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三条道路”

农业强国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国家表现，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球表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表征。当前，农业强国的政策范式并未超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范畴。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核心命题，但实际不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约束，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均衡协调。

综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非常不同的发展过程。分析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三条道路”，能够鉴往知来，避免落入“农业农村失衡陷阱”。

一、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1.时序特征与典型事实。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战略减贫—基建扩张—新城乡关系”的时序特征。这个过程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缺少系统的农村发展战略。在欧洲人眼中，美国农村发展缺乏“政治优先权”，甚至并不存在“美国农村政策”这样的东西。连美国学者也认为各部门奉行自己的农村政策，联邦政府缺乏协调和一致行动的能力。

这一现象恰恰反映了美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在美国现代化历程中，相比于多元、长期的社会投入，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公共投资十分有限，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溢出效应。实际结果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从未停滞，战后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且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强国。

2.发展环境与政策逻辑。美国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条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并能取得成功，得益于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资源禀赋优越，直接移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从建国开始就不曾面临激烈的人地冲突，“二战”期间本土又没有遭受战火荼毒，这意味着美国“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很少。美国在战略减贫过程中，尽管也存在特定区域的开发和特定人群的补贴措施，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发展性减贫，即随着国家或区域的整体性发展，将贫困人口导入社会化分工体系，从而实现减贫目标。1960年时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相对发达的城市化条件为美国后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支撑。

1960-1990年间，美国农村发展机构反复变动（图1），经常因为总统或国会的意见而新建或撤并，看上去毫无战略定力，但在这一波动始终围绕的那个“价值中轴”——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却在不断得到强化。这种看似“没有战略的战略”，反映了美国政治运作的行动逻辑：具体的政策内容受总统任期的影响很大，很多时候8年甚至4年就是一个政策周期；但特定阶段的核心政策取向，通常是美国精英阶层反复博弈产生的共识，不会因为政府更迭出现本质变化。

图1 美国农村发展机构变迁（1960-1990）

3.规律与启示。二战后，美国国家发展的核心命题是“一个世界级超大经济体的战略崛起”，农业农村发展也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作为国家战略导向下工业化、城市化溢出的结果，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假说：一个超大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不可能完全依靠农村自身实现，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公共投资支撑。这或许是超大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注意的一个规律。

二、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1.时序特征与典型事实。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战后复兴—规划管控—后生产主义”的时序特征。相比于美国，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在战后恢复阶段农业农村政策表现出更强的中央集权特征。在欧洲人眼中，美国缺少系统性的农村政策；而在美国人眼中，欧洲则表现出更强的“中央集权”特征。这里的“中央集权”，并不是从政治体系的角度而言的，而是从公共政策贯通性角度而言的。另一方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后期表现出更强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后生产主义”“绿色主义”思想风靡欧洲，对政策取向带来了很大影响。

2.发展环境与政策逻辑。欧洲现代化起步早，1930年时，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80%，战后主要是调整恢复，与美国相比，在农村反贫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压力要小得多。1970年时，西欧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已经超过70%，而且城市分布均衡、中小城市占比高，农村现代化基本是在城市框架当中得到发展，这是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得天独厚的条件。

比如荷兰，典型的乡村旷野地区是很少的，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乡村地区如何满足城市人在户外休闲、自然景观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其空间规划和农村建设政策主要与此有关。

战后复兴的过程中，欧洲一直在寻求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实现和平发展。1957年，法国、德国等6国签订《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组建；1962年，欧洲共同农业政策正式实施，这一框架后来成为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农业农村政策体系。同时，欧洲主要国家在内部政策上也比美国更为集中，这使得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起步阶段的扩张主义和规划管制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后来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向埋下伏笔。

3.规律与启示。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从扩张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向，主要来自西欧几个老牌发达国家的引领，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农业农村这一特定领域的映射。欧洲内部发展不平衡性较强，东欧、南欧许多国家，仍然处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并存的阶段，这些国家本身并没有步入后现代社会。前沿国家路径选择变化，势必会对欧洲其他地区带来深刻影响，这是否会使欧洲内部相对落后国家丧失发展机会——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警惕的问题。

三、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1.时序特征与典型事实。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产业振兴—乡村活化—泛农本主义”的时序特征。战后，日本在产业振兴过程中不断推进农地整理和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水平快速推进，但紧随其后的是，农村地区的过疏化和老龄化不断加重。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小农现代化”，这种发展模式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难以继续迭代更新，无法为农村现代化提供充分支撑。产业振兴之后，日本投入了大量精力搞乡村活化和社区营造，但到了现代化后期，日本已经难以有效平衡和兼顾越来越多元的农政目标，由此陷入了“泛农本主义”的泥潭。

2.发展环境与政策逻辑。日本农村在上世纪30年代遭遇大萧条，直到战后才真正从阴霾中走出来。为防止重陷危机，日本政府发起了多次振兴运动试图提升农村生存能力。这些运动形成了一个共同观念：农村是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空间，可以通过农民的勤劳和节俭建设一个具有特殊品质的现代化新农村。此外，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确立的小自耕农体制，让日本农民至今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日本政府不能无视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本主义的农政观与政治因素叠加后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农政格局，成为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步入困境的制度根源。

3.规律与启示。有人曾经问道：日本农业为什么会“点错了政策树”？日本是东亚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谋求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是其长久的夙愿。这个过程中，日本始终难以抉择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而又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经济体中，农业农村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面临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方面，作为一个谋求世界影响的现代化国家，日本始终希望在粮食等农产品上留有战略屏障，这导致其始终不肯放弃农业；另一方面，在一个高度全球化、市场化的外部条件下，日本的农政策略既难以提升农业竞争力，也难以保持农村活力。事实上，一个资源小国如果一味希望跻身世界大国，那么资源约束与大国身段之间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日本是“点错了政策树”，毋宁说是多元目标和多重压力下难以绕过的“小国宿命”。

（作者陈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土地制度与城乡发展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