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从延安文艺到西北民谣：西北文学的历史与政治

7月31日，学者王德威在陕西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名为《现代历史，西北文学》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关中·外缘”的一个部分。讲座上，王德威提出什么是西北，什么是西北文学的问题。以下文字根据王德威教授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来，略有删改。

西北文学现代性的源起

西北现代文学可以以陕西作为聚焦点，形成一个概念。在西安讨论西北，注意力所及不仅应该包含陕西，还应该延伸至一般容易忽略的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十九世纪以来，西北风起云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与西北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西北”的定义至少包含三个层次：“西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所在，也是（流动的）人文、政治的物质空间，更是想象、言说、辨证的历史场域。尤其西北文化、民族形式和实践多元杂糅，冲击了汉族文化中心的论述。文学所指不止限于纸上文章，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活动。因此从文学角度而言，“西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累积，也是一种文化的“感觉结构”。

西北文学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06年出版的《三原白话报》等活动。1912年，同盟会会友李桐轩等多人成立易俗社，可以视为标志性事件之一。易俗社糅合传统戏剧形式与现代观念，致力移风易俗，启迪民智，也因此赋予传统戏曲新的生命。虽然远离上海北京，易俗社却在西北成为民初的一股维新力量。

易俗社不仅搬演秦腔旧戏，同时也推出新编戏曲。影响所及，连当时中国文化领军人物鲁迅都为秦腔的风采所折服。根据鲁迅日记，1924年7月14日来到西安，在友人的建议下，16日观赏易俗社的演出。作为新文化最强烈的倡导者之一，鲁迅对传统戏曲的批判一向不假辞色，却从秦腔得到新的灵感。他在西安短短一个月，一共观看易俗社演出五次之多，并给予“古调新弹”的美誉。

戏曲这样一个文类和中国的现代历史有着怎样直接的联系？这里也涉及了我们对文学的定义是什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竟和秦腔不无关系。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策划西安事变的根据地之一就是西安的秦腔剧场——易俗社。事变发生前的三天里，杨虎城坐镇剧场，以招待蒋介石周遭的亲信看戏为名，实为掩人耳目。场内锣鼓喧天，场外电光石火。彷佛剧场内外，都有了戏中戏的意味。

延安政治与延安文学

1936年，陕西另有大事。在前一年，1935年红军长征主力部队到达延安。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同时也是在文学史的叙述上，不论立场为何，都不能回避的一部分。

红军长征确切人数从八万到十万，有待辩论，到达陕北者十中得一。1930年代的延安是一个蕞尔小城，居民三千，一下来了近万红军，为地方文化带来了彻底改变。到了1943年，延安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三万，与此同时，一则关于革命的传奇兴起。

除了知识分子的文字传播，国际记者友人的报道也成为推波助澜的一部分。他们的叙述是否也应该成为延安文学的一部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让所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最为人津津乐道。这本书记录斯诺1936年7月到9月访问延安的经验，见证战时最为艰苦的一面。《西行漫记》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也是使延安故事成为世界革命话语的重要文本。另外一位是特立独行的女性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她展开和中共绵密的联系，报道许多左翼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的情况，其中包括丁玲的故事。

那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毛泽东在延安这些年里建立起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文化、文学史研究者而言，延安时代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页应该是毛泽东在1942年5月2-23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影响力到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它不仅成为文艺界的操作指南，也渗入了日常生活的实践。

当时全国各地的青年通过各种方式来到延安。是这些人为延安神话带来一道又一道壮丽色彩。比如何其芳，1937年之前他名列京派作家，作品充满唯美感伤的色彩，是一位典型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诗人。1938年，何其芳从他的故乡四川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同行的还有沙汀夫妇、卞之琳等人。他们抵达延安，立刻感受到新的气象，为之砰然心动。

何其芳在延安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泽东提议：延安也有一些可以书写的东西吧。在延安观察了多日之后，何其芳决定不回去了，他加入贺龙部队，深入陕甘宁边区体验战地生活。之后他积极参与革命和党务，曾是延安代言人之一。1949年后，他恢复了文学本业，成为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丁玲也是那时的知识分子之一。她此前创作的《莎菲女士日记》曾以颓废的的，波西米亚式女性自白，记述在两个男性之间的徘徊。这部小说于1927年出版，让她一炮而红，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然而她之后选择了左翼路线，并为之献身。1933年，丁玲被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人们一度以为她已被害。丁玲的好友沈从文甚至写了文章悼念她。但到了1936年，她神奇地出现在了延安。丁玲是怎么样逃离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南京到延安，至今也是一桩公案。而她的故事经过史沫特莱的报道后，成为当时革命女性的一个典范。她日后的遭遇我们则是耳熟能详了。

萧军来自东北，是当时从四面八方到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又一个代表。萧军在1938年访问延安，1940年决定加入革命队伍。他是一个特立独行、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文人。因放言高论，他在当时及日后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而萧军的日记至今没有在大陆公开出版。这本日记是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文献。文学、政治、历史之间的互动，由萧军日记可以得见。

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和文人来到延安，怀有共同的抱负理想，那就是藉革命推翻现状。但他们各自的背景习性不同，对什么是延安生活，什么是延安精神，则各有各的看法。放言高论的结果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让统治者日益犹疑。于是有了1942年5月2-23日的延安文艺座谈。出席座谈的有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聆听毛泽东三次讲话。讲话内容1943年10月19日正式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提到文艺工作者的态度、立场、实践方法等诸多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自此确立；文艺必须成为革命整体大型机器的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延安讲话之后，新的文学和文化政策及实践方式得以诞生。那就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展开中国形式、中国作风的文艺实践。这些实践的基础是乡土表演说唱艺术，经过党工及文化工作者加工后，形成独特的左翼文艺传统。其中包含着诉诸“始源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的力量，一种对乡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企图，成效见仁见智，却不失为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文艺。

像是秧歌剧《兄妹开荒》这类演出，或者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或者戏曲《白毛女》（“文革”期间被改为芭蕾舞剧）等作品，都是例证。更易引起注意的是《东方红》。1942年冬天，这首歌为陕北农民李有源根据民歌《骑白马》改编，之后多次加工打磨成型，广泛传唱。1949年之后，对《东方红》精益求精的改造一直在进行。1964年《东方红》甚至被制作成大型史诗歌舞剧，动员3000名演员，而且更摄制成彩色银幕奇观。但这部电影1965年首映之后就消失了。“文革”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部分因为作词者田汉的政治问题及其他因素而被消音。《东方红》几乎具有了类国歌似的地位。《东方红》延续了所谓乡土情怀的“始源的激情”，歌词内容又与当时最前卫、最革命的思想结合。这是延安文艺的特殊实验，也是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历史与文艺得失时无法规避的课题。

从五四的启蒙精神，即寻求个体自由解放，到延安的革命精神，即寻求群体意志的发扬，中国的20世纪前半段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达到高峰。在此之后，我们的作家文艺工作者们却要真真实实的面对延安讲话带来的“紧箍咒”。另一方面，讲话所发展的政治动能，从日常生活的实践到政策、意识形态的斗争，随处可见。“文学”不仅反映、批判或创造“现实”。“文学”自身又成为另一种隐喻，指向其他社会、政治、权力斗争活动。“陕北”或“西北”在塑造新中国文艺，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命名的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

1949后的新中国西北文学

1949年革命胜利，中国文艺迅速更新面貌。陕西文学的变化可以以三位小说作家的遭遇综述。第一位是杜鹏程，1954年出版《保卫延安》。杜鹏程来自陕北，也是延安时期的随军记者，他有感于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历史意义，从1950年开始，花费大量心力写出《保卫延安》。杜鹏程的小说多次修改，终于成书。这本小说是左翼军事叙事文学的高峰，在当时广受瞩目。但因为歌颂了彭德怀，这本书在1960年代被禁，杜鹏程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极大冲击。

《保卫延安》再次证明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交错关系。杜鹏程的遭遇表明了作为作家，并不仅仅只是写作、再现历史；写作本身已经是一个事件，参与到诡谲多变的历史与政治之中。

第二个例子是柳青的《创业史》。这部小说以1929年陕西旱灾为背景，以主人公梁三老汉和养子梁生宝为线索，描写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造的历史背景，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批评者认为这部小说政治正确意味浓厚。这种批评固然有道理，但柳青对风土民情的亲近，对人物内心转折的同情，仍然颇有客观。他深深影响后来的陕西作家路遥和陈忠实。柳青同样在“文革”中遭遇迫害。柳青的创作哲学也值得注意。他认为作家不能在书斋里写作，必须下放到农村，从最艰苦的第一线学习经验，挖掘写作材料。柳青有所谓“三个学校”的说法：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

第三个案例是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刘志丹是早期革命将领，1936年牺牲。他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包括高岗建立陝北根据地、王明左倾路线，导致陝北1935年肃反等。1958年党内认为刘志丹的英雄事迹应该得到肯定，于是由刘志丹的弟妹作家李建彤执笔，屡经修订后由周扬拍板准予出版。未料康生等认为小说里暗含反党野心，尤其涉及“反革命”集团的领导高岗问题，竟然因此引发一场冤案。这些案例一再说明文学不是等闲之事，而是以血水换墨水的行动。

新启蒙时代的西北文学

1980年代，“西北风”激起流行音乐的狂潮。崔健的“红色摇滚”尤其引领一代风骚，而西北民谣曲式是这股狂潮的底色。崔健的《一无所有》在1986年推出后立刻风靡一时。在1980年代末的一次集会上，百万人齐唱《一无所有》，堪称一段有声的中国的历史时刻。西北风不仅仅启发音乐创新，也为新一代的导演带来了灵感。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为“第五代”电影首开其端，正是根据柯蓝有关陕北红军采风的文字改编。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当时是重要基地，佳作无数，吴天明的《老井》也是其中之一。

在文学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路遥的作品，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1992年过世。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延续了柳青所代表的那种根植土地的叙事，有社会主义牺牲奉献的向往，却也关注个人生命里参差交错的情感体验，每每透露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特点。尤其《平凡的世界》讲述在圣人不在、诸神告别的时代里，一群来自农村的普通人如何历经城乡考验，重新体会“平凡”这两个字的真谛。这部小说在今天被重新提起，自然有其政治意义。

九十年代初，一群陕西作家引起全中国读者的注意，形成所谓“陕军东征”热潮。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都是当时引起热烈讨论的作品。《废都》以虚构的西京天降异象开始，描写作家庄之蝶在1980年代的情色历险，但更投射了新时期以来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废都”是荒废之都、颓废之都、残废、报废之都；相对社会主义“经济”观，这样的“废”学出现自然有划时代意义。某些桥段“因色情而被删去xx字“等的版式设计更勾引出读者的好奇与欲望。总之，1993年《废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新中国的出版文化、阅读伦理。不能忽视的是，作者悲悯和寂寞的情怀自在其中。

西北文学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是不可错过的文化奇观。我们需要思考它的尺度、可能性和局限在哪里。

陕西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西北文学的作者和作品。在宁夏，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作品讲述一代知识分子在放逐生活中如何找寻心灵的慰藉，这种慰藉不是别的，而是女人。这当然被女性主义者所诟病，但是在1980年代张贤亮曾是人人必读的“新时期”代表作家之一。又如九十年代末崛起的石舒清，以《清水里的刀子》一系列作品探讨西北质朴的生活和宗教精神面貌。

张承志是另一位描述西北的重量级作家。他的《心灵史》讲述近三百年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在中国开枝散叶的历史，充满血性和血泪。这部作品虽有信仰导向，但是叙述动人，堪称杰作。张承志不但是位作家，也曾经是“文革”时代“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起者之一。1980年起张承志对自己回族身份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之后成为哲合忍耶教派最重要的代言人。《心灵史》一如书名所示，是张承志个人——和他的族裔——心路历程的记录。

在新疆，老作家王蒙曾有许多文字记录在伊犁生活的经历；年轻作者李娟则从在新疆成长的汉族眼光，描写地方风貌以及不同民族交融的关系。前不久去世的陕西作家红柯也曾在新疆居住，有多篇文字记录他的经验。《西去的骑手》讲述回族英雄马仲英对抗盛世才的故事。这些作品不断延伸出以中原或者汉族坐标以外的文学视野，成为新的“想象中国”的动力。

不得不说的还有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这部作品引用西夏王李元昊的典故，但以多重跳接后设方式写出与西夏几乎没有关系的故事，充满幻魅元素。骆以军以西夏神秘灭亡映射了1949年父辈作为外省人流亡台湾的经验，和自身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失落迷茫，也间接投射对台湾当下现况的忧心。

结论：史统散而小说兴

陕西是一个具有“诗史”悠远传统的地方。但是在16、17世纪之后，诗歌未必是唯一文类传达历史现象。冯梦龙曾经说,“史统散而小说兴”，这里断章取义，我们强调叙事文类在近现代中国和历史相互为用的过程。就此，我们再次思考，文学如何记录、形塑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想象？历史和文学的分野何在？

其次，陕西近现代文学再次提醒我们华夏文明的驳杂多元。胡汉华夷分野何在？我们的文学以及历史眼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汉族和中原的文化。我们必须叩问，人种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分野上，什么是被我们有意无意排除在外的,律法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作为丝路起点，西安这座城市面向广大的中国西北，中亚和西亚，本身就已经呈现中国文学现代化现代性的丰富场域。

最后，在西安，在西北，我们不仅可以观看历史的文物和古迹，也必须思考什么是人和土地的关系。这里的“土地”指的不只是平面的地方或地区，同时也是纵深的、层层累积的垂直空间。就像我们观看考古遗址，不只是在地上，还有更多的是在地下。当我们行走在这样的土地之上，千百年的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只能体会自己的渺小卑微。当土地上的人在思想、信仰、利益之间你争我夺，土地之下的一切提醒我们生而有涯，苍茫深邃的大地承载看不见的一切。面对这样无限无垠的大地，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西北”。我们对于西北文学、历史的理解和深切反省，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