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汀：回忆我的母校西北师大，同班71人的故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诗经》《楚辞》

我们谁也不曾想到，四十年前我们七十一位年龄分列于“40后”“50后”“60后”的“青年人”，奇特地相缘，一起走进大学校门，成为同窗。

同样，我们谁也不曾想过，四十年后的我们又这般校园重聚，珍念那一段韶华。

我们是西北师大1978年秋班的同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如今当自己也有了历史，才懂得了历史是多么苍茫,多么迅忽，多么有趣。

我们回来了。好似一个考古队，小心翼翼地做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属于自己畴昔的文物，写一篇关于自己心灵的论文。

当年教室已变作残垣遗址——但文科楼之侧那棵生存百年的核桃树依然葳蕤；校园后边那一片片连畦的白杨苗圃消失了，但依傍的那条黄河依然奔流。

我们回来了。相拥在一起，互视彼此的眼神，唤醒遗忘的记忆，回味那些心底的故事……几分陶然，几分感叹。

我们回来了，欢乐亦忧伤。昔日同窗挚友，已有六位离世。带着思念，相邀他们同行……

一

“1978” 是共和国高校履历中一个特殊年份。这年全国所有大学都有两批新生入校，一批于春草萌发的三月，一批在秋霜漂染的十月；校园里前者称之“春班”,后者称为“秋班”。

由大陆和海洋温差形成的大气环流称作季风——无论夏季风、冬季风，都有气势磅礴的伟力，形成暴风雨和海啸……“文革”后拨乱反正恢复的高考如同一股聚积十年热能的季风，在改革的风向标下，上千万青年的“蝴蝶翅膀”掀起了一场令全社会进步的风潮，和一场终结蹉跎岁月实现自我超越的运动。是年参加秋季高考的全国考生达610万人，录取40.2万，录取率仅6.6%。历史还有如下记载：1978年甘肃省可招收本科生的大学只有7所，西北师大（甘肃师大）文理双科12个系的秋季班总共招生835名。

我们班71名同学，每人都成了时代热气流中蒸腾的微粒子。

我们知道母校只是一所普通高校，在全国并不显赫；也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最平凡的考生，前有翘楚可追。然而以把握时代机遇、勇于超越自我、追求人生价值理想的精神而论，每位同学都非常了不起，拼搏中释放了自身最大的能量，发射出时代和历史精神的耀眼光束。

陈少沛 ，男 ，29岁，已婚，报考时一对孪生女儿不到周岁。兰州二中68届高中生（老三届高一），下乡插队三年，后至兰州模型厂当木模工，手艺不赖，结婚时的三“大件”—— 大立柜五斗橱写字桌均由自己设计制作，让目睹者惊羡。虽已“成家有业”，却因少时垂青文史喜好舞文弄墨，时常抱憾因“文革”断了大学读书的念想。复习期间白天上班工作，晚上晃着摇篮哄女儿，伏案温习到深夜。终以高分录取，实现夙愿。

武敏之，男，31岁，已婚，全班年龄排行“老大”。66届高三毕业准备高考，“文革”突至，哀叹功亏一篑。 68年先插队至河西走廊，后调至玉门油矿。蹉跎岁月十年，圆梦之心不泯。要逮住青春的尾巴，把耽误的时光挽回来。

杨宁瑞，男，16岁，我班“老小”，面孔稚气未脱，憨厚寡言，却心存鸿志。甘肃合水县一中高中应届毕业，全校221名考生仅有4人被“大本”录取，文科惟他一人“中榜”。因地理单科成绩96分，喜冲冲地报了地理系，殊不知师大地理系为理科专业，由学校调剂招进历史系。

赵晋梅，女生中“老小”，全班“次小”——16岁半，兰化一中应届生。长袖善舞，文艺青年,敏感而多思，心中常怀几分骄傲。高考中榜，为兰化一中增光！老师家长均建议读中文,自己却想着“不如把历史课讲得像评书一样有趣”，背着家长报了历史专业。

范文黎，女，27岁，北京女一中初67学生（老三届初二），“文革”期间父母挨斗自己带着弟妹经历磨难，“一下子像从大伏天掉进了冰窖”。后去内蒙建设兵团，在“巴颜喀拉”经年累月顶风冒雪挖砂、开渠——“修地球”，却不屈于命运的安排，考入大学。

黄志昌，男，24岁，甘肃甘谷县六峰乡觉皇寺村农民，72届高中毕业在家务农，受家庭成分连累,生活多有坎坷。1977年报考大学村里未批，强忍屈辱1978年再报。白天田间劳作,夜晚凑着油灯读书,夙夜匪懈，志在必得。全县6000余考生，被大学本科录取仅26人，文科11人。报志愿时想进西南政法学院读法律，做一名主持正义的法官，祖父却说“学法律固然好，然稍有不慎办了冤假错案，有损先人阴德。还是考师大当老师吧，无大福亦无大害，平平淡淡过一生就好！”遵从祖父训诲，报了师范历史系。

李华瑞，男，20岁，甘肃山丹煤矿井下矿工，受过工伤，1974年高中毕业还当过两年农场工人。五十年代随父母由四川支援西北来到山丹县，上大学前20年从未离开过河西走廊，伴着戈壁大漠。少年时做过文学梦，想读中文系，却听从中学语文老师劝告，说历史厚重，知识宽广，更有利于搞文学，改报了史学。

……

“山河转，兴高考，忆当年”“携妻带子者有之，应届毕业者有之，放下锄把者有之，辞官弃职者有之，长幼咸集，济济一堂，各行各业，皆为同窗……”陈少沛同学的诗文，“点睛”出了我们当年的风貌。

七十一人，谁人没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二

对校园的记忆始终是亲切的。像洪元基、卜锡文老师1979年为建校40周年写的校歌，现在不仅会唱，唱起来依然动情——“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鲜花朵朵绿树行行，在花丛和浓荫之中，科学的春天在荡漾，知识的清泉在流淌……”

记忆中，四十年前师大的校园算不上有多么美丽动人。它既没有那种古色古香或时尚别致的建筑，也缺少林木葱茏花团锦簇的浓妆艳抹，印象最深的倒是校园那种爽爽朗朗的平坦、宏阔和端庄，透着一种气质：淳朴而大气。

校园很大，从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桥”向西到师大西边围墙，东西长度正好跨着两个公交站，南北距离少说也有六七百米。但在占地800多亩的整个校园里却没有一幢五层楼以上的建筑，所以视野特别开阔。步入师大正门那个牌楼形三孔门洞，迎面可见一幢造型方正的三层办公楼，会暂时遮挡一下你的眼睛，但一穿过办公楼，你会感觉“所有”的校园，豁然开朗地袒露在眼前！左右前方都是阔大平坦的体育场，正面是宽敞笔直的马路，直对着理科楼前方的升旗广场，它也是朗朗的一大片开阔地，形似盘旋，也称之盘旋广场。理科楼是一幢工字形的建筑，横向极长而高度只有四层，成为视野中的天际线——所有这些都让人产生一种观感：我们的校园竟是那么空旷舒朗，可谓天高地阔。笔者还有一个记忆，从办公楼走到学生宿舍这一段路，要走得很长，太阳朗照下，似乎没有遮阳的地方，而同学们就喜欢在阳光的波浪下趟过，甚至索性斜穿半个足球场。球场没有塑胶之类的跑道，也没有草坪，只是一块平整洁净的黄土地，有时看着发亮的体育场明晃晃地耀眼，好似在看一块巨大的反光玻璃。无论何时，体育场上似乎都有跃动的身影，踢足球的、跑步的，旁边还有耍单双杠器械的，真是永不停歇的青春律动。

相形之下，理科教学楼要比文科楼更富诗意。在楼顶中央，有一个地球仪的造型标志，所以理科楼也叫“地球楼”。全校所有理科的教室实验室都集中在这幢楼里。楼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阶梯教室，看着半圆的教室和中央讲台，感应着地球仪之下的奥妙，令学子们胸中升腾起一种神圣之感：感动于知识的伟大，感动于老师和学者的崇高。记忆中，只有理科楼才有这种阶梯教室，它应该是当年校园里最为动人的景观之一吧。

我们最熟悉和喜欢的一条路，是从学生宿舍楼通向文科楼之路。它东西走向，笔直而宽绰，该有一里多长吧，它是贯通校园中心区域的一条主路，也是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由西向东先经过盘旋广场，左手可见广场中心基座上高耸的旗杆，右手便是庄重大气的理科楼正门。再径直前行，道路依旧笔直，不过两侧出现了陪伴的高高的榆树、洋槐和白杨树，虽说树木可以遮阳，却没有形成浓荫如盖的“天穹”。阳光泻过枝叶，树下光影斑驳。林木之侧，常点缀着一些迎春、碧桃、玫瑰类的花丛，由于较少，并不觉得显眼。兰州干旱冬季寒冷，校园里少有常绿树种。学校有意识地美化坏境，那些年从兴隆山一带移来不少雪松、翠柏，植在各处。

这条路再向东，左前方就可看到文科楼了。但不能不先提到道路左侧的另一片球场，这是个活力四射的地方！包括一个灯光球场和数个篮球场、排球场都连在一起，究竟有几个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感到一大片球场相连。每到下午自习课结束，球场上龙腾虎跃，篮球击地的声音、哨声和喊叫声不绝于耳。在1979年全校篮球联赛上，我们历史系秋班篮球队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与化学系对决，第一次夺得了全校冠军！那场球打得激烈精彩，掌声喝彩声不断，两个系的男女同学都来观战，当啦啦队。等到终场哨声响起，我班激动的男生冲进球场，将夺冠立功的王原同学抬起来抛向空中，一次又一次。

文科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呈凹字形，坐北朝南，正面三层 ，双侧只有两层。虽说外观上看它不显得高大，形状方正又普通，但楼内走廊宽阔，教室更是高敞明亮。我们历史系秋班的教室就在一楼101室，在此一坐就是四年，情感很深。它是我们心目中的知识殿堂，是我们寄托着理想，留下青春的严肃与快乐的圣地。当年师大文科共有五个系，文科楼一楼西侧是历史系，东侧是中文系，二楼是政教系，三楼是英语系。只有教育系不在文科楼内。

在文科楼北边不远处，便是学校图书馆。图书馆也是一幢造型方方正正的三层建筑，一楼二楼都有很大的阅览室，设施同样比较简朴，木桌木椅。但明显供不应“需”，平时下午自习课和晚自习时间，都坐得满满当当，来得稍晚就找不到座位。当年同学们读书如饥似渴，不到学校规定的关灯时刻，教室和图书馆里永远都坐满了伏案苦读的学生。教室和图书馆的灯光，是学校的一处美景。到了窗棂灯光次第关闭的时辰，人影绰绰，无声地晃动在回宿舍的路上……母校图书馆藏书很多，据说“文革”前就达到六十多万册。我们在阅览室能看到全国所有省一级的报刊杂志和各大学的学报。记得大约在1981年图书馆举办了《馆藏珍本善本古籍展览》，图书馆文献部主任朱太岩先生还亲自为历史系学生讲解，让我们大开眼界，懂得了何谓孤本、珍本、善本古籍的常识。展品中不仅有百年以上清代线装版本的甘肃地方志，我们还见到了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书和经卷。

理科楼正门前盘旋广场的右前方，有一大片树林，乃是校园里颇有情趣的景地。因为这片并不茂密的树林，竟是“一水”的枣树！同学们经过这里，总喜欢抬头望去，初夏里看枣花，而秋天就想看看有无果实。这片枣树林何时而栽，有无有趣的由来？当年几乎无人问津。但在清晨和傍晚，总能看到在树下朗读的学子。自然，文科楼凹形的豁口，也是一处难忘之地。那里有许多树木，特别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枝繁叶茂。这棵树距我们教室很近，就在历史系春班的102教室窗外。有许许多多的次数，同学们搬着椅子围坐树下，复习和讨论。几十年后我们听说文科楼拆除，在原地建了一座花园，那棵延绵百年的核桃树，依然“健在”，成为母校“怀旧”的名胜。路过此地，自然产生一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联想。

当年的学校大礼堂，也是非常普通的一栋建筑，造型方正而简约，内部设施朴实而无奢华。陈旧的绛紫色长条木椅，墙壁两侧，也是用手拉而关合的木窗。大礼堂是经常举办学术讲座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听过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讲授中国古典诗词、日本早稻田大学藤枝晃教授讲敦煌学、华中师大教授张舜徽讲中国古代文献学等。反而大礼堂倒很少放映电影新片，同学们想看新电影必须走上一段很长的路，出校园东侧的小门，翻过一个很深的水沟爬上坡，到十里店街道电影院去看。日本电影《砂器》《生死恋》；墨西哥的《冷酷的心》《叶塞尼娅》；国产影片《牧马人》、《少林寺》等等，都是在十里店影院观看的。

岁月如水，校园的很多情景都已淡忘，却也有几多珍藏在心。笔者常常怀念沿着校园西墙外侧向南的一条小路，小路两边是连畦成片的白杨树苗圃，和纵横流淌的水渠。顺着几分幽静的小路，步行约十多分钟，就能看到奔腾东去的黄河。有时傍晚乘着彩霞未落，三三两两的同学会沿着小路散步，径直走到黄河岸边。站在高而陡峭的堤岸上，听水声喧响，目送激流远去……

1982年秋天我们毕业。大约在暮春一天，全班参加了一次校园植树活动。这是不是学校有意组织的毕业留念活动？已然记不清了，有些细节却深留在笔者脑海。植树地点在大礼堂北侧，种的是白杨树，在一起植树的老师和同学有赵吉惠、王淳、康蓉华、袁本愉、廉李章、李华瑞、张栋等人。我们一起挖土，植上树苗，培土浇水。王淳说“种一棵树吧，留个纪念！” 华瑞和张栋连声说“很好很好，苟富贵，毋相忘……”到底是学历史的，脱口而出的便是《史记·陈涉世家》的话语。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白杨树安在乎？该增加了多少年轮， 有几分苍郁了吧。

三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母校虽说位于祖国西部边远地区，但同样是一所师资雄厚、学风优良享有美誉的高校。1979年12月我们参加建校四十周年校庆大会，就略知西北师大原来与北京师范大学有同体传承关系，是在上个世纪抗战期间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基础上形成的，它也是祖国西部地区最早的一所师范院校， 1958年之前属于教育部直管的六所重点高等师范学院。我们在校期间，学校多位教授学者在各自的学科成就斐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如生物系孔宪武教授、中文系彭铎教授、教育系李秉德教授和我们历史系的金宝祥、金少英教授等。

我们有幸在一个特殊年代与老师们相逢。那时结束“文革”不久，改革开放序幕初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始成为引领时代动人心魄的命题，一方面甩掉了压抑已久的“臭老九”帽子的老师们，恢复了自尊自信，视为“第二次解放”，以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重登讲台,同样以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对待高考入校的新一代大学生，视之“孺子可教”；另一方面，学生们饱含激情地热爱学习，要把耽误的岁月补救回来，也发自内心地对老师们充满崇敬感恩之情。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师生们心脉相通，体悟到共同的追求与祖国的进步血肉相连，个人的价值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中得到体现。这种基于真诚理想的情怀形成的“教学相长”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不知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让心灵感动的记忆。

历史系是母校的传统优势学科，有十五六位老师先后给我们教授专业课。记得教中国史的老师有金宝祥、陈守忠、王俊杰、刘熊祥、吴德煦、潘策、赵吉惠、郭厚安、宋仲福、任效中、张海声；教世界史的老师有吴英贵、张同昭、张淡云、张绍卿、刘化明、丘少伟、洪聚堂、张培德；还有李庆善、牛得权、赵荧老师讲授中国古代文献；刘方义老师教授中学历史教学法。相隔四十年了，老师们授课的情形与风采，我们至今留在脑海，栩栩鲜活。

金宝祥教授，我们的系主任，隋唐史专家。当年六十多岁，鬓发花白，神情文雅而肃穆，两眼炯炯有神，平时不苟言笑，但讲起话来深沉亦富有激情，有一种强烈自尊和个性彰显的大学者气质。他是浙江萧山人，保持着南方人的习惯，衣着简朴又清清爽爽，常穿一件蓝布上装，领口露出白棉布衬衣，洗得非常洁净。制服左胸前总喜欢佩戴师大的红色校徽，庄重而醒目。这个微小的细节于不经意间传递出他对学校与职业的热爱，感染着学子们的敬校爱校之情。

我们很喜欢听金先生讲课。先生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是陈寅恪、钱穆等名师的弟子。他几十年做学问，对隋唐史和对中国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之演变形成了独到的学问体系。金先生讲历史课很富有理论色彩，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哲学意味。他强调史学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将历史现象纳入历史演变总进程中观察，进行总体和全局性的研究判识，从中发现历史逻辑。“学贵自成体系，钻研应有重点”，正因为对历史整体性认识不可一蹴而就，金先生对我们多有告诫：要勤奋读书，惕厉动笔，慎于发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金先生开始研习马克思主义，读过五遍《资本论》，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成为笃信唯物史观的历史学者，他在我们班讲课时，详细讲述过自己接受马列理论的经历与体会，一往情深。记得金先生倾心讲述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规律，引用大量史料来反复对比，阐述当封建国家与民众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时，私家大户门阀与民众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弱化；反之，当私家大户门阀与民众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时，国家与民众的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弱化。先生的观点具有历史辩证的哲学高度，但为什么是这种研究思路？得出如此结论对认识历史规律有哪些重要价值？我们当年体会不深。以后逐渐知晓，金先生主张以《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为密钥，从抽象到具体，阐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他认为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商品细胞入手，而剖析中国传统社会应该以人身依附关系为重点，因其关系乃是封建社会最普遍的关系，“最内部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

经过“文革”教训及思想解放运动，此时师生们的思想充满了反思与批判精神，独立思考意识增强，消除“文革”极左意识形态对历史科学的损害，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亦出现多种理解，不乏疑问。特别是出现了强调人道主义立场防止人性异化的思潮。因此在历史学者的心目中，如何教授历史并非一件易事，需要正本清源的研究和拨乱反正的勇气。金先生为我班讲述唐代均田制专题时，明确提出了应该加强研究历史长河中“人”的问题，他引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论断，说“历史学科除了探索发展规律，还要说明人是最高原则，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先生进行反思说道“自己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讲历史‘经济’变化时（如均田制）只讲了‘物’的规律，明确表示再研究几年后，不这样讲了”。先生的这些认识，让我们耳目一新，肃然起敬。

把历史课讲得很理论很深刻，启人心智，具有哲学意境只是金先生授课的一个特点，但他腹笥丰赡，又把课讲得异常丰富多姿，具有美的感染力，体现了另一种思维与表述。记忆中金先生应邀为我们讲过隋唐佛教，就让学子陶醉入迷，他信手拈来，打比方说佛教与禅宗一派的区别 ：“佛眼在有神与无神之间，而禅宗像却在扬眉吐气；佛教教人相信现象世界即幻影，求得心中涅槃，而禅门祖师叫人做本分之人，这与佛学毫无共同……”课堂上金先生还讲过自己学习历史的经历，其中之妙悟引人入胜。他说自己对唐史的兴趣，乃从唐代放风筝开始。唐代盛行放风筝，可以通过放风筝去侦察敌情，风筝是西域的东西，元宵节挂龙灯彩灯相当风行，自己对此产生好奇，觉得这些为何与西域一致？于是举一反三展开了研习。金先生对自己的老师陈寅恪、钱穆备加推崇，充满情感，他打着手势讲述老师讲课的风采，情不自禁地陷入回忆说“陈寅恪先生眼睛不好，总闭着眼睛讲课。陈先生是从唐诗开始研究唐史，他的精神很有感受，一个初中毕业生，家境不错，但不上学，自己学习研究，游历欧美……终成大家。”回想当年听金先生讲课，仍然能体味到那种陶醉之悦。

……

陈守忠副教授解放前参加过学运，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他讲课很有气势，一口浓重的甘肃通渭乡音，声调时而高亢时而低喑，所有的话好似从心底吟出的秦腔台词。记得他讲授宋史选修课，对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柳永的《雨霖铃》倒背如流，声情并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让我们非常佩服，恍然间领略了文史不分家珠联璧合的意蕴。

吴德煦先生给我们讲授原始社会和先秦史，他曾长期在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一线工作，参加过多项遗址发掘，授课中多采用自己考古实例与亲身体会，让学生身临其境，不仅了解历史脉络，也学到许多考古学常识，对陕、甘、青海地区的“半坡”“马家窑”“半山”、“马厂”彩陶文化留下鲜活的记忆。

潘策先生讲秦汉史，他备课充足，总是带着厚厚的一摞自编讲稿，却并不照本宣科，站到讲台之侧，走来走去，滔滔不绝，手势丰富。遇到要点，先生就在黑板上写字提示，反复强调。记得他引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内容讲述秦代律法，强调这是不容置疑的秦代法律文本，2000多年前的秦代竟有“环保”的森林法。潘先生还生动地讲述过汉初文景之治的轻徭薄赋，用司马迁之语动情地说“天下苦秦久矣……”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阶段头绪最乱，小国及地方政权林立更迭，加之少数民族关系绞缠，捋清时空关系不易，给学习带来难度。王俊杰教授为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在先生语速徐缓声调温和的讲述下，把纷繁的历史线索交代得极为清晰，纲目了然，并提示出课后深入学习的要点。结课考试时，王先生居然未出考题，让学生独立思考自定题目撰文一篇，这让我们颇感意外，觉得王先生别具一格，非常高明。

刘熊祥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他当时就有一本几十万字的铅印成册的教材。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的关系以及相互转化的哲学观点，详尽分析1840年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讲述帝国主义入侵引起的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这是先生长期研究的史学成果。尽管这些主要观点和历史脉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已被反复宣传形成概念，学生们并不觉得新颖，甚至产生几分乏味感，但刘先生讲课中自成系统地思考，涉及史料的广泛性（其中涉及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和晚清的海防等），仍然让大家颇有受益。刘先生 “湘音”浓重，不易听懂，但先生讲课充满激情，气宇轩昂。盛夏季节，往往一堂课中，先生汗流满面，拿手绢不停擦拭，却激情丝毫不减。

为我们讲授宋元明清史的是郭厚安先生，他板书漂亮，讲课纲目简约清晰，史论结合，要点突出，逻辑严谨，这与郭先生长期从事中学中国史教材的编撰有关，对历史要义常在思考斟酌之中。先生还兼任过我们秋班的班主任，对同学们稔熟，寄予厚望。结课时先生相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三境界说，期愿学生登高望远成大器，做学问“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肺腑之言感动了全班同学。

牛得权先生教中国古代文献课，他语言诙谐俏皮，颇具喜感，常喜欢在正课前来点引子，说些自己对人生及学问的体悟，也针对学习中发现的问题，针砭一番，忠言“辣”语，有漫画的效果，常常让我们忍俊不禁。开场白之后牛老师便正襟危坐，言归正传，讲起“武王伐纣之牧誓”（我们古文献的第一篇）、“董狐秉笔直书”的等文献典故，话语铿锵有力：“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千夫长，百夫长…比尔干，利尔矛，予其誓……”

宋仲福先生讲党史，他努力体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重视拨乱反正后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大胆而沉稳地讲述历史经验与教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记得先生为我们专门讲述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尖锐地分析了“文革”造成劫难的沉痛教训；还讲述过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提问“历史周期率”之事，引人深思。

……

大学前，我们对世界史的了解微乎其微，世界史几乎可说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开启了一扇窗，供我们在时空上同中国史比较，理解与感悟人类历史的异同。吴英贵先生讲古代史，嘴角常带着一撇深匿的微笑侃侃而谈，从“尼安德特人”“克鲁玛农人”，到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瓦尔纳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贱民（旃荼罗）……。张同昭先生讲古埃及史，先生是我班张莲同学的父亲，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时先生身体患病羸弱，但坚持上课，他声音细弱，却见功底深厚，不用讲稿，只需一张卡片，丰富的史料与观点全装在脑子里。张淡云老师讲授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巴比伦王国，从“汉谟拉比法典”，到美索不达米亚——《圣经》中的“伊甸园”，一板一眼，重点突出。张培德先生讲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声音响亮且激情饱满，当时按三个世界的划分讲述战后世界趋势，强调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式微之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成为人类世界发展的新主流。刘化明老师娓娓道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前后的历史，她重视教学互动，组织了两次课堂教学讨论，还召集同学们参与编写世界史词条……

记忆中当年母校世界史师资力量不比中国史雄厚，但教学科研究活动却分外活跃，生气勃勃。1978年11月，就和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十三所高校联合编写出《世界中世纪史》（试用本），这是很了不起的硕果。是时有关世界史的书籍、工具书很少，我们却能够在本系资料室购买到相关资料，诸如《世界历史大事纪年》、《经典作家论世界古代史》、《经典作家论世界中世纪史》等，这也是世界史教研室老师们努力的结果。 1979年暑假由西北师大历史系承办了全国性的高校“世界现代史学术讨论会”，在当年亦算一桩大事,说明母校世界史教学在学界的影响……

岁月易逝,师恩难忘。无论多久。

四

“夫学业在勤……”

我们大学时代的主题就是发愤学习。那是一个因为学习而倍感美好幸福、因为追求真才实学而体悟人生价值的年代。全社会渴求知识的集中爆发，在大学生中得到最高涨的体现。然而回忆更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自白：那时候的崇尚知识虽然和改变命运有关，但与升官发财的意图无关；追求知识与发愤苦读有关，但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无关。

潘卫平同学这样回忆：“那时的我们，似一团干渴已久的海绵全力吸取知识……一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读尽天下书的劲头，那叫一个生猛！”卢世雄同学在《大学之与我》回忆写道“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无比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一门心思沉潜于学业之中。每天的生活三点成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许多星期天也是如此……” 徐斌同学则感叹大学和研究生时代（1978-1985）是舒畅而“自由呼吸的日子”，说自己赶上了几十年中最幸运的一段时光……

虽说全班同学年龄差距大，文化基础和阅历不同，天资亦有差别，但无人小觑身旁发愤读书的同窗。史学是一门很有难度的学问，记忆力、思考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综合知识面等因素都影响着学习效果：年纪大的同学理解和表达能力可能略胜于年少者，但记忆力强、干扰少、精力更集中、读书更具锐气却是“小同学们”的优势。故无论“长幼” 各擅所长，谁要想博得优异成绩，皆非轻而易举，都要承当学习压力和竞争的考验，“在自信与自卑”(王希恩语) 的矛盾中奋进。

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进步，鞭策自我，是当年学风良好的一个突出特征。

每逢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总有高低，结果公布后，大家都会对照优胜、分析问题，黾勉自励。经过“大一大二”的多场考试下来，班上总有七八位同学常居高分段位，名列前茅：女生有范文黎、沈喜华等；男生有王永曾、卢世雄、徐斌、李华瑞等。英语考试中牛国巍、张栋、杨子慧、刘小琴时有领先。王希恩、马爱平、张森等人的单科（包括公共课）成绩也有优异表现。范文黎同学敏而好学，一丝不苟，毅力顽强，每门考试都获高分，而且长盛不衰，实在不易。她的课堂笔记记得极好，不仅纲目清晰，而且内容详尽，据说老师所讲有言必录，下课后再经一道整理，思考提炼，在旁边注明要点，到了考试前还要深度复习，总之要让史料和观点谙熟于心，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为此李华瑞、杨子慧同学还专门请教，学习她的课堂笔记，改进自己之不足。王永曾同学上学前当过中学老师，文化基础扎实，头脑聪明，条理清晰，无论考试或讨论问题，都能紧扣要点，分析透彻，层次分明，表达准确，同学们都感叹他深得学习之肯綮，常获事半功倍之效。卢世雄读书能下苦功，在学好功课同时，还不断阅读各种文史书籍，细品深悟，垒积学养。为了读书，他在经济拮据的境况下挤出生活费用，购买了《史记》《资治通鉴》《说文解字》等书籍。而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沈喜华同学能在多门考试中屡获佳绩，脱颖而出，令同学们刮目相看，推测这位平时言语不多闷头读书的“小女生”必定付出了比诸位“师兄师姐”更多的努力，并另有“内秀”未知……果不其然，在一次班级学习交流会上，小沈腼腆地讲道，学了老师的课，当天就再温习“消化” 一遍，加深记忆理解，变成自我的东西，绝不过夜。此方法自然也是一种特殊悟性加上双倍的勤奋使然。小沈和张栋不约而同还有以记日记来强化学习效果的办法，不同凡响，也引起同学们的好奇。

考分吸引眼球拨动心弦只是其一，多数同学都能以平常心对待与“高分”的差距,以长远目标为动力，自我设计，寻求学习实效与发展潜能。有的同学找来“并不流行”的钱穆《国史大纲》、岑仲勉的《隋唐史》及古文献名著《管子》、《资治通鉴》、《史记》、《世界通史》（〖美〗海斯、穆恩、韦兰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等书籍阅读；有的则喜欢研读哲学、经济学、宗教著作《资本论》《培根论文集》、萨特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圣经》、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以及创办不久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等；更多的同学都在广泛涉猎久违的世界文学名著《九三年》、《悲惨世界》、《复活》、《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大卫科波菲尔》《战争风云》《歌德谈艺录》……《傅雷家书》以及风靡校园的《十月》《诗刊》等文学杂志。还有同学已开始凭着自己的学习心得，大胆尝试论文写作。如张莲、王淳同学目光独特，写出了《关于汉朝和迦腻色迦的关系问题——对<印度通史>的一处质疑》,通过将中国历史文献与辛吉、班纳吉著述的《印度通史》对照学习，质疑《印度通史》涉及古印度贵霜王朝与中国汉朝一场战争的记述有误，大胆提出迦腻色迦（贵霜王朝君王）同汉朝班超之子班勇的那场战争并不存在，应予以纠正。又如李华瑞写出《控制农业人口是当务之急》、马爱平写出《探讨我国科技落后原因促进科技高速发展》、徐斌和李汀写出《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等，这些习作都收录在学校编辑的《学生论文集》。

听各类学术讲座也是大家极为重视的学习方式。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学校开始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学术交流，机遇难得，深受师生欢迎。如像美籍华人生物学教授戈定邦来讲《美国近二十年来的教育情况》、北京外国语学院杨周翰教授讲《外国现代文学》、山东大学刘明翰教授讲《世界史研究与解放思想》、兰州大学高尔泰讲《美学》等等。上述许多讲座都是其他系科举办的，但我班的同学珍视机会，跨系踊跃参加，有时座位不够就站着听讲，认真做好笔记。另外班上有的同学还担任了《中国青年报》《兰州青年报》的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或特约作者，挤出时间采写发表各类通讯报道和评论，或者从事文学创作，锻炼自己的文字写作能力……记忆中有趣和耐人深思的事情还有，班上年少而稚气未脱的两位女生，却最喜欢研读高深的宗教、哲学大作：蔡雁辉研读的是《圣经》，以至毕业论文都选择了论述基督教文化为题；赵晋梅反复精读的是英国唯物实证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的《培根论文集》，自觉获益至深。尽管当年并不熟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读书治学”的崇高境界，但在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下，莘莘学子实际上在向此方向挺进。青春芳华与高深的思想就如此自由地契合……

四度春秋，同学们并非只知刻苦读书。昂扬的青春风貌，还突出地体现在热爱文体活动上。曾记否：王原、李宇伟、程小成、马靖宇、徐斌、戴德强等组成的班级篮球队蝉联三届全校冠军(不含体育系)，可独自代表校队外出“征战”，屡获佳绩。王原前锋速度快，切入篮下屡屡进球，跳投两分极准！ （当时篮球规则中没有三分球一说）是得分高手；大李身高又灵活，控制篮下一把抓 ；程小成年纪最小却是优秀的中锋掌控全局，他速度快弹跳高，勇猛又灵活，眼观六路传球到位，有点三国中骠骑将军马超的架式。由徐斌、李华瑞、王永曾、王毅组成的我班乒乓球队，也一路“斩关夺隘”，拿下全校团体冠军(不含体育系)，徐斌还获男子单打亚军（冠军是化学系的籍志军），我班三位同学同时被选进乒乓球校队，参加了1981年兰州地区高校乒乓球联赛；刘洪远同学是学校足球队前锋主力；马靖宇同学篮、排球技艺双优，同时成为两支校队的成员。李方明、窦原坪单双杠技能过人，方明纵身一跃上杠的矫健身姿，如同鲤鱼打挺！更有单腿跨杠轮盘转的精彩动作，常引得围观同学喝彩。1980年冬，学校在文科楼南侧建了滑冰场，举办了全校滑冰比赛，王吉普、刘洪远和笔者参加了300米速滑项目。毫不夸口，笔者的速滑姿势相当正规潇洒（呵呵），速度也快，为观众称道，但刚学滑冰不久的刘洪远却能把冰场当“赛足球”，跌跌撞撞向前冲，“那叫一个生猛”速度居然也跑至前列。

巾帼不让须眉——在全校田径运动会女子2×400米接力跑比赛中，我班的王美英、康蓉华、赵晋美等女生英姿飒爽，跑出了气势，赢得佳绩。尤其轮到王美英和小赵接棒，关键时刻奋力加速，超人抢先，引爆一片热烈掌声交织着 “美英加油”的呼喊！在百米短跑、手榴弹、标枪项目中，小赵更是一马当先，连续创造了第二、三、四名的好成绩，拿了不少奖状。赵晋梅还是全校皆知的舞蹈人才，1981年代表学校参加了全省大学生文艺汇演，主演的舞蹈节目获得了二等奖。载誉归来，迈着舞蹈的八字步，走在校园路上，靓影闪光。

我们班是一个自由、欢乐、激情的群体。按说各类文艺人才并不比其他班级更具实力，但凭着发自内心的真诚、学历史培养的认真、飞扬的青春激情和团队的情怀……在各类联谊活动中，并不输于他人。赵晋梅的舞蹈、张栋的笛子独奏是大家公认的优秀保留节目，以后又杀出黑马——宋大军的男声独唱《三套车》，音质是那么透亮，情感深挚，还可用俄文演唱，更具魅力；刘波的武术表演——虎步生风，动如脱兔，跃如霹雳，出拳踢腿，势不可挡！让大家突然感到了这位平时君子风格的小个子同学的精气神，居然有那么奔狂，预示着勇往直前的超越！记得“大四”时一次历史系有三届同学参加的联欢会上，由张栋担任指挥，我们班部分同学合唱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由笔者作词、张栋谱曲的《前进，新时代的大学生》，歌中唱道：“祖国祖国，我们的母亲，振兴中华，青年的责任。未来未来，美好的前景，实现四化，神圣的使命。大地将刻上我们开拓的脚印，长空将留下我们奋斗的身影……”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只演唱过一次就永远销声匿迹的歌曲，但为了这首歌，我们多次修改，排练演唱，充满激情；后一首歌，是当年家喻户晓的电影《少林寺》主题歌——《少林少林》，一唱起这首歌，全场共鸣，合着节拍。直到今天每当我们一想起这首歌熟悉的曲调和歌词，也会情不自禁呼之欲出：一个要当好汉气贯长虹的音乐主题，从那时就落入我们心底……

还有些自编自演的节目记忆犹新：张森、景振基表演的双簧哑剧《约会》，令人捧腹大笑！抹雪花膏，拿照片,写情书的一连串动作，可谓现代高级幽默,妙不可言。杨子慧、李华瑞表演的哑剧《一见钟情》同样惟妙惟肖,杨子慧被大家“点评”为最佳丑角演员。若论书法，王淳、张文渊、王毅等最为突出，在班级或历史系的黑板报上，常能见到他们或端庄或秀丽的笔迹。

……

如今，鬓发染霜的我们想请岁月回答：这些青春的故事，是属于曾经的我们吗？为何回忆会让我们突然心灵怦动，眼睛发热？

五

1982年秋，我们毕业。扬帆远航，无问西东。

时空相隔四十年……就在不久前的六月，在深圳龙岗区“四季花城”小区一套不大的住房里，刘小琴安静地坐在桌前，敲击着键盘，一字一句地校对自己即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等待九月》。 诗中写道；“长长的一生/只有薄薄的一本诗集/ 属于自己”“生活多么具体/每时每刻在细节里/细节逐渐干枯/抽象成史书……”退休前刘小琴是深圳笋岗中学历史课高级教师，退休后在社区杂志《家园》做志愿者，编辑他人的诗文，也咀嚼回味自己的历史人生，深郁的情感化为诗的缪斯。词语撼人；蔡雁辉的住处距刘小琴不远，今年适逢“花甲”亦办退休。和大学时代相比，曾担任过龙岗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的小蔡变得干练、爽朗，健谈。无独有偶，小蔡如今亦在“与诗同行”，选编着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她的诗更多地蕴含明媚的情调，直抒胸臆，她赞美同学情谊：“…我们是最好的学友同窗……命运让我们天各一方/岁月让我们变了模样/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我们的眼睛就会发亮……”而喜写古典诗词的刘希顺同学则以《水调歌头》抒怀 “……当年月/熬夙夜/校园酣/落花流水春去/极目凭栏/思绪翩翩依旧/斗转星移几度/大地走云烟……”。

看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绝非只属于年轻人的专利。

当年我们“78”班（82届）大学毕业时还实行国家分配制（这种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生分配制一直延续到1995年结束）。一方面国家亟需人才，大学生受到热烈欢迎和重视，人人都有一份工作可做，另一方面除了学生自身条件外还受诸如省属院校局限、考生地区、户籍、是否带薪、家庭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使得许多同学未能按心仪就业，一些具有学术潜质热望留高校教书研究的同学更是心存遗憾。四年的欢乐告一段落，命运的考验又在面前。

“ 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求索”……

回溯往事， 我们七十一位同窗的大致走向如下：

第一方阵，有四十多位同学先后担任中学历史教员。如今已然桃李芬芳，弟子天下。这些同学也许在社会上默默无闻，但是教书育人，辛勤耕耘：静静地做自己，无愧于心；默默地为他人，功莫大焉！如陶行知先生所言：“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王林子，回到故乡甘肃甘谷县一中教历史课，一教就是27年，从初一教到高三，为学校屡创佳绩。体魄健硕堂堂男子汉形象的林子老师，待人谦虚宽容，对学生温和耐心，唯对教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评为高级教师后又被评为甘肃省特级教师。2009年林子担任了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一直到干到退休,担任这所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后，忙碌中一直未脱离历史教学，他说“我心里很喜欢教书……”。一起毕业回到天水地区的同窗好友黄志昌，分配去了条件较差的漳县中学，经历了“…离亲别友进山城/人生地疏凭谁诉/孤灯空对到天明”的苦闷阶段，但他未在困苦中低头，一步一个脚印搞好教学， 1995年就被省教育厅评为全省“高中毕业班会考先进个人”。他以自己任教三十四年的心血，兑现了自己上大学前的承诺，虽“无大富亦无大贵”但求年华未虚度——做了一名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学老师……

过去听老师讲历史，现在轮到自己讲。如何教好中学历史？短期目标要为升学与“高考”保驾护航得分；长久意义要把人类历史文明的火炬传下去，让后人具备丰富的历史修养与正确的史观——每一位留在中学历史课的老师，都在为此倾心奉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袁本愉，兰州三中历史课老师。在毕业后十多年教学中不断探索历史教学法，教学效果出众，被评为甘肃省特级教师。后调至市教科所，成为兰州市中学历史学科带头人。进入新千年后，她想到该按照21世纪高素质人才之需求推动历史教改，撰写了多篇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文章：《高中历史习题教学“自主演练法”初探》《评述式材料解析题与历史能力培养》等等，并身体力行推动教改；

王永曾先是留校在敦煌所，被评为副教授，90年代初去闯深圳特区，在深圳福田区中学当了一名历史课教师，2001年以优异的教学成绩当选深圳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受到市政府表彰；2004年又获深圳市中教“名师”称号，并成为全市历史学科带头人；

同学们习惯昵称“游大姐”的游济荃，毕业后在济南一中教书。担任高中历史课老师和班主任期间，连续实现了文科高考班平均成绩全市排名榜首的优异成绩！她结合教学实践，写出了一系列中学历史课教学的研究论文：《历史教学与学生学习心理》《中学历史教学与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历史教学与学生理想人格培养》《中学历史教学与教师心理》等，获得山东省历史教学论文一等奖。1995年调至山东省教育学院，担任了山东省培训“初中历史教材教法”首席辅导教师；

范文黎同学分配至甘肃省教育学院，以后回到北京，在北京109中学（区重点中学）长期负责教授高三文科重点班的历史课，使一批批学生在高考中获得佳绩，在学校享有很高威信。2012年已届退休年龄，但“架不住”学校一再挽留，至今依然忙碌在教学上……。

当年班上年纪最小之一的景生明同学，毕业后分配回到故乡临夏康乐县一中任教。这位学生时代始终面带几分腼腆羞涩的“小同学”，心中却怀有鸿鹄之志和深沉的情感，大学时期就曾构思创作自己农村生活经历的长篇小说《黄土青天》，还利用假期去省档案馆收集资料，为研究写作1943年发生的《甘南民变》做准备。20岁开始教中学历史课后，他不满足传统讲课方式，只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性的记忆，而是锐气十足，较多运用讲故事的办法培养学生的兴趣，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讲历史课叙事的条理性、事件产生发展推论的逻辑性、细节交待的形象性、语言表达的生动性……”1996年小景调至浙江台州教中学，又是二十多年，他继续探索历史教学观念和方法的改革，在学校推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所指导的“明代台州两处抗倭战争遗址的调研课题报告”获浙江省一等奖；2004年他参加浙江省历史优秀课评比，以“甲午中日战争”的授课获得一等奖……

马悦兰同学分配至母校第二附中任教，教好历史课的同时喜欢自设选题开展研究，大学毕业刚一年就发表了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兰州历史沿革略述》，受到市委宣传部、市社科研究所的关注，为《兰州历史文物》的编写，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从历史教员走上中学校长岗位的同学还有王登谭和卢世雄：王登谭在甘肃靖远矿区一中担任14年历史教员，勤奋加认真，“每一天像上足发条的钟表一样转个不停”也品尝到做老师的快乐！组织上发现了他的才华和管理能力，1996年经过考察，直接把他调入矿区第二中学担任校长。老天爷！此校有170多位教职员工和3000多学生，长期环境不良、校风不佳，是有名的落后单位，建校20年已换过十任校长。面对危局险境，王登谭毫不退缩，殚心竭虑，大乱大治，他大刀阔斧加强管理，整饬校纪校风，美化环境，大胆使用有事业心的教师员工，扭转学校的颓势！经过14年的奋斗，学校彻底改变了模样——“园林化、校风正、学风浓”教学质量大幅提升……如今已退休的王登谭，每当回想起这一段风浪考验，觉得此生足以欣慰。已年届七旬的卢世雄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甘肃临夏州担任中学历史教员，后担任自治州卫生学校校长，三十多年中“老卢”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为社会上弥漫的升官经商发财的“风尚”所动，亦不为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所挟裹，保持独立思考之精神，博览群书，苦读为快，以教好历史课为荣，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的兴趣为人生价值所系——直到退休。

又怎能忘却王原、孙祖眉、李兆全、傅漳来、冯喜中、韩庆国、李方明、成中孝、孙致美、戴德强、陈君明、李贵海等同学呢，他们个个都是学校的历史课教师，建功立业的辛勤园丁啊！

……

笔者在想，如果把本班所有中学老师的教案汇集成册，该是一套多么精彩的中学历史课教案；如果每一位老师都回忆自己从教的历史，写出真实的体悟，那该是一本多么有价值的当代史文集！

第二方阵：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学。先后有十多位同学在大学和科研单位教书做学问，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几十年的心血结出累累硕果。有的同学已成为学界著名的学者教授，成就瞩目。

—— 李华瑞，本科毕业后就读母校陈守忠先生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考上河北大学博士，师从著名宋史学家漆侠教授，此后走上研究宋史的道路，于今已三十多年。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等学术职务，成为当代宋史研究方面的大专家。华瑞天资聪颖，自学生时代就志向远大，心无旁骛，一路苦读勤学，从无庸惰懈怠，善于钻研，奋于笔耕，终成大果。三十多个春秋著有专著十部：《宋夏关系史》《宋史论集》、《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宋代救荒史稿》等，以及论文二百余篇。可谓著作等身。专著《宋夏关系史》获河北省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教师称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拔尖人才。今年华瑞已到“花甲”之年，但事业正旺，精力充沛，仍然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王希恩，今年亦到“花甲”，性格坚毅沉稳，自强不息，上大学前在河西走廊农建11师黄羊镇农场糖厂做工，高考时步行70里路赶考。大学毕业后考取王俊杰先生硕士研究生， 1993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师从著名民族学家杨堃和汤方正教授，以后就职于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当代民族理论与当代民族问题，卓有成就，现任社科院博士生导师，成为国内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的著名专家，担任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决策专家组咨询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代表作有专著、论文：《民族过程和国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问题与和谐——中国民族问题寻解》等，曾获得国家民委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希恩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心路历程，认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刚好转了一个大弯，大学前后希望回避现实而喜欢钻“故纸”研究，以后却逐渐对现实民族问题与理论产生了割舍不下的兴趣，转而成为终身努力的学术方向。他体悟到为解决好现实的民族问题献计献策，具有重大的使命感。历史、现实和未来永远分不开……

徐斌也是王俊杰先生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研究工作，徐斌兼有报人和学者优势的特点，重视调研、善于思考、勤于读书，历史与现实结合，文史结合，笔耕不辍，前后十余年担任浙江省《观察与思考》杂志主编期间，撰写了近百篇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文章、调研报告、评论和学术论文，关注浙江改革开放实践，重视转型期的文化思想建设。真知灼见，不同凡响，文笔华彩闪光，在浙江产生较大影响。1988年中宣传部在京召开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徐斌的《温州社会二元结构调查报告》代表浙江的优秀成果入选，参加了北京会议。2001年后徐斌写出了第一本史学专著《魏晋玄学新论》，以自己独到的人文视点入手，评析魏晋玄学，把崇尚真善美与实现人的自由境界联系起来，诠释与评述魏晋先哲超凡脱俗的精神价值。可谓成一家之言说，呼心中之真性情……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年徐斌调入浙江工商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学报主编和人文学院教授、人文学院院长等职，重返历史教学研究本行。在十七八年间，讲授历史课的同时，勤奋笔耕，撰著出版了专著《王充传》《王羲之传》《马寅初传》《马寅初年谱长编》《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等……2011年徐斌在卸任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讲《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直言坦荡，浩然正气批评时下教育问题的文章，在网上热传，令人震撼，发人深省，力达千钧，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至今意义不减……。不幸的是徐斌同学因病于今年4月26日离世，过早地告别了他所热爱的生活、学问和亲友……呜呼哀哉！徐斌同学，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大学任教的我班同学还有在天山脚下新疆教育学院历史系的王维克教授，南海之滨湛江“广东海洋大学”的马志荣教授；陕西师大的张文琳教授；留在母校历史系（如今的文史学院）的李积顺教授、李建国教授；天水高等师范的郑正伟教授等人。

打开“百度”搜寻，可看到马志荣在海洋大学教授与研究的已不是历史，而是海洋经济、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而且主持“21世纪前期中国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研究”的重要科研项目，让笔者感到兴奋和惊奇！当然在志荣教授的代表作一栏中注明的仍然是《中国现代史》教材。多么想知道志荣同学的学术眼光是如何从黄土高坡转向蔚蓝海洋，如何从亘古历史深处飞向21世纪未来天空的？……这种跨越是多么彰显魄力的故事啊……

当年留校任教的李积顺，1989年考进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又回到母校，现在担任西北师大文史学院教授和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一直从事世界现当代史、国际关系史、二战史的教学研究，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专家，代表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要论》、《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欧洲第二战场的战略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丝绸之路的复兴与西北地区的向西开放》等；李建国同学是刘熊祥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现担任母校文史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他不忘师恩，还专门研究刘先生的学问，撰文发表过《刘熊祥教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张文琳先后担任宁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尤其在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史关系研究上取得系列成果，著有《国际友人与红色中国》、《国际友人援助中国革命史纪》《鲍罗廷土地革命思想》等著作和论文。

当年抱着“要把历史课讲的如评书一样生动”的赵晋梅，是位勇闯深圳特区二十多年经历颇为传奇的授课专家，她经商开过公司，制作过电视片，当过晚会导演，最终选择教授和研究职场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就业心理学等课程为自己的学术方向，她深入研究中外管理心理学的理论，调研大量的实际案例，分析不同职场的特点，编写自己的讲稿，经过二十年学习钻研和实践奋斗，终于成为活跃在深圳，在职业培训领域享有美誉的学者专家，授课足迹遍布许多省份，先后给航天科工集团、沃尔玛、赤湾港务集团、飞亚达、南方电网等几十家上市公司高管班讲课……还走进了北大、深圳大学、哈工大研究生院、四川师范大学的讲堂……今年小赵刚刚56岁，意气奋发的青春活力不减当年，活跃在各地……

……

第三方阵：从事其他职业的同学。有十多位同学先后“从政”，在省市区县的各级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任职，在领导岗位尽职尽业，奉献力量，做出了业绩。潘卫平、王志军、张森、孙晓刚、窦原坪、张文渊等还担任了厅局级领导职务。

潘卫平同学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兰州市永登县副书记、县长；兰州市农牧局局长、兰州市农委主任、兰州市副市长、兰州市人大副主任等职务。读过历史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在从政的经历中，始终牢记着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注重民生，接地气，讲实话，不尚空谈办实事，清正廉明，勇于负责，不惧挑战，绝不尸位素餐，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严重，预计有十万在疫区打工的农民工要返回兰州郊县农村，造成了防止疫情蔓延的严重压力！市委要主管农业的老潘立军令状，严控农村疫情：既不能阻止流动人口由城返乡，也绝不能任疫情在农村传播。老潘从容不迫作了保证。该如何做到严防死守，要组织多少队伍才能做到？老潘举重若轻只做了一件事，一定要把非典疫情的极大危害性及传播和预防办法迅速传达到乡村，让乡镇村落自己预防。许多人都觉得老潘太大意。结果跟着潘副市长下乡检查，发现各村口都有农民自行把守，市长的车也不能随意开过。凡是从疫区回来的民工，在各村和家庭的监督下自动隔离15天，直到无疫情感染才解放……事过之后老潘说，历史上农村经历过疫情，他们懂得用乡规民约，也有自己严防的办法，所以只要把疫情的危害性有多大告诉民众，一定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写本文章时，笔者问过老潘，大学读历史对从政有哪些好处？老潘答曰：就局部具体事情而言，也许并不会总是对照着历史办事，但宏观总体把握是必须的，前车可鉴，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明兴替……如今67岁的潘卫平同学，已退休多年，每天陶埙一曲，含饴弄孙。但每每遇到教育问题，仍然思虑不至，感到问题难忍，试图谏言解决，正如他在回忆中写道“不论它东南西北风，不论每个人做了多少，能做多少，我们这一班人心灵深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根还在，心还热，志未销……”

纸短话长，在有限的篇幅无法把王志军、张森、孙晓刚、窦原坪、张文渊曾经的行政业绩做出简单的介绍。王志军在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担任副厅长和正厅级巡视员；张森、孙晓刚同学至今尚未退休。担任甘肃省抚贫办副主任、巡视员的张森眼下还鏖战在最艰苦的农村精准扶贫火线上；作为民主党派负责人担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的孙晓刚同学，也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民主协商建设祖国，尽心尽力。

……

第三方阵第二序列，还有几位同学在新闻、媒体和文化单位工作。用他们手中的笔为记录时代，抒发心中的真情而努力，几十年的岁月化作了铅字或影像。

—— 陈少沛，大学毕业后先在《兰州青年报》当记者编辑，1984年选拔调入《甘肃日报》当记者，在甘肃日报上发表消息通讯、诗文达千余篇，获高级编辑职称，后担任《甘肃文史报》副总编辑、《甘肃日报》广告经营公司总经理、《甘肃日报》社社长助理等职，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最喜欢结合历史书写甘肃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大漠戈壁、敦煌壁画，秦汉长城、居延竹简、雷台飞燕、麦积石窟，一一见诸笔端……文笔优美，蕴含丰富，发表在自己熟悉而热爱的甘肃日报副刊上，成为美丽生活的一种乐趣。虽已年逾七旬，但身体康健，情绪盎然，谈笑风生，每天还坚持游泳1500米，十多年从不间断……

马骏同学毕业后担任《兰州日报》《兰州晚报》记者、编辑，写出大量精美的消息通讯，后任《兰州晚报》副总编辑，值夜班，作标题，写评论，组织报道…为把这份兰州人民喜欢的报纸办得丰富多彩，倾心竭力，直到退休。

张栋同学毕业后先后在《兰州学刊》杂志社当编辑，在新华社甘肃分社、河北分社当记者，写出大量新闻报道优秀好稿。以后调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杂志编辑部，现担任新华社瞭望东方传媒公司副总经理，还在为组织报道和大型活动四方奔波，关注着时事政治、经济民生、文化建设、城乡问题的热点……张栋今年57岁，依然像学生时代激情澎湃，信心满满。时不时还会端起酒杯，为了友谊和交情开怀畅饮。

……

六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思念就是翅膀飞过之痕”（泰戈尔）

此刻又逢秋风送爽，红果当枝。在1978班进校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又来到黄河之畔，望大江东去，叹逝者如斯夫。

我们不知道，在过去的四十年，黄河之水已经几回回奔流到海？

但我们知道，我们此刻回望青春，溯流而上，春花照开，秋果甜美……

来吧，同学们！为我们的母校祝福，为我们的青春骄傲，为我们的友谊碰杯吧！

让我们的故事继续延续，互相道一声，祝我们的明天幸福快乐吧 ——

同学的友情永远温暖，相逢的美酒不会醉人。

2018/8/8 完稿于上海

不可遗漏的附言：

（1）感谢王美英同学，她是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和进校四十年同学聚会的积极组织者，任劳任怨，乐此不疲。大学时代，美英就是一位热情为同学办事，真诚快乐的班干部。毕业后又重视同学情谊，成为同学们信赖的联络人。2016、2017年我和徐斌在杭州见面时，两次议到同学们40年聚会，还与春班王三北同学通了电话，探讨有无两个班一起重逢的可能性。之后，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美英，希望由兰州的同学来组织。美英爽快地承担了联络事务。在扶老携幼家务繁重的情况下，她毫无怨言，从设计方案到具体协调联络，把各项事宜落到实处。另外，2014年美英和刘洪远同学创建了“历史春秋”微信群，同学情深，越办越好，成为大家互通信息、增进友谊的平台。

（2）在本文的回忆写作中，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因个人记忆不准造成的误差，我查阅了当年的相关笔记、日记和相关校史资料，细读了毕业三十年同学们的回忆文集，并和许多同学见面聊天或者通话交流，与自己的记忆进行比较。同学们真诚的谈话，认真地回忆让我感动，给我信心，在此一并致谢。特别要感谢马悦兰同学不辞辛劳，专门拍摄了新校园的多幅照片发给我，让我在“旧貌新颜”的辨识中，推敲了记忆中的印记。马悦兰既是我们同学，又是师大教工子弟，毕业后仍留在师大职中任教，是最熟悉师大60年变迁之人。对她的帮助，特致谢忱。由于认识和表述水平所限，如果文中仍有误差和表述不妥之处，敬请同学原谅。

（3）七十一位同学每人都有动人的故事。看着我们的毕业照，每位同学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亲切而鲜活。按本意，多么希望对所有同学都有所绍介，哪怕点上一两笔。但囿于笔力不足、篇幅和交稿时间的逼仄，以及掌握情况的局限，未能遂愿，留下遗憾。特别是对同宿舍三年、靖远分校水泵房住在一张炕上的“云游子”傅漳来学友、聪明快乐见识广的王吉普同学、持重厚道又人生感悟很多的阎立岱同学、担任两年班支部书记做了许多学生工作的廉李章同学、一同下江南旅游的牛季文、羊子健同学等，也未能说上几句。遗憾多多。容再度修改时，一一补充。

（4）戴演达同学曾发来他进学校前后的两段回忆（尚未成篇），要我看看提出意见。我感到他的经历非常奇特：高考前忙于为其兄一件错案打抱不平，与上海某公安分局斗智斗勇、奋力斡旋，费时费神，惊心动魄，而不误高考，实现愿望。在校后又成为纠正“文革”后期上海错派技工学生赴甘肃支边运动的一位组织者，奔波呼号，与兰州、上海两地相关部门交涉，多有戏剧性场面。足见演达兄勇敢智慧的个性表现。由于这些经历比较复杂，我一时无法搞清和提炼观点，故未能在文中表述。个人以为，演达学友的经历是全班独一份的，若能下功夫写成回忆文章，对记录真实的历史，将有价值。还想说一句，演达学友对同学一片真情，毕业后凡是同学来沪，热情相迎，坦诚交谈，回忆往事，情深意长。记得在校期间，他始终很忙，和同学们交流较少，特立独行，现在截然相反，也许正是“历史”使然。如果按“三个方阵”划分，戴演达和刘洪远可归第三方阵另一序列，洪远当中学老师后改学法律，在广东当了律师，创办了律师事务所。戴演达长年在上海某大公司当咨询顾问。各自的经历，又是一番精彩天地。

（5）在毕业后36年中，李聚宝、韩洪志、杨子慧、王毅、景振基、徐斌同学先后离开了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2018/8/9

注：本文原标题为《回忆我的母校我的老师同学（1978-1982）》

李汀简历

历史系1978级（82届）秋季班学生。 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一级编剧。编剧作品有《北平战与和》《长白山下我的家》等，曾获2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奖；担任《水浒传》、《戈壁母亲》等200多部电视剧的艺术策划、监制，40余部获飞天奖、金鹰奖；著有诗集《活的石头》《心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