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错录信息成为“盗窃犯”后，54岁货车司机漫长的抗争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一然

一个普通人能想到的所有可能

事情要从一个电话说起。

货车司机刘志强结束了长途跋涉，回到长沙不到一个星期，刚在4S店里提了新车，就接到辖区派出所打来电话，传唤他到所里配合调查，“必须把情况说明清楚”。

电话里没说什么事，但语气严肃，不容置疑。这让刘志强纳闷儿，那是2017年，他48岁，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性子急、脾气冲，但是个实在人，从来不会无故生事，更别提违法犯罪。

古怪事打从他在新疆干活时就没消停——这年夏天他跟随国网长沙电力公司的外线队进疆作业，负责运送物资。新疆边境口岸对外来人员身份信息查证严格，经过检查站，他按惯例把身份证递进窗口，工作人员往设备上一拍，“滴滴”，提示异常，两名警察从岗亭走出来，拍拍他肩膀，“到里面来，找你有点事。”

“之前做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没有？”对方问。

“没有。”

“你是不是记不清了？十几二十年前？”

“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刘志强的声音变得激动起来。

他在新疆待了五个月，几乎在每个检查站都遇到了类似的盘问。他发觉工友看自己眼神都不一样了。

即便没有这个传唤电话，刘志强也打算主动去趟派出所，把事情搞清楚。几个月后他要跟随公司再次进疆，这次回家休整，领导特地交代，要把身份证异常的问题解决，不然往后的工作不好展开。

但事情似乎比他想象中严重。在派出所，民警不仅询问了他近段时间的工作情况、是否有违法行为，还专门去了他家拍照取证。他瞧那阵仗，好像真把自己当个犯罪分子一样。

直到所有程序走完，刘志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事。到底是在新疆这些天、还是在长沙住的这二十多年出了问题？刘志强把大半辈子的经历在心里过了一遍，得罪什么人了？或者旁观别人聚众斗殴被误会成同伙了？

这是当时一个普通人能想到的所有可能。

●刘志强在老家社区警务室意外查询到自己的“犯罪记录”。讲述者供图

开滴滴的朋友听说了他的情况，给支了个招儿：你下个滴滴、注册司机试试看，如果真有什么不良记录，一下子就反映出来了。

那天按照朋友的建议，刘志强不到两小时就收到了平台回复。是他最不愿看到的情况——平台拒绝了他的注册申请，理由是“综合背景审核”不过关。近年以来，滴滴和多地的公安机关合作、对网约车的驾驶人员实行背景筛查——有暴力和危害公众安全的犯罪、严重治安违法、交通安全违法等三大类违法、犯罪记录以及精神病、涉毒人员，都会被禁止进入平台。

刘志强再也坐不住了，直接开车回了自己的户籍地湖南省衡阳市。在老家的社区警务室，通过公安内网查询，他终于找出了最近这一系列麻烦的源头——他的资料出现在“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里，上面显示他在1998年曾经犯盗窃罪，并因此服刑一年。

刘志强“懵掉了”，1998年自己在成都开物流公司，根本不可能坐牢。再仔细一看他就发现了问题——资料上照片、身份证号码都是自己的，但地址和亲属关系却不是。

刘志强好面子，不论是新疆的遭遇还是被传唤，他都瞒着老婆。现在已经不可能继续瞒下去了。

他的妻子秦琳还记得，最初听到这个消息，“难以置信”。他们结婚晚，两个人刚认识那会，刘志强40岁，秦琳36岁，奔着成家的目标迅速走到一起。秦琳是长沙本地人，家境优越，而且是电器公司的销售部经理，找了刘志强这样一个穷酸的外地人，所有人都不看好她的选择，而秦琳之所以不顾反对坚持和他走到一起，看中的就是他“为人正直，三观很正，很能吃苦”。这些都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但现在，十几年的信任基础被动摇了。那天刘志强在电话里说完，一口咬定是派出所弄错了，没再说更多。

站在秦琳的角度，她坦言，清白，这只是刘志强自己的解释。公安会冤枉你吗？如果真没犯事民警至于来家里吗？被传唤的事为什么瞒着自己？她越想越多，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真看错人了？更要命的是，影响孩子可怎么办？

这些心思老婆没有明说，刘志强也猜得到。连他亲爸妈都不敢完全相信，他12岁就离家外出闯荡，他老爸得知这个消息，第一句话就质问他：是不是真干过这种事？刘志强觉得压力很大。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婆，都督促他：如果你确实没有问题，赶紧去公安局打张证明。

刘志强当时也这么想。“没做过就是没做过”。在他看来这件事不难解决，重要的是消除负面影响，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至于被传唤的原因，刘志强称自己几个月后被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2018年前后，湖南展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他被列为了摸排对象。

“命”

摊上这桩倒霉事之前，刘志强信“命”，也喜欢算命。一个出身底层且动荡颠簸的人，总期待提前掌控命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四川峨眉山，头发花白的老和尚带他到厢房，扑通一下跪倒，“你不是普通人”，“干不了一般的活”，说着老和尚把他全身骨节掐了遍，遗憾地补充，“有个地方没有生好”。

那是二十多年前，刘志强靠白手起家，经营一家物流公司，最忌讳倒霉，“是什么地方没生好？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急切地想知道。但老和尚再不肯多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志强觉得那次是自己后来命运急转的预言。尤其是他婚后的十年。2009年，经营了十几年的公司破产，他仓促进入婚姻。当时，妻子任销售主管月薪上万，他没有工作，而且赔光了所有积蓄，婚前夫妻俩就明确了家庭分工：老婆负责挣钱，刘志强在家照顾小孩。

过去，刘志强自尊心极强。“傲气，大男子主义”，秦琳见这个男人第一眼就知道，他虽然个头不高，但走路步子大摇大摆，讲一口奇怪的方言，“既不是长沙话也不是他老家衡阳话”，秦琳后来才意识到，他在外闯荡多年，已经杂合了一套自己的口音。哪怕已经在长沙定居二十多年，很多人表示听不懂，他从没想过改变，“学不会（长沙话），我当年手底下带他妈二三百人也用这个口音！”

这样的他自然不可能忍受长期在家带孩子。孩子一岁多，刘志强准备重新就业，没想到当真应了老和尚那句“干不了一般的活”：起初，他去长沙的公交公司应聘司机，他驾驶经验丰富，开过很多年客车。试用的头几个月很顺利，每月挣的比老师傅都多五六百元。可临到转正，他被告知没有通过试用。

接着他又去银行外包的押钞公司应聘，也是当司机。那次刘志强相当有信心，过去总是跟客车、货车打交道的他，觉得“开小车不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吗？”他顺利通过了笔、面试，没想到三天后等来的又是一通拒绝电话。

刘志强回忆，大部分求职失败其实都不曾被正式告知原因，但这次他被通知“政审不合格”。

到后来，刘志强只想找一份能缴纳社保的工作。他为此尝试过全然陌生的销售岗位，组装和推销发电机，也没挺到转正；在长沙屡屡受挫，他又去了机会更多的深圳，一家酒店接纳了他，开了几个月班车，酒店倒闭，工作又没了。“是不是我人背时，连酒店都跟着我倒霉！”刘志强彻底绝望了。

●多年后，电力公司给刘志强开具的“无法上岗”证明，但未被法院采用。魏芙蓉 摄

“只能说是我命不好”，他从心底接受了老和尚的预言。也是因为“要面子”，在外遭受的诸多不顺，回家后他通常闷着不说。

妻子秦琳多年后才知道这些求职背后的细节。对于过去刘志强屡次求职失败，她以为是他当惯了老板、不适应给人打工，秦琳因此总埋怨他“一根筋”，不会圆滑些。

接连的打击后，这头犟牛终于放弃折腾，全心回归“家庭煮夫”角色。那是他人生最低落的时期，和之前的朋友几乎断了联系，每天窝在家看看电视，把小孩哄睡后，溜去楼下摸几圈麻将。上了牌桌钱还得紧着花，他没任何收入，每个月三条烟通常是老婆提前买好，一个星期的买菜钱也靠老婆提前预支。

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生活，却有种游离在家庭之外的感觉。结婚以来，他从没参加过老婆朋友圈的聚会；对待岳父母能躲则躲；哪怕夫妻俩一起逛街，他也主动把距离拉得远远的。用刘志强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守住作为男人的自尊心，“一个大男子汉，工作没工作，要钱没钱，好落魄样的，也有损她的形象。”

直到2014年，小孩该上幼儿园了，靠老婆再难负担全部生活开销。刘志强管岳父母借钱买了辆小货车，跑货运补贴家用。一年后，再通过老婆的人脉，他开着这辆车在国网长沙电力公司谋得一份差事，先是跟着施工队在湖南的山区跑了一年多，2017年中旬又去了新疆施工。

这是刘志强近十年来最稳定的一份工作。西北工地处所偏僻，目及之处，尽是绵延的大漠和戈壁，他负责施工队日常生活物资的采购，运送设备工具。虽然属于劳务派遣性质的临时工，每月好歹有一万多收入。

2017年末结束工程回到长沙，他把货车卖了换了辆SUV，打算来年给老板当司机，体面而且意味着更多机会，说不定还能包下接下来的尾工程。

但这一切都被派出所的那个传唤电话打乱了。

因为害怕又要丢掉来之不易的工作。他找到公安局，提出资料有误、希望申请消除违法记录。据刘志强描述，工作人员告知他：“如果你不能取得‘证明本人无违法犯罪证明材料’证明自己清白，只能到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后，由相关部门出面办理”。2018年1月，刘志强向衡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子进入审理程序，刘志强终于得知了自己变成“盗窃犯”的原因。

衡阳县公安局在递交给法院的行政诉讼答辩状中指出，这事实上是一起因公安机关失误导致的信息错录事件：1998年发生的这桩盗窃案中，案犯（别名刘恩强，以下称刘恩强）和刘志强同名同姓同年出生，而且来自同一个小镇。犯罪服刑的其实是刘恩强，案底却错误登记在了刘志强的头上。

根据后来检察机关调查查明的情况，信息错录实际上发生在刘恩强进入衡南县看守所服刑后。因刘恩强无网络户口，且相关部门也未能准确核查其身份信息。2000年前后，看守所对历来羁押人员信息进行补录，工作人员按照刘恩强的判决书信息配对人口信息网时，错误地将与之同名的刘志强的身份证号码录入了看守所管理系统。2016年该信息被并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进而被公开到相应应用系统。

自己竟然为别人“背黑锅”长达二十年之久？刘志强瞬时的心情难以形容，震动、愤怒、和随之而来的“大梦初醒”：过去十年的四处碰壁真的是因为“命”吗？

答案、清白与失控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应诉期间，刘志强找到当初那些拒绝自己的公司，希望能开具自己因“案底”被辞退的证明。

十多年过去，物是人非，最后只有电机公司给他开具了一份证明，这份文件证实，“刘志强当初应聘销售主管时经考核合格后上岗。后经公司法务部身份证核查，指出该员工无法上岗，但具体原因不明。”

这份唯一、但模棱两可的证明后来并没被法庭采用。但对刘志强来说，求证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在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他几乎从知道真相后就认定，那个“污点”就是罪魁祸首——十年来他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落魄潦倒，全是拜这个错误所致，否则的话，他的人生必定会有所不同。

他再也无法做到让这件事简单的过去，接下来他要讨回的不仅是清白，还有那稀里糊涂的十年人生。

法庭上，除了要求衡南县公安局将自己被错录的所有信息从公安系统删除并给予相应赔偿外，刘志强还重点强调了另外两项请求：要求确认公安局行政行为违法，同时需对方登报道歉。对他来说这才是“彻底的清白”——这件事发生后，村里不乏传言，“难怪他在外面混得这么好，原来在外面靠黑吃黑？”

很快，他的案子在行政一审中取得了初步胜利。衡南县人民法院确认了衡南县公安局错录信息的行政行为违法，并限其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刘志强的信息从该资源库中删除。

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几个月后，衡南县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向衡阳中院提起上诉。衡南县公安局认为，在刘志强起诉前，公安局已经向各级机关提起申请删除错录数据，因此一审判定公安局行政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且没有依据。

衡阳中院采纳并撤销了一审的行政判决。

刘志强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认为公安局虽然已经在采取补救措施，但对方确实有错在先，且自己的其他诉求未得到充分支持。二审结束后，他多次到当地人大等有关机关反映情况，希望争取改判。

●为了打官司，刘志强曾尝试自学法律。魏芙蓉 摄

从2018年到2022年，近四年时间，刘志强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官司，没心思工作，也顾不上家庭，开车频繁往返长沙和衡阳两地。为了省钱，他一天只吃一顿，车上随时带着铺盖卷，赶不回来就在车上蜷缩着对付一宿。好几次在高速上开车都犯瞌睡，一天要靠三四包烟提神。

白天连轴转，到了晚上也不能安生。他总是突然从睡梦中爬起床，有时是早上6点，有时则是半夜两三点。趴在桌前抄抄写写，手边放着从书店买来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因为没钱请律师，他从零开始学法律、写申诉状，他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很多字不会写，经常需要上小学的儿子手把手教。

“他好像只有不停地写，心里才能平静。”妻子秦琳看到桌上摞得越来越高的打印机废纸，那原本是自己从公司带回家给儿子打草稿用的，到头来都被刘志强给用完了，上面密密麻麻，满是法律条例和网上抄来的相似案例。

作为妻子与母亲，秦琳觉得这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自从刘志强忙官司以来，家庭的经济重担全部压在自己身上，他没有收入，还不断往外花钱。既然最核心的诉求“删除错录信息”已经实现，秦琳更希望他能尽快回归家庭，承担起爸爸的责任。

刘志强不指望能获得家人的支持。某种程度上，失去清白的焦灼和憋屈，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的”。虽然公安局称一审前就已经将错录信息删除，但二审开庭时，他再次尝试注册滴滴，却发现审核依旧不通过。对方律师的说法是相关应用系统更新需要时间。

这在无形中更增加了刘志强的心理压力，“我觉得我背后好像总跟着一双眼睛”。打官司那两年，儿子面临小升初，成绩不错，却被分到了口碑很差的学校，老婆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跟家长背景有关？每当孩子从学校拿回家长情况调查表，夫妻俩的脸都耷拉下来，“不高兴，不想填，毕竟这个事情还悬而未决。”秦琳说。

刘志强不止一次提到，“要是没有儿子，这事也就没这么难了”。因为担心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孩子将来考公和参军，他被自责和愧疚压得不堪重负。

那几年，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恶化程度显而易见。照片里，他当时不到五十岁，却尽显老态——不到一米七高，最瘦时只有85斤，头发花白，脸颊凹陷，全身皮包骨头。家人看来，他虽然没坐牢，“跟从监狱里放出来也没什么区别”。

他越发地暴躁易怒。跟工作人员沟通案子进展，他几次三番忍不住动手。对待家人也越来越没耐心，夫妻俩几句话不对付就吵起来，有一次当着小孩的面，刘志强气得砸墙、摔椅子，徒手把一面穿衣镜打得稀碎。妻子和孩子都吓得不轻。

每当官司推进受阻，刘志强就拉着秦琳要去办离婚。一直以来，这都被刘志强视为最后的退路——离婚后给小孩迁户口、改名，最好把身份证号码一并改了，他觉得这样孩子就能彻底摆脱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

说的次数多了，有次秦琳真的受不了了，“离婚就离婚”，但真到了办手续那天，秦琳反悔，丢下刘志强回了父母家。

那段日子秦琳真的对这个男人失望了。她了解他，“一旦着急上火，十头牛都拉不住”，看着他一点点走向失控，秦琳害怕有一天他真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来，一切就不可挽回了。

“祭风”

事实上，行政机关错误录入公民信息，导致公民成为“犯罪人员”、“吸毒人员”的事件近年来并不鲜见。据媒体报道，2021年，广东省雷州市公安机关错将公民江某当成犯罪前科人员录入公安系统，且经多次反映，仍未对相关记录进行清理，后江某将雷州市公安局起诉至法院；2019年，四川乐山杜某被派出所错误登记“犯罪记录”后，多次求职受阻，后情绪激动突发疾病去世；2016年，四川宜宾小伙身份信息被派出所误录入禁毒违法人员数据库，导致他出行时随身携带“非吸毒人员”证明。

这类案件中，纠错过程繁琐、耗时长通常是受害者焦虑和痛苦的症结。关于刘志强被错录的信息，根据衡南县公安局后来的答辩词，直到2018年10月才彻底从系统中删除，整个过程历时近10个月。

为了争取赔偿和正式道歉，刘志强始终没有放弃抗诉。过程中，他的父母相继离世。在衡阳农村，葬礼上有个习俗叫“祭风”，逝者落葬归山前，一生的过失、功德将被记录下来并编成歌谣吟唱。

那是2020年，刘志强跪在父亲灵前，祭文在耳边传唱。作为儿子，他的经历也在其中留下一笔，“蒙冤二十年，长期背黑锅”，想到如果自己的案子不能圆满、日后祭文也要“停留在这个黑锅上”，他再也抑制不住，泪流满面。

长期透支身体，2021年的一个晚上，他独自睡在衡阳老家，突然满头大汗，呼吸困难。凌晨2点，他一个人开30公里路赶往医院，一度方向盘都扶不稳，医生上了各种检测仪器，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他当即被强制要求住院。

也是在这一年，胶着已久的官司终于迎来转机。

因不服二审判决，此前刘志强曾多次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2021年5月，湖南省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志强的案件中一审、二审判决均存在处理不当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随后检察院向湖南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湖南省高院认为，衡南县公安局的行为确实构成违法，且指出一、二审过程中法院对刘志强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均存在处理不当之处。当年12月，湖南省高院撤销了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对刘志强来说，历经四年奔走，到这时，生活似乎终于可以恢复正常。另外，为了弥补错录信息对其造成的影响，他后续收到了衡南县公安局等行政机关支付的各项补偿金约三十万元。

●忙于筹备官司期间，为了节约住宿费，刘志强经常睡在车里。魏芙蓉 摄

一切尘埃落定，他花了大量时间恢复身体。当初被要求强制住院，但负担不起治疗费，他第二天就拔下氧气管偷偷跑了。赔偿款偿还了打官司欠下的外债后，他终于为自己安排了心脏手术，体重也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婚姻的裂缝或许无法轻易修复。住院期间，老婆只在医院出现了两天，漫长的康复期，刘志强自己“收拾”自己，一个人挪下楼买饭。事实上，两人的关系在四年的抗诉过程中早就降至冰点，从争吵，冷战，发展到分房睡，后来连做饭也是各忙各的。如果不是动手术需要亲属签字，刘志强甚至不愿意给老婆打电话。

他也反复提到对家人的歉疚。“我也不是说对她有什么怨。这么多年，我对家庭没什么贡献，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永远都自卑。”

现在晚上睡觉，一想到那件事刘志强还是要掉眼泪。

为什么这桩倒霉事偏偏落在他身上？越想越睡不着，越想越伤心，想到最后，“还是得认命”。

至于当年真正的案犯刘恩强，直到案子结束，刘志强也没见过他。他打听到对方是个惯犯，近年才从监狱放出来。

和抗诉过程中的激烈状态相反，最终胜诉后，他没跟太多人提起这个结果，“没什么意义”。他提到2019年，还是抗诉期间，他看到当初求职的公交公司发布了招聘信息，他期待能够一边打工一边抗诉，带着判决书再次上门应聘。

接待他的仍是当年的队长，十年过去，他们都老了。听刘志强说明来意，队长又一次抱歉地拒绝他，“以前这个（案底）或许有一点妨碍，但现在你年龄过大了。”

这年刘志强已经50岁了，他后知后觉，即便官司打赢，时间也不可能重来。

那天在公交公司的院落里，他听老师傅们聊起如今的活计，公司的管理更人性化了，活越干越轻松，不像他当年要开16个单边站，如今只要开8个。刘志强想象着，如果自己当初能留下来，或许也是这其中的一员。

现在刘志强尽量避免想这些事。忙于官司，他快五年没工作了，最近打算重新动起来。前不久在新疆做运输工程的朋友向他发来工作邀约，从2017年的那个传唤电话至今，他还不曾出过远门。说实话，哪怕到现在，刘志强的顾虑仍没完全消失，冥冥之中，他感觉身后始终有一双“眼睛”。

不过问题不大，“我没什么好怕的”，他说，以后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终审判决书，那是清白的证明。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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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被错录信息成为「盗窃犯」后，54岁货车司机漫长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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