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漫步·实录｜漕河泾：上海西南区域一个市镇的城市化

城市考古学入门

来自纽约市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生态学家桑德森，曾做过一项研究。他计划用计算机模型把旧地图、考古学记录和生态数据等数据整理结合，重现出纽约曼哈顿岛的原始面貌——这个计划被称作“曼纳哈塔工程”。

当桑德森把地图上被定居者及士兵增添的建筑一点点的去除掉，包括公路、农场、防御工事后，那些大地的原始景观——海岸线、山丘、悬崖、小溪、和池塘——就被还原出来了。

这样一项研究的意义何在，从不同人的眼里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我们有可能达成共识。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往往只能接触到城市发展的某些阶段。这让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城市发展切断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所以，当我们通过文献和田野，把那些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建筑，按照一定顺序从地图上一件件擦掉后，我们或许就能呈现一个动态过程，以及这种渐进的过程背后，业已存在的稳定格局。

相信我们在完成这项工作后，就有机会重新回答那个有关“城市发展背后的社会与自然”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借用了“曼纳哈塔工程”的思路，把视角放在了上海西南区的一个市镇——漕河泾镇。这里曾经是上海西南区一个繁荣但不太知名的市镇，至少不如与其同名的开发区那么著名。从隶属于江苏省上海县，到上海市上海县，又到徐汇区的一个街道，这个或许曾有一点江南水乡面貌的市镇，而今已经几乎没有了当年的模样。

我们要展开的“城市考古”，并非掘地三尺的地下工作，而是通过空间和结构的重叠，找到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即便市镇周围的农田变为楼宇，村落变为城中村，村落的外围成为开发区，我们依然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变迁留下的痕迹。这些自带时间坐标的痕迹，显然不是出现于一日之内。通过这些坐标的考古排序，或许能帮助我们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有迹可循的发展脉络。

那么借助这这个古老市镇的变迁历程，或许也能折射出一缕上海本身的发展轨迹，帮助我们在这个变迁潮流中，找到那些没有烟消云散的历史传承。

倒叙：成为市区的一部分

1984年8月，上海县将毗邻市区的各乡部分地及3个县属镇划入市区，这三个镇分别是划入长宁区的北新泾镇，和划入徐汇区的龙华与漕河泾镇。至此，漕河泾结束了上海县管辖的历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原上海县五镇仅剩其二，其南境又设立闵行区，使上海县缩减为立县面积的18.3%。1992年，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成立新的闵行区。上海县域不复存在，这是后话。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算是漕河泾镇历史变化又一个重要时刻。1984年，在比邻上述几校区域的西部，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设立。这个区域“东至桂林路，南至漕宝路（含中科院生命科学研究院）、西至新泾港，北至蒲汇塘”，可以算是原漕河泾镇区的最西部，现在成为一个全新的地块。这个开发区的设立，和漕河泾镇脱离上海县并入徐汇区恰在同一时间，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接下去的进程由于相对晚近，而多被我们所了解。随着漕河泾开发区的出现，市区工业产业向周边的转移，以及城市动迁工程在80-90年代的出现。漕河泾周边的农业用地，及闲置土地便再次成为城市发展过程的中的目标。

漕河泾镇西南在1950年代以来早已围绕几所高校，建成了与桂林公园、康健园（科普公园）参差的稳固社区。随着开发区的设立，镇西即将成为高新产业云集之地。而镇北和镇东的田林与漕溪地块，已经被规划为新的多层或高层住宅小区，里面即将迎来市区拆迁工程开始后，向市郊输送的外迁人口。现在来看，当时的迁入者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这一毗邻上海副中心徐家汇的区域，在不久之后即与市区融合一体。而之后的外迁者，只能选择更加外围、且远离市区的移居区域。

此时，漕河泾镇周边只剩下镇南与沪闵路之间，还留有成片的农地，但很快也将成为历史。1996年上海南站的建设，宣告了漕河泾镇周边农耕时代的终结。至此，漕河泾镇中街菜场上，已经没有菜贩宣称自己出售本地蔬菜。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七宝的菜农自贩菜蔬。

在此之前的1995年，上海地铁一号线通车，开通区间为铁路上海站到漕河泾镇南边缘的锦江乐园，漕宝路站也成为这条地下铁路中的一个站点。事实上，地铁一号线的建成，远不仅是加强市中心与沪南之间的联系。因为在新的规划中。这条线路，还肩负着铁路南站与上海站之间旅客来往的任务。

这条地铁路线的最终延伸站，是1997年贯通的莘庄站。现在从漕河泾到莘庄之间的交通完成第三次升级，从最初依靠漕河泾的内河航运，到1920年代时沪闵路的出现（1950年代新沪闵路的更新），以及地铁一号线的开通。而交通的升级，也将意味着新的联系。沿着沪闵路和龙吴路，上海市区的工业、企业，加速了向西南方向的吴泾地区的转移，也标志着包括漕河泾本镇范围等徐汇核心区域去工业化的进程。

1999年，经过7年建设，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取代了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在镇北原有的位置。而最初为“上海游民习勤所”，后为“自动化仪表一厂”的区域，则改建为一个现代化小区。尽管建筑早已拆迁重建，但在镇区周边的格局却依然如故。

2004-2006年之间，当市镇周遭的房屋建筑格局都已翻新一轮后，最后的变迁终于轮到了镇区仅剩的中街、西街老街（东街在更早时段便已拆除改建）。由于道路拓宽，中街与西街之间的中市桥已被拆除。刻有对联的桥柱保留在沿河的绿化带中。绿化带的边上，竖着一块写着“漕河泾港”的指示牌。最终漕河泾镇中街在2006年也最后拆迁改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小区。

从图中可见，图右位置就是原镇中心所在。边上的操场属于当地的小学，只是操场原位于教学楼东面，现在搬到了南边，合并了原镇上镇办工场和城隍庙的位置。

历史上的古镇漕河泾

1990年代的《徐汇区志》这样写道，漕河泾“位于区境西南部，东南以沪杭铁路为界，与龙华镇、长桥街道毗连，西至虹梅路与上海县接壤，北以漕宝路、漕溪路为界，与虹梅路街道、田林街道相邻，东北以中山南二路为界与漕溪北路街道相接。面积7.6平方公里。辖38个居民委员会，有居民2.10万户，6.97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9171人。镇人民政府设在康健路65号。”

这个地区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按照《漕河泾镇志》（稿）的记载，该地在元代时“尚无集市，名为王家宅。”上海设县后，此地编入高昌乡二十六保十四图、十五图。当地文学之士在清代时曾编写过一本《二十六保志》介绍地方掌故，其中还记录了林则徐在江苏任职时，疏浚黄浦江及其支流的事情。

上海县境内两条自西向东的河流交汇于此，分别是流经七宝镇的蒲汇塘和流经莘庄的漕河泾，而这个镇名就源于后者。这两条河流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太湖以东，近源则可追到淀山湖，这两条平行流过的河流，穿过松江府的富庶之地，在漕河泾镇汇合成一股，继续向东，在龙华镇，汇入黄浦江。

就在这两河交流之地，两河相冲的三角洲位置，出现了最初的聚落。明中期后“松江府境内所产粮食、棉花经蒲汇塘入漕河泾（时称曹乌泾）集散于此，渐聚成市。”正是江南天然的河道网络为这个市镇的出现创造了契机。事实上，不但松江府七宝、莘庄两镇的物产经由此地汇集，向东进入黄浦江，最终进入漕路运河体系。浙北嘉兴的产品，也会从黄浦江上游选择逆流而上的路径，进入漕河泾港。因港成市，这样一种水、路交换体系的存在，便是这个市镇在清代以来日渐勃发的源头。

回到20世纪之初，漕河泾镇已有相当规模。在两河之交处，沿着漕河泾分布的是镇上的中街和西街，沿着蒲汇塘展开的则是东街，镇上的主要商业店铺都分布在中街和东街上。在1930年之前，“最为突出的是吉永盛竹器店，附近一百多户城镇豆腐店都来购买或订货。商业集中早市。街上设有鱼行代生意业务、羊肉摊、水电摊等。……当时全镇有肉店五户、烟杂店五户、小百货一户、豆腐店四户、布庄一户、米店三户、国药店三户、饭店一户、点心店二户、酒店二户、砖灰行一户、方作二户、柴行二户、竹器一户、修桶二户、铁店二户、制鞋二户、理发二户、裁缝二户、染坊一户、茶馆五望、家具油漆一户。”

中街与西街之间，以“中市桥”为界，这是一座从桥墩到桥面都由石条构成的石桥。因为桥的北面紧邻镇上的城隍庙，故又被称作“庙桥”。桥墩上东西各有两幅对联，其一书“鳞屋接参差劫历烽烟留福地，鲸波来浩渺功施疏凿溯贤侯”，另一书“百步桥通看水抱湾湾帆随塔转，五茸城还指峰横点点云共天低”。

据记载，桥南堍“在1880年有资本家张林生开设张信和轧花厂，每年农村新棉上市，河中装花船只数十艘，排列长达一里”。该厂加工的棉花大都是从金山、松江、泗泾、七宝等地经漕河泾港运来，由轧花厂加工后，运往上海。轧花厂“最盛时有其子张汝良经营。1930年张汝良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亏本倒闭。”

笔者所见，至上世纪90年代，庙桥下还曾泊有自嘉兴平湖驶来的贩瓜船、贩藕船，这是这条河道履行交通功能的最后时刻。后来出于河道整治、防汛需要，漕河泾和蒲汇塘上都设置多处水闸，彻底断绝了此处作为航路的基本特征。

据镇志所载，“民国初年，漕河泾街道狭窄，房屋简陋，境内无马路，仅有通往七宝、土山湾和龙华等地的小道。交通主要靠漕河泾港。”由此可见，河道网络是漕河泾镇之所以繁荣的关键，而这一结构对其日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河道体系的衰落可以追溯到20-30时代漕河泾附近两条重要道路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路线的交汇处，距离过去两河交汇的镇中心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道路体系的出现拉近了镇上与市区的联系，但对镇区周边的既有格局，不能不说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

沿着道路纷至沓来

1936年，在上海的南区漕河泾和七宝之间修筑了一条全长8公里多的马路，这条马路被称作了“漕宝路”，在漕河泾和七宝之间各取一字。（后来依此例命名的道路还有几条，分别是龙漕路[漕河泾-龙华，1951年]、虹漕路[虹桥-漕河泾，1956年]。）这条道路几乎与蒲汇塘平行。在加速了上海市区和西南郊的联系之外，也慢慢宣告了这张古老河道网络的式微。

当然，在这之前的1922年，以漕河泾和南区的莘庄镇之间，已经修筑了一条名为“沪闵路”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的起讫点分别是徐家汇和闵行的黄浦江渡口。而漕河泾则是这条20多公里道路上紧邻徐家汇的一个站点。以徐家汇代表“沪”，事实上表明，从此南去别无沪上。这种微妙的表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并未隐退，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留了“沪”与“非沪”之间有趣的区分。即便随着1958年后，另一条以漕河泾为起点的新沪闵路出现后（使与之平行的前者有了“老沪闵路”的名称），依然如此。

通过这两条道路，漕河泾便与西南方向的七宝、莘庄产生了更便捷的联系。加上更东边的龙华镇，自从清末以来就跻身江苏省上海县境内的五大镇（还有一个是北新泾镇），已经在这张网上浮现其四了。这几个市镇经济发展趋势，在之前的河道网络中已经能窥出端倪。

伴随着1927年民国上海特别市的建立，原先上海县的辖区又缩小了一点。不过，这个直辖之市的出现，以及作为市区近郊的地理位置，也为包括漕河泾镇在内，上海县辖区境内的几镇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镇北与漕宝路相邻的空地，最早被辟为江苏省第二监狱，时在1919年左右（1937年改建）。有趣的是，这是漕河泾镇上有迹可查的最早现代机构。而后来的漕宝路就划监狱北墙而过。监狱的位置处于路南与镇北之间的街区位置，就是两条公路交汇处与过去两河交点的距离。其在道路体系之前的出现，有待进一步考察。该监狱初“占地面积88亩。后经扩建达120亩”。根据《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一书记载，江苏省第一监狱位于南京，三、四分列苏州、南通等地，亦见上海于时当为宁省内次要之地。

书中还透露，监狱选址于此，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从征地的经费、建筑的经费上考虑。城市郊区的土地价格一般要比城区便宜得多。二是为了便于管理，尽量不要与居民住宅交织在一起。”

监狱的出现，其实并不能自外于漕河泾镇的运行体系之外。1920-30年间，镇上绅董并镇上商家“振大染坊、义和南货店、九泰青土作、永茂鲜肉庄”不止一次，联名向有司投诉监狱行政部门，对镇上商业的侵害。此外，监狱为保证囚犯自给并从事一定身体改造，曾开设“窑工、印刷、种植、木工、炊事为主，藤工、竹工、漆工、建筑、铁工、草工、畜牧为次”，并“承接当地乡镇委托的疏浚漕河泾河道任务”。从这些活动也可看出，监狱与镇上的互动，既有物品依赖的成分，亦有服务供应的可能。

“德不孤，必有邻”，自监狱之后，1929年，上海乞丐教养院董事会设立的“上海游民习勤所”，也相中江苏第二监狱北面90余亩平地。于是在此设所，每年收容上海无业者500百人，“对入所游民施以感化教育及劳动技能训练”。此后，监狱与习勤所之间的道路名称，便从弼教路（“矫正教育”，适用囚犯改造）改为了习勤路（取“习勤忘劳，习逸成惰”之意，与“游民”相应），并一直沿用至今。

回到道路的问题，连接市区的沪闵路的修通，使得此镇周边空旷土地成为市郊炙手可热的新区。1930年初，原在南市开设果品商铺的民族企业家冼冠生，在镇南买地60亩，建“冠生园农场”，并在此筑冠生园路，是镇上首条花岗石路面道路（前习勤路为首条沥青矿渣路）。农场内“有果园、牧场、豆棚瓜架、花木盆景、和金鱼100余缸；有望梅村、鱼乐天、望云桥、来苏亭、菊径、果园、绿荫草堂八景”，只是今已不存。

除了冼冠生之外，来到漕河泾建地的著名人士还有驰名沪上的闻人黄金荣。1934年时，黄金荣在镇西建有私人别墅，又称黄家花园。园西南侧为黄氏家祠及其祖先墓地所在。园内先后建有堂楼、三官庙、关帝庙、四教厅、观音阁、颐亭（湖心亭）、般若舫，静观庐、长廊、鹿亭、哈哈亭等建筑，并广植桂树、牡丹等花木。后改为桂林公园。

而镇东北，现漕溪路上，则成为了沪上棉花商曹启明的祖茔园林。这一处园林1935年建成，“门厅正中及左侧为园景部分，东部为墓地，以栅状石柱相隔。”后来改为漕溪公园，与日后的龙华殡仪馆相对。

最后一个来到漕河泾圈地设园的则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大世界”知名魔术师鲍琴轩。他在当年名震一时，积蓄有余，后来便全力投放于康健园的筹建。当时康健园占地仅二十余亩，但构筑上包含了山山水水、桥亭台阁及顾名思义的康健活动锻炼场地等等。显得别有风韵、别具一格。康健园在1947年落成后，未几迎来解放。曾一度改名科普公园，园中以养驴最为著名，后又改回原名。如今经过扩展，已成为本地最大的一片公共绿地。

成为文教之地

2010年，笔者到新疆和田田野考察。和田文物系统的一位保卫部长开车带我们寻访古迹。和田富庶绿洲之地，路上不乏私家好车，但也有骡车、驴车参差期间。我们许久没见过畜力车辆，同事见到不免掏出手机、相机，将这些咧嘴喘气的动物摄入镜头。保卫部长见我们沉溺动物，竟忘了路边屡屡出现的遗址古迹，不免起了揶揄之意。

“我以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边上有个科普公园。我进去看了一圈，就是围了一个园子，里面养着几头驴。”保卫部长手不离方向盘，偷瞥了我们一眼。“我心里就想，上海人真是好玩。我们和田满大街的驴子，到了上海，就成了科普的东西。”

笔者和同事打赌，猜他在读过上海哪所学校，因为我胸有成竹。果然，他80年代末曾就读于上海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上海师范大学），该校最初的校址就位于康健园（科普公园）的西侧。而那几头驴子，在我幼时也曾见过。

以科普公园为参照，在1954年，漕河泾镇西农田空地出现了三所高等院校。分别是科普公园的西南，上海师范学院建立，占地40余万平米。公园南面，建立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只是这所高校在此仅延续了四年（1956年改名“上海音乐学院”，1958年迁入汾阳路），后来这片校舍并入上海师院，为其东校区。1954同年，科普公园的北面，还建立了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占地10万平方米。最后，1959年，在镇西北漕宝路上，也就是前“上海游民习勤所”的西边，建成了上海化工专科学校，占地11余万平米。就这样，在漕河泾镇的西面，在1950年代出现了4所高校，后两所高校（加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在2000年合并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当然，在紧邻漕河泾范围的梅陇镇北，还有一所同期建成的华东化工学院（90年代后易名华东理工大学）。可以与之前几所学校视为一个整体。

与此同时，当年沪上颇有薄名的“上海游民习勤所”旧地则改建成了“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时在1959年。从后来发生的趋势来看，这种变化并非偶然。因为，随着两所工科学校的建立，镇境内便出现了一系列颇具技术含量的企业，详见下表：

由此可见，漕河泾镇北境，在1950年代末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当时产学研结合的新技术集中地区。与80年代以后，该地出现的新状况之间，已经可以构成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当年的冠生园农场及厂房旧址，改建为上海感光胶片总厂，而冠生园食品厂则搬迁至漕宝路沿线（70年代曾改名为益民食品五厂，后恢复原名）。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位于镇北的原江苏省第二监狱旧址，改建为“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中间经历变迁，但一直延续到1992年，才最终迁往青浦。

并不是所有的都烟消云散了

无论是镇上驰名的轧花厂还是竹器店，都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那些康健公园、桂林公园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其实康健公园也有所扩大）。至于监狱和习勤所，各自还有它们在空间上的继承者。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这场挂一漏万的漕河泾城市考古。笔者的意图，不在于唤起微不足道的乡愁情节，而在于把握趋势。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说过，“怀旧和恋古癖是毫无必要的，如果人们都过得和两百前一样，连最粗心的游客都能看出什么是古董，那还要研究者干嘛？”我也是这样想的。

换句话说，那些消失的历史，其实变成了结构的一部分。虽然不太容易发现，但仍在那里。“游民习勤所”留下了一个路名，监狱的围墙并没有全部拆除，还有当年栽下的监狱外墙，如同哨兵一样挺拔的水杉。几所高校的校园里建了新楼，可校园面积早被固定，只能去奉贤另谋校舍。漕河泾镇周围那些小区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当年征地时对应农田的范围。黄家花园依旧在，蒲汇塘和漕河泾，仍在流淌，只是没有了跑船的船家和平湖的西瓜。可我们现在都吃上宁夏和新疆的西瓜了。

参考文献：

消失的魔都古镇——漕河泾镇http://www.oldkids.cn/user/home/blog.php?uid=9065

徐汇区地名志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108239/n111726/index.html

《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徐家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漕河泾镇志》（稿），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主编，漕河泾镇镇志编写组，1985

（本文系“城市漫步”夏季对谈活动“并非关乎著名建筑的建筑学VS城市考古学2.0”延伸阅读，更多“城市漫步”活动请关注“市政厅”栏目及同名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