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新书速递 | 《七重奏：清朝统治直隶口外之艺术》

清朝的统治方式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学领域课题，而研究它的方式似应是历史学。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它继承了一些旧制度，也创造了一些新制度，其中若干经验对后来的政权有所启示和影响，也有若干经验不在今人的理解范围之内。“继往”的目的不是“开来”，而是使我们在扯掉无知的幕布后，仍有充足的信心面对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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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启示

文 | 陈肖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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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学者来说，最幸运的地方在于可以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实地考察，去观察所研究地区的风土人情。直隶口外地区过去多为游牧族群所占据，而对游牧族群缺乏实地考察的描述，通常是浪漫主义式的——越生动，就越要抵御神话和抒情的诱惑。由此，我于2015年9月和2017年7月先后花费9天和8天在张家口、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克什克腾旗、经棚、赤峰、朝阳、隆化、围场一带进行考察。又由于今天的多伦、喀喇沁旗一带几乎已看不到过去蒙古人在此生活的痕迹，我又产生了去蒙古国观察真正游牧社会的强烈愿望——尽管我丝毫不想否认“蒙古”和“游牧”在这二三百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2019年7月，我前往蒙古国进行了一场长达7天的重要考察。即便我只是个匆匆过客，这三次考察也使我对原来关注的问题多了一些切身体验，刺激我思考了很多过去没有想过的新问题。这些考察素材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意指体系中所指的能指。

我想重点描述的是最后一次在蒙古国的考察。我由北京乘K23次火车，经31.5个小时到达乌兰巴托（原来的库伦）。蒙古国东西方向没有铁路连通，因此从扎门乌德——中国二连浩特对接的蒙古边境城市——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就属于被称为“蒙古纵贯铁路”的一部分，其北边终点是苏赫巴托，并由该地进入俄罗斯，至伊尔库茨克汇入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的修建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受当时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限制，仅在部分路段修建了复线，也没有完成电气化。在铁路沿线，还能看到老式的电话线敷设。由于技术的缺陷，在戈壁和山坡地带，列车依靠大量的S形转弯来缓慢前行。列车由内燃机车牵引，平均时速约60km/h，然而列车却全程有空调，不消说是安装了额外的发电机组。正是这样一趟列车，让我有充裕的时间细致观察沿路的情况——这些观察本身就是这次考察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一个多小时旅行时间的飞机上无法看到的。

蒙古乌兰巴托市郊火车站附近

我在乌兰巴托参观了一系列博物馆、寺庙，并在蒙古国立大学和奥云吉日嘎拉教授进行了一场掺杂英、日、中、蒙四国语言的座谈。我还乘车前往13世纪蒙古帝国的都城哈拉和林，看到了举世闻名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从我个人长远的计划来说，在蒙古的6天，只是完成了“前一半”考察，我还想走一次从乌兰巴托北上直到恰克图的“后一半”路程。对于定居社会，考察的对象往往是城市遗迹、建筑旧址、村落习俗——它们能直接反映过去的历史，然而游牧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移动，在游牧社会中，更值得观察的是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牧群规模、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

近代以来，对蒙古，包括整个长城以北、西伯利亚地区的关注，以俄国人和日本人为主力。他们的研究以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其使团和调查人员有详细记录所见所闻的职责。欧洲人的习惯做法是先发表游记，再发表论文。这些考察的政治含义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觉得没有必要通过复述其内容而让其更明白点。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一直在向东扩张，他们在17世纪中叶到达了黑龙江。日本满蒙研究的重要理论叫“本部论”，它把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和中国长城以内的地区分割，其当代的代表人物冈田英弘的核心观点是清朝继承的是蒙古的统续（而非明朝）。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后来的“新清史”学者。

清朝有个学术团体叫“西北舆地学派”，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是错误也很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去过自己所描述的地方，绝大部分知识抄自书上。他们研究西北史地，和当时俄国在西北方向对中国领土的蚕食有很大关系。到了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对蒙古进行考察的重要性。

理解非汉族群，尤其是北方游牧族群的最大障碍来自其自身文献的缺失。匈奴、鲜卑、柔然都没有文字，突厥时有了文字，但是阙特勤碑汉文和突厥文的意思完全不同，由此我们也知道依据汉文材料来理解对方的危险性。蒙古虽有文字，但是它常年处于战争中，地理位移很大，部落结构的变动也很大。它没有成熟发达的史学系统和档案保存系统，这导致我们看到的描述游牧族群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其敌对方。

对“边疆”族群的研究，我以为很重要的前提是了解其人口结构。人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进而可由此去理解其生存、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对于游牧社会来说，几万人、十几万人已经是非常大的群体。

由此就带来一个我们在考察过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游牧经济在一定的场域内，究竟能养活多少人；游牧经济到底能否在与其他经济形式不发生关系的情况下自给自足？

蒙古哈拉和林至乌兰巴托沿途牧群

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牲畜。传统的“四项牲畜”是牛、马、驼、羊，如果把羊再细分为绵羊和山羊，就变成了“蒙古五畜”。马和骆驼在草地和高原上不仅作为财产存在，而且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尤其内亚所产的马，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作战伙伴。马是草原经济唯一能实现大量剩余生产的商品。它既可以出口（给中原王朝），也能用于战争。在游牧社会内部，马也被用作通货，作为价值衡量标尺。至于骆驼，每头骆驼的载重量可以接近400公斤。羊不能用来运输，但是羊可以供给羊毛，制作衣服；夏天有羊乳，可以做奶酪和奶油，供冬季食用；冬天还有羊肉；羊粪可以做燃料。因此羊比其他牲畜更能建立基本经济准则。好的牧厂倾向于牧放绵羊，而将差一些的牧厂留给山羊。据我们在蒙古国的观察，当地山羊的数量远远超过绵羊，在清代的内扎萨克蒙古地区应也是如此。游牧之外，围猎（狩猎）经济也是一种补充，还有采集、挖盐、捕鱼等，但没有达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步。

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游牧经济，很大概率无法自给自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人的生存需要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这是现代医学证明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整体上来说，历史上的蒙古农业规模很小，虽然考虑到环境的变迁，可能有一段时期那里适于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或者由于人种的不同，其消化系统对于缺乏维生素和碳水的适应力更强，但人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始终保持高抵抗力而健康地生活。即使在今天的蒙古国，蔬菜也是奢侈品，餐馆里配备更多的是青椒、红椒和黄椒，偶有胡萝卜。饮茶是一种解决方法，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并不好确定。

游牧经济的承载力很低，游牧族群的生育率也很低。中国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应在江南；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之一，便在长城沿线的正北和西北方向。真正的游牧生活极其艰苦。农业养活一个人要15亩地——如果只以“活着”为标准，在高产地区所需土地甚至更少。牧厂的极限承载力，即一片草地上可以牧放多少牲畜，以及游牧经济的最低生活成本，即需要多少牲畜才能养活一个人，因时间、地区、气候、生产关系的不同，差别很大。牧厂承载力取决于一个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组合。游牧社会的最低生存条件，各类的计算数据也相差很大，这也取决于各地游牧民的饮食结构。如果取折中的算法，游牧业养活一个人差不多需要1000亩土地，因为只有这么大的面积，才有足够的草场，提供草给牲畜吃，草场还必须靠近水源。这就要求牧民总体上应分散居住，也是为什么传统游牧族群中无法发展出现代社会组织——像学校、医院等，以及选举这类现代化事业，基本的要求是集中居住。总的来说，牧业的规模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缩小。如今蒙古国总人口中只有一半左右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外的地区，也就是说，近几十年蒙古国人口增加和集聚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游牧经济效率的改善。

游牧经济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非常脆弱。从张家口外到恰克图，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晚更新世以来风沙过程造成了这一地区草场的严重荒漠化，即使在理论上草长得最好的7月份也是如此。这样的土地很难耕种，而且冬天气温将下降到-20℃以下，低温持续到第二年的5月前后。反过来，虽然有人进行了反驳，但游牧业和畜牧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是过度放牧）也经常被提及。开矿对牧业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矿业需要大量的水。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没有外部世界及不同经济体系的补充，游牧族群无法独立生存。其生产并不以特定的利润为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交换。

在蒙古哈拉和林额尔德尼召朝拜的当地人

当游牧经济无法实现自给自足时，第一反应是掠夺。草原上的抢劫在过去的蒙古社会中司空见惯，由此游牧经济极度缺乏安全感。抢劫者可以同时是偷盗者、商人和走私者。另一种是打进关来掠夺人口、农产品。在冷兵器时代的平原地区，骑兵的行进速度、短时间移动距离、冲击力对步兵有着碾压性优势，并且他们不需要辎重部队。

游牧族群强悍的战斗力和其最大的特点——快速移动相呼应。如果一个游牧民行进中有条件连续换马，压缩吃喝的时间，一天跑160公里并不是难事。其迁徙的距离也有很大的不同。内扎萨克蒙古地区有时不到150公里，在外喀尔喀戈壁地区可以达到600公里。更换草场、寻找水源、冬季避寒，都需要移动。但移动并不代表蒙古人从来不会“停下来”，蒙古人同样有定居生活，他们有农耕，尽管规模很小。考古材料证明，蒙古人有自己的城市，在大部分城市附近也发现了灌溉农业的遗迹。这说明定居之于游牧社会，不是如我们原来设想的那样毫无意义。

第二个方法是交换。传统时期游牧生活中有一个重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试图以掠夺和袭击手段从中原地区获得必需品；另一方面又力求与农业社会建立正常的商品交换关系。蒙古人需要用牲畜及其副产品来交换汉人的粮食、盐、茶叶，尤其是极度缺乏的铁器等生活必需品以及火器。在交换的时候最好用马，因为对蒙古人来说如果不打仗，大量养马没有用。哈拉和林的粮食主要来自华北。汉人还带进蒙古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货币。中世纪的游牧族群只是将各国的货币当作装饰品。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我们知道，货币极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关系也促使了阿勒巴图和蒙古贵族的破产。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建立的经济联系，鼓励了前者内部的分化。虽然无法对发达或落后这样的概念做出精确定义，但在清代，整个长城以北地区经济一直处于平稳上升趋势，正是因为汉人、农业和商业的进入，以及随之而来上层建筑的设置，形成了地区性的经济城市，创造了流通性的财富。

蒙古国行程的最后一天，我到了乌兰巴托市中心的格斯尔庙和甘丹寺。经过苏联时期的社会改革，黄教的遗存在今天的蒙古国已经大为减少。蒙古人本身似乎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满洲统治者自己也不信藏传佛教，但是它在蒙古扶植黄教，由此黄教成为一种进身之阶，寺庙缓解了人们生活的实际忧虑。宗教虽被视作许多前现代环境中风险和危险的主要参数之一，有时是焦虑和绝望的源泉，有时也是日常生活种种痛苦的避难所。相比极为艰辛的游牧生活，喇嘛们的生活非常舒适。寺庙和修道院不仅接受捐赠，而且喇嘛群体是受人尊敬、高人一等、掌握了知识话语权的特殊阶级。另外，黄教会促进定居。这种政策在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造成了20世纪初蒙古三大社会问题——毒品泛滥、性病流行和劳动力严重缺乏中的后两者。蒙古人口减少（至少没有增加）在19世纪下半叶以降是一个严重问题，由此又引出了斯大林时期的乔巴山社会改革。今天在许多方面还能看到蒙古国受到苏联（俄罗斯）的强烈影响，但这已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带着三次考察的切身体验，我将进入正题——对清代直隶口外地区族群分布与政府设置的描述。

（节选自《七重奏：清朝统治直隶口外之艺术》导论 重返历史现场）

书籍信息

七重奏：清朝统治直隶口外之艺术

陈肖寒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有

2023年5月出版

ISBN：978-7-5228-1171-0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清朝在直隶口外地区的统治方式。清代的直隶口外地区是一个多族群混居地区。这里分布着民人、八旗、内务府包衣、内扎萨克旗蒙古、察哈尔八旗蒙古五个族群。清朝设置了盟旗、内务府皇庄和牧场、太仆寺牧场、礼部牧场、州县、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七个政府进行管理，由此又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单元。这套“多重政府制”是清朝治理多族群混居地区的惯用手段。

“多重政府制”按照如下规则运行：每个政府有独立的运行规则和权力范围，既分而治事，又相互联系和制约；同时，以被重新创造出的族群为其基本分权原则，划有不同类型的政治单元。政府和族群、各类型政治单元之间，不是简单一元对应，而是多线发散关系。

本书证明，“二元模式”的传统结构不足以说明这里统治的全貌。必须站在最高处向下俯瞰，将所有关系纳入考量，才能得到全景式的结论。本书也证明，“因俗而治”这个传统术语的内涵，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得多。

作者简介

陈肖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北京大学中国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中国近代史，侧重清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和边疆民族政策。

书籍目录

导论 重返历史现场

本书研究的地区及相关定义

大自然的启示

族群分布与政府设置

第三种路径

第一章 盟旗和理藩院——东方利维坦

第一节 我来，我见，我征服

第二节 掌握法律话语权

第三节 盟旗的经济规模

第四节 与盟旗、理藩院相关的巡围和喇嘛

余 论

第二章 内务府在口外——打开潘多拉魔盒

第一节 风吹草低见牛羊

第二节 发展庄园经济

第三节 口外行宫——最重要的“飞地”

第四节 被装满的荷包

余 论

第三章 太仆寺和礼部牧厂——尚未解开的谜

第一节 太仆寺牧厂

第二节 礼部牧厂

余 论

第四章 州县和直隶总督——锻造“圆形监狱”

第一节 州县制度的快速扩张

第二节 形成大军区

第三节 直省税收压力的减轻

第四节 “圆形监狱”来了

余 论

第五章 察哈尔和它的长官——从部落走向区划

第一节 成为内属化平民

第二节 又一个军区

第三节 一路向北

第四节 口北牧政的挑战

第五节 迈向行政区

余 论

第六章 热河都统——最后一块拼图

第一节 两次重要改制

第二节 统辖口外驻军

第三节 张力和向量——钱谷刑名

第四节 木兰围场：一个交会点

余 论

结论与反思 “地方知识”的张力

图 表

注 释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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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系列

【大有】是社科文献历史学分社最新打造的学术书系，专门收录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致力于展示新锐学者在某一具体的、细微问题上的推进和突破。目前已出版三册。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

胡恒 著

2022年4月出版

ISBN 978-7-5201-9780-9

本书是一部关于清代“厅制”问题的再研究。厅制是清代所独有的一种行政区划形式，它的设立体现着明清地方行政制度的转型。本书有两个侧重：一是对清代厅制的起源与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制度史研究，特别是对于学界研究比较薄弱的明清之际厅的起源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着重加强对海峡两岸一手档案的发掘和利用；二是结合区域社会史、法律史的研究手段，将厅的地方表现形态，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细致分析，力争将制度演进全貌与区域社会个案有机结合，展现厅制如何与清代地域社会历史进程相协调，并进而体现清代地方治理“因俗而治”的特色的。

清季上海的美国人（1898—1905）

王慧颖 著

2023年5月出版

ISBN 978-7-5228-1595-4

本书是一部专门研究清末中美民间外交的新著。就晚清中美民间外交来说，既往中美学界特别重视传教士和美国商人的作用，在这方面已出版了不少优秀论著。本书则独辟蹊径，以1898年在上海成立的美华协会为切入点，以小见大，探讨了1898—1905年旅居上海的美商和传教士两大群体如何结成一个联合体和他们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两大群体对晚清中美关系的影响，丰富和深化了对清末旅沪美侨和中美民间外交的研究，多有开拓和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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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原标题：《『大有』新书速递 | 《七重奏：清朝统治直隶口外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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