地带亲友、同乡、远亲近邻出来，特别是小女孩，到上海纱厂当童工，大多数找到工作就留在上海了。也有少数吃不了苦，又回苏北的。我外公外婆就带了很多亲戚出来（刘必芳《“我欢喜看阿尔巴尼亚画报”》）。

十九棉的住宅，起初建造得颇为讲究，包括独栋三层花园别墅楼房2幢，假三层连体排屋10 栋（幢），日式两层屋舍30排（幢）。这些房屋，按职务、职位高低分类居住，分别供工厂领导或总经理及其家眷、各级管理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师、中级管理人员）及其家眷，以及厂内蓝领工人居住。无论供谁居住，均设计精细，用料讲究，环境优美。但是，到后来，无论哪一类住宅，都变得拥挤、破烂，环境肮脏，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地方已经变成远近闻名的“穷街”。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书中对此多有具体述及。

首先，随着政局动荡，产权变易，房屋管理失序。

一些受访者关于获得住房细节的描述， 对于理解这一问题， 具有特别的价值：

国民党的军官撤退了，那些房子都空关着。像我们住房比较紧张的， 悄悄地就搬进去了。谁搬进去住，这个房子以后就是属于谁的。基本都是 这个情况。有的人搬进来以后又怕了，万一国民党再来怎么办？后来想，反正不是我们一家搬进来，搬进来的人多了，胆子就大了。据说解放前夕有个国民党军官，搬走后又回来，对新住进来的人说，我们还要回来的。居民回答：等你回来我再让给你。

当时有不少空房已经被人抢先占住了，幸运的是职8弄3号前楼还空着。我们把行李从东3弄搬进职8弄，我们家占了职8弄3号的前楼。从此，我们家长期蜗居的日子就结束了，开始了新的生活（应长生《解放前后的十九棉里弄》）。

周筛罩的回忆，尤为具体：

当初刚解放的时候，好多苏北人因招工或逃荒逃难到了城市里，来了以后，因为这些人没有户口，看哪个地方有空位，就在哪里安家。十九棉 厂因为日本人跑了，国民党也被打败了，管理不是很到位，十九棉工房这 些房子平常就空着，人来了就这里拿一间，那里拿一间，我父亲来的时候就拿了两间，还有一间西11弄 6 号后来让给人家了，我们家一开始住的就是西11弄4号，然后一直没动过……一直到 1955 年上海落实户籍制之前，都是谁来谁住的（周筛罩《十口人，二十平米，五十年》）。

入住者对于房屋结构的改变，记述得也很详细：

海军宿舍房屋宽大，有前后阳台，弄堂也宽敞。里面有一个洗手间，家家都有抽水马桶的。这个抽水马桶，不是坐式的，是蹲式的。它占地方，我们又不习惯用这个东西，所以通通都敲掉了。敲掉了以后省出的地方大，好搁床铺。老4弄的房子都是日式砖木结构，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前楼有一小间的床上还铺着榻榻米，但是我们不习惯的，所以全部改造了（应长生《解放前后的十九棉里弄》）。

其次，入住人员越来越多，住房极度拥挤，导致乱搭乱建。

住房极度拥挤，是口述者普遍的话题。拥挤的程度，超出今人想象，有4个 人住10个平方米的（仇家新《60 年代十九棉少年》），10个人住22.9平方米的（周筛罩《十口人，二十平米，五十年》）， 还有6个人住不足9平方米的（陆锦云《搬了五次家，却从未远离》）。至于人均不足4平方米的，比比皆是。

当时4号的门洞里，楼上住着两家，楼下住着两家。我家在二楼的后楼， 一间9平方米不到，6个人住，一个房间只好摆一张床，搭一张台子，还有一个放碗筷的橱柜。除了爸爸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那个时候年纪很轻，  每个人年龄都相差5岁—我只有10岁，哥哥15岁，姐姐20岁，妹妹5岁。我父母睡床上，兄弟姐妹都睡在地板上。那是日本人造的房子，木地板，铺一个毯子就能睡。我们在地板上睡觉都是脚伸在台底下的，床底下有时候也能睡人，头露在外面，身体就在床底下（陆锦云《搬了五次家，却从未远离》）。

多家住户共用的空间，更是拥挤，一层楼总共有两个灶披间、两个卫生间， 灶披间大概8平方米，卫生间只有两平方米。陆锦云说，“我们家和另外三家人拼东边的卫生间和灶披间，最多的时候一共有20多个人一起用”。

拥挤自有众多难言的烦恼：一位日后当了飞行员的青年， 自小就住在阁楼里， “阁楼高度不高，只有50到60厘米，可以放东西，也好睡觉。但是如果睡觉， 人不能站着，因为头都伸不直，上去之后最多只能坐在席子上面。去阁楼要安个活动的梯子，白天呢，怕影响走路，人下来了以后就把梯子放在边上，到晚上睡觉了，再把它拿出来，爬梯子、钻进阁楼”。邻里之间更是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一幢屋两层楼，人家家里吵架，或者小孩被大人骂，都能听到，不要说讲句话了，放个屁都听得到”（陆锦云《搬了五次家，却从未远离》）。

与住房极度拥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便是室内搭建阁楼，室外毁坏公共绿地与花园，搭建临时住房，亦即违章建筑。更有甚者，有人偷偷地将腐蚀性极强的硝镪水，倒到花园的树上，让其死去，然后砍掉，搭建房子（陈宝龙《“我生在一号英式洋房”》） 。到20世纪80年代，小区内自搭临时住房已是普遍现象。 周筛罩在回忆中，对于阁楼设计、材料来源有细致描述（周筛罩《十口人，二十平米，五十年》）。

日后，政府对旧区进行改造时，曾对各种旧式里弄进行分类定级，这个小区属于“二级以下旧里”，其特点是房屋年久失修，面积偏小，居住拥挤，墙体普遍开裂，违章搭建多，卫生设施缺乏，公共部位狭小，居民出行相当不便，居住环境整体堪忧（杨建元《我的“旧区改造”经历》） 。这种里弄， 比起建设较晚、结构较好、设施较全的新式里弄为差，但比质量更差、环境更劣的棚户简屋为优。

当然，拥挤的小区生活，也有许多令人快乐、温馨、值得怀念的地方。

同住一楼，共用阳台、厨房与卫生间的邻里之间，相互谦让、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则属于常态。

大家一起买菜、捡菜，“侬那个菜几块一斤，我这个啥地方买的噶”，聊家常。灶披间里，煤气灶一家人一个……炉子跟炉子相贴在一起。一起洗菜，一起烧菜，我烧好的东西给他一碗，他家烧好的给我们一碗。但没有聚餐，没有说每家人烧几个菜一起拼着吃，都是各管各的。以前不懂得 AA 制，除了有的时候哪家老人生日，吃面条，送碗面给邻居，其他都是各归各。不过小孩有时候会去东家西家吃饭。我女儿小的时候就去后面人家吃饭，人家招呼她“来来来……吃饭”。小孩都认为人家的饭菜好吃，自己家里不好吃。邻居间老好了，好得不得了。天热时睡觉，家家人家房门都是开住（着） 的， 南北通起来（陆锦云《搬了五次家， 却从未远离》） 。

年节民俗是社区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多位受访者谈论较多的话题。包括过年穿新衣服、宰鸭宰鹅、放鞭炮、发压岁钱、大年初一串门拜年、恭喜发财，元宵节张灯结彩、做兔子灯，端午节吃粽子、立夏吃蛋等。小区居民中苏北人比例较高，所以，这些年节民俗多与苏北相似。

这一人口特点，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语言与文化生活， “弄堂里用的方言是苏北话……苏北人多，所以弄堂里还有不少会唱江淮戏的。每逢白事的时候，弄堂里的人家还会请和尚来做道场，搭个大棚子念经、敲木鱼”（仇家新《60年代十九棉少年》）。

这些文化特点，对小区居民的投资理念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以刘必芳的父亲最有代表性。他很早便从阜宁到上海谋生，进棉纱厂时，工厂还在日本人手里。“他的动手能力强， 性格内向，话很少，但肯动脑筋，学得很快。干了几年，有了些积蓄，就回苏北乡下买了几块地。解放后，乡下搞‘土改’，要给他家戴上地主帽子，他要求改划富农”（刘必芳《“我欢喜看阿尔巴尼亚画报”》） 。这个故事可以阐释的空间很大。其一，刘父从乡下来到上海，进入工厂，由农民变成工人，收入远高于种田，对于增加家庭财富总量，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刘父积累了一些钱以后，不是将其投资在工业或城市其他行业，而是回乡买地。这说明他尽管人在城里，但其理财理念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其三，因为买了地，尽管他本人还在上海厂里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但农村土改后其家庭成分则要被划为地主。这种案例可能极为个别，但对于解读那个时代的城乡差别、成分划分，仍不失为一个值得重视的特例。

多位受访者述及儿童时代与小伙伴共同游玩的幸福生活：踢足球、打篮球、游泳、摔跤，斗鸡、跳马、斗龙、跳橡皮筋、打弹子、下军棋，捉知了、捉蟋蟀、养小鸡小鸭小兔子，下水摸鱼，看露天电影。夏天， 他们会在弄堂里一起乘风凉，谈天说地，甚至睡在外面：

夏天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家里很闷，我们都出去睡。条件好一点的，家里有竹床，摆在弄堂里面，睡在床上。条件差一点的，就睡在弄堂里水门汀上。到太阳下山了以后，用水先往地上泼一泼，降降温，吃过晚饭，铺了草席在外面乘风凉，后来拿一个枕头、一条被单、一条床单，就躺下了。大家吹吹牛皮、讲讲笑话玩玩， 睡到早上，席子一卷，回家（陆锦云《搬了五次家，却从未远离》）。

不同时代人的童年会很不相同，同一时代不同地区人的童年也可能大异其趣。与同时代同属上海市的黄浦、静安、卢湾等地儿童相比，远离市中心的十九棉人的童年生活中，少有小提琴、钢琴的声音，少有大光明、南京路的影子，少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是他们有两个足球场，有一个白洋淀，还有露天电影。

这部口述史，对于小区一些特殊人员的记述，也很有价值，包括高级技工的待遇、民兵的组织与训练、消防员的职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组织与宣传、文艺小分队的排练与演出，特别是居委会主任的职责，讲述得相当细致、生动。居委会主任号称小区“总理”，无事不管，从小区社会治安与环境卫生管理、居民家庭内部或居民之间纠纷的排解、上山下乡的动员、回城青年的安置、低保人员的救助、精神病人的关爱、两劳人员的管理、支内支疆人员的服务，以及突发事件如火警的处理、雨天积水的排除，直到整个小区行将动迁时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动拆迁事务。居委会是中国城市管理最为基层的组织，富含中国文化精神，而上海居委会组织在全国又走在前面，本书所载宋世凤、朱晓琴两位居委会主任的口述，为理解上海城市居委会的功能与特点，增添了相当丰富、极其鲜活的素材。

四

这部口述史，是复旦大学张力奋教授率领一批同学精心劳作的结果。

口述史是近些年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史料搜集与史学研究的方法。人类对于历史的了解，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载历史。录音、录影器具发明以后，又增加了音传、像传资料。由物传—言传—文传—  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 是运用言传、文传、音传、像传手段综合记述历史的方法。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

从历史记录的丰富性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 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冰山一角。以往的档案、文献， 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亦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从历史信息呈现的人民性而言，口述史可以为那些原本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记录中看不清面孔、听不到声音的芸芸众生， 撑开一片底层的、民主的星空。

口述史是采访者与受访对象相互配合、共同劳动的结果。张力奋教授是国际新闻界久负盛誉的大家，曾任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FT睿》杂志创刊总编辑、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等职，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与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同学合著过“中国大学生百人口述史”，后结集为《世纪末的流浪》出版。前几年他又作了部《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光学家金国藩做了深度访谈，2021年出版。本项目启动之初，他拟定了周密的访谈规划与实施要求，包括访谈对象的遴选，访谈要素与记述质量的规定，强调“5W”+“H”（Who，What，Which， Whom，Why，How）的重要，聚焦人与生存空间的关系，特别是家庭与邻里、建筑与阶层、空间与居住，强调注意历史细节，保留受访者的语言特点，注意现场拍照、摄像。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不但自己做了几个口述史，还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不时地对项目组成员加以指点，确保项目质量一直在高位运行。披览全书，可以说， 项目组成员切实贯彻了主编的意图， 访谈对象遴选得当，访谈主旨明晰，史料发掘深入，细节呈现生动。访谈对象所述资料，均为亲历、亲见、亲闻。访谈文稿以第一人称方式呈现，也保持了访谈对象的语言风格。与此相一致，项目组高度重视发掘以往历史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方志资料、图片资料，并将访谈资料与历史文献进行比勘、研究。书中附有建筑分布图、工厂车间图、产品商标，后附里弄大事记，对于读者全面了解这一小区的历史，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各位采访者都撰写了“田野手记”，介绍访谈过程与心得，凸显了这部口述史的专业性。

还有一事值得称道，项目组成员对小区的各种植物进行了调查、拍照、记述，制作了叶片标本，做了本《十九棉植物志》。诚如采访者欧柯男所述，对于十九棉来讲，厚重历史记忆带来的，不只是人文的回顾，还有自然的生长，“无论是葱蒜韭菜，还是石榴柚子，抑或是银杏香樟，都肆意舒展在这一方小天地中。一饮一啄、一玩一赏，这些植物伴生在身边，也满足了人们日常的需求。它或许是孩童顽皮攀爬的大树，或许是阳台月夜清辉映照的小花，或许是傍晚锅边烹饪的佐料”（欧柯男《大都市中的田野一隅》） 。很多大树， 由于搭建房屋或其他需要， 被无情毁去， 但有些还是顽强地存活下来。原十九棉厂厂长住宅旁一棵银杏古树，“历经 80 年风雨飘摇，见证了上海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从羸弱的小树苗到参天大树，周遭人事更迭， 自身守望其中”（欧柯男《大都市中的田野一隅》）。无论毁去还是存活，将相关信息记录下来，对于保存十九棉的历史记忆，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建设单位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必须先经有关单位考古勘探，否则不得施工，简称“考古前置”。可惜，这个考古前置，并不包括对于地面上的人文历史的发掘与梳理。其实，城市的文化底蕴在于其人文历史。这种人文历史不单单体现于悠久的历史积淀、盖世的政治雄才、卓著的文化精英，更体现在当下的成千上万普通居民身上。他们的油盐酱醋、喜怒哀乐、家长里短、文化素养、家国情怀，才汇成城市文脉的波涛汹涌。在上海城区史上，平凉路 2767 弄是个独立的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海市区有 9400 多条这样的弄堂。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城市改造步伐加快，大批弄堂被拆除。到1997年，上海里弄已消失过半，仅剩下了 4000 条。如果要想了解那业已化为尘土的5000多条弄堂的历史，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历史，只有相关地方志中记述的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很难找到相对集中的、经过专业人员处理的、可信可用的鲜活资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力奋教授主编的这部《平凉路2767弄》，在发掘保存城市文脉方面，在呈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历史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堪称城区改造前的人文考古，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先锋性意义。

将来，如果我们所有即将拆迁、即将改造、即将消逝的里弄，都先进行如同张力奋团队在平凉路2767弄进行的这番人文考古，也像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的那样，实行“人文考古前置”。那么，我们的城市文化底蕴必然更为丰厚，必然更有温情，也必然更加宜居、宜业、宜游。若此，这部口述史的意义，也就远远超出平凉路2767弄的范围，超出上海的范围，甚至超出新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范围。

张力奋教授是我十分钦佩的学者，此前读他的《牛津笔记》，读他对金国藩院士的采访，读他的诸多鸿文，便感慨良多，受益匪浅。这部口述史完稿以后，他嘱我为序。我认真拜读，悉心思考，确实认为此书此举，都有重要意义，值得大力弘扬，遂不揣谫陋，写了这么冗长的体会，以为鼓吹。

2023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