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龑读《约翰生传》｜约翰生是个“詹姆斯党人”吗？

《约翰生传》，[英] 詹姆斯·鲍斯威尔著，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1800页，698.00元

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其父是贵族兼大法官，原本希望子承父业，但鲍斯威尔醉心于伦敦的游乐，尤好结交名士。1763年他和约翰生在伦敦初次相见，两人逐渐克服了年龄、家庭背景、性格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成为忘年至交。他的《约翰生传》常常被誉为“现代欧洲传记的鼻祖”。

这本传记涵盖了约翰生的一生，包含大量的轶事和人物对话。鲍斯威尔自豪地说，“在这部作品中，约翰生的形象将比其他任何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都更完整、更清晰”。传统传记刻意追求伦理意义，如中世纪的圣徒传记，往往将传主理想化、圣洁化。而鲍斯威尔开创的现代传记，其特点就是真实地再现传主的人生及其所处的时代。约翰生曾教导鲍斯威尔，传记作家的责任就是“展示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细节”，不要回避传主的缺点。这本传记记录了约翰生的许多怪癖，但更突显了约翰生狂放孤傲的秉性、独立的人格以及率真的性情。二十多年来，鲍斯威尔孜孜不倦地记下有关约翰生的言谈，这本传记并非仅仅“记事”，更是大量地“记言”。《约翰生传》不乏戏剧性，转述大段的对话时，灵活自如地照顾到各位发言者的独特性格和语气，读者屡屡有亲临历史现场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约翰生传》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社会浓缩在其中，如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甚了了，恐怕很难体会鲍斯威尔的匠心。中国读者得感谢《约翰生传》的译者蒲隆先生。这个中文全译本的准确、流畅且不说，大量的注释，尤其是人物“小传”，更是读者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蒲先生翻译《约翰生传》，主要依据“人人文库”和企鹅出版社的版本（详情可以参见2023年3月24日的《上海书评》）。企鹅经典版由大卫·沃默斯利（David Womersley）编辑，拉丁语、希腊语都有对应的英语翻译，还提供了详尽、严谨的“注疏”（比如，对原著时间上的差错做了更正，对作者有意隐去的人名给出提示）。蒲先生古稀高龄，不知三伏之苦，兢兢业业、孜孜不辍地将这些一一译成中文。企鹅版的《约翰生传》在英美学界深得好评，其勘校、注释之完备，绝不亚于十九世纪末希尔（G. B. Hill）的版本。 

政治的，抑或情感的“詹姆斯党人”？

《约翰生传》不仅具有文学的价值，更兼备史料的功效。1980年代以降，克拉克等英国学者试图证明，约翰生是一个保守的托利党人，甚至是一个真正的“詹姆斯党人”，极有可能参加了1745至1746年詹姆斯党人的最后一次叛乱（J. C. D. Clark; Howard Erskine-Hill eds. Samuel Johns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Palgrave Publishers, 2002）。本文主要依据蒲先生的译本，对约翰生究竟是不是“詹姆斯党人”这一话题，略加申说。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王位先后由詹姆斯二世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其妹安妮）继承，但这两位女王都无嗣而终，王位最终传给斯图亚特家的远亲汉诺威的乔治，即乔治一世。实际上，光荣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英国的政局并不稳定，依然存在着第二次复辟的可能。詹姆斯二世，他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俗称“老王位觊觎者”），还有他的孙子查理·爱德华（所谓的“小王位觊觎者”），曾先后聚集力量，企图以武力入侵英国，夺回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詹姆斯党人”主要是指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或泛指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这一事业的支持者。

克拉克等学者认为，十八世纪前半期，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明确的政治分界线，其肇始就在于是否承认汉诺威王朝的合法性。在英国的政治背景下，直到1746年，“托利党人”一词始终有“詹姆斯党人”的意味。当时的首相罗伯特·沃尔浦尔，就常常以“詹姆斯党人”的罪名来指责自己的反对者。彼时流行的出版物《加图的信》（Cato’s Letters），尤其批评沃尔浦尔故意大肆渲染詹姆斯党人的存在，目的就是转移民众和反对派的视线。1720年代，“詹姆斯党人”这顶帽子一度有效地分裂了，甚至瘫痪了托利分子，即便是那些铤而走险变成了反对派的辉格领导人，也会因此而名誉扫地，被逐出政坛。当然，沃尔浦尔的政治宣传，也不纯粹是无中生有，正如哈德威克勋爵所言，“他（笔者案，指沃尔浦尔）对外国入侵和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尽管他的政敌装模作样地说，这些仅是政府的阴谋而已”。

然而，“詹姆斯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国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尽管此时爱尔兰还没有被正式并入“大不列颠”）和国外的威胁，是可以分而论之的。詹姆斯党人深知，无论如何，他们离不开法国的武装支援，而且，仅靠苏格兰的“策应”也是不够的，英格兰还必须同时“发难”。就真正的阴谋叛乱而言，尤其在英格兰，对“老王位觊觎者”和“小王位觊觎者”的实际支持，是极其有限的。积极的、敢于付诸行动的叛乱者，寥寥无几，见机行事的观望者或者骑墙派，则被各种各样的风险吓退了（1715年的事变和1722年的阿特伯里密谋，都证明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1722年的密谋太过轻率，它反而有效地巩固了沃尔浦尔的政治地位；而1727年英国王位的继承极为顺利，也说明汉诺威王朝的根基渐渐牢固了）。1730年（约翰生二十一岁），詹姆斯党人的领导者进一步分裂，这一阵营的元气大减。1745至1746年最后一次武装暴动失败后，“詹姆斯党人”的政治影响更是丧失殆尽。到了1770至1780年代（也就是约翰生写作《诗人传》的时候），英国面临着新的政治危机，比如议会改革、美洲冲突和法国威胁等等，“詹姆斯党人”的说辞，已经失去了任何军事动员的意义。

“詹姆斯党人”是与否，应以约翰生自己的言行作为参照。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约翰生参加了“詹姆斯党人”的阴谋活动，更不要说武装叛乱了，尽管有时他对某些叛乱参加者深表同情（《约翰生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08页；以下简称《传》，引用原文时，只标注页码，译文根据上下文情况，略有改动）。

《传》中有两处提及约翰生可能的“违法”行为。第一处是评论刊于1738年的《诺福克碑文论》，蒲柏干脆称之为《诺福克预言》，这是约翰生的早期政论篇什之一。众所周知，首相沃尔浦尔的家乡是诺福克郡。约翰生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话说某日，此处田间出土了一块奇怪的碑文。借着石碑上的铭文来喻指当时的政治，这一手法早已经被斯威夫特在《温莎预言》（The Winsor Prophecy）中使用过，约翰生别出心裁，又增添了一个袒护当朝首相的御用文人形象。这位碑文的阐释者费尽心思，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却常常弄巧成拙，结果他看似不偏不倚的评说，竟变成了对汉诺威王朝继承和政府举措的申斥。约翰·霍金斯爵士（约翰生的老朋友，也是他的传记作者）甚至认为，作为对《诺福克碑文论》的回应，当时的英国政府签发了“逮捕状，派执行官去拘押作者”。鲍斯威尔在《传》中指出，这种说法没有丝毫根据，他曾为此事亲自问询当时的财政大臣之一斯蒂尔先生，这位财政大臣“让人查遍了财政部和国务大臣的档案，却找不到任何发出过逮捕状拘押该小册子作者的迹象”（104页）。

第二处与那场叛乱直接相关。1745至1746年间，约翰生究竟在干啥？鲍斯威尔故意卖关子，“他的文学生涯几乎完全中止了，这两年由于仓促推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国爆发了内战。众所周知，他对那个不幸的王室脉脉含情；有人也许想入非非，认为他牵肠挂肚，心急如焚，妨碍了他智力的发挥”。克拉克等现代学者就是朝这个“想入非非”的方向去猜测的——其实，约翰生自幼就高度近视，奔赴战场，动刀动枪，谈何容易！鲍斯威尔答曰，“我倒认为，在此期间，他正在勾勒他那部语文学巨著的大纲”（138页）。这里的“那部语文学巨著”指的是《英语词典》，所谓的大纲，就是词典的《编写计划》。

鲍斯威尔的估计是合理的，而克拉克的揣测，却有捕风捉影之嫌，毕竟这两年约翰生的行踪，并非无人知晓，或者完全无迹可寻。1745年，约翰生提出一个重新编定莎士比亚全集的计划，因为版权问题，不得不放弃。此时，约翰生不满《绅士杂志》出版商兼编辑凯夫的干涉，极欲自主创业。不过，他的经济状况极糟糕，幸得朋友帮忙，才免遭因债务而来的牢狱之灾。同一时段，他还考虑转行做律师，但没有民法博士学位，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白日梦（97页）。1746年，约翰生与书商签订合同编写一部《英语词典》，并发表了《英语词典编写计划》。

纵观其文字，尤其布道文和政论，大致可以认为：约翰生不支持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也不拥护实际的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约翰生主张君主合法和有益的特权，而非天赋的王权，同时，他也尊重宪法赋予的人民的自由。鲍斯威尔敏锐地指出，约翰生身上“有种装出来的詹姆斯二世党的党性，比他实际具有的更多”（351页）。《传》中有两处“记言”，可以为证。

鲍斯威尔亲耳听过约翰生宣称：“如果举起他的右手，就可以确保查理王子（笔者案，指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小王位觊觎者’）的军队在卡洛登获胜，他也不能肯定他就会把它举起。”（351页）鲍斯威尔特别指出，这些话并不是后来才说的，在接受恩俸之前约翰生早有此言。约翰生也曾对自己的老朋友兰顿说，“这个问题（笔者案，指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无论如何都不值得让我认真思量”。鲍斯威尔的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他对斯图亚特王朝主张的权利信心如此之小，他对大不列颠王位上的又一次革命的后果，又如此恐惧”（351页）。

而就斯图亚特王族一事，约翰生和他的老朋友，那位铁杆辉格党人泰勒，曾于1777年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约翰生说道：“如果组织英国进行一次光明正大的全民投票，当朝国王（笔者案，指乔治三世）今晚就得滚蛋，他的追随者明天就会被绞死。”（931页）泰勒则反唇相讥，英国民众对斯图亚特王族深恶痛绝，尽管他们也并不多么爱戴乔治三世。其实，这两位同时代的老朋友对国家政治现状的看法，并无多少出入。约翰生的自我辩解，非常耐人寻味：“民众知道，各方面的共识就是，这位国王（笔者案，指乔治三世）没有王位继承权，可是有继承权的人，又没有恢复王位的希望，所以大家对忠诚问题变得十分冷漠，对任何国王都不热爱。因此民众也不想冒任何风险去让那个流亡的家族复辟。他们不肯付出一毛钱的代价将其实现。”（931页）

尽管以上两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却也可见约翰生很典型的现实主义态度。中年以后的约翰生，在政治上极为务实。他认为，乔治三世所属的汉诺威王室，在事实上已经获得王位，并且在位多年，同以前的王室一样正统。约翰生的原话是：“这个家族（笔者案，指汉诺威王室）目前在王位上已经像以前的家族一样确立了一种合法权利，得到了民众的长期赞同；干扰这种权利被认为是有罪的。”（585页）约翰生在布道文和政论中，经常强调政治的“合法性”来自长期稳定、有效的统治。这一点可以同休谟的观点比较，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第二章指出，政府的权威和正当，来自于长治久安，政府（哪怕没有继承权，或者是篡位而成的）在持久统治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民众的认可。难怪，鲍斯威尔认为，约翰生和休谟的政治原则较为相似（1332页）。

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

约翰生为何偶尔以“詹姆斯党人”自称呢？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约翰生的观点和言辞在与人辩论时趋向极端，常常超乎本意。有时为了驳倒对手，他甚至会不顾说话的具体内容。在约翰生看来，争论的目的在于改变对方处事的态度，至于用什么样的言辞，还是次要的。这可以解释他在《传》中屡屡“语不惊人死不休”。第二，“詹姆斯党人”的称呼至多说明，他是一个情感上的“詹姆斯党人”，而非克拉克所谓的政治甚至是武装意义上的“詹姆斯党人”。当代英美学者对斯威夫特和蒲柏等“嫌疑重大”的作家，均冠以“情感上的詹姆斯党人”的称谓，以便将他们的言辞同明确的政治行为相区分。鲍斯威尔甚至指出这位传主的“詹姆斯党人”之情结来自何处。约翰生的父亲“是个热诚的高教会派信徒，铁杆保王分子，对不幸的斯图亚特王室一直恋恋不舍”（11页）。同时，鲍斯威尔还告诉我们，尽管约翰生“早期对斯图亚特王朝，还是有所依恋的；但随着他理性的增强，他的热情已经冷却了”（351页）。

需要指出的是，约翰生以詹姆斯二世党人为荣，有时暗含着种“坚守原则”的意味。请看下面的例子： 

在老兰顿先生家吃饭，他的外甥女罗伯茨小姐也在座，约翰生一向对女性殷勤关照，这时拉着她的手说：“亲爱的，我希望你是个詹姆斯二世党人。”老兰顿先生虽然是个铁杆托利党人，却对当朝王室（笔者案，指汉诺威王室）相当依恋，听见此话，似乎生气了，便热切地问约翰生，向他的外甥女提这样的问题用意何在？“嘿，先生，我无意冒犯您的外甥女，我是有意大大地恭维她呀。先生，詹姆斯二世党人相信国王的神圣权利。一个相信国王的神圣权利的人就相信神。詹姆斯二世党人相信主教的神圣权利。一个相信主教的神圣权利的人就相信基督教的神圣权威。因此，先生，詹姆斯二世党人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自然神论者。辉格党人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辉格主义就是对一切原则的否定。”（352页）

在这里，如果我们说约翰生是情感上的“詹姆斯党人”，或是忠于斯图亚特王室的托利分子，差别其实不是很大。显然，这一番议论是针对“乔治时代”辉格派政治的无原则而言的。1994年，英国史学家坎农（John Cannon）出版了探讨约翰生政治观念的专著《约翰生和汉诺威时期的英格兰》。坎农在英国十八世纪历史研究方面著作等身，尤其精通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政治史。坎农没有将“詹姆斯党人”的标签强加到约翰生的头上，他甚至不用“托利党人”的说法，而是将约翰生称为“反辉格党者”。

毫无原则的政治

在《传》中，十八世纪的政治毫无原则可言这一点，约翰生多次提及。六十六岁时，约翰生曾言：“政治现在只不过是在世界上飞黄腾达的手段。这是人们从政的唯一目标，所以也是他们行为的出发点。在这一方面，当今国家的现状（笔者案，指乔治三世的诺斯内阁）和篡位时期的查理一世时代和复辟之后的查理二世时代有天壤之别。”（707页）约翰生还来了一番文史互证，将《休迪布拉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当时政治原则如何牢牢地抓住了人心。巴特勒的这篇作品，算得上是英文诗歌版的《堂吉诃德》，嘲讽的对象是长老派教徒。而美洲独立战争期间，柏克所属的辉格派处于“在野”状态，竟然求助于不从国教者的政治支持，以便更有效地攻击诺斯内阁。今非昔比，约翰生的感慨，可想而知。

当然，我们更关心十八世纪的前半，毕竟它直接关乎“詹姆斯党人”的背景。再来听一听约翰生的高论：“辉格主义在革命时期（笔者案，指光荣革命），是伴随着某些原则的；但到最近作为沃尔浦尔和佩勒姆之流治下的一种纯粹的党派分野，不比股票经纪人的政治和异教徒们的宗教强。”（497页）沃尔浦尔在政治操控方面自有一套招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人都有一个价格”，言外之意，任何议员都可以收买。光荣革命后，下院在英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权力斗争的中心。沃尔浦尔始终注意争取下院议员的支持，许多人追随在沃尔浦尔左右，就是为了得到一官半职。沃尔浦尔巧妙地利用这层利害关系，通过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在议会内部扶植自己的党羽。他任首相时，卖官鬻爵，政治腐败，极为猖獗。

十八世纪政治毫无原则可言这一点，也得到后来某些史学家的认同。1930年代，英国史学家纳米尔（Sir Lewis Namier）采用极端实证的方法，将研究对象锁定在1761年的英国下院。他详尽地调查了几乎每个议员的政治状况：他们如何得到议员席位？他们的家族究竟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他们所忠诚的派系是哪些，宫廷、辉格党世家、或者托利党领袖？纳氏的研究表明，当时的政客尽是浅薄之徒，一心中饱私囊，决不会为党派原则所左右。支配十八世纪英国政客的，主要是个人和家族以往的恩怨和眼前的利益。纳米尔并不否认当时英国政治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团体。他强调的是，十八世纪英国政界的党派意识远没有二十世纪这样深刻，组织纪律也远不像今天这样严格。至少自1714年辉格党执政到1760年代初乔治三世继位，两党的政治斗争同原则，已经没有多大关系。宁可说这是“在朝”和“在野”势力之间的较量，亦即服务于国王的内阁辉格党权贵和那些内阁之外自谋利益的反对派之间的争执。

约翰生意识到，1714年之后，也就是斯图亚特王朝为汉诺威王朝所取代之后，英国政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安妮女王病危之际，根据《王位继承法》的规定，英国王位应当由汉诺威王室继承。政府中以哈利（Robert Harley）和博林布鲁克为首的托利派领袖企图发动宫廷政变，从而使流亡国外的“老王位觊觎者”继位。但他们最终顾全大局，主动放弃了政变。乔治一世登基之后，痛恨哈利和博林布鲁克，“托利党人”的名号立马贬值，不免染上“詹姆斯党人”的气味。自此，那些入主或者企盼入主中央政府的政客，往往被称为“辉格党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沃尔浦尔是辉格党人，他的许多反对者也是辉格党人。而那些自愿留在地方政府、不时地批评中央政府的政客，则被称为“托利党人”，约翰生称之为“乡村绅士”（country gentleman）中的反对派。这些托利分子孤立不群，对政府的任何政策都抱以怀疑态度。职业政客来来去去，而托利党人则颇受选民的欢迎，常常连任。 

随着沃尔浦尔完全控制了辉格党和朝政，某些“乡村绅士”中的反对派也被纳入中央政府。然而，这样的“大一统”局面，并不能持续很久。1730年，由于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沃尔浦尔将自己的政治盟友，也是自己的姻兄汤森勋爵排斥出局，辉格党遂分裂成了两派，宫廷辉格派（Court-Whigs）和异议辉格派（Dissident Whigs）。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尔浦尔遵从的政治原则，自有一抹特殊的托利色彩。比如，与法国结盟，力求和平、维稳，强调财政紧缩，大力降低土地税，拒绝扰乱现有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与十八世纪前二十年的辉格施政方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沃尔浦尔比较明确的辉格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迎合汉诺威王室。不必说，托利分子同样认同新教继承，而不是甘愿冒任何风险来实现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 

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些游离在外或者被排斥的托利党人逐渐回到权力中心，与此同时，一些铤而走险的辉格党人，却变成政府或者宫廷的反对派，也就是说，他们脱离了沃尔浦尔首相所代表的“宫廷辉格派”，成为普尔特尼领导下、博林布鲁克等参与其中的“异议辉格派”。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就是巨大的党派混乱。1726年博林布鲁克主笔的《匠人》(Craftsman)，和1731年问世的《绅士杂志》（约翰生日后就在这里以写作糊口），按着哈贝马斯的说法，标志着报刊真正成为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的批评机构。这些十八世纪早期期刊均指出，沃尔浦尔首相放弃了传统的辉格主义，政府的行政权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民众的自由受到威胁。《匠人》尤其评论了上面提到的政治角色逆转：辉格党成为君主制的捍卫者，而托利党则成为它的敌人，“这个时代的宫廷辉格派和革命前的宫廷托利派，完全是同一类人；也就是说，现在的托利派已经秉承了老辉格的精神”。

这些反对派汇成了一个所谓的“宽底”（Broad-bottomed）的爱国者联盟，其中既有辉格党人，也有托利分子，甚至还有詹姆斯党人，领头人物是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约翰生那封著名的“文人独立宣言”书信，就是写给此君的）等。他们不满沃尔浦尔政府将反对派排挤出局，以“爱国”为旗帜，一心要弥合各派系间的分歧，所以自称是无所不纳的“宽底派”。1730年代，斯威夫特、蒲柏和塞维奇（Richard Savage）等文人都加入此派，和当时的威尔士王子（也就是乔治三世的父亲）纠合一处，跟乔治二世势不两立。

1737年初到伦敦之际，约翰生曾跟“爱国者”派往来。《传》中透露了大量的细节，比如约翰生和塞维奇在深夜逛伦敦，“誓死捍卫祖国”（126页），大骂首相和乔治二世（108页）。约翰生写于同一时期的文字，也同该派息息相关。比如蒲柏在诗歌《一七三八》中借用贺拉斯来嘲讽当时的政治，而约翰生在《伦敦》（1739）一诗中则以朱文纳尔为代言人表达自己的愤怒，批评政治团体间的党同伐异，叹惋有德之士的见弃蒙羞等，这些都和“爱国者”派互通声气。在《诺福克碑文论》和《为戏剧演出审查官奋力一辩》（1739）等早期政论文中，约翰生模拟斯威夫特的文字风格，严厉批评沃尔浦尔政府和汉诺威王室，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比如，国王不顾英国利益而参与大陆战争（“一匹马吞噬狮子的鲜血”），常备军问题（“红色的爬虫”），乔治二世的情事（“恣情躺在情妇的怀里”）等等。克拉克认为其中充满“詹姆斯党人”的情结（J. C. D. Clark, Samuel Johnson: Literature, Religion, and English Cultural Politics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Romantic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8-170）。诚如鲍斯威尔所说，既然“托利党是不在位时的辉格党，辉格党是在位时的托利党”，而且“当时全国处于反对朝廷和内阁的骚动中”，在约翰生的文章中，自然可以读出“具有在爱国、自由、独立这些平常主题声援下的反对权力的全部生气和全部雄辩”！（92页）我们能否断言，约翰生和弥尔顿一样，是个共和主义者呢？

“愤青”的醒悟

1730年代，约翰生还是一个自牛津辍学回家的“愤青”，译过一本书，写过几篇短文，当教书先生不成功，开办学校又遭惨败。为家庭债务所迫，他决定前往伦敦，闯荡文学世界，随身带着一部未完成的诗剧《伊瑞涅》。约翰生的同乡艾迪生（Joseph Addison），曾以诗剧《加图》（1713）扬名剧院和文坛，可谓名利双收，约翰生自然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他在《绅士杂志》做助理编辑，和凯夫的关系一度别别扭扭，1739年8月到1740年2月，约翰生离开伦敦，几乎没有给《绅士杂志》写过任何篇什。总之，古典文人的理想未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也没有着落，跟“爱国者”派往来，难免不受习染，汉诺威王室（主要是乔治二世）和沃尔浦尔首相，自然成为发泄怨气的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愤青约翰生很快就会幡然醒悟，丢掉猛烈的政治批评。这是他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折时期。沃尔浦尔下野之后，“爱国者”派上台，争名夺利，尔虞我诈，其龌龊行径和腐败做法，较沃尔浦尔有过之而无不及。1741-1744年间，约翰生从事“议会辩论”的写作报道，能够更加客观地观察政治派系之争，对十八世纪政治的“无原则”，理解得越来越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