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居住身份与“家”的逻辑

在2014到2016年间，《寻找住处》、《19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下简称《居家生活》）、和《居住的政治》三项关于居住的研究相继发表。这三项研究主要针对大城市中“无家”、“居家”和“保家”三种“家”的阶段及相关群体的居住身份。这三项研究在内容上的连续性，有助于解释“家”在当代社会的逻辑，并提供了洞悉居住身份的视角。

第一本书《寻找住处》是关于“无家”的流浪汉。这本书主要以田野深描的方式，记录上海各个类型的流浪汉状况。在这些案例中，令人触动的是几位在上海流浪的“上海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上海，但是返沪时发现户口难以迁回，也很难融入曾经的亲友，最后只能在火车站区域徘徊。这其中值得强调的是“上海户口”这个户籍身份。

现在人们对于上海户口趋之若鹜，但这一身份不是一直意味着某种优越，在历史上也曾使人因其吃尽苦头。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支内支边项目以及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拥有上海户口的居民相较全国其他中小城市的居民，要更早地离开城市。一旦接受某种身份带来的好处，也必然同时接受了其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在上海火车站流浪的上海人群体，因为户籍的差异和切割而被阻挡在制度保障之外。如此，户籍身份一旦断裂，寻“家”就丧失了根基。

第二项研究关于当代上海青年的“居家”生活。这项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上海青年对于家庭要素的认知，以及业主和租户在居家生活中的特点。这项调查揭示了一个现实与认知的差别：“（社交方面）‘基本每月都会招待’的比例，是未购房者（89.9%）高于购房者（14.0%）。这一数据说明是否拥有产权房，和是否利用这一空间招待亲戚朋友、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交往活动之间呈负相关性。”

换言之, 上海青年业主拥有居住空间，但利用这一空间进行社交的积极性低于租户，报告将之概括为一种“內缩”的生活状态。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房地产广告长久以来塑造的购房迷思。在私人生活领域，业主身份并不一定带来“家”的活力。

《19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王晓明等著，《探索与争鸣》（特刊）2016年。

第三本书《居住的政治》则是关于“保家”，更聚焦业主身份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这是一本研究当代中国大城市业主维权的论文集。通过这本书中所集结的业主维权案例可以发现：在遇到产权纠纷时，业主身份并不能完全给予保障。业主所面对的侵权方往往是地方政府或者开发商。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侵权方使用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双重的组合，以权力的逻辑对业主群体进行打压和分化。

而就业主群体本身而言，一方面物权法所赋予的业主权利，在面对权力逻辑时处于弱势。另一方面业主身份带来的更多是割裂而非团结。因为产权是可以不断分化的，每个业主的产权都可以因为电梯、楼层、位置等财产边界而被不断切割。通过这些维权失利的案例可以发现，业主身份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家”的稳定。

将这三本书连在一起，能发现在缺失均等“国民身份”的前提下，差异化的居住身份使得“家”呈现出“脆弱性”（陈映芳《房地产政策与当前社会生活秩序的脆弱性》[J]. 探索与争鸣,2016/05）。《寻找住处》中无家可归的上海人案例，揭示了户籍身份的不均等和不连续，使居民因为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难以重建家庭关系。在《居家生活》中，部分上海青年虽然可以凭借经济实力在市场上获得业主身份，但其结果则更有可能是一种内缩的生活状况。这与住房保障的缺失，购房给家庭带来的压力过大不无关联。在《居住的政治》中，业主在面对拥有权力的利益集团时很难维权成功，“业主身份”在权力逻辑中并不一定能保护房产。

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户籍身份”和“业主身份”是当前“家”的两重关键保障。然而如果没有均等的“国民身份”支撑，“户籍身份”、“业主身份”就来自于差别对待，而非平等的赋权。正是遵从了这种差异化的身份制逻辑，身份就成了一种特权而非权利。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曾经许诺的身份很可能就成了一纸空文，脆弱不堪。

相较于差异化身份的消极属性，在这三项研究中也能发现以“家”为核心的积极实践。《寻找住处》中无家可归的上海人并非悲惨被动的生活，他们有权利意识，能主动的联系救助组织改善居住状况。他们能够通过读报、守信等生活细节，来维持自己作为“上海人”的体面。在《居家生活》中，租户们虽然没有产权身份，但却能每年更多的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过一种外向型的生活。在《居住的政治》中，虽然业主维权屡战屡败，然而产权身份促成了最初的集体行动，并能够“跨区联合”形成跨越产权边界的组织。业主的“再组织化”是基于声望、公正等更高的价值，实现了从保卫“小家”到团结“大家”的跃升。

在以上案例的行动中，“户籍”和“业主”等具体的居住身份是不可或缺的肇因。然而行动者的主体性来自于实践的过程。通过实践，行动者才能调动起来各个不同的身份，打破边界，明白每一个“家”都需要均等的国民身份作为公平的基础。

“家”的逻辑是什么？将“无家”、“居家”和“保家”联系在一起，会发现“家”是以居住身份为契机和载体的实践过程。在这里，张少春提出的“做家”（family making）的概念很值得借鉴（张少春《“做家”：一个技术移民群体的家庭策略与跨国实践》[J]. 开放时代,2014/03）。在当代新加坡华人工程师的移民过程中，家庭是一个在国民身份的基础上不断组合和选择的过程。由于国民待遇的差别，移民家庭内配偶双方一般会各自选择不同的国民身份，从而实现最有利的福利待遇组合。最终，一家人都通过不断的行动而维持着动态“在一起”的状态。

“做家”这一表述，指出了在高速变动的时代，维持家庭关键是“营造关系”（working relation）。在这个过程当中，稳定而均等的国民身份是基础，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品格。然而身份只是实践的开始，而非实践的终点。只有家庭成员能够不断地行动，在血缘的根基上因为创造而不断地“再组织”，这或许才能让“家”打破差异身份带来的命运幻象。

[此文首刊于《城市治理研究》（第三卷：家庭危机与生活秩序，陈映芳 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