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通信和互联网产业“弯道超车”，看人口何以成为创新力

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由其主权边界决定，而经济人口由总人口中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口决定。一个国家内部，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比重越高，创造的财富也越多。

今年两次入欧游，前后历时总共三个月，时间分配上，在德国小城市哈勒居住一个半月，外出旅游一个半月。截至目前，除了德国境内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已到访过捷克、匈牙利、波兰，下周还将奔赴法国。对于一个在国内定期出游的杭州人而言，欧洲的体验非常美妙，从细节到整体，无论是便利的交通设施还是友好的社会环境，无一不体现出发达国家的“先进”，除了糟糕的通信网络及其衍生应用。

稍微学过一点管理学知识的同学都听说过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概括来说，就是“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公共媒介的作用下，该理论被简化成了另一种更接地气的表述，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根据这一认识，很多人都相信西方发达国家的通信业会比中国发达、通信服务会比中国好，因为西方国家掌握了通信领域的核心技术——我在抵达欧洲前也这样以为。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三个月内，我接连使用过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O2、Vodafone等三家电信运营商的电话卡，购买的均是4G网络的数据服务，但无论哪一家都有严重的连接不畅问题，即便走在柏林、科隆等大城市的商业主干道上，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更糟糕的是，价格还奇高，28天10个G的流量服务收费30欧元，约合240元人民币。相比而言，中国移动在国内的服务要公道的多，购买10G的流量服务，每月只需支付150元人民币，而且信号几乎无阻。

与之相伴随的感受是，在欧洲的移动互联体验也不如在国内的好。手机作为信息交互的终端载体，其在中国所能产生的“玩法”远多于在欧洲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电子商务。

以手机支付为例，在杭州，我早在两年前已经养成了无现金出门的习惯，无论是坐地铁、打车、看电影，还是去便利店、超市，即便是路边买个烧饼或冰淇淋，都可用支付宝一刷到底，但是在德国却不行，Paypal（类似于国内的支付宝）只有在一些连锁的大超市和大型商场才被接受，在很多餐馆、商店、理发店消费依旧高度依赖现金，每次消费，都会找回一大堆零钱，又重又容易丢，不怎么方便。除此之外，网络购物也在国内方便，不仅商品齐全，还能享受到廉价，江浙沪区域内的购物，几年前就可以实现次日达，但是反观德国，只有Amazon的prime会员才能获得如此体验。

当然，纯粹基于个人感受的对比显得有点片面，因为杭州是支付宝和淘宝的大本营，也是中国电子商务的发源地，杭州拥有较高的手机支付普及率是理所应当之事，以杭州为例来对比欧洲与中国会略显偏颇。但我们也可以换个思路想，杭州并不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如果连欧洲一线城市的体验都远不如杭州的话，那么得出“整个欧洲在移动互联方面的发展落后于中国”这样的结论也是合理之事。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在整体技术都不如西方国家的情况下，我们的通信和互联网产业却能异军突起，实现“弯道超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

人口因素何以帮助弯道超车？

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中国胜出”，问题出在我们对于创新的理解过于狭隘，错误地将创新局限于技术层面。当我们说“核心技术依旧掌握在西方人手里”的时候，不经意间就已经将“产业行为”默认为“技术研发”，但那是两回事。除了技术研发，产业行为还包括建立供应链、大规模生产制造、市场开发、应用普及等，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层面。

事实上，创新是一个有丰富外延的概念，熊彼特本人在分析创新问题的时候，就谈及过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就通信行业和互联网行业而言，中国企业虽然在技术创新方面乏善可陈，但在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却有着卓有成效的表现，以至于他们能将“来自西方的核心技术”发挥到极致，从而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动中国通信业和互联网业的发展。

但是，创新通常有较高的风险，很多企业在追逐创新的道路上，由于没有控制好风险最后走向了衰败，但不创新也不行，因为不思进取会导致停滞，当行业护城河消退之后，企业也该寿终正寝了。正因为此，在新技术迭代旧技术、新模式代替旧模式的时间当口中，弯道超车的例子总是屡见不鲜，比如4G网络的问世。

所谓的4G，是指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一种结合了3G和WLAN的网络技术，它可以在有线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部署。基于4G网络的传输，速度可达到100Mbps/每秒以上。但是，4G网络的推广需要克服两个问题：第一，网络运营商需要在起初阶段投入巨额资金以建设信号基站，否则无法形成足够大的网络覆盖面，对于用户来说缺乏吸引力；第二，4G网络主要服务于智能手机用户，换句话说，需要有足够多的人群使用智能手机，否则使用规模无法形成，会造成巨大损失。

出于风险的考虑，发达国家在建设4G网络基站时，普遍采取较为保守的循序渐进策略。但中国的做法截然相反，推进过程迅猛果断，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激进。据新闻报道，目前全世界范围内，4G基站总共有500多万座，光在中国就有300多万座，投资总量数以万亿计。当初许多人以发达国家作对标，提出了诸多批评，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带来巨额债务，但中国的网络运营商依旧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对潜在消费者的数量抱有信心。

中国人口以13亿计，即便只有1/10的人使用智能手机，用户数量也多达1.3亿人，足以支撑起一个4G网络的运营，若将建设基站的总成本分摊到个体头上进行计算，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相比来说，德国人口只有八千两百万，即便所有人都使用智能手机，形成的4G网络应用市场也不足以比拟中国市场。其次，人口分布比较密集，虽然中国地域广博，但由于城市化的进程，东部沿海省市的人口密度普遍比发达国家高。比如，广东面积17万平方米，人口超过1亿，德国面积大约35万平方米，人口只有8000万，如果两者要实现相同程度的信号覆盖率，对于前者而言，成本更低，因为广东可以建更少的基站。

除此之外，人口数据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移动互联和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会比在德国更快。根据最新统计，德国人的智能手机普及率有71%，约5800万人口，虽然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只有68%，但人数高达9.5亿。不同的用户基数意味着不同的任务难度。同样是推进手机支付，中国用户的巨大体量使得中国商家更愿意主动引入手机支付的功能，以至于支付宝等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大面积的推广，而德国因为人口体量小，且人口密度低，德国商家主动参与的意愿低，推广成本高，所以推进速度缓慢。

总结来说，中国通信企业与互联网企业们通过整合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资源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创新，利用中国人口的体量优势做出了市场创新，最终开拓出了广泛的成长空间，实现了弯道超车。

重新理解人口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们近几十年来一直对人口增长保持着极为消极的态度，害怕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升级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确实，当建筑空间和粮食产量的增长抵不过人口增长的时候，各种社会问题就会出现，因为它们是个体生存的刚需，但随着过去30年的社会发展，两者的矛盾已经获得了极大程度的缓解，人们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吃饱而是要吃好，不再是要有住而是要住好”。就这点而言，我们有必要调整自己的认知，因为认知偏差的惯性会使得我们过分强调人口增长造成的问题，而忽视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

正如梁建章所言，“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即便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万人的市场，足以形成一个产业”。只要善加利用，人口本身就能被转化成企业发展的资源，比如著名的浙江企业吉利集团，先通过销售低端车型实现资本积累，然后通过海外收购实现技术升级，最后又利用收购获得的技术反哺国内产品，从而实现品牌升级。吉利集团的战略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中国人在当时的收入还不高，对于低端车有着强大的市场需求。虽然起初有很多人嘲笑吉利汽车低端，但笑到最后的却是李书福，因为只有他看到了中国的“人口体量”。

类似的例子还有阿里巴巴。1999年，马云在拿到孙正义的投资后，起初想先开拓北美市场，于是在美国花重金雇佣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谁知运营成本过高，半年之后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转道国内市场。中心回归本土之后，马云重新尝试建立国内电子商务体系，并获得成功，然后重启国际化战略，将原有体系扩展为全球电子商务体系。毫无疑问，马云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的人口条件。

李书福和马云都属创业者，也都是创新者。所谓的创新能力，通俗的来说，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任何创新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提出的方案，所以在衡量一种创新是否有意义时，必须从“问题意识”的角度追问三个问题：第一，该方案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第二，这种方案所针对的问题是否普遍；第三，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为这种方案买单。从商业上来说，只有当三个条件都被满足时，方案才行得通。足量的人口有助于满足后两个条件。

不过，人口数量并不必然决定经济水平。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即人口与经济人口。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由其主权边界决定，而经济人口由总人口中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口决定。一个国家内部，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比重越高，创造的财富也越多。

1949年刚建国时，中国人口约有4.5亿，1978年，人口增长至9.6亿，翻了一倍，但30年以来，经济发展极为缓慢；之后的30年，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人口增长虽然只有四亿多，增长率只有50%，但是经济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前30年。从人口学的角度解释，是因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政策调整促进了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将纯粹数字意义上的人口转化成了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持的经济人口。

除了政治环境，其他要素也会影响经济人口所占比重，比如交通、语言、文化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印度人口与中国人口相当，人口密度也比中国高，但是印度的发展远不如中国，因为参与相同程度经济活动的人口比例要比中国低得多，一个原因是语言隔阂造就群体隔离。虽然印度将英语和印地语列为官方语言，但民间能同时说这两种语言的人并不多，外加识字率低，只有67%，以至于很多人根本无法离开自己的村庄独立生活，更甭提参与到更宏观的经济活动中去了。而且，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得政府的自主性不高，无法执行中国式的“送教育下乡、送语言入村”的政策，所以公共教育的改善也非常缓慢。

在这方面，中国的人口条件要好得多。虽然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汉族比例尤其高，所以社会的同质化程度高，汉语几乎畅通无阻，这有助于个体迁徙，因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迅速融入当地社区。其次，四九年以后，中国社会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这意味着社会本身已呈扁平状，“社会隔离”的条件不复存在，当政治隔离被取消后，人口就会迅速流动。第三，中国的识字率较高，1949年刚建国时，识字率只有20%，由于政府主导下的扫盲行动能够做到足够的“下沉”，所以到1982年时，识字率已经提高至近80%，带来的好处是个体从事经济活动的门槛被降低了。这三个条件都能促进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所以当政府在1978年启动改革后，民间立马释放出了极大的流动性，经济运行也很快就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通道。

政策松绑后，人口压力转变成了人口优势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庞大的人口资源，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自1978年以来发生的政治松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中国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广泛的经济活动，更甭提释放自己的才智与潜能了。原来以为的人口压力在政策松绑后，立马转变成了人口优势，因为在自由环境下，社群内部能够形成自发性的组织升级，这是生物的适应机制所赋予的能力。

不过，今天的社会环境和人口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危机意识提醒我们：社会需要重新调整。虽然中国市场依旧庞大，但这个市场并不稳定，甚至已经出现疲态。

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由消费总量决定，但不同个体的消费贡献率不同。宏观上来看，年轻人通常因为财力不足所以消费有限，老年人因为欲望减少而消费无力，只有中年人，既有消费欲望又有消费实力。这一事实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多少中年人，这个国家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低出生率水平，所以可预测的是，中国的中年群体在未来三十年都会呈稳定的下降趋势，相应的，中国的市场规模也会日渐萎缩。

若这一趋势保持下去，那么未来将面临一系列沉痛的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金不足导致老年人老无所依，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患上各种心理疾病等。为此，政府需要制定一揽子的政策方案去扭转这个趋势，比如：第一，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户籍改革更进一步地降低个体迁徙的难度，扩大“经济人口”的比重，使得那些仍旧被隔离在主流之外的群体有机会参与到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去；第二，提高社会福利、减税，促进个体消费，挖掘市场上新的增长点，以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式减缓人口增长匮乏的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增加人们要孩子的意愿，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人口更替，社会本身才有成长性可言。

当然，增加人们要孩子的意愿并不是靠言语上鼓励就够的，也不是靠一些财政上的补贴或鼓励二胎就能直接推动的，它需要政府进行更宏观层面的制度性改革，以便于在医疗、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获得全面提升，因为只有那样，民众才会对社会有信心，才会愿意把孩子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