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遇知音——张仃珍藏的齐白石画作

齐白石众多弟子中，张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关于张、齐之缘，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展开论述，这里仅取张仃珍藏的齐白石画作，窥一斑而知全貌。

齐白石众多弟子中，张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由于组织纪律，他未能按照规矩在师傅面前行传统的叩拜礼，因而受到一些齐门子弟的质疑。然而在精神上，张仃对齐白石的艺术早已五体投地。他对齐白石的崇敬之意，在《大匠之门》一文中有充分的表露。

关于张、齐之缘，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展开论述，这里仅取张仃珍藏的齐白石画作，窥一斑而知全貌。

已知张仃生前藏有齐白石绘画五件：《樱桃》《红荷》《竹篱葫芦》《葫芦》《柳下牯牛》，件件皆精品，而且每一件背后，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

《樱桃》人们较熟悉，它常年挂在张仃红庙北里寓所的客厅里，与主人朝夕相处，相看不厌。画仅两平尺，题材也平常：一只灰色的民间青花大瓷碗，盛满樱桃。内行知道，樱桃缺少形色变化，不容易画好。到齐白石笔下，情形就不同了，随意而巧妙的布局，加上灵动顾盼的焦墨短线——果柄，颗颗樱桃顿时生动起来，散落碗外的樱桃，与碗内的又形成微妙的呼应，在装饰味十足的瓷碗衬托下，显得光彩夺人。力透纸背、笔雄墨壮的题跋——“若叫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占据画面将半，使画的意境更加开阔神奇，令人回味无穷。款识“张仃先生正旧句，庚寅九十老人白石”。

《樱桃》

庚寅即1950年，那一年，齐白石的实际年龄为八十八岁。如此耄耋老人，笔力依然如此雄强，而且春心不泯，真是令人诧异。那么，张仃又是如何得到这幅画的？

在后来的系列访谈中，张仃的学生、中央工艺美院的罗真如先生为笔者解开这个悬念。时过境迁，年逾古稀的罗真如依然清楚记得，那是1959年夏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的松林里，张仃给工艺美院装潢系学生上国画写生课时，自然引出的故事。当时张仃身穿带小破洞的白色汗背心，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以下是笔者根据罗真如的讲述做的“场景还原”——

1950年夏季的一天，张仃提一筐樱桃去见白石老人，因为不久前，齐白石曾答应过为他作画，一直没动静，张仃等不及了。到了西城跨车胡同的“铁栅书屋”，老尹为他开门。见了张仃，老人也不客套，收下樱桃，让了座，就径自往画室走去，张仃紧随其后，想亲眼观摩艺术大师怎样运笔挥毫，却被老人拦在画室门外。张仃只好在客厅坐下，耐心等候。一小时过去了，不见老人出来，两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出来，张仃觉得纳闷，原以为齐白石作画出手很快，看来并非如此。又过了一会儿，老人略显疲惫地从画室里出来，把刚画完的《樱桃》交给他。看了画，张仃眼睛一亮，恍然大悟，心中涌起无限的敬意：“老人作画竟是那样认真，一丝不苟！难怪要花那么长时间，也许，他画了不止一幅，不满意的，全都扔进废纸篓了。”转而又想：“也许，因为我也是画家，又是中央美院的教授，所以格外用心……”心里不无几分得意。

众所周知，齐白石喜欢画荷花，擅长画荷花，同类题材的作品不计其数，论笔墨之老辣、构图之饱满、视觉冲击力之强烈，恐怕要数张仃珍藏的这幅《红荷》为最。此画的创作过程，张仃四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辛卯（1951）年元旦，可染约我同去给老人拜年。当时老人客居在一位将军家中。我们到后老人早餐已毕，精神甚好。老人元旦试纸，可染帮助磨墨，我为理纸。我们想看齐老画长线，提议画残荷。因老人晚年画残荷很多，笔墨生辣，构图奇特，集老人平生艺术修养之大成。老人宁神片刻，提笔落墨如锥画沙，数尺长线缓缓而出，互相参差。老人以一生制印经验，计白当黑。不久，荷杆主要构架形成，又以赭石写出大面残叶，以胭脂画花，一大一小。随后又反复推敲，增添小荷杆，更加疏密有致，于是落款辛卯元旦九十一岁白石老人。（张仃：《李可染艺术的师承与创新》）

《红荷》

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白石老人从容不迫、收放自如的作画过程，同时也记下了张仃对齐白石的虔诚与崇拜之心。文末一句中“落款”两字的后面，张仃省略了“张仃先生法论”一句，表明他的谦虚。《红荷》的获赠，与半年前的《樱桃》有所不同。那次张仃被婉拒于画室之外，这次却与齐白石的得意门生李可染一起，为老画师理纸研墨，亲眼观摩运笔之道，宛如弟子。

《竹篱葫芦》

相比之下，《竹篱葫芦》的收藏更具一波三折的传奇性。1953年某一天，张仃忙里偷闲，来到和平门琉璃厂，走进一家画店，感到气场有点异样。果然，琳琅满目的文物字画丛中，一幅尺幅不大的水墨图，在独自熠熠生辉，令他血脉贲张：这不是白石老人的手笔吗？画的是竹篱与葫芦，笔墨酣畅沉雄，举重若轻，精妙无比，附纸还有题跋：“手妙纸佳方有此画（三尺纸之竹篱葫芦也），百年后若不值百金，白石作鬼也应痛哭。壬申五月书此，附画自藏。”看到这里，张仃的心狂跳起来，原来是齐白石自藏的心爱之物，七十岁创作的精品佳作！不知何故竟流落到此地。张仃不假思索，当场按价买下这幅画，直接送到齐宅。老人见了，惊喜交集，惊的是自藏的宝贝被盗流出市场而不知，喜的是完璧归赵，感慨之下，老人抽纸提笔，写下：“此葫芦是张仃弟所宝藏，他人不得窃夺去。九十三岁白石重看加记。”郑重将画交于张仃。张仃将画送到画店重新装裱，齐白石的两段跋并列于诗堂，给画增加了无限兴味。这幅作品一直珍藏在张仃身边，直到特殊时期被抄走。所幸十年之后发还，完好无损，真的应了白石老人“他人不得窃夺去”那句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补题的跋上，对张仃的称呼是“弟”，而不是“先生”。这一改称很重要，表明张仃与齐白石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

《柳下牯牛》

可与此互证，那一年，张仃获赠《柳下牯牛》。画面柳枝环绕，一头健硕浑厚、写意味十足的牯牛，屁股朝向观众，通体以淡墨染成，墨色变化微妙，唯独尾巴以浓墨重笔写出，生意盎然，颇有不可一世的劲头，幽默之情，溢于画表。题跋这样写道：“仃也吾弟也，此小幅记之其事，九十三白石。”齐白石再次称张仃为“弟”，而且是“吾弟”，比之《竹篱葫芦》，更具亲昵味、游戏味，已是宛如家人。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是齐白石的绝笔《葫芦》，画面上一大一小两个葫芦，藤蔓纷繁，互相缠绕，落款是“九十八岁白石”，其中繁体的“岁”字笔划写错。这一年，老人自署年龄应为九十七岁（实际年龄为九十五岁）。可见，老人是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下作此画的。关于这幅作品，评论家王鲁湘有细致生动的描述——

《葫芦》

这张绝笔《葫芦》一直秘藏于张宅，从未发表，但它却是京城美术界一个少数精英圈子里的赫赫明星。张仃先生对我说，当年隔一段时间，李可染、邹佩珠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光宇、正宇昆仲及少数张仃密友，就要相约结伴来到张宅。张仃知道他们为何而来，总是沏上清茶后，恭恭敬敬从画室取出这张《葫芦》挂于墙上，于是大伙儿就开始唉声叹气，啧啧连称，继而有大呼击案的，也有拍腿拍到别人腿上的，如此这般，如醉酒似的疯狂一阵，于是散去。过些日子，再如此这般来一遍。邹佩珠先生回忆说，隔日子长了没看这幅画，就像得了病似的，看完这幅画就像过足了鸦片瘾似的，精神头也足，人也兴高采烈了。我问：这幅画妙在哪里？她说她也问过李可染同样的问题。李可染就回答两个字：“绝了。”又问：为什么绝了？可染回答说：老人家画到这个岁数，糊涂了，连字都不会写了。当时写这个“九”字，就问可染：这个九字是往这边拐还是往那边拐啊？等到写“岁”字，怎么也记不起来，就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人糊涂了，只能画自己最熟悉的物件，当然也就是最简单的物件，那只能是葫芦，而不可能是别的如牡丹之类。即使是画了一辈子的东西，信手画来，还是因为神志恍惚而出错。点了黄颜色画葫芦，这没有错，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但用淡墨画叶子时恍惚了，画成了葫芦样子，而且居然从大葫芦留白的地方冒出两笔淡墨，好像这葫芦穿了个洞。等到用浓墨画藤时，又恍惚了，画着画着就勾成葫芦的样子了。但这都不要紧，老人完全是在糊涂状态下用本能在作画。这幅画最绝的是藤蔓，用笔用墨已经是天籁，是神在走，而不是手在走，笔墨中包孕的精气神完全超越了白石老人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一种修养在完全自由自在自为的状态下释放，一个中国画家只有到了这个境界才谈得上是“天爵”，与此相比，包括白石老人以前的作品，所有人的画都只能算是“人爵”。

那么，张仃又是如何成为这幅《葫芦》的收藏者的？这肯定是书画爱好者关心的问题，其中必有曲折动人的故事。遗憾的是，包括王鲁湘在内，已经没人能够解开这个谜。由于张仃的低调、沉默，加上当事人均已离世，此事将成为永远的秘密。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齐白石的知音、真弟子，张仃成为绝笔之作《葫芦》的收藏者，是顺理成章的，也是令人欣慰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

癸卯年春修订