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女孩逃婚出走之后 | 湃客年度视觉大赛

再婚不久的阿西刚和丈夫重回深圳，在退还了前夫家21万彩礼后，两人几乎身无分文，希望尽快找到工作；结婚后就逃出来的衣色害怕被送回婆家，已经一年没回凉山；挣扎7年终于离婚的以果，则一刻不停地工作，希望早点还上自己“赎身”欠下的13万；未婚的莫子没思想包袱，很想回家，但是，将近2000公里的路程，中转三次，硬座往返也要700元的路费，这让未满18岁的莫子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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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婚礼

那天，她穿着黑色高跟鞋，深蓝色的牛仔裤搭配绣花的彝族上衣，衣装之下还潜行着勃发的青春，小麦色的皮肤闪耀着太阳的光泽，如一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新土豆，看上去还是元气满满的女孩。

那是她婚后第一次回到娘家。在房前，她打开编织袋，取出啤酒、辣条、糖果和煮熟的鸡蛋散给柴堆上喝酒闲聊的男人们，羞涩地笑着，这是婆家为她准备的回娘家的礼物。哥哥家的四个小孩子跑过来，又扯又抱，她蹲下跟她们逗笑，不远处，阿嬷和父亲在阳光里无言地坐着。

新郎家支的人给送新娘的人发红包，无论年龄大小，来者有份，每人50-100元。2016，四川凉山

今晚没有人唱那首彝族著名的哭嫁歌《阿嫫尼惹》：

细雨蒙蒙也得走，冰雪盖地也得走，

狂风暴雨也得走，洪水泛滥也得走，

妈妈的女儿哟，不走不行了……

从这天起，衣色变成了结过婚的女人，虽然并没有领结婚证。后来有人问她，结婚的时候哭了吗？衣色笑着说，为什么要哭啊？哭有什么用呢？

婚后半个月，衣色悄悄跟着带工头离开村庄，再次来到“世界工厂”深圳。2018年5月，海来衣色刚刚满18岁，这已经是她外出打工的第四个年头，每天如同钟摆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重复来回。她忍受着这种枯燥的生活，期待有一天赚够钱“赎回”自己。

“我想离婚，可是我家人不会同意的，我也没有那么多钱还他们。”衣色说，“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要替我们做主？”

莫子爱美，在厂里的时候每天都化妆，喜欢穿日本女校的制服装，波波头卡一枚细细的发箍，同事们叫她“学生妹”。她的床铺上扯着一副彩虹条纹布帘，那是她刚来深圳在夜市上花10块钱买的。

来自异族的观念差异和身份焦虑让她们对外界采取谨慎态度，习惯抱团生活。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工厂的组织者也会特地把彝族人分在一个宿舍和车间里。去年4月份，她们中有几个人被借调到另一个工厂，离原厂只有不到三公里，几个彝族姑娘为此都哭红了眼睛。

换厂后，新宿舍彝汉同住，搬进去第二天晚上衣色刚铺好的床被一个汉族女孩掀翻并强占，两个年龄稍大的同乡姑娘找工头求助无果。凌晨1点，4个彝族姑娘冒雨徒步走回原厂找她们的朋友，伙伴们决定天亮就辞工。

这场半夜酝酿的罢工第二天上午就被工厂经理的几句话瓦解，对方答应换一间宿舍，带工头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事实上，姑娘们对带工头有很强的粘附性，衣色和莫子从来没试过自己找新工作或者换一个带工头。

工厂开动员大会要大伙儿快干多干，衣色和莫子她们已经这样加班有一个月了。有一次，她给我看她们厂生产的一款老年手机，一脸自豪地说，“出口到外国的”。

她春节不想回去，“回去他们又要我去他家，我逃不出来怎么办？我就一直躲在这里，永远不回去。”

莫子在流水线上干了3年之后，发现这样赚钱太慢了，她买车的梦想遥遥无期，春节过后，厂里订单不多，收入也随之下降，莫子和伙伴们决定换一份更赚钱的工作。

她老公吾格（也是他们的带工头）也在这里工作，负责发传单。阿西洗脚，一个小时提成45块钱。在沐足城，第一次发工资时她才工作半个月，拿了3500元，比她老公一个月的工资还多，阿西感到很自豪。相比工厂而言，她更喜欢这里的工作。

衣色也和阿西同时从工厂出来转到沐足城工作。上班的第二天，衣色遇到一个喝醉的男人，洗脚时在她身上乱摸，衣色很生气地骂了他，然后辞职去了江苏。

20岁的阿西已经离过一次婚，35岁的吾格花了大概21万把她从前一段婚姻里“赎”出来。尽管年龄差距很大，但是毕竟是自由恋爱，阿西觉得至少比那些还在赚钱解脱婚姻捆绑的女孩强。她已经有一个多月的身孕，肚子大了之后她就不能继续在这里工作。阿西有点惆怅，因为丈夫的收入明显无法支撑一个家庭。 

但是这些目前还遥远。她在快手上录制的视频看起来依然充满活力，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忽闪忽闪，白皮肤闪着青春的亮光，粉镜框里仿佛一个二次元少女。不过她不玩抖音，“太费流量了。”

阿西是家里的老幺，母亲格外疼爱她，每个星期都会给她打电话，但是她不敢告诉家里她现在的工作，因为这有悖传统道德观，会被视为不知廉耻。沐足城3月4日投诉日记上写着，“客人问能不能摸，技师说不行，客人就不高兴，不愿买单。”

 “有些男人像你一样好好坐着，有些男人会摸腿摸胸，我就说，别乱摸，摸怀孕了你负责？”阿西捂着嘴笑着说。

有时客人会邀请阿西一起出去K歌，阿西只能婉拒。“我不出去，吾格会吃醋的，我们很相爱！”她咬了一下嘴唇说。

阿西怏怏地走进卫生间，蹲在地上，拿个毛巾对着水龙头洗脸，这时，早晨的阳光穿过玻璃照在她仰起的疲倦的脸上。在墙的另一头，黑暗的卧室里，吾格睡得很投入。

6月初，阿西因为贫血上班时晕倒了，医生告诉她怀有身孕不能再工作了。

“我想今年7月就回去，孩子出生后再把他（她）带出来”，阿西说。即使丈夫看起来不够称职，她还是很满意自己的婚姻。阿西不喜欢大城市，她怀念家乡的土豆和山坡上广阔无边的风景。几天之后，阿西和丈夫一起回凉山的妈妈家修养待产。

“谁是你男人？我是你男人吗？”一言不合，生父开骂道：“你不是说要去死吗？死了也跟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扔掉算了。”随后，生父给她一顿暴打，然后抓起凳子把她砸晕了。半夜时分，以果醒来仓皇从生父家逃走，半路被恶狗被咬伤，在医院住了3天。

经历了亲人的离弃和多次转手，以果现在对人情世事充满了不信任，她只想要一个户口，这个确定的身份是她生存下去最基本的保障。

3岁那年，以果的生父在外面找了女人，跟母亲提出离婚，根据当地的习俗，提出离婚的男方要给女方经济补偿，开始定下了3000元，但是以果的生父只有2000元，他决定把以果给妻子作为抵债。

5年后，以果母亲改嫁，开始她想带着女儿一起，但遭到了继父家族的强烈反对，母亲最后说服了婆婆家，代价是以果不能上学，在家照看同母异父的妹妹。

“小的时候看到别的孩子上学时我特别羡慕，一帮孩子在门口互相喊去上学，我就一人在那里看着他们。”对于未能读书，以果耿耿于怀。

这样的情况在凉山彝族地区并不鲜见，许多家长认为女人的角色就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从事农活，不让女孩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